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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1946年被秘密押解台湾到1956年, 张学良在井上温泉被囚禁了整整10年, 这期间, 张学良除了记日记, 或有个别朋友来访偶尔写些诗外, 大部分时间是在读书, 对于往事、家事, 只留在记忆中, 他不愿意去回忆……
1956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20周年, 蒋介石似乎又想张学良了,在台北接连召见看守张学良的刘乙光。11月5日晚, 刘乙光从台北归来,专门到张学良屋内, 表情冷漠, 说:“蒋总统曾于13日单独召见我, 面告二事: 不准你收听中共的广播; 不许你同警卫人员接近。”11月17日, 刘乙光又连夜赶回台北, 仍是蒋介石召见。刘乙光20日回到井上, 说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 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20年了,蒋介石仍然没有忘记这件事。而张学良“已数年从不再忆这个问题”,这天晚上, 张学良躺在床上, 前思后想, 反复追思, “真不知如何下笔”,一夜未能睡好。既然是奉命之作, 张学良决定“不计个人利害, 详述前因后果。”除了写家信, 张学良很少写“大作”, 为了完成此“重任”, 整整埋头写了10天。初稿先给刘乙光看, 刘乙光看过说, 蒋先生要求“写至离陕时为止”, 但他“认为缺乏事变后详细述说”, 建议加上这一段。张学良回答“关于那时之事总统知之详矣。”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余实不忍再回忆录写。如‘总统’指示, 余当详为述写单一章。”
这是一篇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必须完成的“命题作文”, 尽管张学良曾“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 不愿自寻苦恼, 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回想。”但身在囚笼之中, 又不得不写。
刘乙光带着张学良的回忆书去了台北, 没想到, 蒋介石不在台北,只见到了蒋经国。蒋经国交代要将“西安事变”一段续上, 所以刘又将原件带回让张学良补充。“余真不知如何下笔, 不能不写真实, 又不能不为长者讳。夜中未得好睡, 再三思量, 已得写法, 真而可讳也。”这是当时张学良烦恼心情的真实写照! 12月17日刘乙光接到蒋经国通知, 要他明天到台北, 便催张学良赶快“将信件写好交他, 他明早5点即去台北。”
(二)
12月20日, 刘乙光从台北返回,说信件已呈“蒋总统”留阅。同时又带回另一篇蒋介石的“命题作文”,说今天早上“蒋总统”把他召去, “交他一件郭增恺所写的西安事变感言, 嘱张学良针对着他驳之, 加入回忆文稿中。”刘光乙还转告了“总统”对张学良的“表扬”, 说张学良: “对共产党已有进步, 蒋总统甚感安慰,张学良将来对革命还可以有贡献。这篇东西( 指郭文) 对我们俩都有联系, 必须有所辟明以示后人。”
“总统”的“表扬”, 张学良却高兴不起来, 一封信被再三地要求修改。“郭为何人, 余已忘记, 要把他插入, 甚难写, 弄得不三不四。”刘乙光坚持要张学良增改信件并坐等着,张学良只好“修改两小段, 另写一封信和一驳文。”刘乙光第二天将信送去台北, 24日回到井上温泉。晚饭后, 刘乙光来到张学良屋里, 说是“蒋总统”亲手交来“礼物”, 一是《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 二是民国四十六年日记本。刘乙光还传达了“总统”两句重要的话: “共产党必败”, “对反共抗俄他( 张学良) 有贡献处”。
这封上书蒋介石的信, 按“上峰”的意见几番修改, 终于交至蒋介石手中。张学良借此机会, 与刘乙光商量, 希望他转告“总统”, 给自己一个参加“国民党将官班培训”的机会。
(三)
刘乙光12月26日去台北, 27日返回, 到台北当天晚上9点“总统”即召见。“问他有什么事, 彼即将信呈阅, 又说出愿受训事, ‘总统’立刻应允说好的, 刘追问一句何时乎? ‘总统’则答, 容须布置布置。”刘乙光听了满心欢喜离去。计划27日早返回井上。27日一早, 尚未起床, 即受到“总统”召见, 10点半到蒋介石官邸,“总统言, 受训事, 因恐外间之人有些不了解, 贸然从事, 万一引起误会, 甚或引起风潮, 或有人对我侮辱, 反而坏事, 须先有步趋。叫我先写一本书, 把我的经历、抗日情绪,对共产党的观感, 对外发表。变换外间观感, 然后方可进行。”( 张学良日记)
张学良听完刘乙光讲述, 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领教过蒋介石的出尔反尔, 原想借“受训”之机离开井上温泉, 这一个月的“文字”之苦刚解脱, 又令我写书, 心中十分难过,一夜未能成眠。写书对于军人出身的张学良来说, 真是“赶鸭子上架”,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折磨, 烦燥、怨气, 终于使张学良脾气爆发, 28日一早“脾性又发, 在老刘处, 大发牢骚。回来胡写信
