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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传媒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社会中微观个体的媒介触手逐步延伸和扩展,社会公共事件被受众截获的效率和速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危机事件发生时,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因此,官方媒体想要通过集体失语来隐瞒危机事件的概率几乎为零。由于危机事件的特殊性,官方媒体要做到有效的舆论引导,不但要注重内容上的设计,表现形式的选择也是应重点关注的细节。因此,本文将从危机事件的舆论情况切入,深入分析影像新闻影响舆情的特点,并提出笔者对影像新闻引导舆论的有益思考。
[关键词]危机事件 群体 影像新闻 舆论引导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5-0099-02
21世纪的头十年里,中国经历了几次波及面极大的危机事件——“非典”“甲流”“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在这些危机事件中,普通公众的生命安全遭遇前所未有的考验,瘟疫的蔓延将群体的生命置于生死的边缘。同时,普通公众的心理防线也经历了巨大的冲击,危机事件情况下政府与民众间的信息不对等,成为了民众意识凝聚以及群体意识冲动的温床。面对危机的巨大拷问,中国的新闻媒体从沉默不语到积极公关,逐渐收敛起面对危机事件时的懵懂与青涩,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危机事件之初的败局,从思维乃至行为上改变了新闻传媒居高临下的信息传播模式,从理论到实践续写了中国新闻传播的新篇章。在这几次危机事件的新闻报道中,电视对于新闻信息的传播居功至伟、影响广泛。但是,新闻媒体对于影像新闻在危机事件中的影响以及对公众群体意识的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本文将对危机事件中影像新闻的运用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在危机事件当中,由于信息获取的不对等,信息的缺失往往容易导致公众内心的恐慌,这种共同的恐慌使得身处危机事件中的当事人由于面临相同的情境和话语背景,逐渐凝聚成一个危机事件中的群体,这个群体的目标就是获得信息,以缓解信息缺失造成的内心恐慌。这在“非典”事件的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对SARS感染人数等信息封锁,公众无法获取足够的信息以填补内心的缺失感,那么就会根据有限的信息对“非典”事件的整体进行错误归因,认为官方媒体沉默是因为“非典”疫情已严重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而这之后就开始流言四起,也就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条件,相互作用之下公众的危机感推向了最大化。
由于官方媒体把持着新闻的话语权,所以谣言的传播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渠道传播的,譬如手机短信、网络等,由于在官方正式媒体得不到信息的满足,那么更多的注意力就放到了这些非正式的传播渠道上,而谣言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危机事件中公众意识的无理性,陈力丹在《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中认为:即使信息的逻辑并不清晰,在一定条件下仍然会有不少公众欣然认同,或略经“思想斗争”而接受,因为公众能否接受外在信息,除了合理的逻辑外,还取决于接受时的心理前提,诸如接受时的心理需要、自我形象或心理平衡的状况。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在“非典”事件中,谣言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它满足了公众获知信息的心理需要,而且谣言中绘声绘影的描述,以及似乎合理的逻辑推理,使得公众顷刻间倒向了谣言,同时产生了认同。在“非典”事件的后期,官方媒体复位,公众对官方信息的渴求得到了满足,官方媒体以其强大的公信力抑制了谣言的可信度,公众也自然而然地摒弃了谣言。
从“非典”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谣言之所以能够有效传播,除去公众意识的无理性之外,更重要的是谣言本身构造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谣言大都是以故事的形式传播的,其在故事的内容设计和构造上具有一定的形象性和生动性,悬念四起、跌宕起伏,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并通过人们的想象将故事图像化。尽管这些故事在逻辑上错漏百出,但公众在官方信息缺位的情况下还是信以为真,这是因为“公众的多数并没有学过逻辑学,他们是凭借生活经验、简单因果关系分析、简单的对比,或以某种流行的衡量标准等等,来对所接受的媒介信息进行推理、判断的”①。新闻的传播属于大众传播的范畴,因此要提高信息的有效传播,逻辑只能间接发生作用,不能把严密的逻辑思维硬塞给受众,而图像思维在这里就显得更为重要,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影像新闻中。
