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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一条始于长安，经河西走廊，过天山南北，横跨中亚、西亚，直达波斯、罗马的陆上交通古道，成为沟通中西方商贸、文化的重要通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在这条延绵7000千余公里的漫漫长路之上，物质文化的交流融合成为中国开始与世界对话的鲜活记忆，为沙漠中往来穿行的驼队照亮了前行的道路，迸发出耀眼的文明之光。
公元前115年，一个天高气爽的早晨，在伊朗高原北部，一位身着戎装的将军正在安息国边境守候，将军骑在高头大马上，身后兵马不计其数。这浩浩荡荡的大军奉安息国国王的命令，正在迎候远道而来的中国使节。
东方隐隐约约传来一阵阵丁零丁零的驼铃声，士兵们循着铃声望去，远处出现了一支骆驼队，队伍前面飘扬着鲜艳的旗帜。“来了，来了！”安息国士兵欢呼起来。中国使者从骑着的骆驼上下来，右手高擎节杖，满面笑容，大步向前走去。将军翻身下马，立正高呼：“本将军奉命率官兵欢迎大汉国使者！”中国使者抱拳，作揖还礼：“有劳将军远迎，我是博望侯张骞的副使，谨代表大汉皇帝向安息国国王陛下致敬！”中国使者指着身后的骆驼队，说道：“这是大汉皇帝敬赠安息国国王陛下的一点薄礼。”只见每峰骆驼的背上都驮着两个大包袱，打开包袱，各色绫罗绸缎，五彩缤纷。
安息国将军高兴地连连点头，说道：“盼望已久的大汉使者终于到了。”他把手一招，四名士兵送上两个大礼盒。打开一看，里面装着许多特别大的鸟蛋，每个足有斤把重，这是当时中国还没有的鸵鸟蛋。
中国使者拱手致谢，高兴地说：“没想到，一条道路将远隔千里的我们联系在了一起，这真是一条伟大的路呀！”
这仅仅是张骞出使西域后，东西方交流的生动一幕。张骞在此之前，于公元前138年曾历经艰险出使过西域，公元前119年，他第二次出使西域，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往来。从那以后，商旅驼队就在这漫长的商贸大道上行进，他们越过崇山峻岭，茫无边际的沙漠，冰雪覆盖的高山，偏僻的荒野，将中国的养蚕、缫丝、冶铁、造纸、凿井、灌溉等技术带向中亚、西亚和欧洲，将那里的葡萄、石榴、核桃、蚕豆、黄瓜、芝麻、无花果等食品带到中国，还有狮子、犀牛、鸵鸟、骏马等动物也传进了中国。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因素，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美轮美奂。
从那以后，中国丝绸在欧洲各国出了名，用丝绸制作的衣服，成了最时髦、最讲究的服装，华丽的丝绸被誉为最珍贵的衣料，甚至和黄金等价，人们把中国叫作“赛里斯”，就是“丝绸之国”的意思。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田园诗》中有这样的诗句：“爱底奥比亚人的丛林里怎么会产生细软洁白的羊毛？赛里斯人怎么会从他们的树叶中抽出纤细的线？”诗句中表现了罗马人不能理解的中国丝绸工艺。
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境内分布有众多的、大大小小的、公元6—9世纪的墓葬群，这里曾是鲜卑吐谷浑的国都，从魏晋到隋唐时期，青海是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通道。吐谷浑经营丝路贸易长达350年之久，这里被称为丝绸南路青海道。
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在我国东北慕容鲜卑的一支吐谷浑部，从辽东平原西迁到今内蒙古西部、既而又迁牧于今甘肃西南、青海东南部，通过各种方式兼并联合以羌人为主的当地民族，势力不断壮大，建立了吐谷浑政权，成为青海草原的主人，吐谷浑王国在青海的执政时间长达350年之久。疆域最辽阔时统治范围东起甘肃洮河流域，西至青海柴达木盆地中南部，方圆数千里，成为西部的强国，是当时中国西北部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先后在青海建立了三个政治中心。公元376年，吐谷浑在青海的莫何川（今海西州烏兰县一带）建立了第一个政治中心。公元452年，吐谷浑的政治中心西迁到伏罗川（今海西州都兰县诺木洪一带）。公元529年，政治中心东迁到伏俟城（今青海湖西约十五里的铁卜加古城）。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由于群雄割据，战乱频繁，战争不断，交通梗阻，丝绸之路南移到了青海。从长安出发经天水，兰州至西宁，翻过日月山，绕过青海湖，穿过柴达木盆地，到新疆吐鲁番、若羌，再沿丝绸之路的主路前行。这时，丝绸之路青海道正式创通，并一度成为中原与西方沟通的主要通道。经过吐谷浑境内东西贯通的道路便成为各国使节、商旅、僧侣过往的通途之一。当时东西方来往人员、商队、使臣多经青海道，往返于途，高僧跋涉其境，陆路交通运输昌盛一时。而在这时控制丝绸南路青海道的正是吐谷浑王国，是吐谷浑保障着丝绸南路的畅通，保障着商队、使臣的安全。
