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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新源。
新疆伊宁一个偏远的小县城。
在北京的七年间，我的又一次惊心而又刻骨的采访，就发生在这里……
“我马上关你这个小记者!”
2006年6月7日，为了解一宗有关单位数名女职工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情况，我从北京来到新疆新源。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跑到我们这儿来找碴!你知道后果吗?快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我得先查一下你的身份!告诉你，我们这是监狱，是国家的特殊单位，你以为你想来就来?”当日下午3时刚过，我正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市新源县监狱农场办公大楼二层办公室里。在这普通的悬挂有“纪委办公室”字样的房间里，面前这位中等身材、身着警服的县级监狱农场纪委书记一边双手拍着桌子，一边唾沫四溅地冲着我叫喊着。
在我刚进门时，对方那种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样子，已令人不舒服，现在见他用这样强硬的态度责问我，我自然不可能再沉默了。但是，理智让我尽量用平和的语气回答道：“我早向丁科长(陪同我一起进来的政治处的丁科长)声明过，尽管我现在没有在新闻单位工作，不是新闻记者，但我是一位作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公民，我是受农场那些女职工的委托过来了解他们上访的有关情况，值得你这样大发雷霆吗?你为何这样指责我呢?”
“你还不老实?你就是假记者……”我马上追问：“现在丁科长还在这里，我并没有冒称哪位新闻单位来采访呀?我怎么又成为假记者了?”
这位书记见状更火了!只见他用拳头又击了一下桌子冲我怒吼道：“你现在马上回答我的问话!你不能狡辩!快说，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快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我得先查清你这种人的真实身份!”
“你凭什么要查我的身份证?你有这个权利吗?”对方的狂妄令我有些忍无可忍，我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据理力争。他显然没有料到我敢这样反驳他，当即气得满脸通红，伸着两根指头，指着我叫道：“好!好!你有种，我看你有种……”说着说着，他气呼呼地抓起办公桌上的电话，冲着话筒叫了一声：“保卫科吗?你们马上过来一下，还有，叫上某某……”
几分钟后，一位上身着黑色T恤、下穿警裤的中年男子带着两位健壮的青年人急急地走了进来。他们围着我看了看，那位中年人问道：“你到底是做什么?来这儿有什么目的吗?”我很客气地告诉了此行的目的，然后静静地坐着不动。这位书记挥着我的证件说：“他自称是北京的作家，来过问我们场里那些女职工的事，我们得查实下他的真实身份……”中年人接过证件，指着上面我的照片与我认真核实了一下，然后问：“这是你的会员证?”我点了点头。这时丁科长插话说“他以前还真是一位记者，还写过两本书，都在这儿……”
中年人翻看着我的书，见上面有我的照片，也有我的简介，抬头不时地对照着面前的我，然后问道：“这两本书都是你写出来的?看来还真是位作家呀……”中年人的口气明显软和了许多……那两位男子倒也没有强行查看，只是站在一边看着我。叫嚣的书记见我不买他的账，更加恼怒了，唾沫飞溅地指着我叫道：“你信不信，我马上叫人把你关起来!”最后，还是那位中年人小声地把他劝了出去。
这位书记悻悻地离开办公室后，又转身把其中一个青年人叫了出去。当我几次提出想见一见领导，以便了解有关情况时，中年人有些不高兴地说：我们领导都不在，请你不要问这个事了，并表示让我赶快离开。当然，在我的要求下，对方还是把我的那两本书及会员证还给了我。
我和带路的老秦(事前轰被出来一直在大楼前等候)走出办公大楼后，就直接来到了前面不远的李仁林家中。在我们赶路的时候，我看到两个从大楼出来的陌生人一直跟在我们身后。
新源监狱原“五七”农场的妇女职工，共有120多人。1962年月，新源县成立了“新源公安农场”，同年的3月26日，来自附近几家农场及全国多个省市的妇女开始参加该农场的建设。这些妇女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泪汪汪地哭诉：她们是响应党中央支援边疆的号召来到这儿的，那时她们正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没想到，在这儿苦干了二十多年，却被现在的监狱领导一脚踢开，不管了。而附近的其他农场中，与他们同时工作的女职工们都有最起码的劳保医疗等福利，只有这家新源监狱的领导对他们这百多号人的生活、养老和最起码的福利都置之不理……
我被便衣刑警押上警车
我看看时间已接近下午4时，赶紧向他们告别，并让出租司机送我去巩留。
谁知，就在我们上车后快要靠近新源监狱农场的大门口时，一直警惕性很高的我，突然发现前面大门口处，有几位身着警服的人正朝着我们这边指指点点，那门口的保安探出头来，朝我们这儿探望。在我们车的前面刚好有一辆车子过去，抬起的栏杆放行后，赶紧又压下来，将出口拦住，像一只拦路虎挡住了我们所坐的车子。紧接着，一位身着警服但没有挂警衔的小保安和两位身着警服戴着警衔但没有戴警帽的警察，威风凛凛地冲上前来，对我们叫道：“车上的人全都出来，快点!”
