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在官府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经历的一个重要时期，从时间上看，它处于春秋末年学术下私人以前，那时的图书典籍由官府掌握，禁止流向民间。素有“六经”之称的《诗》、《书》、《礼》、《易》、《乐》（后来亡佚）、《春秋》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孕育生发，到春秋末年由孔子开私人讲学之风气而传承至今的。因此，一提到先秦官学典籍，人们往往想到上述几部经典，以至于博学如童书业先生者也认为那时“典籍稀少”。（童书业：《春秋左传札记·春秋时之学问》）事实果真如此吗？下面就探寻一下先秦官学时期的其他典籍。
　　书海寻踪：传世典籍对先秦官学佚籍的征引
　　在传世的先秦典籍中，可以寻觅到先秦官学佚籍的踪迹。“典”在官学时期较为常见，《尚书》中有《尧典》《舜典》，《周礼·天官》中有大宰所掌建邦之六典（即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孔颖达《尚书正义》以为，这些典与《尧典》《舜典》有很大区别，“其大宰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当代常行，与此别矣”，可谓独具慧眼。先秦时期确实有两类不同性质的“典”：一类是作为文章体裁的“典”，《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即属此类；另一类则是作为类编文献的“典”，官学时期作为大宗编纂集结的主要就是后一类“典”。《国语·楚语上》记载了楚国申叔时谈到楚太子所学的九门功课：“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道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很明显，其中用于教学的《令》《故志》《训典》绝非一篇，而是分别对同类文献进行的汇编。鉴于这些典籍是治国之常典，所以，用历代文献的分类汇编教育储君，以便他们日后用以处理国政。明乎此，则可知传世先秦典籍中征引的刑、法、令、教、训等文献皆可作为官学时期的不同类别的“典”。如：《禹刑》《汤刑》《九刑》（《左传》昭公六年），邓析（《竹刑》（《左传》定公九年）；《仆区之法》《周文王之法》（《左传》昭公七年），《被庐之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茅门之法》（《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夏令》《先王之令》（《国语·周语中》），《先王之教》（《国语·周语中》）；《训语》（《国语·郑语》），《夏训》（《左传》襄公四年），《先王之训》（《国语·鲁语下》）。
　　此外，还有“志”体典籍，如《军志》（《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宣公十二年、《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前志》（《左传》文公六年、成公十五年）、《仲虺之志》（《左传》宣十二年、襄公十四年、襄公三十年）、《史佚之志》（《左传》僖公十五年、文公十五年、宣公十二年、成公四年、《国语·周语下》）、《礼志》（《国语·晋语四》）、（《故志》（《左传》昭公元年、《国语·楚语上》）、《周志》（《左传》文公二年、（《逸周书·大匡》）等。还有“箴”体典籍，如《虞人之箴》（《左传》襄公四年）、《夏箴》（《逸周书·文传》）、《商箴》（《吕氏春秋·应同》）、《周箴》（《吕氏春秋·谨听》）等；“春秋”类的典籍有（《周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燕之春秋》（《墨子·明鬼下》）；“礼制”类典籍有《周制》（《左传》昭公十三年、二十三年）、《周之秩官》（《国语·周语中》）、《序官》（《荀子·乐论》、《荀子·王制》）。《礼记·礼运》还提到了《夏时》《坤乾》，《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了《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等，不一而足。
　　由以上传世文献征引的先秦官学佚籍观之，则官学时期之典籍非但不稀少，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亦不为过，只不过其形式较为单一，以官府档案编纂为大宗。
　　遭逢厄运：先秦官学佚籍的亡佚
　　西周春秋时期，官学佚籍得到极大发展。然而春秋以降，“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被官府垄断千余年的典籍逐渐流向民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进步。在此后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暴风骤雨般的变化，大量的官学典籍就是在此时逐渐亡佚的。关于官学典籍亡佚之原因，主要有内外两端。
