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93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曾任国立二中（四川合川）历史教员，保山农民银行主任。1950年由昆明回到武汉后，在二中、二十八中教语文。他喜爱文学，尤其是古文、唐诗宋词、各种笔记小说，小时候常见他彻夜读书，有时候还用一种悠扬跌宕的腔调吟哦。
　　父亲健谈幽默，喜交朋友。举凡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家族逸闻趣事，父亲总有说不完的故事。不论老妪或小孩，或是来访的教授、工程师，或是乘火车时的邻座人，父亲都能有许多话题，谈笑风生。他喜欢大自然，每年春天到东湖看桃花，夏秋常约好友杨宁生到蛇山抱冰堂喝，冬天不好出行，却总有老友丁举贵先生过往，携来几枝腊梅花。“文革”前家中有一台电唱机，他爱听《春江花月夜》、《良宵》、《红娘》、《女起解》等名家唱段。他还爱饮酒，尤其喜欢汾酒和竹叶青。
　　父亲教育子女严格，我有次与四哥“拿”了书摊几本小人书，父亲知道后，当即牵着我们去归还，要我们认错。他并未花许多时间督促我们做功课，却常讲祖父小时因夏日蚊子多，躲进蚊帐读书；大伯刻苦用功，终成留美博士，最后当上远东国际法庭法官审判日本战犯的故事，以此激励我们自觉努力。

　　父亲身为知识分子，却很少知识分子的架子。1958年，母亲在邮局工作，有项任务是卖报纸，有天到了晚上仍有许多《长江日报》未卖出，很焦虑。父亲安慰母亲，拉着我接过报纸到街上叫卖，我还不好意思，父亲却沿街叫卖疾走，大大方方，没有一点不自在。第二天早上他又带我去候船室卖剩余报纸，有两位旅客一下买去所有报纸。那一刻我们轻松愉快回家的情景，恍如昨日。
　　父亲不是共产党员，却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他给我们讲，右派分子中的许多人并没有什么大错，只不过说了一点真话。他讲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还是打了日本人的，讲八百壮士，讲台儿庄大捷。他讲了亩产万斤“粮食卫星”的可笑，讲乡下人打破家中铁锅去“大办食堂”、“大办钢铁”，尔后讲到农村饿死了人。讲到了中苏交恶，讲到了美国家家有汽车，美国人民并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父亲的这些话，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以当时的标准看，这些道明真相的话却是不折不扣的“右派言论 ”。对父亲所说的这些话，我当时还不相信，认为父亲思想落后，但因为这些话，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不会将口水吐到在学校中拉板车的瘦小的老右派脸上。
　　许多人都很奇怪：不少拥护共产党、为人谨慎的知识分子都不幸成了“右派”，而言语很多、喜提意见的父亲当年却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父亲被问到此问题总是淡然一笑：“那是因为二中离家太远，那年刚好调到近一点的八中，几个月后又调到离家更近的二十八中。刚到一个新单位，对领导不熟。”
　　“文革”风暴来临。一天傍晚我回到家中，看见门上贴着封条，原来是父亲学校的红卫兵来抄过，楼下二楼的万太公喊我到他家吃饭，谈到学生带父亲来抄家和斗争父亲的详细情形。天黑时父亲回到家里，他慢慢撕去贴在门上的封条，忍住心中悲愤，若无其事地安慰我：“不要紧，不要怕。”家中一片狼藉，连枕头芯都被撕开。
　　几个月后，“文革”重点转为走资派，一般群众家中相对平静，父亲拿出两口皮箱，里面整齐放着他保存多年的十几本日记、几本相册和一些较贵重的物品与较好的衣物。我惊奇地问他为何红卫兵抄家时未把它们抄去，他笑着讲了事情的经过。原来抄家狂潮来临时，父亲估计二十八中的学生也会来，便将两口皮箱存放到万太公家里，对他说我母亲到南昌去照料患病的祖母去了，家中无人，恐遭贼偷，请他代为保管，得以幸存。
　　1970年父亲下放“五七干校”，1972年初母亲去世，办完丧事父亲最后一个离开空无一人的家。
　　1976年“四人帮”倒台，改革开放开始。1978年我考上大学。1979年家中发生天大喜事：与父亲阔别30年的姑姑与姑父从美国回大陆探亲，火车进站后大家见面时激动与欢乐的场面笔墨难尽。父亲陪着姑姑、姑父到老家南昌及其他地方探访游览。当时的空气里还残留着“文革”风暴的气息，一天，万太公小声告诉父亲：派出所来过人，要他留心楼上海外来人有无异常情况。
　　1981年1月7日夜，父亲不幸因心肌梗塞离开了人世。
　　二十多年后在一次江汉区的教学研究会上，我遇到了一位二十八中的青年教师，我对他说到父亲在那里工作过。他身子一动，欣喜地说：“梅老师，我知道，那是一位好老师，我们学校的老教师常谈起他的事情！”
　　一介平民，做到这样，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