我们只得下车。这时，我从保安进口处看到一辆挂着警车牌号的吉普车停到门外，门口那两位警察赶紧迎了上去。从车上下来两位身着便衣的年轻人，其中一个年约三十岁，小眼睛，鹰钩鼻，身材结实健壮。他们在门卫室里商量了一阵后冲我们走来。那鹰钩鼻子走到我面前停下来，虎视眈眈地盯着我看了半天。直到后面又开来了一辆挂着警牌的黑色桑塔纳轿车，他才转过身去。我一看，车里正坐着那位对我威胁过的纪委书记。
十多分钟后，闻讯赶来的王淑梅和李仁林等人见对方拦着我们不让走，就上前与他们交涉。大概因为都是一个农场的人，再说他们的家属和子女都在这里工作，对方也不敢怎么样。那小保安还客气地称王淑梅“阿姨”，一边小心地说：“我也知道这几个人是你们的朋友，但没有办法，我只是个看门的，有领导指令我们这样做，我只是执行命令……”
王淑梅还要对我说什么，但马上被那位中年警官叫开了。张红秀似乎看出了我的忧虑，连忙递给我一瓶矿泉水，安慰我说：“老弟，你不要怕，现在都是讲法律的年代，他们好歹还属于公安系统的呢，我就不相信他们敢执法犯法……”
正在我一边小心观察四周，一边思忖如何出门时，从小卖部方向传来一阵响声，只见一个保安嘴里叼着香烟从那里路过，那里杂草丛生，路过时踩着杂草发出的声音。顺望过去我才发现，杂草深处、那用枯黄的麦秸杆等杂物围起来的小棚，是一个临时厕所。我一下子有了主意。我悄悄地告诉张红秀和老秦：我决定以上厕为名从那边溜掉。当时我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想为难我，如果我溜之大吉的话，他们也许不再会为难张红秀他们。我还一再提醒他们，相机和采访材料一定要保管好，等我出去后，电话联系。聪明的张红秀大姐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赶紧点头称好。
我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朝门卫室看了看，一位警察和两位保安正在那里边抽烟边高谈阔论，除了不时出来看看， 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一回事。也许他们认为，在这庄稼纵横，人烟稀少，出门都得用车的偏僻地方，谁也不敢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溜走。
我拎着沉重的采访包，装着不经意的样子朝东南边走去，那警惕性很高的小保安赶紧跑了出来，看到我钻入了厕所，才慢悠悠的离开。我钻入那恶臭扑鼻，苍蝇横飞的厕所里，从缝隙间看到那小保安又回到门卫室后，急忙踩着那根本无路可走的杂草向东南方向快步离去。
在无人的黄昏，郊野四处充满恐惧，这时我只能打电话向张红秀大姐求助了。接通电话后，张红秀告诉我：那几个人还没有出来，但保安和守门的警察已经发现我不见了，正在四处寻找我。她叫我最好不要乱动，就躲在那里不要出来。同时她告诉我，她已将情况告诉了她的妹妹和两位当地朋友。接着，她小声地告诉我，她刚才告诉王淑梅和李仁林他们，让他们找到一辆农场里的出租车过来接我……并告知我车牌号和司机的手机号码。随后电话就急急地挂掉了。
5分钟后，我的手机又响了，我一看，是本地的一个陌生电话，一问，果然是那位司机。对方急急问我在哪个方向，我迟疑了一下，还是告诉了他大致方位。随后，一辆面包车悄悄向我这边开来。我跃到溪流的对岸，闪到一棵白杨树后面，却意外地发现，那辆陈旧的白色面包车里竟坐着那位在门口拦截我们的小保安和两个男子。见行踪已完全暴露，我知道再跑也没有用了，因为前面除了一个小村庄，四周就全是蜿蜒起伏的山脉了。我干脆放慢了步子，直往村子里走去。车子在后面追赶着，我故意插着小路往那些民居里钻来钻去。我的身后面，不时传来他们气急败坏地高叫：“站住!站住!快来人抓住他!”。