在众多的新闻信息的认知过程中,“一般而言,对视觉主题的记忆优于言语主题的记忆”②,影像新闻具有更大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对于具体事件的表现更加的绘声绘色、惟妙惟肖,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人们总是愿意相信亲眼看到的事实,可见视觉对个人思维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因为影像新闻在用图像说话,因此这种图像在直观性和客观性方面更强。“一个战争或事故受害者的血肉模糊的图像,会抑制对先于图像出现的言语信息的记忆”③。尤其在危机事件中,公众对那些威胁生命的具有强烈刺激性的影像信息的记忆要优于其他类型的信息,通过影像新闻对个别事件的认知,受众个体会产生晕轮效应,将由影像信息中产生的观念扩散到其他事物上去,去构建危机事件的整体图像,从而形成对事件本体非完整、片面的看法。
正是由于影像新闻的这种特点,在“非典”和“甲流”疫情信息的传播中,官方新闻只用数字来实现信息向公众的传达,而没有用现实中感染者的影像具体地表现疫情的严重。这是因为数字信息无法引起人们的想象,对人们思维和情感的冲击力并不大,譬如一则关于重大交通事故的影像新闻,在新闻中我们可能会看到残破不堪的汽车废墟、散落在现场的尸体以及遇难者家属痛哭流涕的情景,这样的信息呈现方式很容易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因此对公众群体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但在每年的关于交通事故的总结性新闻报道中,用数字来表现的交通事故有成千上万起,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并不能触发公众的情感,从而导致这些内容的认知和记忆,而只能产生毫无所谓的冷漠。由此可见,“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④。
那么,影像新闻在危机事件中就是一种新闻的特殊呈现方式。新闻实际上是对社会现象的一种反映,就像文艺是对现实的模仿,而过去的新闻类似文学作品,是需要读者在文字符号的基础上不断构建意义的,而影像新闻所使用的图像符号则将受众带入一个与自己生活的世界息息相关的直观的话语氛围之中,其身临其境之感是其他媒体所无法企及的。正是由于这种身临其境的客观体验,使得我们在危机事件中使用影像新闻时需要甄别不同的传播语境,因为在危机事件中,公众的不安全感达到了极致,影像新闻的客观化体验造成的敏感性很容易使其成为公众聚焦的话题,影像新闻的议程设置能力也得以显著增强,要把持舆论的导向,就必然要合理判断传播语境,以决定是否使用影像新闻。
在“非典”和“甲流”的有关疫情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数的疫情信息是以数字的方式传播的,尽管在这两起事件的初期,感染的人数都呈直线上升趋势,数字触目惊心,但是在官方信息公开之后,这些用冷冰冰的数字制作的新闻并没有造成公众心理的过度恐慌。但也有例外,譬如“甲流”事件中,有关“乌克兰超级流感”的影像新闻便一时间将公众的情绪提到了嗓子眼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危机事件中,影像新闻就一无是处、无用武之地。
恰恰相反,危机事件中要对公众舆论进行正确的导向,就必须以正面的报道为主,而以影像新闻进行正面报道则是调和公众情绪的最有利工具。在“非典”后期以及“甲流”的新闻报道中,新闻媒体通过影像的力量将危机中坚强的生命个体和忠于职守的医疗队伍的感动事迹忠实地记录下来,呈现给观众,不但缓解了危机中公众的恐慌,也增强了公众面对疾病的信心。
同样,在“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中,整个中华民族的情绪因天灾而跌落到了低谷,要重振全国人民的士气,从悲痛中走出来全力投身救灾工作,号召全国人民慷慨解囊帮助灾区重建,最需要新闻媒体站出来进行正面宣传。要使这种正面宣传达到最好的效果,既不能靠冷漠的文字,也不能靠冰冷的数字,而是要通过影像来表现活生生的人和人的行为。“汶川地震”中的新闻报道更多的是借助影像将具有正面意义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迹生动、具体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地震后的中国新闻媒体用影像塑造了诸如“敬礼男孩”郎峥、“可乐男孩”薛枭、抗震小英雄林浩、“喂奶警察妈妈”蒋晓娟等等能拉近观众距离的人物形象,这些公开的形象以其真实的事迹从各个角度表现了面对天灾时生命的不屈和勇敢、面对灾难时人类之间的同情和关爱、面对离别时的悲情与伤感。使亿万双眼睛汇聚到这片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土地上,让成千上万的观众的心随着汶川脉搏一起跳动,担心着他们的担心,感动着他们的感动,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巨大的群体,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这力量恰恰不似“非典”初期的恐慌,而是一种同舟共济的精神力量。从“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中可以发现:以正面舆论的角度运用影像新闻进行报道不但不会刺激危机事件中公众的认知和情感,反而能够凝聚人心,使公众心理朝着积极的、期待的方向运动。
由此可见,在公共危机出现的情况下,信息的公开只能缓解信息获取不对等的状况,但不能从根本上缓和公众面对危机时波动的情绪,平息公众情绪波动的有效途径就是通过影像新闻进行正面报道,在报道中自然而然地设置议程,从而有效地引导公众舆论,使舆情向着危机事件中积极的方面转化。
