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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曾经一个神秘的群体。如今他们正在成为人们特别关注的对象。在众所周知的权力背后，他们面临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压力：发展的压力、社会稳定的压力、抵制腐败的压力……
时刻上紧发条
到今年1月，蒋建明任江苏沭阳县委书记刚好满两年。从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到县长，再到县委书记，蒋建明亲历了苏北这个欠发达县的巨变。“沭阳是江苏人口最多的县，而在15年前也还是全省最穷的县，名副其实的江苏‘省尾’。
但2010年的成绩单，足以让沭阳县扬眉吐气：全年完成一般预算收入逾26亿元，跃居苏北23个县(市)第一位，成为苏北的“领头羊”。
蒋建明坦承：他这个“班长”，时时刻刻感到肩上的责任和压力，所以一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沭阳的乡镇部门“一把手”对蒋书记的感情是复杂的，内心很佩服他，但也有点怕他。“感觉他时刻拿着鞭子在后面抽!”一位干部说。
对于干部，沭阳县有一套堪称严厉的考核体系。在沭阳，当懒官、庸官、太平官是绝对不行的。就在这一两年中，沭阳县就有6名县乡机关“一把手”、9名副职干部、26名中层干部被免职、降职或交流，原因就是在考核中没有过关。
压力大是县委书记们的共同感受。“处于‘白加’、‘5+2’的工作状态。”广西荔浦县委书记罗永东说，“以前当县长的时候是‘没时间睡觉’；当了县委书记是‘睡不着觉’。”
“对县委书记而言，县域经济发展的压力，仍然是最大的压力。”湖南衡南县委书记周千山说：“兄弟县市都在你追我赶，大踏步前进，稍不注意，就要被甩在后面。地方经济发展不起来，不仅财政吃紧，老百娃的钱袋子也鼓不起来。”
也是一种“高危职业”
在广西荔江桥头防洪堤上，县委书记罗永东停下了脚步，“这个荔江防洪堤，两头都修好了，就差那一截，遇到了征地补偿矛盾，县委县政府不知道做了多少工作，就是说不通。虽然法院已经判决要强制执行，“但是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有难度。”
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二者的关系，罗永东有自己的理解：“就像跷跷板的两头，一头按下去，另一头就会跷起来，如何做到平徽那需要高超的艺术。”
当了14年多的湖南衡南县县委书记，周千山被群众堵门的事情不止一次。他坦承：“新形势下做群众工作，遇到了很多新问题，虽然我们也在努力，但总觉手段不够。”
在外人看来，县委书记权力很大，最大的权力，莫过于干部使用。周千山。任县委书记期间，衡南县大规模动过两次干部，每一次动干部，对他来说都是“煎熬”“一个位子空出来了，起码有8到10人来争。的确，县委书记要想发财，门路很多，但犯错误的几率也大，自己稍一放松，就有可能‘栽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县委书记是个不折不扣的‘高危职业’。”
2009年，周千山的母亲去世，尽管千方百计“封锁消息”，但消息的传播速度，还是超过了他的预料。前来吊唁的人，总会在临走时递上一个信封。“我一个个打招呼，一个个退掉，追悼会那天，我的嗓子已经嘶哑到基本上说不出话了。”
有时也是“弱者”
县委书记们有时感到自己也是“弱者”：对家庭、对孩子心存愧疚，对媒体的指责感到委屈……
罗永东的家可以用“四分五裂”来形容：自己在荔浦，爱人在临桂，父母在平乐，儿子在寄宿制高中，女儿在寄宿制小学。全家人很少有时间聚在一起。现在儿子高三了，女儿小学六年级，都面临升学，一直都忙个不停的罗永东却没有时间多陪陪孩子。
“现在给儿子打电话，除了问问学习，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平时相处得太少，沟通起来一都有困难了。”
“工作中的强者，家庭中的弱者。”这是很多县委书记对自己的评价。
很多县委书记觉得，面对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他们也是“弱势群体”。
