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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CBD那几栋高耸入云的通天塔，仿佛是城市之巅，每分钟都创造着数以万计的财富——有人说，这里连空气都弥漫着金钱的味道。华裔导演杨紫烨站那些坚固的水泥建筑之间，面对着我们的照相机。比起谈话时的随和、温婉，镜头前的她显得有些不自在。她喜欢低调，“过自己的生活自由自在”。
在这个城市的商业中心，很多东西都神奇地并未沾染上丁点儿“金气”——其中就包括杨紫烨工作室里那座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小金人”。8年前，她和丈夫卖掉美国的房子来中国拍摄纪录片，开始了一段不一样的生活。2007年她关于艾滋病题材的《颍州的孩子》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接着，她又拍了3部纪录片：讲述中国同性恋群体的《彼岸浮生》、讲述美国华人影院的《声光逆转》、讲述村民环保抗争的《仇岗卫士》。
两年前，她计划用纪录片手法拍一部电影——“巧克力之城”，讲述那些在广州“淘金”的非洲人的故事。为此，她见了不少投资方，但人家都希望她能拍个“更商业点的电影”。杨紫烨觉得，她的电影卖不卖座没关系，重要的是去讲一个真正的好故事。
“我感觉现在人们对物质看得太重了——这些都是死物，但是电影是有生命力的。”杨紫烨说。
坐“摩的”的奥斯卡导演
下午6点，操着一口香港普通话的杨紫烨带我走进建外SOHO一家包子铺——与那些大楼里的上班族无异。她笑着说，在北京的日子，已经习惯坐黑车、打摩的——这或许会让她成为全世界惟一一个坐摩的上班的奥斯卡导演。
如果不是那座奥斯卡的奖杯，中国人或许很难知道杨紫烨（即便现在，头顶着奥斯卡导演的光环，她的微博也不过两千多“粉丝”）。5年前，她作为第一位华裔女导演登上了奥斯卡的领奖台。
2007年2月26日，第79届奥斯卡颁奖礼上，她身着黑色纱裙、胸前别着表示关爱艾滋病患者的红丝带，无数灯光闪烁下，优雅地接过奥斯卡奖杯。随后，已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她坚持用中文致辞：“感谢所有的抗艾滋英雄，还有所有支持我们的人们。”
那一天，中国导演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与其惟一入围的最佳服装设计奖失之交臂。
从香港到旧金山再到北京，她先后经历了香港、美国、中国大陆三地华人的巨变。而那些被历史车轮翻滚起的命运，最终都成为她纪录片的题材。她的纪录片往往带着一种女导演特有的克制与冷静，而她的同事则觉得“她拥有温暖而丰富的内心”！在北京生活了8年的杨紫烨觉得，现在无论身在香港、旧金山还是北京，自己始终被认为是“外来者”，这也给了她一种独特的视角。
上个世纪60年代，杨紫烨在香港出生。那时的香港仿佛正做着经济起飞前的“滑行准备”。许多年后，杨紫烨仍觉得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一个人们虽不富有却都活得充满朝气的时代。甚至如今，她开始期望能拍一部关于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电影。
她的第一部纪录片也是关于香港。1994年，杨紫烨和丈夫开始筹备他们的第一部纪录片。为了完成这部反映回归前后年轻人心态的《风雨故园》，他们用了3年来筹集资金，直到1997年才正式开拍。15年前片中“97一代”的困惑与思考，至今仍没有过时。
1977年，杨紫烨从香港人变成了美国人。当全家从香港移民到美国的时候，饱受歧视的第一代美籍华人经过不断的努力，刚刚开始争取到与白人平等的权利。作为outside（局外人）的杨紫烨，也曾被人歧视——这段经历也影响到了她后来的作品。她的纪录片往往都试图展现一些遭受歧视、遭遇不公的群体的命运。
