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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江桥抗战前瞻;江桥抗战与中国共产党;苏联援助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1）02 — 0126 — 03
目前，江桥抗战在抗日战争史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出来，但究竟占有多大分量，仍然莫衷一是。持江桥抗战是抗日战争开端论的学者越来越多。但“抗日第一枪”或者说更准确的“第一场战役”这种说法，在全国学者中仍无法达成一致。而一些学者用了几个限定词来区别几个“抗日第一枪”，认为江桥抗战是“有组织、具规模的武装抗日第一枪”。
2020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讲道：“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这一论述，为江桥抗战历史地位、历史意义研究提供了又一重要论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应当有始有终。且抗日战争的起点已经由卢沟桥事变更正为九一八事变，那么，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江桥抗战，作为第一场有组织、具规模抵抗日本侵略的战役，定性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开端有理有据。
近两年，部分学者越来越注重江桥抗战精神的研究，以及江桥抗战与民族主义精神关系研究，如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杨昕沫的《启蒙、型塑与救亡：江桥抗战视野下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精神》一文中论述道：“江桥抗战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阻碍了日军的侵略步伐，也坚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精神大爆发。从此，在‘救亡图存’、寻求民族解放和建立平等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感召下，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了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相似论述还有齐齐哈尔大学关庆凡的《江桥抗战与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孕育》，认为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在江桥抗战中得到孕育和体现。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完全有理由将江桥抗战的爆发日，确定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首战日，使抗日战争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在纪念和传承抗战精神上有始有终，以此来还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中的地位。
学者对江桥抗战的爆发日，主要有两个观点，第一种观点也是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江桥抗战的爆发日为1931年11月4日。战役分为两个阶段：11月4日日军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开始，到11月6日，为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的战斗对象是日伪军，主战场在嫩江桥北岸的大兴;11月7日激战三间房到11月19日齐齐哈尔沦陷为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战斗对象有新增援的朝鲜混成旅团、旅顺重炮部队等日本援军，主战场在齐齐哈尔南侧的三间房、昂昂溪一带。整个战役持续16天。
随着江桥抗战的影响不断扩大，对于江桥抗战的起点问题出现了第二种观点。有学者提出江桥抗战应为三个阶段，如孙鹏《论马占山与江桥抗战》（《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认为江桥抗战的爆发日为1931年10月16日。1931年10月16日到18日，伪军张海鹏部对江桥的进攻应为江桥抗战的第一阶段。张海鹏是原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下，皇姑屯事件爆发后，奉系军阀由张学良接管。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时任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远在北平，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以自己资历老而认为张学良定会任命其为黑龙江省主席。没想到张学良却调任黑河镇守使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张海鹏对此非常不满，于是日军进犯黑龙江时，张海鹏心甘情愿的成为日军的帮凶。鉴于此，有学者认为此时张海鹏已与日军无异，10月16日至18日，伪军进犯江桥自然应当是江桥抗战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为11月4日到6日，第三阶段为11月7日至19日。这样划分的依据主要有三点：一是因为黑龙江省防军抗击伪军的战斗作为整个战役的组成部分是不可割裂开的，“只有将其归纳其中才能体现整个战役的完整过程”;二是因为叛变的张海鹏实质已经成为“日本侵华的工具”;此时张海鹏已经为日军所用，装备基本由日军供给。三是“第一阶段战斗的胜利产生了消弱叛军力量、使日军‘以华治华’的计划破产”，短暂稳定了战局。所以，孙鹏认为，江桥抗战的爆发日为1931年10月16日，黑龙江省防军与敌战斗37天，这样江桥抗战才完整、连贯。持相同观点的还有齐齐哈尔大学于耀洲教授，于耀洲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也说“战争是政治本身的表现”两观点，论述了张海鹏作为日军的马前卒，政治上得到了日军许诺的黑龙江省长职位，军事上取得日军提供的武器，于1931年10月16日进犯江桥时也有日军参与，此时，黑龙江省防军在参谋长谢珂的指挥下奋起抵抗，是为江桥抗战爆发。
