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17年的西方国家政治，极右翼的崛起被认为是最主要的政治潮流。2017年是欧洲的大选年。3月荷兰议会选举，极右翼自由党在150个议席中赢得20个议席，势头不小；4月法国大选，最受瞩目的法国领袖勒庞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9月德国大选，德国另类选择党成为第三大党，这是半世纪来极右翼政党首次进入德国议会；10月奥地利大选，极右翼的自由党的得票率也排在第三，确定参与联合执政。而在选举之外，支持民族主义、反欧元、反全球化、反伊斯兰等主张的极右翼势力也在多个国家异军突起。
　　不过，欧洲正在兴起的这股政治潮流真的是极右翼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极右翼政客们当然是极右翼，但极右翼的支持者却并不一定。他们期待的并不是一个排外的政党，而是可靠的政治生活。而这两者都需要新的、强大的权威的出现。
　　“极右翼”的核心诉求
　　支持这一答案的理由就在所谓“极右翼选民”的诉求之中。极右翼政党和候选人之所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是因为他们迎合了民众对于许多社会问题的反感。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移民问题。
　　这一代去往欧洲的移民和以前的几代移民有很大不同。上世纪50年代之后从西亚、北非涌入欧洲的移民，经济上多数贫困、受教育程度不高、渴望融入欧洲。他们接受欧洲的一切，他们所从事的低端工作也有效补充了欧洲低端劳动力的不足。但最近十几年来，进入欧洲的移民在经济上、技术上、受教育程度上和欧洲本土的普通人相差无几，从而形成了更多的教育、福利和就业方面的竞争。
　　在2015年叙利亚难民潮中，数百万的叙利亚难民大多数原来在国内已经是中产阶级身份。他们向欧洲的移民被称为“改善型移民”，这引起了许多欧洲人的不满。更不要说移民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了。在过去几年，德国新移民强奸帮助他的女社工，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浪潮；法国许多恐怖袭击都是由新移民或移民二代发动的；英国籍的穆斯林更是远赴中东参加伊斯兰国，并且在斩首人质的录像中出镜。
　　对于这些由移民带来的问题，所有国家的极右翼政党都祭出了“坚决排外”的大旗。认为移民带来的问题，只要禁止移民就可以解决。是的，在线性思考的水平上，只要禁止移民，一切不都解决了吗？至于由此所带来的人道主义问题、人权问题、国家封闭和有可能的经济崩溃，都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
　　很难相信类似的简单方案能够解决复杂的移民问题，但对于政客来说，重要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让人们相信他们能够解决问题。他们利用人们对移民安全和文明冲突的恐惧，把智力降低到民众中的最低水平，宣称只要排外就可以解决移民问题，从而有效地调动起民众的排外情绪。
　　真正的问题不是极右翼政党，而是极右翼民众
　　2018年1月31日，马切拉塔市18岁的意大利女子帕梅拉·马斯特洛皮耶特罗被人残忍杀害并分尸，该案的主要嫌疑人为一名尼日利亚籍非法移民。这个残忍的事件激怒了一位白人特拉伊尼。案件发生几天后，特拉伊尼正准备驾车前往健身房锻炼，从广播中听到18岁少女被分尸的案情进展之后，他又返回家中，从保险柜里取出枪支，开车在拥有4.3万人口的马切拉塔市行驶约2小时，在八个区域开枪，袭击对象全部是黑人，其中一人被击中腹部，伤势较重。现在，特拉伊尼和少女分尸案嫌疑人被关押在同一座监狱内。
　　诉诸滥杀和发泄情绪，说明怀有极右翼思想的人群，已经不再相信政府能够主持公道，甚至不再相信这个政治系统能解决问题。作为个人他们开始采取极端行动，包括滥杀、私刑和选举极端领导人。相对于极右翼政治家的技术性胜出，民众信念的改变才是真正的问题。
　　任何政体的运行，都必須有民众的服从，无论这种服从来自真心的拥护、被谎言欺骗、还是被恐惧压服。统治之所以成立，核心的要素都是被统治者的服从。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政治权威的统治下，形成有效运作的政治共同体。