在旧金山艺术学院就读时，杨紫烨与同样来自香港的丈夫任国光相遇。那时的旧金山孕育了第一代非主流的个人独立电影。两人用最初的积蓄买了一台摄像机。为了筹集拍摄第一部纪录片的资金，也为了生活，她和丈夫一个做剪辑，另一个做发行，以至于1997年当导演的时候，他在美国电影圈已经是有名的“剪辑皇后”，陈冲的“御用”剪辑师。
拍摄纪录片的历程仿佛是一场修行，杨紫烨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需要两三年的筹备期，最麻烦的便是申请拍摄纪录片的资金。在第一部纪录片《风雨故园》完成后，他们坚持将镜头对准全球化背景下的的华人，先后拍摄了《中国一二》、《成为美国人》等一系列纪录片。其中《风雨故园》和《中国一二》还被美国多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定为教科书和亚裔研究教材。
2009年，杨紫烨完成因《颍州的孩子》而中断的《声光转逝》，故事主角正是80年代丈夫任国光工作过的唐人街世纪大剧院。在这座已关门的电影院的故事里：从第一代移民对故乡的眷恋；到第二代移民对平等的渴望；再到第三代移民长大后唐人街影院的衰落——每位讲述者的人生，就是一段独立的移民成长史。
后来，她发现那些在广州“淘金“的非洲人，就如同最早一批去旧金山淘金的华人，因此产生了为他们拍一部电影的想法——这与她一直关注的，其实是同一个命题。
“就去做吧”
因为拍摄《中国一二》，杨紫烨踏上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后来，杨紫烨看到很多关于中国艾滋病问题的报道，这让她萌生了拍一部艾滋病纪录片的想法。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通过铺天盖地的宣传，逐渐消除了对于艾滋病的歧视。在遇到著名的艾滋病专家何大一博士后，杨紫烨改变想法，决定不只拍一部纪录片，而是拍一系列的艾滋病宣传片。2004年，她和她的团队联手NBA制作了第一个公益广告，姚明和约翰逊一起向中国人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消除歧视，正视艾滋病。后来他们将这条公益广告免费提供给国内电视台播出。杨紫烨说，那时的自己并没有太多包袱，“就去试试、去冲吧。”
此后不久，杨紫烨和丈夫做出一个让很多人不理解的决定：卖掉在美国居住了16年的房子，拎着两个手提箱来到中国大陆。“当时也没有想得太多，拍艾滋病（的宣传片）好像是我的使命的感觉，就去做吧。”在随后的几年里，杨紫烨又拍摄了彭丽媛主演的公益广告、纪录片《朱力亚的故事》和《颍州的孩子》。
杨紫烨曾跟记者提起，拍摄《颍州的孩子》时，第一次走进黄家三姐弟家的情景：当时，艾滋病刚刚夺走三姐弟父母的生命，孩子们正在黑黑的屋子里哭。她看着吃过的空药瓶、破旧的玩具、窗边哀叹的老人，觉得自己清晰地闻到了一种死亡的味道——“那是任何镜头都无法捕捉和传递的震撼感受。” 在当时的中国，关于艾滋病的话题仍然有着许多禁忌。最开始的时候，杨紫烨也有过不适应，她经常问助手：“为什么不尝试呢？”“为什么要怕呢？”每每此时，助手总会说，“你太美国化了、太西方了”，“为什么不理解中国的国情？”
当姚明、彭丽媛主演的两部公益广告和纪录片《朱力亚的故事》相继出现在国内的电视上，《颍州的孩子》的播出却遥遥无期。在杨紫烨的计划里，《颍州的孩子》本来也是拍给中国观众看的，为此她还特意准备了国内、国外两个版本。最终“国外版”意外地在奥斯卡获了奖，“国内版”却没能在电视荧屏上播出。
得到奥斯卡之后，杨紫烨又拍了3部纪录片，全部是关于卫生的公共话题。2009年，她凭借《彼岸浮生》再次入围奥斯卡最佳短纪录片奖。这部片子讲述了3位从外地来北京的同性恋者的挣扎：他们向往自由的生活，但传统家庭观念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杨紫烨通过影片提出了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这些生活在社会最边缘的男孩，如何既做一个好儿子又不违背自己的本性？
