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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
高科技领域的商业文化
在本源上与校园的创新文化一脉相承
就是对科技创新价值观的执著程度
甚至是宗教般的信仰
漠视“草根”，焉能不败！
硅谷模式几乎已经成为一本公认的创业教科书，创新的游戏规则和创业文化，极高的知识积累度，员工的高素质和高流动性，鼓励风险和宽容失败的氛围，与工业界密切结合的研究型大学，高质量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专业化的商业基础设施，开放的经营环境，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等等。然而追根究底，硅谷成功的根本秘密只有一个：那就是对高科技创新群体，或更准确地说是对以高科技IT为主的草根群体的支持！如果我们把高科技企业的历程分成五个阶段——创新期、成长期、成熟期早期、成熟期晚期和衰退期，那么硅谷把资源、网络、机制甚至文化的重心都放在了前两个阶段上。可以说，硅谷是高科技的育婴室和幼儿园。
模仿硅谷之错
而所有硅谷模式的模仿者和追随者，都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那就是把重心放在后面三个阶段！因为大中型企业都在后三个阶段之中。这个方向性的错误是绝大多数追随者失败的根源。所有效仿者都将重心倾斜到成熟的大公司，已经发展起来的技术和产品之上，人们更愿意锦上添花，坐享其成，给成功者添砖加瓦。他们更多地成了自己初期成功的牺牲品。
而中关村的成功就是依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一批富有活力的创业企业和无数不知名小公司的聚群，如今许多企业长大了，成了这里的大树，他们遮蔽了阳光、水分，使得新公司和小公司越来越难以存活，新陈代谢的活跃机制开始失效。中关村更多的开始成为一些大果树的果园，而不是育苗园了！中关村的发展已经发生方向性的转变，其资源不再重点为草根阶层和新兴力量服务，而主要是为成熟壮大的阶层和强势力量提供服务！
当房地产不断炒作提高创业门槛和创业成本，当所有的媒体都宁愿炒作几个大公司的鸡毛蒜皮而不关注新企业、小企业，当年复一年的表彰、评选和奖励都围绕这几张老面孔时，当中关村的高楼大厦不断崛起而准备成为又一个朝阳区工业区时，我们可以断定：作为硅谷追随者的中关村已经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关村只能是实现一次性喷涌的“死火山”。
钟情大企业之误
硅谷的成功不在于有英特尔、惠普和思科，而在于它年复一年不断地为这个产业，为整个世界提供新的公司、新的技术、新的产品。而英特尔、惠普、思科，只不过是创新的副产品而已。它们实际上不再是硅谷公司，它们只是硅谷的“儿子”。硅谷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辉煌，就在于它是中小企业的天堂。如果有一天，硅谷也成了大公司的乐园，那也就是硅谷辉煌消失之际。
而中关村呢？微软（中国）要搬家，媒体和有关部门大为惊动；联想重心倾向上海，令许多人大惊失色；新浪部分搬离中关村，也成为热点……这些事情都成为中关村格外敏感的事情，甚至到了过敏的程度。其实，只有平庸的资本，才会去追逐大公司；只有平庸的人才，才会滞留在大公司；只有平庸的企业，才努力依附于大公司；只有平庸的高科技园区，才会依靠取悦大公司！因为硅谷向世人证明了：英特尔、惠普、思科与其说是硅谷的公司，不如说是全球的公司。就像培养儿女一样，真正有眼光的父母应该鼓励他们大胆去闯荡，无论他们在哪里发展，他们都是自己的后代。大企业的进出不应该成为中关村关心的重点，中关村不该也不可能成为大企业的安乐窝，这是很正常的逻辑。
而对于中小企业的纷纷离去，我们却是如此麻木，如此漠不关心。而本来这才是中关村竞争力和价值的体现。真正的高科技园区应该积极鼓励大公司走出去，而不是留住他们！大公司需要的已经不是政策的优惠和政府的关怀和地方的扶持，这些资源应该更多地投给那些刚刚创办或没有创办的企业。给大公司最好的奖励，就是给它培养一个又一个竞争对手；给大公司最好的激励，就是赶他们出去，去经历更大的风浪。没有中关村中小企业的未来，就没有中关村的未来！中小企业才是中关村的生命之源！！
脱去校园本色的沉沦