从1946年被秘密押解台湾到1956年, 张学良在井上温泉被囚禁了整整10年, 这期间, 张学良除了记日记, 或有个别朋友来访偶尔写些诗外, 大部分时间是在读书, 对于往事、家事, 只留在记忆中, 他不愿意去回忆……
1956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20周年, 蒋介石似乎又想张学良了,在台北接连召见看守张学良的刘乙光。11月5日晚, 刘乙光从台北归来,专门到张学良屋内, 表情冷漠, 说:“蒋总统曾于13日单独召见我, 面告二事: 不准你收听中共的广播; 不许你同警卫人员接近。”11月17日, 刘乙光又连夜赶回台北, 仍是蒋介石召见。刘乙光20日回到井上, 说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 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20年了,蒋介石仍然没有忘记这件事。而张学良“已数年从不再忆这个问题”,这天晚上, 张学良躺在床上, 前思后想, 反复追思, “真不知如何下笔”,一夜未能睡好。既然是奉命之作, 张学良决定“不计个人利害, 详述前因后果。”除了写家信, 张学良很少写“大作”, 为了完成此“重任”, 整整埋头写了10天。初稿先给刘乙光看, 刘乙光看过说, 蒋先生要求“写至离陕时为止”, 但他“认为缺乏事变后详细述说”, 建议加上这一段。张学良回答“关于那时之事总统知之详矣。”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余实不忍再回忆录写。如‘总统’指示, 余当详为述写单一章。”
这是一篇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必须完成的“命题作文”, 尽管张学良曾“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 不愿自寻苦恼, 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回想。”但身在囚笼之中, 又不得不写。
刘乙光带着张学良的回忆书去了台北, 没想到, 蒋介石不在台北,只见到了蒋经国。蒋经国交代要将“西安事变”一段续上, 所以刘又将原件带回让张学良补充。“余真不知如何下笔, 不能不写真实, 又不能不为长者讳。夜中未得好睡, 再三思量, 已得写法, 真而可讳也。”这是当时张学良烦恼心情的真实写照! 12月17日刘乙光接到蒋经国通知, 要他明天到台北, 便催张学良赶快“将信件写好交他, 他明早5点即去台北。”
(二)
12月20日, 刘乙光从台北返回,说信件已呈“蒋总统”留阅。同时又带回另一篇蒋介石的“命题作文”,说今天早上“蒋总统”把他召去, “交他一件郭增恺所写的西安事变感言, 嘱张学良针对着他驳之, 加入回忆文稿中。”刘光乙还转告了“总统”对张学良的“表扬”, 说张学良: “对共产党已有进步, 蒋总统甚感安慰,张学良将来对革命还可以有贡献。这篇东西( 指郭文) 对我们俩都有联系, 必须有所辟明以示后人。”
“总统”的“表扬”, 张学良却高兴不起来, 一封信被再三地要求修改。“郭为何人, 余已忘记, 要把他插入, 甚难写, 弄得不三不四。”刘乙光坚持要张学良增改信件并坐等着,张学良只好“修改两小段, 另写一封信和一驳文。”刘乙光第二天将信送去台北, 24日回到井上温泉。晚饭后, 刘乙光来到张学良屋里, 说是“蒋总统”亲手交来“礼物”, 一是《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 二是民国四十六年日记本。刘乙光还传达了“总统”两句重要的话: “共产党必败”, “对反共抗俄他( 张学良) 有贡献处”。
这封上书蒋介石的信, 按“上峰”的意见几番修改, 终于交至蒋介石手中。张学良借此机会, 与刘乙光商量, 希望他转告“总统”, 给自己一个参加“国民党将官班培训”的机会。
(三)
刘乙光12月26日去台北, 27日返回, 到台北当天晚上9点“总统”即召见。“问他有什么事, 彼即将信呈阅, 又说出愿受训事, ‘总统’立刻应允说好的, 刘追问一句何时乎? ‘总统’则答, 容须布置布置。”刘乙光听了满心欢喜离去。计划27日早返回井上。27日一早, 尚未起床, 即受到“总统”召见, 10点半到蒋介石官邸,“总统言, 受训事, 因恐外间之人有些不了解, 贸然从事, 万一引起误会, 甚或引起风潮, 或有人对我侮辱, 反而坏事, 须先有步趋。叫我先写一本书, 把我的经历、抗日情绪,对共产党的观感, 对外发表。变换外间观感, 然后方可进行。”( 张学良日记)
张学良听完刘乙光讲述, 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领教过蒋介石的出尔反尔, 原想借“受训”之机离开井上温泉, 这一个月的“文字”之苦刚解脱, 又令我写书, 心中十分难过,一夜未能成眠。写书对于军人出身的张学良来说, 真是“赶鸭子上架”,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折磨, 烦燥、怨气, 终于使张学良脾气爆发, 28日一早“脾性又发, 在老刘处, 大发牢骚。回来胡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