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民办大学初始出现之时，提及其存在的必要性，有一种论调在坊间流传：“多办一所民办大学，少建一座监狱。”这固然是某种辩护和论证，但也代表了其时的社会认识水准。在“监狱论”之后，则是“组成部分论”。这在《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之中有充分的表述。应该说，“组成部分论”是对民办高校认识上的重要提高，也是政府对民办教育的基本定位。
　　把民办高等教育提到一个全新高度的是之后提出的“共同格局论”。此后，包括在近期的教育“十二五”规划中，均有类似形成“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共同发展的格局”的表述。这无疑是对民办教育的更高肯定，同时，也指出了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方向。
　　从“组成部分论”的角度，民办高校确实做到了。据统计，2012年民办高校在校生人数已达480万人，占全国高校在校生人数的30%。至于“共同格局论”，似乎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都还只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和美好的期待。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军途中，一部分民办高校“高歌猛进”，不仅走出了生存危机“瓶颈”，而且因为巧抓机遇，还获得了较大、较快的发展。同时，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另一部分民校却面临着危机，悄然发生着萎缩现象，民办高等教育的“艳阳天”似乎并没有真正到来。
　　近年来，又有人惊呼民办高校要“准备过冬”。对于发展较好的民办高校，“过冬”可能并不那么可怕。如果提前准备棉衣、劈柴和必需的粮食，似乎可保无虞。但真正的问题是，熬过漫长的冬天之后，春天来了，还是像从前那样过下去吗？民办高校的发展，似乎还需从长计议。而这种“从长计议”，有三大问题似乎难以规避：一是钱，二是人，三是政策。
　　首先说“钱”。在公办高校经费相对充足的前提下，民办高校十多年不涨学费，难免发展后劲不足。如果提高学费，在生源本来紧张的大背景之中，难免更显竞争劣势。教育的社会捐助机制，不仅有待健全，更需假以时日。政府的补贴，正如浙江、上海等省市所做的一样，有似于私立大学的“德国模式”。这种“财政输血”式的救助机制，固然可为民办高校注入部分活力，但在中国教育经费总体不足、地方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条件下，不仅难以普及，更非长远之计。
　　因此，民办高校更多的还是要走向资本市场，形成自我发展、自我补充和自我造血机制，从而改变单一化的“学费依赖”路径。其最高目标是实现与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的真正接轨。教育“产业化”的提法，固然有待商榷，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的“产业性”也是客观事实，除非重回国家财政大包大揽的老路。像新东方这样的教育机构，与资本市场的成功对接，对我们应该有所启示。在这个问题上，国家的政策能否允许民办高校首先“试水”？
　　其次说“人”。依靠公办高校退休师资以及兼职教师起步的民办高校，如果不形成自己的人才队伍，还能够走多远？在民办教育的初始阶段，一切尚可应付。而要进一步发展内涵，没有人才以及学科建设，那是没有出路的。毕竟，“偷来的拳头打不死人”，即使定位在职业教育和应用型教育的层次，也同样有一个内涵建设以及提升的问题。当然，“人”和“钱”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公办高校花费巨资吸附人才的时候，民办高校将有何作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民办高校要成为人才“高地”，而不是“洼地”，显然面临困境。这不只是钱的问题，还包括科研平台以及体制身份差异等诸多困扰。
　　最后说“政策”。这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似乎更为关键。民办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本来就是政策的产物；而民办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仍然还有依于政策路径。“钱”和“人”的问题，最终似乎都可归入政策“端口”。当然，政策的“笼子”所提供的空间是不是足够大，固然是一个问题，但是，你的翅膀强度和硬度，能让你飞多高、多远，则又是另一个问题。
　　（王勇 三江学院宣传部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