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高科技领域的商业文化在本源上与校园的创新文化一脉相承，就是对科技创新价值观的执著程度，甚至是宗教般的信仰。以斯坦福大学为辐射源的硅谷创业文化不但征服了整个IT业，同时也征服了整个社会。斯坦福的校园文化是硅谷成功的灵魂，而反过来，硅谷的创业文化也不断改变并提升着斯坦福的校园文化，使斯坦福大学始终挺立在高科技产业的最前沿。两类文化彼此融合，彼此促进，成就了今天的硅谷奇迹。但是，纵览中关村的企业文化，却不能不让人大为失望。
20世纪80年代中，来自中科院、北大、清华等象牙塔的知识分子，身上携带着浓郁的校园文化，在中关村这条简朴的街上一下子占据了主导，成为新颖的主流文化。1993年3月，北京大学做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决定——将约600米长的南墙推倒，改建为商业街。与中关村融为一体，南墙进入了一个新时代。8年过去了，北大在出了一批股票价格坚挺的知名校办企业、并且产学研一体化初具规模的大背景下，又做出令人吃惊的决定：拆除商业街，恢复南墙。北大南门西侧所有店面都要在2001年7月20日以前搬走。这是一个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校园文化与中关村文化融合的最终失败！
这是十多年来中关村最令人惋惜的悲剧：中国传统官本位文化及庸俗的商人文化开始兴盛，逐渐占据主流并最终吞噬了创新文化。如今中关村与高等院校之间的文化围墙不但没有打破，反而越垒越高。校园文化再也不是优势文化。清华、北大、中科院等反而成为产业的旁观者，它们没能成为这场新技术革命的主角。如今，每一个走出校园、步入中关村的人，都不得不洗脱自己身上的校园文化，去迎合这些企业的另类文化。
企业文化与创新文化相互融合、彼此渗透的失败，是中关村技术创新衰弱的内在根源。这种文化的割裂（甚至对抗）是中关村最大的失败。其结果就是，经过多年发展，中关村企业是大了，但技术含量已经无可挽回地下降，而且企业越大，生存压力越大，也越是无力投入技术研发。于是，必然的故事发生了。王缉志、倪光南、王选先后被“逐”出企业，而且他们当年创造的技术，如今也无可挽回地在市场上衰弱了。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失败，也是企业本身的失败；这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更是这些企业乃至整个中国IT业的悲剧：中国IT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就像中关村企业的校园文化一样，被生生窒息。高科技园区如果没有机制作为保证，没有文化作为内涵，技术创新就只能是年复一年的美妙动听的口号。
而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些从中关村成长起来的大公司，比如联想、四通、方正、清华同方、北大青鸟等等在进入资本市场，获取大量宝贵资金之后，却最终失去了自我：民营企业的 “民营”特性不断弱化，越来越像国营企业； IT不再IT，失去了高科技领域最重要的专注，陷入无方向的多元化扩展和逐渐庸俗化的发展方向，失去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短短几年之间，这些中关村大企业越来越看不出它们的高科技特质，也看不出中关村的特色，它们沦为国内无数平庸的上市公司一个模样，与它们一起陷入另一种“同质化”竞争的泥沼之中！它们被上市所累，被上市所害，甚至将死于资金“富裕病”。
全球产业链外的游魂
一定会有人辩解：硅谷以50年持久弥新的技术创新活力赢得了高科技圣地的神话般地位，因此全球任何一个高科技园区虽然都以硅谷为榜样，但都不敢与硅谷相媲美。连中关村的政府官员也时时需要向媒体坦承：“中关村不是硅谷”。或许，中关村难敌硅谷，但是，却不应不比新竹。
新竹兴盛
这诸多硅谷的“克隆”版本中，台湾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无疑最为成功。虽然新竹不是以技术创新著称，但是它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从无到有，成功地以OEM和制造加工切入了全球IT产业链。如今，新竹已成为全球晶圆代工的重要基地，以及全球PC零组件和外设的主要生产地。目前，新竹的晶圆代工全球第一，集成电路设计世界第二，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全球第四，笔记本电脑产量全球第一。而几乎经历同样时间发展的中关村，不但没有在技术创新上有所积累，而且在制造和加工层面也没能真正切入全球产业链之中。（相关内容详见链接）