随着两声紧急的刹车声，车子一前一后停在我的身后。“你还敢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我一下火了，转过身来，冲着那几个人大声喊道：“我到底犯了什么法?你们凭什么这样追赶我?”那位随后跳下车的警察倒没为难我，只是让我上车，还说这是领导的指令。两辆车押着我很快就到了农场门口，我一下车就看到，那位身着警服没戴警帽的纪委书记正在警车旁边与两位陌生人四处张望。看到我从车上走出来，不由喜上眉梢。刚才那位“鹰钩鼻子”马上带着几个人围了过来。他很显然对我企图溜走很生气，冲到我面前大声喝道：“你马上把手机给我交出来!”他不由分说地强行搜查我的身上，并一把夺过我的手机，放在自己的衣袋里，然后又让另一个人夺过去我的采访包。我见状，从张红秀手中要过手机，又一次想拨打110，那“鹰钩鼻子”眼疾手快地又将手机抢了过去，对我怒喝了几句。我当然不服，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大声质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你凭什么限定我们的人身自由，我要告你们!”对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冷嘲热讽道：“我们是刑警队的，你打110也没有用，告诉你，我就是110！你给我老实待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我正要质问，那位阴沉着脸一直没有吭声的纪委书记在后面叫道：“不要理他们了，在这里我们就是法律!”
随后，我和老秦先后被推上了那辆日本吉普车，张红秀和那位无辜的出租车司机则被推上了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鹰钩鼻子”、那位年轻人与这位纪委书记告别后，坐在我的前面，向新源驶去。
从警察局出来的我更为张红秀他们担忧
车子行了一个多小时后，到达了新源公安局。随后我们就被分开问讯。我则被带到楼下左面一个空房中。一位身着便服的年轻民警让我坐到里面，就开始询问我为何事到了这里。我将情况如实告知。
对方仔细地听了我半小时的反映，查看了我的身份证和“中国报告文学作家协会会员证”，同时也很好奇地翻看我的书。这位领导显然也被我的诉说打动，他一边认真地翻着材料，一边又问：“那新源公安农场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是不是给你钱了?”我激动地说：“他们那百多名老年妇女平时连生活都很困难，哪还有钱给我呢?“领导同志，我认为我今天的行为没有任何违法之处，因为任何一个公民都有知情权，我只不过是出于对那些女职工的同情，受人之托前往了解情况；我并没有虚构任何新闻单位的身份，更没有收受他人钱财……”
这位张姓领导看到面前那些文字的证据，听完我的反映后，脸色更加和蔼。安慰我说：“我们这也是依法办事，希望你能够理解，不管如何，我们尊重事实。只要这事调查清楚了，谁也不会再为难你。”
夜里10时40分，张警官和那位带我来的“鹰钩鼻子”又来到办公室，他们告诉我：我的问题全部调查清楚，我并没有违法的行为，现在可以离开了。但有关我的身份证和会员证的真假，他们明天再核实。我急忙问道：“请问张红秀和那两位呢?他们是不是与我一起走?”对方回答说：“张红秀涉嫌伪造国家公文和公章，我们还在继续对她进行审问，她肯定走不了。”见我还要问，“鹰钩鼻子”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我们已与自治区的有关人员联系过，他们根本就没有出示过那样一份上访回执，我们怀疑是假的，当然，我们还得对那上面的公章做鉴定……”我一听，不由倒吸一口冷气。不过是一个上访回执信，值得去做假吗?