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青海省大通县后子河镇上孙家寨村发掘了汉晋时期的墓葬182座，随葬品五彩缤纷、琳琅满目。其中就有一件波斯银壶，侈口长颈，圆腹平底，腹侧置单环耳，银质，器身有三组错金带，口沿饰钩纹，器腹有一周环状纹饰。上面捶揲出忍冬花瓣和葡萄形等六朵不同形状的花朵图案，底饰三角纹。这件银壶在器形和纹饰方面具有浓厚的古代波斯风格，对研究中西交通，经济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件波斯风格的银壶，正是青海地处中西交通要道的佐证。
1956年在西宁市隍庙街窖藏中一次性出土了76枚波斯银币，这是波斯萨珊朝卑路斯王时期（公元457—482年）的货币，正面为头戴冠冕的卑路斯王头像，脸前近肩处有婆罗钵文的铭文一行，“KADIPIRVCI”意即“主上，卑路斯”，背面是袄教祭坛，外圈连珠纹，坛上有火焰，火焰的两侧为五角星和新月，祭坛的两侧各有祭祀一人，相对而立，其背后多有铭文，表示铸造的地点和纪年。
《隋书·食货志》载有：“河西诸郡，或用西域之金银钱，而官不禁。”由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开通和东西方贸易，波斯银币也流通到青海，波斯银币是当时中亚、西亚广泛流通的国际性货币，也是西域各国与吐谷浑进行贸易的重要交换媒介，它的出土说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繁荣和青海地区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 在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铜普大南湾遗址出土的罗马金币，正面是皇帝的半身像，头部带冠并插有翎羽，头戴缀连珠的球形王冠，王冠两侧的珠饰垂于耳部，两耳各坠有一对吊珠耳环，身着交领铠甲，冠带及盔甲均用连珠纹表示，胸前用波浪纹表示衣服的褶皱，褶皱处有连珠纹，左手持盾，右手持矛，将皇帝的威严与权力表现无遗，左侧有一圆球，其上立十字架，右侧为“ANVSPPAVG”字样，金币的背面图案是一个背插翼翅的天使立像，应为胜利女神像，右手握权杖，左手托着圆球，球上立一十字架，侧身向右作前行姿态，右侧环绕有“AAVGGGE”字符，是东罗马查士丁尼一世时期（Justinianl公元527—565年）的金币“索里得”。罗马金币是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出土是丝绸之路青海道沟通中原与西方主要通道的重要物证。1983年，青海都兰一号大墓中出土一件织有外国文字的丝绸，这是一件缝合成套状的织锦裁边。红地，黄花，在红地上，织有一段外国文字，这段两行的织锦文字，通过中国文物研究所林梅村教授转寄德国哥廷根大学中亚文字专家马坎基教授作了研究和鉴定，经他确定，这是波斯萨珊王朝所使用的婆罗钵文字，字母从右向左横写，第一行“王中之王”，第二行“伟大的，光荣的”，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块织有婆罗钵文字的丝绸。
中国丝绸之路考古中“，波斯锦”是一个研究难度很大的课题，都兰墓中波斯文字锦的发现，为这一领域增添了新的资料，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它的出土说明丝绸南路青海道的繁荣和青海地区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
两千多年过去了，这条被山川，河流，沙漠重重阻隔的著名通道大多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唯有道路沿线历经沧桑巨变的遗址、遗迹和浸透岁月印痕的出土文物，在无声地诉说着往昔那些曲折动人的故事。如今，随着一带一路的兴起，丝绸之路依然对沿线国家和地区有着深远影响，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丝绸之路上商旅不绝的景象，仿佛听到了飘忽在大漠中的悠悠驼铃声……
参考文献：
[1]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著.上孙家寨汉晋墓[M].文物出版社. 1993年.
[2]赵生琛，谢端琚，赵信.青海古代文化[M].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
[3]李一全，孙鸣生，李梅菊.青海乌兰县大南湾遗址试掘简报[J].考古.2002年第12期.