联想受困
在人们的心目中，中国IT业的象征非联想莫属。但今天的联想，在国内高端市场正在遭受戴尔等跨国公司的强烈侵蚀，低端遭受神舟电脑等地方品牌的打击。联想的PC业务，与戴尔、惠普等国际厂商的毛利率一样，都在20％～30%之间，缺乏足够的挤压空间。由于CPU、操作系统等核心组件占据成本的30％左右，成本高昂，被“抢”走了大部分毛利；加上大部分组件都是全球化采购的标准化产品，国外公司因为采购量大而基本抵消了国内制造成本的优势。因此，国内PC厂商与国外厂商相比，并没有任何显著的成本优势。如果要走出国门，昂贵的市场营销成本和运作成本，以及组件采购数量和价格的劣势，使得国内PC走出国外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因此，PC业这类典型的“高科技高成本”模式并不利于中国力量的爆发。所以，联想的国际化进展举步维艰。
华为展翅
但与此同时，以华为为代表的企业，在通讯设备和产品等高科技低成本领域，却已准备展翅飞翔。华为的国际化势头已经势不可挡，2003年海外收入超过10亿美元，占总收入的27％，几乎增长一倍！这些领域与传统IT业有着本质区别：国外原先领导市场的公司撑起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像思科公司高达70％毛利率的商业模式，为国内厂商的驰骋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在没有核心零组件被国外厂商控制的前提下，国内厂商的成本优势和低毛利率运作模式，将显示不可阻挡的竞争优势。难怪思科要对华为如此畏惧，因为对于如此巨大毛利空间的行业霸主来说，思科深深明白像华为这样来自中国的企业的真正杀伤力。这是一股在3－5年内足以震动思科利润格局的势不可挡的力量，这是一股在3－5年内足以震荡整个行业全球格局的颠覆性力量。华为需要的仅仅是前期起飞的一段艰难历程，也就是说，华为需要的仅仅是时间，不太长的时间。
而且完全可以相信，华为不是孤立的单兵作战，华为后面尾随的，将是一大批类似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他们将共同改变整个高科技产业的面貌，给全世界的繁荣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一向由少数垄断性巨头控制，并获取高额利润的高科技行业，将因为中国力量的崛起而一波波走向神坛，从而为造福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这就是中国力量未来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可惜，这些真正切入了全球产业链的中国力量，也基本与中关村无关！
相关链接：“村长”段永基诊断中关村
纵观全球的高科技园区，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都有非常优惠的税收政策，但中国没有这个政策，因此民间资本不可能进入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我认为这是制约中关村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致命问题”。 因为风险投资基金的进入、资本利得的税收和退出机制（二板市场甚至三板市场）是非常重要的条件。
金融体系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关系非常大。在这方面，台湾新竹就做得很突出。所以，这个体系现在不建立，光修路，盖房子，给归国人员的子女教育、住房优惠，就都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高科技是拿钱堆出来的，没有钱成功不了。
至于中关村未来的发展模式，关键是定位要准，是要像深圳那样“来料加工”，还是像上海浦东那样大规模的中外合资？抑或是外商投资制造业？
我同意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结论：中关村应该做“三个中心”。第一，就是做全中国创新技术中心；第二，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中心；第三，是高新技术人才、企业家的培育中心。