江桥抗战爆发日的确定，有利于纪念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进而有利于将来将江桥抗战的爆发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首战日，扩大江桥抗战影响力，以此提升江桥抗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以及提升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无论是江桥抗战，还是后期马占山在西北的抗战，都与中国共产党有或深或浅的联系。江桥抗战中，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青年学生、工人、农民，组成援马抗日团，支持江桥抗战。如：哈尔滨学生在中共满洲省委的动员下，为江桥抗战前线战士募捐;安达第四中學在党组织及共青团影响下捐款捐物;绥棱的抗日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奔赴齐齐哈尔，为战士们送粮食、物资等。正如毛泽东主席1939年在延安为马占山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讲到：“马将军八年前在黑龙江首先抗日，那是的红军在南方即致电热烈欢迎，八年前的红军已与马将军结成抗日同志”。虽然，江桥抗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尚未壮大，但他们却以其能够发挥的全部力量去动员、支持、协助黑龙江省防军抵抗日军侵略。 在1937年后，马占山率东北挺进军在西北抗战时，也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到马占山的部队中去，如栗又文、邹大鹏、邰中复，都在马占山身边担任重要职务。双方精诚合作，共同保卫了西北大后方和红色根据地——延安。1948年，当解放大军兵临北平城下时，马占山联合邓宝珊，劝说傅作义要“认清时势，不要做历史的罪人”，最终使傅作义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北平城未受战火和平解放。可以看出，马占山从江桥抗战到其病故，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友好联系及合作。所以，马占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江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发挥的作用，以及东北挺进军西北抗战时期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活动，都是学者可以研究的课题。
目前，这一方面的学术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刘焕明《马占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孙文政《中国共产党与江桥抗战》，两位学者将马占山与中国共产党在江桥抗战之中和以后的交往，共产党给予马占山的支持，以及马占山为和平解放北平所做的努力等史实做了陈述。2020年10月，齐齐哈尔市档案馆徐亚娟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支援江桥抗战与作用》一文中，论述了中共满洲省委对江桥抗战的支援，以及中国共产党员李继渊、王复生等参加、组织群众支援江桥抗战的史实。其实，学者们还可以从中国共产党对马占山的影响和马占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马占山的思想变化等方面进行研究，这一研究，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史实贯穿十四年抗战始终，突出中国共产党在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
江桥抗战中，苏联对马占山部的支持。这一问题在江桥抗战的研究中，尚未发现相关学术论文。在江桥抗战中，黑龙江省防军给予日军重创后，日军在其日本国内宣传中国军队有新式武器，并有俄人支持。但沒有给出证据，看似是一种揣测，又或是为死伤惨重寻找借口。
2014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出版的《苏联援华史论》一书，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中，苏联对于我国的援助。书中用寥寥几句叙述了在江桥抗战中，“马占山将军的部队也获得过苏联的武器供应”，但书中对援助的武器装备无确切数字，也无详细介绍。2020年，齐齐哈尔档案馆徐亚娟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支援江桥抗战与作用》一文中提到，中共党员王复生在1932年马占山重举抗战大旗后陷入困境时，与苏联驻黑河领事馆协商，为马占山部解决了粮食供应问题，还将1930年“中东路事件中”缴获的东北军梁忠甲部武器退还，交予马占山部。但此时的支援，是在江桥抗战失利之后，对于江桥抗战期间苏联的援助问题，目前尚无确切史料记载。
这一问题的研究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史料的匮乏。这一问题的研究意义在于有利于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注重挖掘这一方面的史料。
一提到马占山，首先想到的就是江桥抗战，其实，除江桥抗战外，马占山还有其他三大功绩：西安事变中的马占山、全面抗战中的马占山、解放战争时期的马占山，很有研究价值和必要。马占山率东北挺进军在西北抗战时期，对西北政治、经济、文化有很大影响。2015年4月，笔者走访了马占山将军在西北抗战时的部下慕新亚的侄子汤锦宁先生。慕新亚是东北挺进军第六师师长，原名汤慕伊。其侄汤锦宁先生用四十余年时间搜集了马占山率东北挺进军在西北的抗战事迹，以及东北挺进军在西北驻扎时对当地生活习惯、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马占山与东北挺进军把东北的民俗文化带到了西北，与当地的风俗习惯相融合，形成了特殊时期的特殊风土人情。
资料显示，马占山与东北挺进军在西北抗战时期，对当地的水利、慈善、民生方面都有贡献，在陕西府谷县哈拉寨建有东北挺进军忠烈祠。著名抗日将领刘桂五师长牺牲于这一时期。陕西哈拉寨当地的居民对马占山及东北挺进军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所以，东北挺进军在异乡抗击日本侵略史的研究有助于东北挺进军评价问题的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马占山由于身体原因，在北京养病。1948年，解放军解放北平时，马占山联合邓宝珊劝说傅作义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最终，使傅作义拿定了和平交出北平城的主意，北平城免遭战火和平解放。这些内容尽管不属于江桥抗战研究，但对于丰富马占山的研究，考察马占山的经历以及对他的评价，都大有益处。
江桥抗战的研究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江桥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台湾方面对于江桥抗战史的记载、国联调查团记者见到马占山后收集的珍贵资料、日本国内对江桥抗战的记载等，都还没有被完全搜集和挖掘。随着江桥抗战被史学界越来越重视，未来一定会有这方面的外文资料面世。
江桥抗战，作为中国武装抗日的第一场战役，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江桥抗战的研究工作还需更加深入、范围还应更加广泛。江桥抗战的历史地位，在全国学者中取得一致认可，还需要广大学者共同努力，以此来还原江桥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地位、还原中国抗战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参 考 文 献〕
〔1〕杨昕沫.启蒙、型塑与救亡：江桥抗战视野下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精神〔J〕.理论观察，2019，（02）
〔2〕关庆凡.江桥抗战与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孕育〔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15）.
