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出海了，请你不要为我悲伤。”
　　在一篇名为《大虚构时代》的散文中，杨牧说自己想做一个远洋航线的船员，在未知的时辰，告别浪漫的港。
　　3月13日午后，曾吟着“我从海上来，浪声满袖”的诗人杨牧，在台北国泰医院走完了自己80岁生命的最后旅程。如今，诗人真的要去远航了……
　　“多年来，他一直被认为可能是台湾第一个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台媒在报道杨牧去世消息时如许评价。
　　“我感到很哀伤，杨牧不像有那么急促。昨天，我向悦然禀告了‘绿骑士’已奔他而去。”远在斯德哥尔摩的台湾作家陈文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她将先夫马悦然（瑞典著名汉学家）翻译编辑的《绿骑士：杨牧诗选》祭上案头，“悦然说过，杨牧不仅是一名大诗人，也是一位最深刻了解西方文学跟中国文学关系的学者，这方面几乎没人能超越他。杨牧有很多面向，既是诗人、学者，又是教师，他在提携后进上做了很多工作，还以编辑的方式担当了文学界的推手，架起读者跟作者之间的桥梁。”
　　杨牧本名王靖献，从早期的“叶珊”（笔名）时代就有诗集 《水之湄》、《花季》，在浪漫抒情风格上奠定他的名声。上世纪60年代赴美求学，亲见当地平权运动云涌风起，他更易笔名为杨牧，尝试以诗介入社会，成功转型为古典与现代相融、抒情与批判并存的诗人。杨牧的诗，如《十二星象练习曲》、《让风朗诵》、《瓶中稿》、《林冲夜奔》、《孤独》、《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等，传诵至今，已成经典。
　　杨牧弥留之际，夫人夏盈盈为他轻诵那首《云舟》，这是他写给朋友的一首悼亡诗，孤独的寄旅，最终迎向欣悦——“凡虚与实都已经试探过，在群星/后面我们心中雪亮势必前往的/地方，搭乘洁白的风帆或/那边一径等候着的大天使的翅膀//早年是有预言这样说，透过/孤寒的文本：届时都将在歌声里/被接走，傍晚的天色稳定的气流/微微震动的云舟上一只喜悦的灵魂”。

花莲少年：“我从海上来，浪声满袖”

　　“我家在山后，那儿的海滩像丝带。”（《你住的小镇》）
　　杨牧生长于台湾东海岸的花莲，后任教于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前后达三十多年。太平洋、海的意象、洋流以及潮汐的涌动在他的诗中迭生多重象征意涵，潮起潮落无情地为时间的流动定下节拍。
　　1940年，杨牧出生时，花莲还是“一个几乎不制造任何新闻的最偏僻的小城”，沉睡于层层叠高的青山之下，“可以看见尽头一片碧蓝的海色”。
　　杨牧祖父是菜农，父亲开了家印刷厂。
　　1955年就读花莲中学高级部，杨牧年方15岁，就开始以笔名“叶珊”发表诗作。陈文芬记得圈内流传轶事：当时一位颇有名气的艺术家在报上看到这个名叫“叶珊”的诗人，认为是个15岁的少女，一路坐火车赶去花莲，没想敲开门一看，原来“叶珊”是个男孩。
　　少年杨牧有一颗锐敏的诗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据洪范书店负责人叶步荣在纪录片《朝向一首诗的完成》中回忆，其实杨牧在高中时看起来蛮孤独的。“有次他没来，写了个请假条，事假，事由他就写了‘苦闷’两个字。他一个人自己跑到海边去，待了老半天。”
　　枯坐、沉默、遗忘……这样的字眼似乎常常出现在杨牧的诗作中。
　　四月自树梢飘落/飘下这小小的山头/山头罩着烟雾/一骑懒懒踏过，在路上点着浅浅的梅花//假如夜深了，夜深此刻/那少年兀自坐著，在山神庙阶上坐着/四月飘下了这小小的山头/小黄花自树梢飘落 （《沉默》）
　　陈文芬回忆，马悦然译完杨牧的诗作，曾介绍给瑞典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托马斯很喜欢这首《沉默》，他觉得杨牧早期的浪漫派短诗写得太好了！”
　　据杨牧在自传体散文集《奇来前书》（奇莱山，花莲境内海拔3607米的险峰，台湾十峻之一）中回忆，15岁至18岁期间，他写诗不下两百首，几乎全发表了：《现代诗》、《野风》、《蓝星诗刊》、《今日新诗》、《海鸥诗刊》、《新新文艺》、《创世纪》、《海洋诗刊》、《文星杂志》、《文学杂志》、《笔汇》……
　　因着这些发表的作品，杨牧很快汇入台湾现代诗创作的大潮。蓝星诗社当时的扛鼎诗人余光中带他去见前辈覃子豪讨论交流。创世纪诗社的痖弦也早已通过文字与他订交。在痖弦的记忆中，“那时他已经有点名气了，当时谁写的诗最好，我就找谁。先通信后见面，以诗会友。我们在一起喝茶，有时来瓶价廉的乌梅酒，七块钱台币。喝了以后，上头，晕，然后就说彼此的诗，我说我最喜欢你两句诗，‘我从海上来，浪声满袖’，真潇洒！”
　　在台湾诗坛最为人熟知的诗人中，郑愁予和余光中以他们晓畅的抒情性，入选中学教材最多，流布广泛;洛夫和杨牧则以语言实验的难度，在创作界与学术圈享有更高地位。据台湾诗人向阳回忆：“1982年我主持的《阳光小集》诗杂志发信给44位战后代青年诗人，请大家票选心目中的十大诗人，42岁的杨牧在28张有效票中得23票，仅次于余光中（26票）、白萩（24票），十大诗人上榜者也以他最年轻;就细项看，他的诗作，结构和语言驾驭两项都高占鳌头，意象塑造仅次于洛夫，音乐性和影响力仅次于余光中。”
　　尽管与现代派两大诗歌团体交好，但杨牧似乎并不热衷诗歌活动，也比较拒绝被归类。在诗人们的聚会中，他是“一连打翻三次烟灰碟而不色变的青衫少年”。他敏锐善感，又朴拙固执。新生代诗人对于特立独行的杨牧心存敬意，常开玩笑说他是“诗神杨牧”，觉得他难以超越。
　　陈文芬说：“悦然很早就翻译台湾诗歌，他对商禽、痖弦、洛夫三人评价很高，接着就是杨牧。杨牧产量巨大，而且他非常特别。那几位，包括我们常说的纪弦、覃子豪、周梦蝶等人，都是从大陆来的，但杨牧就是本土起来的诗人，他的师承又很特别，在台中东海大学读过哲学系，老师徐复观就是个开放的外省人，后去美国跟随陈世骧，陈世骧的好友是谁？老舍。杨牧从陈世骧那里直接继承了五四以来的传统，可以说，他继承了所有的东西，加上自己对英语世界的文学积淀又很深，他的哲学性又强，所以，没有一个诗人有他这样的背景。”