2008年，为了做旺衡南新县城的人气，衡南县蚕、县政府要求全县机关干部带头“三搬”(搬人、搬家、搬心)。没想到引发网络热议，周千山还因此被一些网民送上“三搬书记”的称号。当时，周千山也感到过困惑、不解，如今，他早已释然。
在他看来，现在社会舆论，尤其是在网上，对县委书记群体的评价有时不免有些片面。“县委书记出问题的有，但不能因为少数人而把县委书记一棍子都打死。”周千山说，有时看到或者听到对县委书记的不公正评价，心里会有一种受委屈的感觉。
其实，沭阳这几年也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网上的报道很多，而且不乏负面评价。
对于舆论监督，蒋建明现在平和了很多：“很多事情其实都在探索中，得到媒体关注，无论他们从哪个角度解读，我觉得都是件好事。当然，对于一些事情，媒体如果能宽容一些，能多给我们一些时间，然后再作出结论，那样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压力能否变福祉 严辉
作为一个民众自认为看得见、够得者的官员样本，县委书记早已不再是权力的载体，他们也有较大的职位压力，也能真切地感觉到与权力相伴而生的危机感。
随着社会的进步，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县委书记们的压力在这一层面更是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权力的分配、资源的调度、官帽的派发，让他们容易成为资本和权力赤裸裸地追逐的对象；另一方面，重权在握身任要职，他们的施政风格、政绩诉求以及个人风度之类，也容易招致议论。
不过，无论是以GDP为标志的经济较量。还是防不胜防的腐败追逐；无论是必要的治懒治庸等吏治风格。还是在干部队伍身后“时刻拿着鞭子抽”。的铁腕政治之类；只要是拿捏有度，都大有希望换算成官员的政绩。
从结果来看，当县委书记们的事业如火如荼之际。民众的幸福指数是否也相应地有了提升?换言之，如果我们的县委书记们努力过了、拼搏过了、压力指数杠过了，县治的各项事业却并未有大的起色，那么这种官员压力的价值何在?
有专家建议，将民众的幸福指数纳入政绩考核。如果首先从县委书记皱眉的压力背后看到民生幸福的笑靥，则县委书记幸甚，百姓幸甚!
时刻上紧发条
到今年1月，蒋建明任江苏沭阳县委书记刚好满两年。从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到县长，再到县委书记，蒋建明亲历了苏北这个欠发达县的巨变。“沭阳是江苏人口最多的县，而在15年前也还是全省最穷的县，名副其实的江苏‘省尾’。
但2010年的成绩单，足以让沭阳县扬眉吐气：全年完成一般预算收入逾26亿元，跃居苏北23个县(市)第一位，成为苏北的“领头羊”。
蒋建明坦承：他这个“班长”，时时刻刻感到肩上的责任和压力，所以一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沭阳的乡镇部门“一把手”对蒋书记的感情是复杂的，内心很佩服他，但也有点怕他。“感觉他时刻拿着鞭子在后面抽!”一位干部说。
对于干部，沭阳县有一套堪称严厉的考核体系。在沭阳，当懒官、庸官、太平官是绝对不行的。就在这一两年中，沭阳县就有6名县乡机关“一把手”、9名副职干部、26名中层干部被免职、降职或交流，原因就是在考核中没有过关。
压力大是县委书记们的共同感受。“处于‘白加’、‘5+2’的工作状态。”广西荔浦县委书记罗永东说，“以前当县长的时候是‘没时间睡觉’；当了县委书记是‘睡不着觉’。”
“对县委书记而言，县域经济发展的压力，仍然是最大的压力。”湖南衡南县委书记周千山说：“兄弟县市都在你追我赶，大踏步前进，稍不注意，就要被甩在后面。地方经济发展不起来，不仅财政吃紧，老百娃的钱袋子也鼓不起来。”
也是一种“高危职业”
在广西荔江桥头防洪堤上，县委书记罗永东停下了脚步，“这个荔江防洪堤，两头都修好了，就差那一截，遇到了征地补偿矛盾，县委县政府不知道做了多少工作，就是说不通。虽然法院已经判决要强制执行，“但是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有难度。”