高科技领域的商业文化
在本源上与校园的创新文化一脉相承
就是对科技创新价值观的执著程度
甚至是宗教般的信仰
漠视“草根”，焉能不败！
硅谷模式几乎已经成为一本公认的创业教科书，创新的游戏规则和创业文化，极高的知识积累度，员工的高素质和高流动性，鼓励风险和宽容失败的氛围，与工业界密切结合的研究型大学，高质量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专业化的商业基础设施，开放的经营环境，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等等。然而追根究底，硅谷成功的根本秘密只有一个：那就是对高科技创新群体，或更准确地说是对以高科技IT为主的草根群体的支持！如果我们把高科技企业的历程分成五个阶段——创新期、成长期、成熟期早期、成熟期晚期和衰退期，那么硅谷把资源、网络、机制甚至文化的重心都放在了前两个阶段上。可以说，硅谷是高科技的育婴室和幼儿园。
模仿硅谷之错
而所有硅谷模式的模仿者和追随者，都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那就是把重心放在后面三个阶段！因为大中型企业都在后三个阶段之中。这个方向性的错误是绝大多数追随者失败的根源。所有效仿者都将重心倾斜到成熟的大公司，已经发展起来的技术和产品之上，人们更愿意锦上添花，坐享其成，给成功者添砖加瓦。他们更多地成了自己初期成功的牺牲品。
而中关村的成功就是依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一批富有活力的创业企业和无数不知名小公司的聚群，如今许多企业长大了，成了这里的大树，他们遮蔽了阳光、水分，使得新公司和小公司越来越难以存活，新陈代谢的活跃机制开始失效。中关村更多的开始成为一些大果树的果园，而不是育苗园了！中关村的发展已经发生方向性的转变，其资源不再重点为草根阶层和新兴力量服务，而主要是为成熟壮大的阶层和强势力量提供服务！
当房地产不断炒作提高创业门槛和创业成本，当所有的媒体都宁愿炒作几个大公司的鸡毛蒜皮而不关注新企业、小企业，当年复一年的表彰、评选和奖励都围绕这几张老面孔时，当中关村的高楼大厦不断崛起而准备成为又一个朝阳区工业区时，我们可以断定：作为硅谷追随者的中关村已经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关村只能是实现一次性喷涌的“死火山”。
钟情大企业之误
硅谷的成功不在于有英特尔、惠普和思科，而在于它年复一年不断地为这个产业，为整个世界提供新的公司、新的技术、新的产品。而英特尔、惠普、思科，只不过是创新的副产品而已。它们实际上不再是硅谷公司，它们只是硅谷的“儿子”。硅谷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辉煌，就在于它是中小企业的天堂。如果有一天，硅谷也成了大公司的乐园，那也就是硅谷辉煌消失之际。
而中关村呢？微软（中国）要搬家，媒体和有关部门大为惊动；联想重心倾向上海，令许多人大惊失色；新浪部分搬离中关村，也成为热点……这些事情都成为中关村格外敏感的事情，甚至到了过敏的程度。其实，只有平庸的资本，才会去追逐大公司；只有平庸的人才，才会滞留在大公司；只有平庸的企业，才努力依附于大公司；只有平庸的高科技园区，才会依靠取悦大公司！因为硅谷向世人证明了：英特尔、惠普、思科与其说是硅谷的公司，不如说是全球的公司。就像培养儿女一样，真正有眼光的父母应该鼓励他们大胆去闯荡，无论他们在哪里发展，他们都是自己的后代。大企业的进出不应该成为中关村关心的重点，中关村不该也不可能成为大企业的安乐窝，这是很正常的逻辑。
而对于中小企业的纷纷离去，我们却是如此麻木，如此漠不关心。而本来这才是中关村竞争力和价值的体现。真正的高科技园区应该积极鼓励大公司走出去，而不是留住他们！大公司需要的已经不是政策的优惠和政府的关怀和地方的扶持，这些资源应该更多地投给那些刚刚创办或没有创办的企业。给大公司最好的奖励，就是给它培养一个又一个竞争对手；给大公司最好的激励，就是赶他们出去，去经历更大的风浪。没有中关村中小企业的未来，就没有中关村的未来！中小企业才是中关村的生命之源！！
脱去校园本色的沉沦