《颍州的孩子》获了奥斯卡，《彼岸浮生》却是她自己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关于孩子、痛苦的作品很容易打动人，但是一个成人的题材则有很多内涵，你要更耐心。”
《彼岸浮生》的完成仅仅过了两年，杨紫烨差点儿又一次捧起“小金人”，2011年，她的新片《仇岗卫士》再次被奥斯卡提名。
这部纪录片的构思最早源自2007年。《颍州的孩子》获奖后，一直支持杨紫烨的一位美国华侨，通过经纪人找到她，说想拍一部有关环保的纪录片。机缘巧合之下，他们认识了安徽民间环保组织“绿满江淮”，了解到，曾经田园般的村庄仇岗因为化工厂污染从2004年开始“窒息”：村民生病，庄稼绝收，河里满是死鱼。
在杨紫烨后来的影片中，农民张功利站了出来，带领村民们打响了一场保卫村子的法律斗争。最终他们在环保组织及村民们的支持下，借助媒体的力量迫使化工厂被政府勒令撤出村庄。
杨紫烨后来在一次与环保人士的对谈中，谈及这部作品：“当初我只是想记录一件事。看到村民张功利的维权努力，以及仇岗比较成功的例子，我就想完整地记录下来。从一个比较乐观的角度去看……如果有更多像张功利这样的草根人物出来，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那就可以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我就是这样希望，希望3年之后，有更多人受影片鼓舞启发，关注环保。”
后奥斯卡时代
“我感觉我做了这么多年，我做的片子是有意义的。”2011年3月中旬的一天，《仇岗卫士》刚刚与奥斯卡失之交臂，杨紫烨却十分兴奋地给自然之友执行理事长卢思聘写了一封邮件：“这是让我们感到自豪的一天，比夺得奥斯卡更让人兴奋！——那天，杨紫烨听到这样一条消息：仇岗政府准备投入两亿元治理污染。
2006年，顶着奥斯卡光环的《颍州的孩子》，同样曾获得巨大的影响力。杨紫烨听说，纪录片为许多艾滋病孤儿筹得捐款，有位志愿者拿着这部片子，就为艾滋病儿童募来了十多万美金。
艾滋病再也不是禁忌的话题。《颍州的孩子》获奖后，温家宝总理亲自到颍州看望了片中的艾滋病孤儿。杨紫烨说：“现在有越来越多关于艾滋病的宣传片出来。中国其实可以改变很快。”
在过去的10年里，杨紫烨的纪录片拍摄，一直都得到一个美国华人基金的资助，“没有给我压力，没有给我限制，这对我来讲是最幸运的。”杨紫烨说，基金的发起人希望通过纪录片回馈社会，让社会有好的改变。
不过，在北京的8年里，杨紫烨却发现：这个国家的投资人很难坚持同样的信念。慈善家们大都不愿去承担拍摄纪录片所带来的风险，更愿意把钱投到更为安全的教育领域——为纪录片拉投资在大陆相当艰难。
后奥斯卡时代，她并没如人们期望那样自此一帆风顺，反而越来越谨慎。“一部纪录片没有一年时间是拍不好的。但这一年的时间，有些地方知道你去拍，就会给NGO压力、给受访者压力，他们的表现一旦发生改变，东西拍出来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中国人对负面的东西接受不了，还要慢慢来吧， 中国更强大之后， 可以接受自己的负面。美国也是一样，以前很多年都是不能接受，现在却是可以的。”杨紫烨说。
从2011年开始，杨紫烨成为奥斯卡纪录短片的评委之一，在初选阶段，她要看130多部美国纪录片，而国内“好的纪录片每年也就十多部”。
在“巧克力之城”计划暂时搁浅的这段时间里，杨紫烨开始试着培养年轻的纪录片导演，她希望他们继续拍。她觉得，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变的时代，太多东西可以去拍。
谈及未来，杨紫烨半开玩笑地说：或许再过两年，她将选择离开北京，去亚洲其他的地方继续工作（或许就是回到香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座城市糟糕的空气。
（实习记者李奇誉对此文亦有贡献）
杨紫烨