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二者的关系，罗永东有自己的理解：“就像跷跷板的两头，一头按下去，另一头就会跷起来，如何做到平徽那需要高超的艺术。”
当了14年多的湖南衡南县县委书记，周千山被群众堵门的事情不止一次。他坦承：“新形势下做群众工作，遇到了很多新问题，虽然我们也在努力，但总觉手段不够。”
在外人看来，县委书记权力很大，最大的权力，莫过于干部使用。周千山。任县委书记期间，衡南县大规模动过两次干部，每一次动干部，对他来说都是“煎熬”“一个位子空出来了，起码有8到10人来争。的确，县委书记要想发财，门路很多，但犯错误的几率也大，自己稍一放松，就有可能‘栽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县委书记是个不折不扣的‘高危职业’。”
2009年，周千山的母亲去世，尽管千方百计“封锁消息”，但消息的传播速度，还是超过了他的预料。前来吊唁的人，总会在临走时递上一个信封。“我一个个打招呼，一个个退掉，追悼会那天，我的嗓子已经嘶哑到基本上说不出话了。”
有时也是“弱者”
县委书记们有时感到自己也是“弱者”：对家庭、对孩子心存愧疚，对媒体的指责感到委屈……
罗永东的家可以用“四分五裂”来形容：自己在荔浦，爱人在临桂，父母在平乐，儿子在寄宿制高中，女儿在寄宿制小学。全家人很少有时间聚在一起。现在儿子高三了，女儿小学六年级，都面临升学，一直都忙个不停的罗永东却没有时间多陪陪孩子。
“现在给儿子打电话，除了问问学习，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平时相处得太少，沟通起来一都有困难了。”
“工作中的强者，家庭中的弱者。”这是很多县委书记对自己的评价。
很多县委书记觉得，面对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他们也是“弱势群体”。
2008年，为了做旺衡南新县城的人气，衡南县蚕、县政府要求全县机关干部带头“三搬”(搬人、搬家、搬心)。没想到引发网络热议，周千山还因此被一些网民送上“三搬书记”的称号。当时，周千山也感到过困惑、不解，如今，他早已释然。
在他看来，现在社会舆论，尤其是在网上，对县委书记群体的评价有时不免有些片面。“县委书记出问题的有，但不能因为少数人而把县委书记一棍子都打死。”周千山说，有时看到或者听到对县委书记的不公正评价，心里会有一种受委屈的感觉。
其实，沭阳这几年也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网上的报道很多，而且不乏负面评价。
对于舆论监督，蒋建明现在平和了很多：“很多事情其实都在探索中，得到媒体关注，无论他们从哪个角度解读，我觉得都是件好事。当然，对于一些事情，媒体如果能宽容一些，能多给我们一些时间，然后再作出结论，那样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压力能否变福祉 严辉
作为一个民众自认为看得见、够得者的官员样本，县委书记早已不再是权力的载体，他们也有较大的职位压力，也能真切地感觉到与权力相伴而生的危机感。
随着社会的进步，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县委书记们的压力在这一层面更是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权力的分配、资源的调度、官帽的派发，让他们容易成为资本和权力赤裸裸地追逐的对象；另一方面，重权在握身任要职，他们的施政风格、政绩诉求以及个人风度之类，也容易招致议论。
不过，无论是以GDP为标志的经济较量。还是防不胜防的腐败追逐；无论是必要的治懒治庸等吏治风格。还是在干部队伍身后“时刻拿着鞭子抽”。的铁腕政治之类；只要是拿捏有度，都大有希望换算成官员的政绩。
从结果来看，当县委书记们的事业如火如荼之际。民众的幸福指数是否也相应地有了提升?换言之，如果我们的县委书记们努力过了、拼搏过了、压力指数杠过了，县治的各项事业却并未有大的起色，那么这种官员压力的价值何在?
有专家建议，将民众的幸福指数纳入政绩考核。如果首先从县委书记皱眉的压力背后看到民生幸福的笑靥，则县委书记幸甚，百姓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