“曾经傲慢过、憨厚过的我”

　　“我从十八九岁开始，就一直在做一个题目，像‘郑玄寤梦’、‘林冲夜奔’、‘妙玉坐禅’，或者是‘马罗饮酒’（马罗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人），不管是从小说里来的，还是《后汉书》里来的，抓住一个人物，他的一个动作，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我做了差不多五十年。”
　　1959年，杨牧考入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年少诗人的轻狂，他是有的，和好友通信，他自称“寡人”：“寡人欲报考历史系，足下以为如何？”
　　当时的文史系倾向保守，不接受现代诗。杨牧选修《昭明文选》，第一堂课就听老师说：“这年头，有所谓现代诗这个东西，完全胡说八道，我看班上有人就是搞那个的。”老师在台上说了15分钟，杨牧收拾书本，离开了教室。
　　没多久，杨牧转到外文系。他读加缪、读英诗，最喜欢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同时，他仍到中文系修课，在那里受教于“新儒家四杰”之一的大学者徐复观，这对他日后的写作风格影响极大，多年后为师友写悼文，虽是白话文，行文结构却是韩柳文的气势。
　　“我下决心读古书，其实就是执行那渺茫的对于普遍和无穷的追寻……在这之前，我曾经日夜思考并努力实验，为了想找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机杼，更雍容，和谐，由内而外，一种音色，属于我的意象系统。”
　　年轻的杨牧一边翻字典读英诗，一边抄写李商隐全集。读英国文学时，他在书缘写下中文里雷同的字句，读中国文学，则以英国文学附丽。四十多年后出版的《英诗汉译集》就展现了杨牧融会中西的治学与译事功力。
　　1964年，杨牧被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选中，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班求学。在那里，来自全球各地的年轻人共同辩论一首诗的完成，天赋异禀的杨牧，为了研读古代史诗《贝奥武夫》，花了大量时间选修生涩的古英语。后来，在汉学家陈世骧的召唤下，杨牧前往加州伯克利大学，伯克利四年，也许是他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刚开始他说《诗经》不好，陈世骧大怒，说：“小子浅薄，不识古人深厚！”陈世骧亲自教授《诗经》，最后，杨牧于1970年以《诗经》研究攻下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方过而立之年，即在美国取得教职。
　　杨牧从爱荷华大学写作班毕业时，朋友们暑期去纽约打工，赚下一年学费和生活费，但在唐人街的中国餐馆转了一周，他断定端盘洗碗不是理想工作。很快有人找他譯书，同时被邀的还有张爱玲。1969年，陈世骧聘任张爱玲为“中国当代语言计划”研究员，张的办公室就在杨牧隔壁。她通常黄昏将近夜晚时出现，挨着墙壁行走，早上离开，影踪神秘。陈世骧羽翼下的学生不乏张迷，但杨牧不以为然，谈到张爱玲时称“那婆娘”。
　　在爱荷华求学期间，杨牧放弃了昔日最爱的济慈，专心精读叶芝（台译叶慈）全集。他认为叶芝35岁前并没有超越拜伦、雪莱、济慈，但35岁后“扩充深入，提升其浪漫精神，进入神人关系的探讨，并且评判现实社会的是非”，从而超越此前所有的浪漫主义诗人。叶芝深深影响了杨牧日后诗风的转变。从此，浪漫抒情之外，他多了一份冷静与含蓄，并开始创作关怀社会的作品。
　　杨牧以诗心独运的译笔完成的《叶慈诗选》于1997年出版。导言中，他特别强调凝聚国族意识，躁进的政治活动未必可恃也非唯一的取径。杨牧倡言，诗人将源自爱尔兰本土的古老神话融入诗歌与剧作，为凯尔特文化注入再生活力，成为熔铸国族认同的先导。
　　我不怀疑这是文艺复兴的/巅峰在远方，当人鱼游泳过/温暖深深夏天的海洋。我每天/和伶人口角，在地球剧场的/前台和后台：骄傲的浮士德/抵抗着举世人言滔滔。假如/透明的灵魂归来与我同在/我将戒酒，于焉封刀
　　受访时，陈文芬不禁吟诵起杨牧的这首《马罗饮酒》。“这最后一句真是太棒了！你读这首诗，就会明白杨牧对于西方文学理解的那个深度。悦然翻译这首诗，就是专家跟专家之间灵魂的碰撞。他说，杨牧的诗让我们直接沉浸在中古世纪的历史现场，而且用今人浪漫的手法写出了那个味道。我觉得他的《马罗饮酒》和《延陵季子挂剑》两首诗是互相辉映的，这是东西方文明的相遇，我们看到，一个今天的诗人是从《诗经》里走出来的。”