我在住处旁边一家旅馆住下，一觉睡到大天亮。打车赶到公安局时，正好是上午9点整。公安局的马警官见到我后，让我先在楼上的办公室坐坐。随后李警官进来告诉我：他们已查证了我的身份。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又问道：“请问张红秀怎么样了?你们说那上访回执的公文有假，查出结果了吗?”这时，“鹰钩鼻子”急匆匆地在门口探过头来阻止我，说：“你不要问这么多了!告诉你，她肯定有问题。是真是假，我们先得对那些东西作鉴定……这不关你的事了……”李警官也告诉我：“新源公安农场的领导认为自治区人大上访回执的那公文和公章有假，所以我们还在进一步的查实，是真是假，可能得一周时间；也不排除是那里的人擅自写好给他们的，如果没有问题，我们肯定会让她出去的。”
我又问道：“出租车司机和老秦呢?他们何时才能出去?”“鹰钩鼻子”不高兴地回答说：“他们和张红秀是一伙的，我们得认真审查。”我有些不服气，责问道：“他们一个是出租车司机，一个只是朋友，是陪同我来的，你们还是放他们出来吧?”“鹰钩鼻子”不耐烦地朝我挥了挥手，让我快点走开。无奈之余，我只好提出我还有一些东西放在出租车后备箱里头，要求带走。“鹰钩鼻子”只好叫了出租车司机。那位年轻司机今年才25岁，是伊宁市人。一路上，这位老实的小伙子尽职尽责，毫无怨言。现在见他受到牵连，我深为内疚。脸色蜡黄的司机看到我获得自由了，不由露出意外的神情。我问他看到张红秀和老秦没有?他小声地说：张红秀在楼上，半夜里听到她哭叫……老秦在另一个房间；他昨夜一夜没有睡，接受审讯，不知何时才能出去……我连忙安慰他，并许诺一定会想办法让他早点出去，同时叫他捎信给张红秀和老秦，叫他们不要害怕。
女民工张红秀的黑色遭遇
我从西安转道回北京的第二天，也就是2006年6月 11日，“鹰钩鼻子”又打来电话，催促我写证明。但我却思虑他为何要这样做，难道他们想以此置张红秀于牢狱之中?
后来我获知，2006年6月6日晚上，那位无辜的司机终于被放了出来；第四天，被关押了近五天的老秦也被放了出来，他当即打电话告诉我：“张红秀被他们打伤了，你们快想办法救救她吧……”与此同时，张红秀的丈夫在别人的帮助下，几次打电话向我哭求。几天后，我又获知，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张红秀第二天早上就被送到伊宁看守所，老秦和其家人曾先后前去探过监，都了解到张被打伤的确切消息。
2006年6月底，张红秀用特快专递给我写来她在新源县公安局刑警队被马军等人打伤的全过程。她还随信附上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2006年7月26日出具的一份出院诊断证明书，上面写道：脑震荡；盆腔积液。2006年7月17日医院出具的CT诊断报告上写着：右侧额顶部颅骨线形骨折。
2006年12月初，我特意就张红秀的遭遇采访了我国著名刑学专家、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张泗汉，他在认真查看了有关病历和材料后指出张红秀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是新源有关司法部门在渎职。本来，对于公安局的违法乱纪行为，作为监督部门的检察院理应对此立案，只要司法介入，刑讯逼供的事情马上就会真相大白。但新源公安局和检察院拒绝当事人合法做鉴定，是一种渎职行为。其实这也就证明了公安局存在刑讯逼供的非法行为。张教授还特别指出：新源公安局加在张红秀身上的涉嫌为造国家公文罪和诈骗罪都是根本无法成立的，因为至今半年时间过去了，新源警方没有对有关公文进行鉴定，连那份文件的真假都没有搞清楚，其中名堂很多。警方以张红秀诈骗了新源公安农场退休职工李仁林等人的1万元钱，也不成立。因为，张并没有虚构事实，没有隐瞒真相，没有使用权当事人误以为当真，警方仪以张所请过去的对此进行调查的石野不是记者身份是以作家身份，以此为由指其隐瞒事实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石野前往实地对此进行了调查，并准备对此进行揭露，至于他是以记者身份还是以报告文学作家身份，还是以公普通公民身份对有关真相进行调查，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其次，张红秀向李仁林借钱是还农民工工资，只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一种行为，更何况被借方李仁林一直认为张并非欺骗她，借钱是真，帮助他们找人来对农场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也是真。
张红秀完全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新源公安局的刑讯逼供行为，要求其对她的错误立案行为作撤案处理，并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对此造成的各种损失进行有关赔偿。据悉，张红秀已经对自己在公安局遭打一事向当地司法部门提起诉讼。
(石野：出生于湖北大冶农村，做过农民、下过矿井、当过保镖、在中国海军陆战队服过兵役。曾在《南方都市报》等多家中央、省级报纸的任首席记者、采访部主任、机动记者部主任等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被多家传媒称为“中国第一卧底记者…‘打虎记者”。其卧底历险的传奇经历曾被《知音》、《家庭》等多家畅销报刊及网站报道。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数十家电视名牌栏目对其进行过专访。)
新疆伊宁一个偏远的小县城。
在北京的七年间，我的又一次惊心而又刻骨的采访，就发生在这里……
“我马上关你这个小记者!”