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高科技领域的商业文化在本源上与校园的创新文化一脉相承，就是对科技创新价值观的执著程度，甚至是宗教般的信仰。以斯坦福大学为辐射源的硅谷创业文化不但征服了整个IT业，同时也征服了整个社会。斯坦福的校园文化是硅谷成功的灵魂，而反过来，硅谷的创业文化也不断改变并提升着斯坦福的校园文化，使斯坦福大学始终挺立在高科技产业的最前沿。两类文化彼此融合，彼此促进，成就了今天的硅谷奇迹。但是，纵览中关村的企业文化，却不能不让人大为失望。
20世纪80年代中，来自中科院、北大、清华等象牙塔的知识分子，身上携带着浓郁的校园文化，在中关村这条简朴的街上一下子占据了主导，成为新颖的主流文化。1993年3月，北京大学做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决定——将约600米长的南墙推倒，改建为商业街。与中关村融为一体，南墙进入了一个新时代。8年过去了，北大在出了一批股票价格坚挺的知名校办企业、并且产学研一体化初具规模的大背景下，又做出令人吃惊的决定：拆除商业街，恢复南墙。北大南门西侧所有店面都要在2001年7月20日以前搬走。这是一个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校园文化与中关村文化融合的最终失败！
这是十多年来中关村最令人惋惜的悲剧：中国传统官本位文化及庸俗的商人文化开始兴盛，逐渐占据主流并最终吞噬了创新文化。如今中关村与高等院校之间的文化围墙不但没有打破，反而越垒越高。校园文化再也不是优势文化。清华、北大、中科院等反而成为产业的旁观者，它们没能成为这场新技术革命的主角。如今，每一个走出校园、步入中关村的人，都不得不洗脱自己身上的校园文化，去迎合这些企业的另类文化。
企业文化与创新文化相互融合、彼此渗透的失败，是中关村技术创新衰弱的内在根源。这种文化的割裂（甚至对抗）是中关村最大的失败。其结果就是，经过多年发展，中关村企业是大了，但技术含量已经无可挽回地下降，而且企业越大，生存压力越大，也越是无力投入技术研发。于是，必然的故事发生了。王缉志、倪光南、王选先后被“逐”出企业，而且他们当年创造的技术，如今也无可挽回地在市场上衰弱了。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失败，也是企业本身的失败；这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更是这些企业乃至整个中国IT业的悲剧：中国IT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就像中关村企业的校园文化一样，被生生窒息。高科技园区如果没有机制作为保证，没有文化作为内涵，技术创新就只能是年复一年的美妙动听的口号。
而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些从中关村成长起来的大公司，比如联想、四通、方正、清华同方、北大青鸟等等在进入资本市场，获取大量宝贵资金之后，却最终失去了自我：民营企业的 “民营”特性不断弱化，越来越像国营企业； IT不再IT，失去了高科技领域最重要的专注，陷入无方向的多元化扩展和逐渐庸俗化的发展方向，失去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短短几年之间，这些中关村大企业越来越看不出它们的高科技特质，也看不出中关村的特色，它们沦为国内无数平庸的上市公司一个模样，与它们一起陷入另一种“同质化”竞争的泥沼之中！它们被上市所累，被上市所害，甚至将死于资金“富裕病”。
全球产业链外的游魂
一定会有人辩解：硅谷以50年持久弥新的技术创新活力赢得了高科技圣地的神话般地位，因此全球任何一个高科技园区虽然都以硅谷为榜样，但都不敢与硅谷相媲美。连中关村的政府官员也时时需要向媒体坦承：“中关村不是硅谷”。或许，中关村难敌硅谷，但是，却不应不比新竹。
新竹兴盛
这诸多硅谷的“克隆”版本中，台湾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无疑最为成功。虽然新竹不是以技术创新著称，但是它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从无到有，成功地以OEM和制造加工切入了全球IT产业链。如今，新竹已成为全球晶圆代工的重要基地，以及全球PC零组件和外设的主要生产地。目前，新竹的晶圆代工全球第一，集成电路设计世界第二，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全球第四，笔记本电脑产量全球第一。而几乎经历同样时间发展的中关村，不但没有在技术创新上有所积累，而且在制造和加工层面也没能真正切入全球产业链之中。（相关内容详见链接）