[4]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M].中国历史博物馆刊. 1991年第00期.
（作者單位：青海省博物馆）
一、遐想千年景丝路通东西
公元前115年，一个天高气爽的早晨，在伊朗高原北部，一位身着戎装的将军正在安息国边境守候，将军骑在高头大马上，身后兵马不计其数。这浩浩荡荡的大军奉安息国国王的命令，正在迎候远道而来的中国使节。
东方隐隐约约传来一阵阵丁零丁零的驼铃声，士兵们循着铃声望去，远处出现了一支骆驼队，队伍前面飘扬着鲜艳的旗帜。“来了，来了！”安息国士兵欢呼起来。中国使者从骑着的骆驼上下来，右手高擎节杖，满面笑容，大步向前走去。将军翻身下马，立正高呼：“本将军奉命率官兵欢迎大汉国使者！”中国使者抱拳，作揖还礼：“有劳将军远迎，我是博望侯张骞的副使，谨代表大汉皇帝向安息国国王陛下致敬！”中国使者指着身后的骆驼队，说道：“这是大汉皇帝敬赠安息国国王陛下的一点薄礼。”只见每峰骆驼的背上都驮着两个大包袱，打开包袱，各色绫罗绸缎，五彩缤纷。
安息国将军高兴地连连点头，说道：“盼望已久的大汉使者终于到了。”他把手一招，四名士兵送上两个大礼盒。打开一看，里面装着许多特别大的鸟蛋，每个足有斤把重，这是当时中国还没有的鸵鸟蛋。
中国使者拱手致谢，高兴地说：“没想到，一条道路将远隔千里的我们联系在了一起，这真是一条伟大的路呀！”
这仅仅是张骞出使西域后，东西方交流的生动一幕。张骞在此之前，于公元前138年曾历经艰险出使过西域，公元前119年，他第二次出使西域，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往来。从那以后，商旅驼队就在这漫长的商贸大道上行进，他们越过崇山峻岭，茫无边际的沙漠，冰雪覆盖的高山，偏僻的荒野，将中国的养蚕、缫丝、冶铁、造纸、凿井、灌溉等技术带向中亚、西亚和欧洲，将那里的葡萄、石榴、核桃、蚕豆、黄瓜、芝麻、无花果等食品带到中国，还有狮子、犀牛、鸵鸟、骏马等动物也传进了中国。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因素，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美轮美奂。
从那以后，中国丝绸在欧洲各国出了名，用丝绸制作的衣服，成了最时髦、最讲究的服装，华丽的丝绸被誉为最珍贵的衣料，甚至和黄金等价，人们把中国叫作“赛里斯”，就是“丝绸之国”的意思。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田园诗》中有这样的诗句：“爱底奥比亚人的丛林里怎么会产生细软洁白的羊毛？赛里斯人怎么会从他们的树叶中抽出纤细的线？”诗句中表现了罗马人不能理解的中国丝绸工艺。
二、丝路青海道文物耀古今
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境内分布有众多的、大大小小的、公元6—9世纪的墓葬群，这里曾是鲜卑吐谷浑的国都，从魏晋到隋唐时期，青海是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通道。吐谷浑经营丝路贸易长达350年之久，这里被称为丝绸南路青海道。
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在我国东北慕容鲜卑的一支吐谷浑部，从辽东平原西迁到今内蒙古西部、既而又迁牧于今甘肃西南、青海东南部，通过各种方式兼并联合以羌人为主的当地民族，势力不断壮大，建立了吐谷浑政权，成为青海草原的主人，吐谷浑王国在青海的执政时间长达350年之久。疆域最辽阔时统治范围东起甘肃洮河流域，西至青海柴达木盆地中南部，方圆数千里，成为西部的强国，是当时中国西北部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先后在青海建立了三个政治中心。公元376年，吐谷浑在青海的莫何川（今海西州烏兰县一带）建立了第一个政治中心。公元452年，吐谷浑的政治中心西迁到伏罗川（今海西州都兰县诺木洪一带）。公元529年，政治中心东迁到伏俟城（今青海湖西约十五里的铁卜加古城）。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由于群雄割据，战乱频繁，战争不断，交通梗阻，丝绸之路南移到了青海。从长安出发经天水，兰州至西宁，翻过日月山，绕过青海湖，穿过柴达木盆地，到新疆吐鲁番、若羌，再沿丝绸之路的主路前行。这时，丝绸之路青海道正式创通，并一度成为中原与西方沟通的主要通道。经过吐谷浑境内东西贯通的道路便成为各国使节、商旅、僧侣过往的通途之一。当时东西方来往人员、商队、使臣多经青海道，往返于途，高僧跋涉其境，陆路交通运输昌盛一时。而在这时控制丝绸南路青海道的正是吐谷浑王国，是吐谷浑保障着丝绸南路的畅通，保障着商队、使臣的安全。