2006年6月7日，为了解一宗有关单位数名女职工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情况，我从北京来到新疆新源。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跑到我们这儿来找碴!你知道后果吗?快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我得先查一下你的身份!告诉你，我们这是监狱，是国家的特殊单位，你以为你想来就来?”当日下午3时刚过，我正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市新源县监狱农场办公大楼二层办公室里。在这普通的悬挂有“纪委办公室”字样的房间里，面前这位中等身材、身着警服的县级监狱农场纪委书记一边双手拍着桌子，一边唾沫四溅地冲着我叫喊着。
在我刚进门时，对方那种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样子，已令人不舒服，现在见他用这样强硬的态度责问我，我自然不可能再沉默了。但是，理智让我尽量用平和的语气回答道：“我早向丁科长(陪同我一起进来的政治处的丁科长)声明过，尽管我现在没有在新闻单位工作，不是新闻记者，但我是一位作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公民，我是受农场那些女职工的委托过来了解他们上访的有关情况，值得你这样大发雷霆吗?你为何这样指责我呢?”
“你还不老实?你就是假记者……”我马上追问：“现在丁科长还在这里，我并没有冒称哪位新闻单位来采访呀?我怎么又成为假记者了?”
这位书记见状更火了!只见他用拳头又击了一下桌子冲我怒吼道：“你现在马上回答我的问话!你不能狡辩!快说，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快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我得先查清你这种人的真实身份!”
“你凭什么要查我的身份证?你有这个权利吗?”对方的狂妄令我有些忍无可忍，我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据理力争。他显然没有料到我敢这样反驳他，当即气得满脸通红，伸着两根指头，指着我叫道：“好!好!你有种，我看你有种……”说着说着，他气呼呼地抓起办公桌上的电话，冲着话筒叫了一声：“保卫科吗?你们马上过来一下，还有，叫上某某……”
几分钟后，一位上身着黑色T恤、下穿警裤的中年男子带着两位健壮的青年人急急地走了进来。他们围着我看了看，那位中年人问道：“你到底是做什么?来这儿有什么目的吗?”我很客气地告诉了此行的目的，然后静静地坐着不动。这位书记挥着我的证件说：“他自称是北京的作家，来过问我们场里那些女职工的事，我们得查实下他的真实身份……”中年人接过证件，指着上面我的照片与我认真核实了一下，然后问：“这是你的会员证?”我点了点头。这时丁科长插话说“他以前还真是一位记者，还写过两本书，都在这儿……”
中年人翻看着我的书，见上面有我的照片，也有我的简介，抬头不时地对照着面前的我，然后问道：“这两本书都是你写出来的?看来还真是位作家呀……”中年人的口气明显软和了许多……那两位男子倒也没有强行查看，只是站在一边看着我。叫嚣的书记见我不买他的账，更加恼怒了，唾沫飞溅地指着我叫道：“你信不信，我马上叫人把你关起来!”最后，还是那位中年人小声地把他劝了出去。
这位书记悻悻地离开办公室后，又转身把其中一个青年人叫了出去。当我几次提出想见一见领导，以便了解有关情况时，中年人有些不高兴地说：我们领导都不在，请你不要问这个事了，并表示让我赶快离开。当然，在我的要求下，对方还是把我的那两本书及会员证还给了我。
我和带路的老秦(事前轰被出来一直在大楼前等候)走出办公大楼后，就直接来到了前面不远的李仁林家中。在我们赶路的时候，我看到两个从大楼出来的陌生人一直跟在我们身后。
新源监狱原“五七”农场的妇女职工，共有120多人。1962年月，新源县成立了“新源公安农场”，同年的3月26日，来自附近几家农场及全国多个省市的妇女开始参加该农场的建设。这些妇女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泪汪汪地哭诉：她们是响应党中央支援边疆的号召来到这儿的，那时她们正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没想到，在这儿苦干了二十多年，却被现在的监狱领导一脚踢开，不管了。而附近的其他农场中，与他们同时工作的女职工们都有最起码的劳保医疗等福利，只有这家新源监狱的领导对他们这百多号人的生活、养老和最起码的福利都置之不理……
我被便衣刑警押上警车
我看看时间已接近下午4时，赶紧向他们告别，并让出租司机送我去巩留。
谁知，就在我们上车后快要靠近新源监狱农场的大门口时，一直警惕性很高的我，突然发现前面大门口处，有几位身着警服的人正朝着我们这边指指点点，那门口的保安探出头来，朝我们这儿探望。在我们车的前面刚好有一辆车子过去，抬起的栏杆放行后，赶紧又压下来，将出口拦住，像一只拦路虎挡住了我们所坐的车子。紧接着，一位身着警服但没有挂警衔的小保安和两位身着警服戴着警衔但没有戴警帽的警察，威风凛凛地冲上前来，对我们叫道：“车上的人全都出来，快点!”