记录片导演，作品《颍州的孩子》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导演奖；作品《仇岗卫士》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提名”。
在这个城市的商业中心，很多东西都神奇地并未沾染上丁点儿“金气”——其中就包括杨紫烨工作室里那座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小金人”。8年前，她和丈夫卖掉美国的房子来中国拍摄纪录片，开始了一段不一样的生活。2007年她关于艾滋病题材的《颍州的孩子》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接着，她又拍了3部纪录片：讲述中国同性恋群体的《彼岸浮生》、讲述美国华人影院的《声光逆转》、讲述村民环保抗争的《仇岗卫士》。
两年前，她计划用纪录片手法拍一部电影——“巧克力之城”，讲述那些在广州“淘金”的非洲人的故事。为此，她见了不少投资方，但人家都希望她能拍个“更商业点的电影”。杨紫烨觉得，她的电影卖不卖座没关系，重要的是去讲一个真正的好故事。
“我感觉现在人们对物质看得太重了——这些都是死物，但是电影是有生命力的。”杨紫烨说。
坐“摩的”的奥斯卡导演
下午6点，操着一口香港普通话的杨紫烨带我走进建外SOHO一家包子铺——与那些大楼里的上班族无异。她笑着说，在北京的日子，已经习惯坐黑车、打摩的——这或许会让她成为全世界惟一一个坐摩的上班的奥斯卡导演。
如果不是那座奥斯卡的奖杯，中国人或许很难知道杨紫烨（即便现在，头顶着奥斯卡导演的光环，她的微博也不过两千多“粉丝”）。5年前，她作为第一位华裔女导演登上了奥斯卡的领奖台。
2007年2月26日，第79届奥斯卡颁奖礼上，她身着黑色纱裙、胸前别着表示关爱艾滋病患者的红丝带，无数灯光闪烁下，优雅地接过奥斯卡奖杯。随后，已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她坚持用中文致辞：“感谢所有的抗艾滋英雄，还有所有支持我们的人们。”
那一天，中国导演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与其惟一入围的最佳服装设计奖失之交臂。
从香港到旧金山再到北京，她先后经历了香港、美国、中国大陆三地华人的巨变。而那些被历史车轮翻滚起的命运，最终都成为她纪录片的题材。她的纪录片往往带着一种女导演特有的克制与冷静，而她的同事则觉得“她拥有温暖而丰富的内心”！在北京生活了8年的杨紫烨觉得，现在无论身在香港、旧金山还是北京，自己始终被认为是“外来者”，这也给了她一种独特的视角。
上个世纪60年代，杨紫烨在香港出生。那时的香港仿佛正做着经济起飞前的“滑行准备”。许多年后，杨紫烨仍觉得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一个人们虽不富有却都活得充满朝气的时代。甚至如今，她开始期望能拍一部关于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电影。
她的第一部纪录片也是关于香港。1994年，杨紫烨和丈夫开始筹备他们的第一部纪录片。为了完成这部反映回归前后年轻人心态的《风雨故园》，他们用了3年来筹集资金，直到1997年才正式开拍。15年前片中“97一代”的困惑与思考，至今仍没有过时。
1977年，杨紫烨从香港人变成了美国人。当全家从香港移民到美国的时候，饱受歧视的第一代美籍华人经过不断的努力，刚刚开始争取到与白人平等的权利。作为outside（局外人）的杨紫烨，也曾被人歧视——这段经历也影响到了她后来的作品。她的纪录片往往都试图展现一些遭受歧视、遭遇不公的群体的命运。
在旧金山艺术学院就读时，杨紫烨与同样来自香港的丈夫任国光相遇。那时的旧金山孕育了第一代非主流的个人独立电影。两人用最初的积蓄买了一台摄像机。为了筹集拍摄第一部纪录片的资金，也为了生活，她和丈夫一个做剪辑，另一个做发行，以至于1997年当导演的时候，他在美国电影圈已经是有名的“剪辑皇后”，陈冲的“御用”剪辑师。