　　陈世骧晚年有关“中国抒情传统”的理论对杨牧影响巨大。西洋文学以绵密的叙事取胜;中国以律诗为代表的抒情传统用精简文字堆叠出繁复意象。杨牧试图以中国抒情诗的语言来扩大诗歌所能呈现的情感范畴，让历史中的人透过历史说话，形成了他“戏剧独白体”的创作模式。
　　在1966年的诗作《延陵季子挂剑》中，杨牧改写了史书中季札挂剑空垄、君子信诺的动人篇章，“……儒者断腕于你渐深的/墓林，此后非侠非儒/这宝剑的青光或将辉煌你我于/寂寞的秋夜/你死于怀人，我病为渔樵/那疲倦的划桨人就是/曾经傲慢过，敦厚过的我”。

“忽然一场大雨，三万五千名女工同时下班”

　　1960年代的伯克利是左翼圣地，反越战争民权的中心。杨牧每天经过红砖广场，目睹学生们的抗议……与当年现代诗论战不曾沾身一样，时代的浪潮时或激动着他的内心，但他只是远远地观望着。
　　诗人开门走到街心，静止的午间/忽然爆开一排枪声，罗尔卡/无话可说了，如是仆倒/人们纷纷推窗探看/翻倒了好几盆三色堇/烈日下有一棵覆地的苦楝降八度/沉默地结束了一段早夭的大罗曼史（《禁忌的游戏1》） 　　早在1966年，杨牧即译出洛尔伽的诗集《西班牙浪人吟》。又十年，洛尔伽逝世四十周年前后，他发表了《禁忌的游戏1-4》、《民谣》、《西班牙一九三六》等六首诗，凝视“那农民的汗和士兵的血”，“我坐在格拉拿达的边缘/思索着诗人流血的心”，以活用洛尔伽诗篇的回响追怀这位挺身对抗极权横而遭杀害的诗人剧作家。
　　在伯克利读书时，杨牧每周四都与两位流亡学者聚集谈天：一位是西方汉学界怪杰卜弼德，另一位是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米沃什曾有长诗描写三人谈天的故事。伯克利所见所闻及其特殊的“柏克莱（台译伯克利）精神” 对杨牧产生了深远影响，隐隐激起他以诗歌参与社会变革的转变。
　　1984年那首著名的《有人问我公理与正义的问题》，关怀的便是台湾社会的现实。诗中写到一个外省青年在社会夹缝中求生，无法摆脱阶层桎梏，陷于内心认同的迷惘与挣扎：“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写在一封不容增删的信里/我看到泪水的印子扩大如干涸的湖泊/濡沫死去的鱼族在暗晦的角落”。