我们只得下车。这时，我从保安进口处看到一辆挂着警车牌号的吉普车停到门外，门口那两位警察赶紧迎了上去。从车上下来两位身着便衣的年轻人，其中一个年约三十岁，小眼睛，鹰钩鼻，身材结实健壮。他们在门卫室里商量了一阵后冲我们走来。那鹰钩鼻子走到我面前停下来，虎视眈眈地盯着我看了半天。直到后面又开来了一辆挂着警牌的黑色桑塔纳轿车，他才转过身去。我一看，车里正坐着那位对我威胁过的纪委书记。
十多分钟后，闻讯赶来的王淑梅和李仁林等人见对方拦着我们不让走，就上前与他们交涉。大概因为都是一个农场的人，再说他们的家属和子女都在这里工作，对方也不敢怎么样。那小保安还客气地称王淑梅“阿姨”，一边小心地说：“我也知道这几个人是你们的朋友，但没有办法，我只是个看门的，有领导指令我们这样做，我只是执行命令……”
王淑梅还要对我说什么，但马上被那位中年警官叫开了。张红秀似乎看出了我的忧虑，连忙递给我一瓶矿泉水，安慰我说：“老弟，你不要怕，现在都是讲法律的年代，他们好歹还属于公安系统的呢，我就不相信他们敢执法犯法……”
正在我一边小心观察四周，一边思忖如何出门时，从小卖部方向传来一阵响声，只见一个保安嘴里叼着香烟从那里路过，那里杂草丛生，路过时踩着杂草发出的声音。顺望过去我才发现，杂草深处、那用枯黄的麦秸杆等杂物围起来的小棚，是一个临时厕所。我一下子有了主意。我悄悄地告诉张红秀和老秦：我决定以上厕为名从那边溜掉。当时我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想为难我，如果我溜之大吉的话，他们也许不再会为难张红秀他们。我还一再提醒他们，相机和采访材料一定要保管好，等我出去后，电话联系。聪明的张红秀大姐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赶紧点头称好。
我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朝门卫室看了看，一位警察和两位保安正在那里边抽烟边高谈阔论，除了不时出来看看， 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一回事。也许他们认为，在这庄稼纵横，人烟稀少，出门都得用车的偏僻地方，谁也不敢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溜走。
我拎着沉重的采访包，装着不经意的样子朝东南边走去，那警惕性很高的小保安赶紧跑了出来，看到我钻入了厕所，才慢悠悠的离开。我钻入那恶臭扑鼻，苍蝇横飞的厕所里，从缝隙间看到那小保安又回到门卫室后，急忙踩着那根本无路可走的杂草向东南方向快步离去。
在无人的黄昏，郊野四处充满恐惧，这时我只能打电话向张红秀大姐求助了。接通电话后，张红秀告诉我：那几个人还没有出来，但保安和守门的警察已经发现我不见了，正在四处寻找我。她叫我最好不要乱动，就躲在那里不要出来。同时她告诉我，她已将情况告诉了她的妹妹和两位当地朋友。接着，她小声地告诉我，她刚才告诉王淑梅和李仁林他们，让他们找到一辆农场里的出租车过来接我……并告知我车牌号和司机的手机号码。随后电话就急急地挂掉了。
5分钟后，我的手机又响了，我一看，是本地的一个陌生电话，一问，果然是那位司机。对方急急问我在哪个方向，我迟疑了一下，还是告诉了他大致方位。随后，一辆面包车悄悄向我这边开来。我跃到溪流的对岸，闪到一棵白杨树后面，却意外地发现，那辆陈旧的白色面包车里竟坐着那位在门口拦截我们的小保安和两个男子。见行踪已完全暴露，我知道再跑也没有用了，因为前面除了一个小村庄，四周就全是蜿蜒起伏的山脉了。我干脆放慢了步子，直往村子里走去。车子在后面追赶着，我故意插着小路往那些民居里钻来钻去。我的身后面，不时传来他们气急败坏地高叫：“站住!站住!快来人抓住他!”。