拍摄纪录片的历程仿佛是一场修行，杨紫烨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需要两三年的筹备期，最麻烦的便是申请拍摄纪录片的资金。在第一部纪录片《风雨故园》完成后，他们坚持将镜头对准全球化背景下的的华人，先后拍摄了《中国一二》、《成为美国人》等一系列纪录片。其中《风雨故园》和《中国一二》还被美国多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定为教科书和亚裔研究教材。
2009年，杨紫烨完成因《颍州的孩子》而中断的《声光转逝》，故事主角正是80年代丈夫任国光工作过的唐人街世纪大剧院。在这座已关门的电影院的故事里：从第一代移民对故乡的眷恋；到第二代移民对平等的渴望；再到第三代移民长大后唐人街影院的衰落——每位讲述者的人生，就是一段独立的移民成长史。
后来，她发现那些在广州“淘金“的非洲人，就如同最早一批去旧金山淘金的华人，因此产生了为他们拍一部电影的想法——这与她一直关注的，其实是同一个命题。
“就去做吧”
因为拍摄《中国一二》，杨紫烨踏上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后来，杨紫烨看到很多关于中国艾滋病问题的报道，这让她萌生了拍一部艾滋病纪录片的想法。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通过铺天盖地的宣传，逐渐消除了对于艾滋病的歧视。在遇到著名的艾滋病专家何大一博士后，杨紫烨改变想法，决定不只拍一部纪录片，而是拍一系列的艾滋病宣传片。2004年，她和她的团队联手NBA制作了第一个公益广告，姚明和约翰逊一起向中国人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消除歧视，正视艾滋病。后来他们将这条公益广告免费提供给国内电视台播出。杨紫烨说，那时的自己并没有太多包袱，“就去试试、去冲吧。”
此后不久，杨紫烨和丈夫做出一个让很多人不理解的决定：卖掉在美国居住了16年的房子，拎着两个手提箱来到中国大陆。“当时也没有想得太多，拍艾滋病（的宣传片）好像是我的使命的感觉，就去做吧。”在随后的几年里，杨紫烨又拍摄了彭丽媛主演的公益广告、纪录片《朱力亚的故事》和《颍州的孩子》。
杨紫烨曾跟记者提起，拍摄《颍州的孩子》时，第一次走进黄家三姐弟家的情景：当时，艾滋病刚刚夺走三姐弟父母的生命，孩子们正在黑黑的屋子里哭。她看着吃过的空药瓶、破旧的玩具、窗边哀叹的老人，觉得自己清晰地闻到了一种死亡的味道——“那是任何镜头都无法捕捉和传递的震撼感受。” 在当时的中国，关于艾滋病的话题仍然有着许多禁忌。最开始的时候，杨紫烨也有过不适应，她经常问助手：“为什么不尝试呢？”“为什么要怕呢？”每每此时，助手总会说，“你太美国化了、太西方了”，“为什么不理解中国的国情？”
当姚明、彭丽媛主演的两部公益广告和纪录片《朱力亚的故事》相继出现在国内的电视上，《颍州的孩子》的播出却遥遥无期。在杨紫烨的计划里，《颍州的孩子》本来也是拍给中国观众看的，为此她还特意准备了国内、国外两个版本。最终“国外版”意外地在奥斯卡获了奖，“国内版”却没能在电视荧屏上播出。
得到奥斯卡之后，杨紫烨又拍了3部纪录片，全部是关于卫生的公共话题。2009年，她凭借《彼岸浮生》再次入围奥斯卡最佳短纪录片奖。这部片子讲述了3位从外地来北京的同性恋者的挣扎：他们向往自由的生活，但传统家庭观念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杨紫烨通过影片提出了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这些生活在社会最边缘的男孩，如何既做一个好儿子又不违背自己的本性？
《颍州的孩子》获了奥斯卡，《彼岸浮生》却是她自己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关于孩子、痛苦的作品很容易打动人，但是一个成人的题材则有很多内涵，你要更耐心。”