　　他用柔细的语言描摹了一个愤怒的年轻人在沉思和想象中进入对公理和正义的探讨。字句在极小的范围内摆荡，回声却成为一个恢弘的宫殿。
　　陈文芬受访时评析：“李敖、柏杨的抗议是激烈的，但还有夏济安、台静农这类的知识分子，杨牧继承了后者，他抒发了更宽更深的关于学术和民主关系的探讨，这与他的留美经验有关，他本人在那个现场，内心很激烈、很有正义感。所以悦然称他为‘绿骑士’，就是懂得他用诗来表现他深深的抗议，而且他又有浪漫主义精神的铺垫，所以像一名踩在柔软草地上的‘绿骑士’。”
　　陈文芬又举了一首她本人深受感触的《高雄·一九七三》。
　　午后的高雄开始蒸发沉重的湿度，这条船的形式逐渐解体，废油漂在水面上，暂时的晴朗，又把货柜碼头晒干。我们沿着铁道走，不时站好，照相。资深的港务员仍然有礼地为我们说明货柜装载作业的程序，话里夹插英文术语。忽然一场大雨，三万五千名女工同时下班，而我的羞辱的感觉比疲倦还明快，切过有病的胸膛。
　　“这首诗是我劝悦然翻的，因为我是高雄人，深有感受，1973年我6岁，就是在那样一个血汗工厂长大的小孩，诗里讲‘三万五千名女工同时下班’我深有体会，我曾和一个女工住同一个楼，她的头发被机器卷进去绞掉了，从此她失去了她的头发，失去了她的男友。我后来和杨牧说过这首诗对我的冲击，他回忆当时他受邀去参观，作为某种高级知识分子的表演，去看一个社会的工商业发展，他说自己听到那个港务员讲英文，到现在他都记得胸口的那种感觉。你想，杨牧在花莲，一个浪漫派诗人，但他会关注高雄这边特别现实的题材，非常关心不同阶层的民生，这样一个工业发展的过程牺牲了大批老百姓，但把它当作一个荣耀，我不觉得有多少台湾诗人会为高雄写这样一首诗。杨牧太特别了，他这首诗非常有陈映真的精神。”
　　杨牧觉得知识分子不能留在书斋，应该介入社会。但如何介入？他选择了自己擅长的方式。1970年，他参与编辑“新潮丛书”，引领台湾出版界重视文史哲新知识的新风潮;1975年，受《联合副刊》之托，他为联副主审现代诗来稿，拔擢战后代青年诗人;1976年，他和几个朋友共同创办“洪范书店”，以《尚书·洪范》命名，取“天地大法”之意，出版纯文学书籍，与纯文学、尔雅、九歌、大地等出版社被誉为“五小”，缔造了1980年代台湾文学出版与阅读的高峰纪录。
　　“杨牧推荐了很多小说给读者，像莫言和西西等作家在台湾普及，杨牧功不可没，因为他的作者介绍写得非常好，独特的杨牧体，后来台湾的出版社几乎都写成那个体例。”陈文芬介绍道。
　　从伯克利毕业后，杨牧一直在教书。在很多场合，他声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教师，其次才是诗人。1991年，他回国参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创办。几年后，他回到故乡花莲，创办东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2013年，他从华盛顿大学退休，年过古稀，仍在教授《诗经》和叶芝。外部世界天翻地覆，他静立树下，沉思风吹叶落时宇宙的奥秘。
　　退休前的2012年，杨牧写过一首《讲学》：
　　似乎，我似乎已翻越了无数云层……/前面将有一藏书楼在月光下对我/浮现，当雨水全干了的时候，晚风那样/来回吹着我们盘足讲学的水边/所有的关怀和忧虑，朱砂和/戒尺之类其余以及无日或忘的风纪/循蹈的规矩——老松树下/一盒缥帙永不褪色，蒸发的香气
　　陈文芬回忆：马悦然读到这首诗当天，早饭都没来得及吃，立刻坐下来，一气呵成把它译成英文。“悦然跟我说，他读后有很深的共鸣，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讲学的人。他说自己跟杨牧非常接近，杨牧不出门，有人觉得他有脾气、自大，悦然说他知道杨牧心里清楚，世界上只有一个杨牧，他有一点历史责任，要做他该做的事，要不然别人不会去做，也没有别人了，最后你的浪漫，你的欲望，你的想象，就在那个课堂。”
　　2019年10月17日，马悦然平静离世;如今，那个“在年轻的飞奔里”的“绿骑士”杨牧，也踏着“春歌”远行了——
　　他站在绿叶和斑斑点苔的溪石中间/抽象，遥远，如一滴泪/在迅速转暖的空气里饱满地颤动/“爱是心的神明……”何况/春天已经来到
　　（实习记者林澜、雷寒冰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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