随着两声紧急的刹车声，车子一前一后停在我的身后。“你还敢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我一下火了，转过身来，冲着那几个人大声喊道：“我到底犯了什么法?你们凭什么这样追赶我?”那位随后跳下车的警察倒没为难我，只是让我上车，还说这是领导的指令。两辆车押着我很快就到了农场门口，我一下车就看到，那位身着警服没戴警帽的纪委书记正在警车旁边与两位陌生人四处张望。看到我从车上走出来，不由喜上眉梢。刚才那位“鹰钩鼻子”马上带着几个人围了过来。他很显然对我企图溜走很生气，冲到我面前大声喝道：“你马上把手机给我交出来!”他不由分说地强行搜查我的身上，并一把夺过我的手机，放在自己的衣袋里，然后又让另一个人夺过去我的采访包。我见状，从张红秀手中要过手机，又一次想拨打110，那“鹰钩鼻子”眼疾手快地又将手机抢了过去，对我怒喝了几句。我当然不服，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大声质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你凭什么限定我们的人身自由，我要告你们!”对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冷嘲热讽道：“我们是刑警队的，你打110也没有用，告诉你，我就是110！你给我老实待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我正要质问，那位阴沉着脸一直没有吭声的纪委书记在后面叫道：“不要理他们了，在这里我们就是法律!”
随后，我和老秦先后被推上了那辆日本吉普车，张红秀和那位无辜的出租车司机则被推上了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鹰钩鼻子”、那位年轻人与这位纪委书记告别后，坐在我的前面，向新源驶去。
从警察局出来的我更为张红秀他们担忧
车子行了一个多小时后，到达了新源公安局。随后我们就被分开问讯。我则被带到楼下左面一个空房中。一位身着便服的年轻民警让我坐到里面，就开始询问我为何事到了这里。我将情况如实告知。
对方仔细地听了我半小时的反映，查看了我的身份证和“中国报告文学作家协会会员证”，同时也很好奇地翻看我的书。这位领导显然也被我的诉说打动，他一边认真地翻着材料，一边又问：“那新源公安农场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是不是给你钱了?”我激动地说：“他们那百多名老年妇女平时连生活都很困难，哪还有钱给我呢?“领导同志，我认为我今天的行为没有任何违法之处，因为任何一个公民都有知情权，我只不过是出于对那些女职工的同情，受人之托前往了解情况；我并没有虚构任何新闻单位的身份，更没有收受他人钱财……”
这位张姓领导看到面前那些文字的证据，听完我的反映后，脸色更加和蔼。安慰我说：“我们这也是依法办事，希望你能够理解，不管如何，我们尊重事实。只要这事调查清楚了，谁也不会再为难你。”
夜里10时40分，张警官和那位带我来的“鹰钩鼻子”又来到办公室，他们告诉我：我的问题全部调查清楚，我并没有违法的行为，现在可以离开了。但有关我的身份证和会员证的真假，他们明天再核实。我急忙问道：“请问张红秀和那两位呢?他们是不是与我一起走?”对方回答说：“张红秀涉嫌伪造国家公文和公章，我们还在继续对她进行审问，她肯定走不了。”见我还要问，“鹰钩鼻子”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我们已与自治区的有关人员联系过，他们根本就没有出示过那样一份上访回执，我们怀疑是假的，当然，我们还得对那上面的公章做鉴定……”我一听，不由倒吸一口冷气。不过是一个上访回执信，值得去做假吗?