《彼岸浮生》的完成仅仅过了两年，杨紫烨差点儿又一次捧起“小金人”，2011年，她的新片《仇岗卫士》再次被奥斯卡提名。
这部纪录片的构思最早源自2007年。《颍州的孩子》获奖后，一直支持杨紫烨的一位美国华侨，通过经纪人找到她，说想拍一部有关环保的纪录片。机缘巧合之下，他们认识了安徽民间环保组织“绿满江淮”，了解到，曾经田园般的村庄仇岗因为化工厂污染从2004年开始“窒息”：村民生病，庄稼绝收，河里满是死鱼。
在杨紫烨后来的影片中，农民张功利站了出来，带领村民们打响了一场保卫村子的法律斗争。最终他们在环保组织及村民们的支持下，借助媒体的力量迫使化工厂被政府勒令撤出村庄。
杨紫烨后来在一次与环保人士的对谈中，谈及这部作品：“当初我只是想记录一件事。看到村民张功利的维权努力，以及仇岗比较成功的例子，我就想完整地记录下来。从一个比较乐观的角度去看……如果有更多像张功利这样的草根人物出来，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那就可以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我就是这样希望，希望3年之后，有更多人受影片鼓舞启发，关注环保。”
后奥斯卡时代
“我感觉我做了这么多年，我做的片子是有意义的。”2011年3月中旬的一天，《仇岗卫士》刚刚与奥斯卡失之交臂，杨紫烨却十分兴奋地给自然之友执行理事长卢思聘写了一封邮件：“这是让我们感到自豪的一天，比夺得奥斯卡更让人兴奋！——那天，杨紫烨听到这样一条消息：仇岗政府准备投入两亿元治理污染。
2006年，顶着奥斯卡光环的《颍州的孩子》，同样曾获得巨大的影响力。杨紫烨听说，纪录片为许多艾滋病孤儿筹得捐款，有位志愿者拿着这部片子，就为艾滋病儿童募来了十多万美金。
艾滋病再也不是禁忌的话题。《颍州的孩子》获奖后，温家宝总理亲自到颍州看望了片中的艾滋病孤儿。杨紫烨说：“现在有越来越多关于艾滋病的宣传片出来。中国其实可以改变很快。”
在过去的10年里，杨紫烨的纪录片拍摄，一直都得到一个美国华人基金的资助，“没有给我压力，没有给我限制，这对我来讲是最幸运的。”杨紫烨说，基金的发起人希望通过纪录片回馈社会，让社会有好的改变。
不过，在北京的8年里，杨紫烨却发现：这个国家的投资人很难坚持同样的信念。慈善家们大都不愿去承担拍摄纪录片所带来的风险，更愿意把钱投到更为安全的教育领域——为纪录片拉投资在大陆相当艰难。
后奥斯卡时代，她并没如人们期望那样自此一帆风顺，反而越来越谨慎。“一部纪录片没有一年时间是拍不好的。但这一年的时间，有些地方知道你去拍，就会给NGO压力、给受访者压力，他们的表现一旦发生改变，东西拍出来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中国人对负面的东西接受不了，还要慢慢来吧， 中国更强大之后， 可以接受自己的负面。美国也是一样，以前很多年都是不能接受，现在却是可以的。”杨紫烨说。
从2011年开始，杨紫烨成为奥斯卡纪录短片的评委之一，在初选阶段，她要看130多部美国纪录片，而国内“好的纪录片每年也就十多部”。
在“巧克力之城”计划暂时搁浅的这段时间里，杨紫烨开始试着培养年轻的纪录片导演，她希望他们继续拍。她觉得，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变的时代，太多东西可以去拍。
谈及未来，杨紫烨半开玩笑地说：或许再过两年，她将选择离开北京，去亚洲其他的地方继续工作（或许就是回到香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座城市糟糕的空气。
（实习记者李奇誉对此文亦有贡献）
杨紫烨
记录片导演，作品《颍州的孩子》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导演奖；作品《仇岗卫士》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