相对于极右翼政治家的技术性胜出，民众信念的改变才是真正的问题。

　　原本民主政治就是为提供这种权威而产生的。人民服从自己选举产生的领袖，会给人们一种幻象—仿佛服从的不是另一个人，而是自己的意志。这一点和民族国家的认同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们为之产生献身热忱的不是一部冷冰冰的国家机器，而是拟人化、偶像化的国家。
　　但如今面临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民主政治的调控效能越来越差，直至面对难题无所作为。而在传统的左右翼政治家对移民问题无所作为的情况下，民众的排外情绪已经到了顶点。这种情绪成为极右翼政客的俘虏也就不足为奇了。
　　“极右翼选民”是如何产生的？
　　一个公民并非生来就是排外、反移民的，就像一个人并非天生就是爱国的一样。每个人都是被生活教育出来的。民族国家最重要的内核是认同。如果人们相信共同体的存在，它就存在。如果人们不相信共同体，它就不存在。
　　人们从什么时候觉得他们失去了国家呢？就是在他们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的时候。
　　过去20多年，整个西方世界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失去自我调控功能。随着自由主义经济竞争的加剧，市场经济带来了不可避免的两极分化后果。在经济全球化的加持下，这种两极分化只会越来越严重。
　　同在一个国家，当一部分人以1%的数量，拥有90%以上的财富，所有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变革都在为少部分人的财富积累提供方便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还会认为这个国家是他们自己的吗？在现代社会，大多数社会问题都和两极分化有关。 　　而把社会问题归咎于最无辩驳能力的移民，成了精英转移民众视线的最佳手段。这相当于对民众说：你们工作机会的失去，不是因为少数精英霸占了资源和不公平的分配机制，而是那些移民来抢工作的结果；社会治安的恶化，不是因为两极分化带来社会矛盾冲突增多，而是新移民本来就有很多犯罪分子，等等。看看极右翼民众的数量迅速扩张，显然，这个策略成功了。
　　实际上，这个策略不但在2017年的欧洲成功了，在1932年的德国也成功了，在1926年的日本也成功了，在1942年的美国也成功了。对于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日本的军国主义化、对于居美日侨的监禁，不过是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策略的前传。
　　全世界的精英合谋控制了财富和资源，而不同国家的穷人为了争夺剩下的一点可怜的资源而彼此仇视。这就是所谓反移民、排外等极右翼现象的实质。当然，这样来解释极右翼来源的言论，本身就有极具“极右翼”的色彩。
　　对政治的失望与对强者的呼唤
　　每当社会遇到巨大问题难解之时，人们就会渴望超越平庸之辈的权威人物的出现，改变世界和改变人们自己的命运。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众把前进的希望越来越寄托在强势的领导人身上，希望他们能够运用自身的权威和能力，高效及时地对各种不可测的局势给予有力回应。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呼唤的不是左或右，而是强人。那些参加选举的极右翼政党的领导人，无论男女，他们的外形无一例外都是高大健壮，一幅可以依靠的形象。这已经暗示了民众的政治需求。

　　在2017年的欧洲选举中，勒庞等极右翼领导人的共同点不仅在于外形，还在于气质，他们共同的气质都在于“反体制”和“强势”。反体制是因为原有的体制无法解决问题，无论是两极分化、经济下滑、就业紧张，还是移民问题，都需要对原有体制做重大改变，但那些靠原有体制上位的传统政治家显然做不到这一点。2016年的大选，希拉里作为传统政治家堪称完美的履历，到头来反而成了她的弱点。
　　所谓“强势”，无论在何种国家、何种体制下，强人政治都在崛起。美国的特朗普、俄罗斯的普京、印度的莫迪都已经成为各自国家的政治强人。极右翼的政治家虽然没有机会强势入主最高领导人位置，但他们回应选民的期待，却都带有强烈的“特朗普色彩”，就是试图用简单有力的手段“一刀切”地解决问题，不会顾及那么多的民主原则。
　　例如，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及排外倾向的奥地利自由党与人民党联合执政，该党素来反对外来移民，对欧盟一体化持保留态度。自由党领导人公开表态，要求把进入奥地利境内申请避难的外国人集中统一安置在军队空置的兵营内，并且实行宵禁等措施严格管控其自由行动。此类言论随即引发了各界对奥地利右翼政府未来对待难民及外国移民政策不确定性，及削减社会福利的担忧。

在现代社会，大多数社会问题都和两极分化有关。

　　权威型领导解决问题的方式简单而有力，这与其说是政治家自己的个人特征，不如说是选民们对此前受控于现有体制僵局而畏缩不前、缺乏权威的政客们的失望。美国政治学者马修·马克威廉姆斯（Matthew MacWilliams）通过数据指出，特朗普支持者们的最大共性，不是收入、种族、教育，而是对权威型领导的渴望。
　　民主政治不等于投票完事
　　權威主义领导人若想获得成功，必须要超越精英集团，直接诉诸民众。而如果具有了某种理念（例如极右翼理念），就不需要仅仅依靠自己的魅力去领袖群伦了。这时的他会寻找到和大众直接对话的共同话语。大众动员和强力领袖、最高权威和大众之间可以直接联系、去中介化。领袖和大众之间的相互呼应、彼此激励，会带来极大的动员效果。
　　换句话说，“极右翼”和“权威主义”的合流会使得两者都彼此加持，从而具有冲破各种传统体制框架束缚的巨大能量。曾经的魏玛共和国有着全欧洲最完善的宪法制度，但当人们决心要抛弃民主政治的时候，再完善的制度也无能为力。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面临世界经济大萧条时，国家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都很难找到出路。人们忍受社会问题的耐心是有限的，也是短视的，在民主政治一度显得无能时，人们就会为了眼前的利益和情绪而抛弃这些制度，以及那些自己的先辈曾拼命维护的宪法原则。
　　说到底，权威主义是人们在政治上的偷懒。因为民主政治不单是要民众投票这么简单，而是要民众自己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而随着社会的复杂化，这些问题看起来越来越难解决，甚至是无解的。此时人们会很自然地想要改弦更张。极右翼和新权威主义只是选择之一罢了。
　　不过，权威主义不但能够帮助解决问题，也能制造更大的问题。德国人当年对希特勒的期待，与其说是对反犹太主义的认同，不如说是对一个强大政治权威的渴望。但这个权威在用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的方式有效地“振兴”了德国的同时，也将德国带到了毁灭的边缘。是的，无论在何时，当人们放弃自我选择的自由、拒绝自我选择的责任，他们的自由很可能也就到此为止了。而这将是更多灾难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