我在住处旁边一家旅馆住下，一觉睡到大天亮。打车赶到公安局时，正好是上午9点整。公安局的马警官见到我后，让我先在楼上的办公室坐坐。随后李警官进来告诉我：他们已查证了我的身份。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又问道：“请问张红秀怎么样了?你们说那上访回执的公文有假，查出结果了吗?”这时，“鹰钩鼻子”急匆匆地在门口探过头来阻止我，说：“你不要问这么多了!告诉你，她肯定有问题。是真是假，我们先得对那些东西作鉴定……这不关你的事了……”李警官也告诉我：“新源公安农场的领导认为自治区人大上访回执的那公文和公章有假，所以我们还在进一步的查实，是真是假，可能得一周时间；也不排除是那里的人擅自写好给他们的，如果没有问题，我们肯定会让她出去的。”
我又问道：“出租车司机和老秦呢?他们何时才能出去?”“鹰钩鼻子”不高兴地回答说：“他们和张红秀是一伙的，我们得认真审查。”我有些不服气，责问道：“他们一个是出租车司机，一个只是朋友，是陪同我来的，你们还是放他们出来吧?”“鹰钩鼻子”不耐烦地朝我挥了挥手，让我快点走开。无奈之余，我只好提出我还有一些东西放在出租车后备箱里头，要求带走。“鹰钩鼻子”只好叫了出租车司机。那位年轻司机今年才25岁，是伊宁市人。一路上，这位老实的小伙子尽职尽责，毫无怨言。现在见他受到牵连，我深为内疚。脸色蜡黄的司机看到我获得自由了，不由露出意外的神情。我问他看到张红秀和老秦没有?他小声地说：张红秀在楼上，半夜里听到她哭叫……老秦在另一个房间；他昨夜一夜没有睡，接受审讯，不知何时才能出去……我连忙安慰他，并许诺一定会想办法让他早点出去，同时叫他捎信给张红秀和老秦，叫他们不要害怕。
女民工张红秀的黑色遭遇
我从西安转道回北京的第二天，也就是2006年6月 11日，“鹰钩鼻子”又打来电话，催促我写证明。但我却思虑他为何要这样做，难道他们想以此置张红秀于牢狱之中?
后来我获知，2006年6月6日晚上，那位无辜的司机终于被放了出来；第四天，被关押了近五天的老秦也被放了出来，他当即打电话告诉我：“张红秀被他们打伤了，你们快想办法救救她吧……”与此同时，张红秀的丈夫在别人的帮助下，几次打电话向我哭求。几天后，我又获知，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张红秀第二天早上就被送到伊宁看守所，老秦和其家人曾先后前去探过监，都了解到张被打伤的确切消息。
2006年6月底，张红秀用特快专递给我写来她在新源县公安局刑警队被马军等人打伤的全过程。她还随信附上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2006年7月26日出具的一份出院诊断证明书，上面写道：脑震荡；盆腔积液。2006年7月17日医院出具的CT诊断报告上写着：右侧额顶部颅骨线形骨折。
2006年12月初，我特意就张红秀的遭遇采访了我国著名刑学专家、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张泗汉，他在认真查看了有关病历和材料后指出张红秀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是新源有关司法部门在渎职。本来，对于公安局的违法乱纪行为，作为监督部门的检察院理应对此立案，只要司法介入，刑讯逼供的事情马上就会真相大白。但新源公安局和检察院拒绝当事人合法做鉴定，是一种渎职行为。其实这也就证明了公安局存在刑讯逼供的非法行为。张教授还特别指出：新源公安局加在张红秀身上的涉嫌为造国家公文罪和诈骗罪都是根本无法成立的，因为至今半年时间过去了，新源警方没有对有关公文进行鉴定，连那份文件的真假都没有搞清楚，其中名堂很多。警方以张红秀诈骗了新源公安农场退休职工李仁林等人的1万元钱，也不成立。因为，张并没有虚构事实，没有隐瞒真相，没有使用权当事人误以为当真，警方仪以张所请过去的对此进行调查的石野不是记者身份是以作家身份，以此为由指其隐瞒事实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石野前往实地对此进行了调查，并准备对此进行揭露，至于他是以记者身份还是以报告文学作家身份，还是以公普通公民身份对有关真相进行调查，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其次，张红秀向李仁林借钱是还农民工工资，只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一种行为，更何况被借方李仁林一直认为张并非欺骗她，借钱是真，帮助他们找人来对农场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也是真。
张红秀完全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新源公安局的刑讯逼供行为，要求其对她的错误立案行为作撤案处理，并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对此造成的各种损失进行有关赔偿。据悉，张红秀已经对自己在公安局遭打一事向当地司法部门提起诉讼。
(石野：出生于湖北大冶农村，做过农民、下过矿井、当过保镖、在中国海军陆战队服过兵役。曾在《南方都市报》等多家中央、省级报纸的任首席记者、采访部主任、机动记者部主任等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被多家传媒称为“中国第一卧底记者…‘打虎记者”。其卧底历险的传奇经历曾被《知音》、《家庭》等多家畅销报刊及网站报道。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数十家电视名牌栏目对其进行过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