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青海省大通县后子河镇上孙家寨村发掘了汉晋时期的墓葬182座，随葬品五彩缤纷、琳琅满目。其中就有一件波斯银壶，侈口长颈，圆腹平底，腹侧置单环耳，银质，器身有三组错金带，口沿饰钩纹，器腹有一周环状纹饰。上面捶揲出忍冬花瓣和葡萄形等六朵不同形状的花朵图案，底饰三角纹。这件银壶在器形和纹饰方面具有浓厚的古代波斯风格，对研究中西交通，经济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件波斯风格的银壶，正是青海地处中西交通要道的佐证。
1956年在西宁市隍庙街窖藏中一次性出土了76枚波斯银币，这是波斯萨珊朝卑路斯王时期（公元457—482年）的货币，正面为头戴冠冕的卑路斯王头像，脸前近肩处有婆罗钵文的铭文一行，“KADIPIRVCI”意即“主上，卑路斯”，背面是袄教祭坛，外圈连珠纹，坛上有火焰，火焰的两侧为五角星和新月，祭坛的两侧各有祭祀一人，相对而立，其背后多有铭文，表示铸造的地点和纪年。
《隋书·食货志》载有：“河西诸郡，或用西域之金银钱，而官不禁。”由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开通和东西方贸易，波斯银币也流通到青海，波斯银币是当时中亚、西亚广泛流通的国际性货币，也是西域各国与吐谷浑进行贸易的重要交换媒介，它的出土说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繁荣和青海地区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 在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铜普大南湾遗址出土的罗马金币，正面是皇帝的半身像，头部带冠并插有翎羽，头戴缀连珠的球形王冠，王冠两侧的珠饰垂于耳部，两耳各坠有一对吊珠耳环，身着交领铠甲，冠带及盔甲均用连珠纹表示，胸前用波浪纹表示衣服的褶皱，褶皱处有连珠纹，左手持盾，右手持矛，将皇帝的威严与权力表现无遗，左侧有一圆球，其上立十字架，右侧为“ANVSPPAVG”字样，金币的背面图案是一个背插翼翅的天使立像，应为胜利女神像，右手握权杖，左手托着圆球，球上立一十字架，侧身向右作前行姿态，右侧环绕有“AAVGGGE”字符，是东罗马查士丁尼一世时期（Justinianl公元527—565年）的金币“索里得”。罗马金币是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出土是丝绸之路青海道沟通中原与西方主要通道的重要物证。1983年，青海都兰一号大墓中出土一件织有外国文字的丝绸，这是一件缝合成套状的织锦裁边。红地，黄花，在红地上，织有一段外国文字，这段两行的织锦文字，通过中国文物研究所林梅村教授转寄德国哥廷根大学中亚文字专家马坎基教授作了研究和鉴定，经他确定，这是波斯萨珊王朝所使用的婆罗钵文字，字母从右向左横写，第一行“王中之王”，第二行“伟大的，光荣的”，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块织有婆罗钵文字的丝绸。
中国丝绸之路考古中“，波斯锦”是一个研究难度很大的课题，都兰墓中波斯文字锦的发现，为这一领域增添了新的资料，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它的出土说明丝绸南路青海道的繁荣和青海地区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
两千多年过去了，这条被山川，河流，沙漠重重阻隔的著名通道大多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唯有道路沿线历经沧桑巨变的遗址、遗迹和浸透岁月印痕的出土文物，在无声地诉说着往昔那些曲折动人的故事。如今，随着一带一路的兴起，丝绸之路依然对沿线国家和地区有着深远影响，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丝绸之路上商旅不绝的景象，仿佛听到了飘忽在大漠中的悠悠驼铃声……
参考文献：
[1]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著.上孙家寨汉晋墓[M].文物出版社. 1993年.
[2]赵生琛，谢端琚，赵信.青海古代文化[M].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
[3]李一全，孙鸣生，李梅菊.青海乌兰县大南湾遗址试掘简报[J].考古.2002年第12期.
[4]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M].中国历史博物馆刊. 1991年第00期.
（作者單位：青海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