联想受困
在人们的心目中，中国IT业的象征非联想莫属。但今天的联想，在国内高端市场正在遭受戴尔等跨国公司的强烈侵蚀，低端遭受神舟电脑等地方品牌的打击。联想的PC业务，与戴尔、惠普等国际厂商的毛利率一样，都在20％～30%之间，缺乏足够的挤压空间。由于CPU、操作系统等核心组件占据成本的30％左右，成本高昂，被“抢”走了大部分毛利；加上大部分组件都是全球化采购的标准化产品，国外公司因为采购量大而基本抵消了国内制造成本的优势。因此，国内PC厂商与国外厂商相比，并没有任何显著的成本优势。如果要走出国门，昂贵的市场营销成本和运作成本，以及组件采购数量和价格的劣势，使得国内PC走出国外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因此，PC业这类典型的“高科技高成本”模式并不利于中国力量的爆发。所以，联想的国际化进展举步维艰。
华为展翅
但与此同时，以华为为代表的企业，在通讯设备和产品等高科技低成本领域，却已准备展翅飞翔。华为的国际化势头已经势不可挡，2003年海外收入超过10亿美元，占总收入的27％，几乎增长一倍！这些领域与传统IT业有着本质区别：国外原先领导市场的公司撑起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像思科公司高达70％毛利率的商业模式，为国内厂商的驰骋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在没有核心零组件被国外厂商控制的前提下，国内厂商的成本优势和低毛利率运作模式，将显示不可阻挡的竞争优势。难怪思科要对华为如此畏惧，因为对于如此巨大毛利空间的行业霸主来说，思科深深明白像华为这样来自中国的企业的真正杀伤力。这是一股在3－5年内足以震动思科利润格局的势不可挡的力量，这是一股在3－5年内足以震荡整个行业全球格局的颠覆性力量。华为需要的仅仅是前期起飞的一段艰难历程，也就是说，华为需要的仅仅是时间，不太长的时间。
而且完全可以相信，华为不是孤立的单兵作战，华为后面尾随的，将是一大批类似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他们将共同改变整个高科技产业的面貌，给全世界的繁荣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一向由少数垄断性巨头控制，并获取高额利润的高科技行业，将因为中国力量的崛起而一波波走向神坛，从而为造福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这就是中国力量未来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可惜，这些真正切入了全球产业链的中国力量，也基本与中关村无关！
相关链接：“村长”段永基诊断中关村
纵观全球的高科技园区，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都有非常优惠的税收政策，但中国没有这个政策，因此民间资本不可能进入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我认为这是制约中关村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致命问题”。 因为风险投资基金的进入、资本利得的税收和退出机制（二板市场甚至三板市场）是非常重要的条件。
金融体系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关系非常大。在这方面，台湾新竹就做得很突出。所以，这个体系现在不建立，光修路，盖房子，给归国人员的子女教育、住房优惠，就都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高科技是拿钱堆出来的，没有钱成功不了。
至于中关村未来的发展模式，关键是定位要准，是要像深圳那样“来料加工”，还是像上海浦东那样大规模的中外合资？抑或是外商投资制造业？
我同意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结论：中关村应该做“三个中心”。第一，就是做全中国创新技术中心；第二，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中心；第三，是高新技术人才、企业家的培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