〔3〕刘焕明.马占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J〕.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04）.
〔4〕孙文政.中国共产党与江桥抗战〔J〕.齐齐哈尔师范专科学院学报，2007，（04）.
〔5〕孙鹏.论马占山与江桥抗战〔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0，（06）79-81.
〔6〕于耀洲.江桥抗战起止时间再探讨〔J〕.学术交流，2019，（12）.
〔7〕徐亚娟.中国共产党支援江桥抗战与作用.齐齐哈尔日报〔N〕.2020-10-16.
〔8〕张港.《抗日第一枪 马占山和江桥抗战》〔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9〕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抗战时期苏联援华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3.
〔责任编辑：张 港〕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1）02 — 0126 — 03
一、江桥抗战在全国抗日战争史中的地位
目前，江桥抗战在抗日战争史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出来，但究竟占有多大分量，仍然莫衷一是。持江桥抗战是抗日战争开端论的学者越来越多。但“抗日第一枪”或者说更准确的“第一场战役”这种说法，在全国学者中仍无法达成一致。而一些学者用了几个限定词来区别几个“抗日第一枪”，认为江桥抗战是“有组织、具规模的武装抗日第一枪”。
2020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讲道：“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这一论述，为江桥抗战历史地位、历史意义研究提供了又一重要论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应当有始有终。且抗日战争的起点已经由卢沟桥事变更正为九一八事变，那么，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江桥抗战，作为第一场有组织、具规模抵抗日本侵略的战役，定性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开端有理有据。
近两年，部分学者越来越注重江桥抗战精神的研究，以及江桥抗战与民族主义精神关系研究，如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杨昕沫的《启蒙、型塑与救亡：江桥抗战视野下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精神》一文中论述道：“江桥抗战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阻碍了日军的侵略步伐，也坚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精神大爆发。从此，在‘救亡图存’、寻求民族解放和建立平等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感召下，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了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相似论述还有齐齐哈尔大学关庆凡的《江桥抗战与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孕育》，认为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在江桥抗战中得到孕育和体现。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完全有理由将江桥抗战的爆发日，确定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首战日，使抗日战争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在纪念和传承抗战精神上有始有终，以此来还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中的地位。
二、江桥抗战爆发日的确定
学者对江桥抗战的爆发日，主要有两个观点，第一种观点也是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江桥抗战的爆发日为1931年11月4日。战役分为两个阶段：11月4日日军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开始，到11月6日，为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的战斗对象是日伪军，主战场在嫩江桥北岸的大兴;11月7日激战三间房到11月19日齐齐哈尔沦陷为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战斗对象有新增援的朝鲜混成旅团、旅顺重炮部队等日本援军，主战场在齐齐哈尔南侧的三间房、昂昂溪一带。整个战役持续16天。
随着江桥抗战的影响不断扩大，对于江桥抗战的起点问题出现了第二种观点。有学者提出江桥抗战应为三个阶段，如孙鹏《论马占山与江桥抗战》（《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认为江桥抗战的爆发日为1931年10月16日。1931年10月16日到18日，伪军张海鹏部对江桥的进攻应为江桥抗战的第一阶段。张海鹏是原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下，皇姑屯事件爆发后，奉系军阀由张学良接管。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时任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远在北平，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以自己资历老而认为张学良定会任命其为黑龙江省主席。没想到张学良却调任黑河镇守使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张海鹏对此非常不满，于是日军进犯黑龙江时，张海鹏心甘情愿的成为日军的帮凶。