注释:
①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
②③刘晓红,卜卫.大众传播心理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④(法)古斯塔夫
[关键词]危机事件 群体 影像新闻 舆论引导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5-0099-02
21世纪的头十年里,中国经历了几次波及面极大的危机事件——“非典”“甲流”“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在这些危机事件中,普通公众的生命安全遭遇前所未有的考验,瘟疫的蔓延将群体的生命置于生死的边缘。同时,普通公众的心理防线也经历了巨大的冲击,危机事件情况下政府与民众间的信息不对等,成为了民众意识凝聚以及群体意识冲动的温床。面对危机的巨大拷问,中国的新闻媒体从沉默不语到积极公关,逐渐收敛起面对危机事件时的懵懂与青涩,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危机事件之初的败局,从思维乃至行为上改变了新闻传媒居高临下的信息传播模式,从理论到实践续写了中国新闻传播的新篇章。在这几次危机事件的新闻报道中,电视对于新闻信息的传播居功至伟、影响广泛。但是,新闻媒体对于影像新闻在危机事件中的影响以及对公众群体意识的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本文将对危机事件中影像新闻的运用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在危机事件当中,由于信息获取的不对等,信息的缺失往往容易导致公众内心的恐慌,这种共同的恐慌使得身处危机事件中的当事人由于面临相同的情境和话语背景,逐渐凝聚成一个危机事件中的群体,这个群体的目标就是获得信息,以缓解信息缺失造成的内心恐慌。这在“非典”事件的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对SARS感染人数等信息封锁,公众无法获取足够的信息以填补内心的缺失感,那么就会根据有限的信息对“非典”事件的整体进行错误归因,认为官方媒体沉默是因为“非典”疫情已严重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而这之后就开始流言四起,也就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条件,相互作用之下公众的危机感推向了最大化。
由于官方媒体把持着新闻的话语权,所以谣言的传播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渠道传播的,譬如手机短信、网络等,由于在官方正式媒体得不到信息的满足,那么更多的注意力就放到了这些非正式的传播渠道上,而谣言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危机事件中公众意识的无理性,陈力丹在《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中认为:即使信息的逻辑并不清晰,在一定条件下仍然会有不少公众欣然认同,或略经“思想斗争”而接受,因为公众能否接受外在信息,除了合理的逻辑外,还取决于接受时的心理前提,诸如接受时的心理需要、自我形象或心理平衡的状况。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在“非典”事件中,谣言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它满足了公众获知信息的心理需要,而且谣言中绘声绘影的描述,以及似乎合理的逻辑推理,使得公众顷刻间倒向了谣言,同时产生了认同。在“非典”事件的后期,官方媒体复位,公众对官方信息的渴求得到了满足,官方媒体以其强大的公信力抑制了谣言的可信度,公众也自然而然地摒弃了谣言。
从“非典”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谣言之所以能够有效传播,除去公众意识的无理性之外,更重要的是谣言本身构造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谣言大都是以故事的形式传播的,其在故事的内容设计和构造上具有一定的形象性和生动性,悬念四起、跌宕起伏,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并通过人们的想象将故事图像化。尽管这些故事在逻辑上错漏百出,但公众在官方信息缺位的情况下还是信以为真,这是因为“公众的多数并没有学过逻辑学,他们是凭借生活经验、简单因果关系分析、简单的对比,或以某种流行的衡量标准等等,来对所接受的媒介信息进行推理、判断的”①。新闻的传播属于大众传播的范畴,因此要提高信息的有效传播,逻辑只能间接发生作用,不能把严密的逻辑思维硬塞给受众,而图像思维在这里就显得更为重要,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影像新闻中。
在众多的新闻信息的认知过程中,“一般而言,对视觉主题的记忆优于言语主题的记忆”②,影像新闻具有更大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对于具体事件的表现更加的绘声绘色、惟妙惟肖,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人们总是愿意相信亲眼看到的事实,可见视觉对个人思维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因为影像新闻在用图像说话,因此这种图像在直观性和客观性方面更强。“一个战争或事故受害者的血肉模糊的图像,会抑制对先于图像出现的言语信息的记忆”③。尤其在危机事件中,公众对那些威胁生命的具有强烈刺激性的影像信息的记忆要优于其他类型的信息,通过影像新闻对个别事件的认知,受众个体会产生晕轮效应,将由影像信息中产生的观念扩散到其他事物上去,去构建危机事件的整体图像,从而形成对事件本体非完整、片面的看法。