　　就内因而言，战国时期，官学典籍已不能适应当时时势的发展。它的内容是与西周礼乐社会密切适应的礼乐文化，反映了西周分封制与宗法制等社会制度。而春秋时期，虽然礼崩乐坏日趋严重，然诸侯在政治上仍以周天子为共主，他们之间的战争亦大多以“尊王”为名，且均能顾及封国之间的亲缘关系，以礼相待。而到战国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产生了急剧的变革，礼乐文化则被破坏殆尽，诸侯们撕去了“礼乐”这最后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他们之间进行的是你死我活的兼并战争，若再以含有浓厚军事仁本思想的《军志》指导战争显然不合时宜，以官学诸“典”来定国安邦更是痴人说梦。故此，当诸子百家“蜂出并作”之时，“时君世主”便根据需要采纳一家之言作为治国理论，官学典籍受到严重的冲击。《吕氏春秋·察今》云：“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故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说的正是作为官学典籍的“先王之法”因不能与时俱进，所以才“不可法”。这道出了官学典籍亡佚的内在原因。
　　就外因而论，战国时诸侯国的破坏，实为主要原因。焚书之事，始皇以前固已有之。《韩非子·和氏》曰：“商君……燔诗、书而明法令。”可见，商鞅变法之时，秦国以法家思想治国，便对《诗》《书》等官学典籍大肆焚毁。而北宫锜向孟子请教周室班爵禄之事，孟子答以“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因此，王树民先生以为“各国统治者在进行激烈的生死斗争之中，认识到了历史记载的重要性，而当时正是一些新兴势力集团兴起的时候，旧的礼制对他们是一种束缚力量，旧的史书则为这些礼制的重要见证，自然对他们十分不利，于是采取了焚毁灭绝的办法，造成史书最严重的损失”。（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第43页）此言可谓一语中的。至始皇焚书，不独官学典籍，诸子百家之私人撰述也难逃厄运。 　　据《史记·六国年表序》记载：“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秦始皇焚书使中国文化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先秦官学典籍多数就是在此时亡佚的。
　　遗风犹存：先秦官学佚籍对后世典籍的影响
　　尽管先秦官学佚籍留给后人的仅是吉光片羽之佚文，然而它们如流星一般间或闪现于传世文献的字里行间，划过古书发展之轨迹，折射出先人智慧的光芒。对后世典籍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兹略举数例以见其大端。
　　以官学时期的“典”为例，就数量言，其为官学典籍之大宗；就影响论，实开启了后世典志体之先河。西汉初，司马迁撰《史记》一书，其中的“八书”即是对官学类编文献“典”的继承和发扬。东汉班固《汉书》承之，改“书”为“志”。此后，“志”作为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延续下来。唐朝时，刘秩以志书的体裁撰写了一部典章制度的专史，名为《政典》。不久，杜佑以《政典》为蓝本，扩大内容，编成了一部《通典》。二书均是具有通史性质的典制体史书，至此，典制体史书从纪传体当中独立出来。后来，唐苏冕等又编写了断代史性质的《唐会要》，开以后历代会要撰写之先河，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典制体史书的内容。
　　宋人王应麟在《玉海·艺文》中将这类先秦佚“典”归入“典故”一类，冠于《汉官礼仪故事》《汉武帝故事》《汉建武永平故事》《汉南宫故事》《唐六典》《唐通典》《唐会要》《淳熙会要》等汉、唐、宋典章制度类文献之首，可见王氏亦以这类文献作为后世典制体文献之渊薮。
　　“箴”是官学时期的重要文体，大多是臣下对君主的劝谏之言。官学时期的箴文有《夏箴》《商箴》《周箴》《虞人之箴》等。此种文体为后世历代所沿袭，成为专门的官府应用文体，并逐渐形成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官箴文化。《后汉书·胡广传》云：“初，扬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阙，后涿郡崔驷及子瑗又临邑侯刘騊赊增补十六篇，广复继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为之解释，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此外，扬雄还作过《酒箴》，《汉书·陈遵传》云：“先是黄门郎扬雄作《酒箴》以讽谏成帝。”此后官箴文体大兴。
　　而后世的“训”体文献，如《天圣三朝宝训》《元祜仁皇训典》《绍兴国朝训典》等实源于（《夏训》《周训》《训语》《训典》等官学典籍，后世《月令》乃是《夏时》之遗像，《坤乾》实为后世《周易》之前身，可见后世之文献大都源于先秦官学典籍。
　　综上所述，官学佚籍虽然亡佚了，然而，这种官学文化的传承并未因文本的亡佚而中断，而是去粗取精，世代传承，在传承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官学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园地中的一束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