正是由于影像新闻的这种特点,在“非典”和“甲流”疫情信息的传播中,官方新闻只用数字来实现信息向公众的传达,而没有用现实中感染者的影像具体地表现疫情的严重。这是因为数字信息无法引起人们的想象,对人们思维和情感的冲击力并不大,譬如一则关于重大交通事故的影像新闻,在新闻中我们可能会看到残破不堪的汽车废墟、散落在现场的尸体以及遇难者家属痛哭流涕的情景,这样的信息呈现方式很容易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因此对公众群体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但在每年的关于交通事故的总结性新闻报道中,用数字来表现的交通事故有成千上万起,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并不能触发公众的情感,从而导致这些内容的认知和记忆,而只能产生毫无所谓的冷漠。由此可见,“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④。
那么,影像新闻在危机事件中就是一种新闻的特殊呈现方式。新闻实际上是对社会现象的一种反映,就像文艺是对现实的模仿,而过去的新闻类似文学作品,是需要读者在文字符号的基础上不断构建意义的,而影像新闻所使用的图像符号则将受众带入一个与自己生活的世界息息相关的直观的话语氛围之中,其身临其境之感是其他媒体所无法企及的。正是由于这种身临其境的客观体验,使得我们在危机事件中使用影像新闻时需要甄别不同的传播语境,因为在危机事件中,公众的不安全感达到了极致,影像新闻的客观化体验造成的敏感性很容易使其成为公众聚焦的话题,影像新闻的议程设置能力也得以显著增强,要把持舆论的导向,就必然要合理判断传播语境,以决定是否使用影像新闻。
在“非典”和“甲流”的有关疫情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数的疫情信息是以数字的方式传播的,尽管在这两起事件的初期,感染的人数都呈直线上升趋势,数字触目惊心,但是在官方信息公开之后,这些用冷冰冰的数字制作的新闻并没有造成公众心理的过度恐慌。但也有例外,譬如“甲流”事件中,有关“乌克兰超级流感”的影像新闻便一时间将公众的情绪提到了嗓子眼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危机事件中,影像新闻就一无是处、无用武之地。
恰恰相反,危机事件中要对公众舆论进行正确的导向,就必须以正面的报道为主,而以影像新闻进行正面报道则是调和公众情绪的最有利工具。在“非典”后期以及“甲流”的新闻报道中,新闻媒体通过影像的力量将危机中坚强的生命个体和忠于职守的医疗队伍的感动事迹忠实地记录下来,呈现给观众,不但缓解了危机中公众的恐慌,也增强了公众面对疾病的信心。
同样,在“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中,整个中华民族的情绪因天灾而跌落到了低谷,要重振全国人民的士气,从悲痛中走出来全力投身救灾工作,号召全国人民慷慨解囊帮助灾区重建,最需要新闻媒体站出来进行正面宣传。要使这种正面宣传达到最好的效果,既不能靠冷漠的文字,也不能靠冰冷的数字,而是要通过影像来表现活生生的人和人的行为。“汶川地震”中的新闻报道更多的是借助影像将具有正面意义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迹生动、具体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地震后的中国新闻媒体用影像塑造了诸如“敬礼男孩”郎峥、“可乐男孩”薛枭、抗震小英雄林浩、“喂奶警察妈妈”蒋晓娟等等能拉近观众距离的人物形象,这些公开的形象以其真实的事迹从各个角度表现了面对天灾时生命的不屈和勇敢、面对灾难时人类之间的同情和关爱、面对离别时的悲情与伤感。使亿万双眼睛汇聚到这片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土地上,让成千上万的观众的心随着汶川脉搏一起跳动,担心着他们的担心,感动着他们的感动,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巨大的群体,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这力量恰恰不似“非典”初期的恐慌,而是一种同舟共济的精神力量。从“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中可以发现:以正面舆论的角度运用影像新闻进行报道不但不会刺激危机事件中公众的认知和情感,反而能够凝聚人心,使公众心理朝着积极的、期待的方向运动。
由此可见,在公共危机出现的情况下,信息的公开只能缓解信息获取不对等的状况,但不能从根本上缓和公众面对危机时波动的情绪,平息公众情绪波动的有效途径就是通过影像新闻进行正面报道,在报道中自然而然地设置议程,从而有效地引导公众舆论,使舆情向着危机事件中积极的方面转化。
注释:
①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
②③刘晓红,卜卫.大众传播心理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④(法)古斯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