鉴于此，有学者认为此时张海鹏已与日军无异，10月16日至18日，伪军进犯江桥自然应当是江桥抗战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为11月4日到6日，第三阶段为11月7日至19日。这样划分的依据主要有三点：一是因为黑龙江省防军抗击伪军的战斗作为整个战役的组成部分是不可割裂开的，“只有将其归纳其中才能体现整个战役的完整过程”;二是因为叛变的张海鹏实质已经成为“日本侵华的工具”;此时张海鹏已经为日军所用，装备基本由日军供给。三是“第一阶段战斗的胜利产生了消弱叛军力量、使日军‘以华治华’的计划破产”，短暂稳定了战局。所以，孙鹏认为，江桥抗战的爆发日为1931年10月16日，黑龙江省防军与敌战斗37天，这样江桥抗战才完整、连贯。持相同观点的还有齐齐哈尔大学于耀洲教授，于耀洲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也说“战争是政治本身的表现”两观点，论述了张海鹏作为日军的马前卒，政治上得到了日军许诺的黑龙江省长职位，军事上取得日军提供的武器，于1931年10月16日进犯江桥时也有日军参与，此时，黑龙江省防军在参谋长谢珂的指挥下奋起抵抗，是为江桥抗战爆发。
江桥抗战爆发日的确定，有利于纪念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进而有利于将来将江桥抗战的爆发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首战日，扩大江桥抗战影响力，以此提升江桥抗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以及提升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三、江桥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作用
无论是江桥抗战，还是后期马占山在西北的抗战，都与中国共产党有或深或浅的联系。江桥抗战中，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青年学生、工人、农民，组成援马抗日团，支持江桥抗战。如：哈尔滨学生在中共满洲省委的动员下，为江桥抗战前线战士募捐;安达第四中學在党组织及共青团影响下捐款捐物;绥棱的抗日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奔赴齐齐哈尔，为战士们送粮食、物资等。正如毛泽东主席1939年在延安为马占山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讲到：“马将军八年前在黑龙江首先抗日，那是的红军在南方即致电热烈欢迎，八年前的红军已与马将军结成抗日同志”。虽然，江桥抗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尚未壮大，但他们却以其能够发挥的全部力量去动员、支持、协助黑龙江省防军抵抗日军侵略。 在1937年后，马占山率东北挺进军在西北抗战时，也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到马占山的部队中去，如栗又文、邹大鹏、邰中复，都在马占山身边担任重要职务。双方精诚合作，共同保卫了西北大后方和红色根据地——延安。1948年，当解放大军兵临北平城下时，马占山联合邓宝珊，劝说傅作义要“认清时势，不要做历史的罪人”，最终使傅作义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北平城未受战火和平解放。可以看出，马占山从江桥抗战到其病故，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友好联系及合作。所以，马占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江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发挥的作用，以及东北挺进军西北抗战时期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活动，都是学者可以研究的课题。
目前，这一方面的学术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刘焕明《马占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孙文政《中国共产党与江桥抗战》，两位学者将马占山与中国共产党在江桥抗战之中和以后的交往，共产党给予马占山的支持，以及马占山为和平解放北平所做的努力等史实做了陈述。2020年10月，齐齐哈尔市档案馆徐亚娟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支援江桥抗战与作用》一文中，论述了中共满洲省委对江桥抗战的支援，以及中国共产党员李继渊、王复生等参加、组织群众支援江桥抗战的史实。其实，学者们还可以从中国共产党对马占山的影响和马占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马占山的思想变化等方面进行研究，这一研究，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史实贯穿十四年抗战始终，突出中国共产党在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
四、苏联援助问题
江桥抗战中，苏联对马占山部的支持。这一问题在江桥抗战的研究中，尚未发现相关学术论文。在江桥抗战中，黑龙江省防军给予日军重创后，日军在其日本国内宣传中国军队有新式武器，并有俄人支持。但沒有给出证据，看似是一种揣测，又或是为死伤惨重寻找借口。
2014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出版的《苏联援华史论》一书，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中，苏联对于我国的援助。书中用寥寥几句叙述了在江桥抗战中，“马占山将军的部队也获得过苏联的武器供应”，但书中对援助的武器装备无确切数字，也无详细介绍。2020年，齐齐哈尔档案馆徐亚娟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支援江桥抗战与作用》一文中提到，中共党员王复生在1932年马占山重举抗战大旗后陷入困境时，与苏联驻黑河领事馆协商，为马占山部解决了粮食供应问题，还将1930年“中东路事件中”缴获的东北军梁忠甲部武器退还，交予马占山部。但此时的支援，是在江桥抗战失利之后，对于江桥抗战期间苏联的援助问题，目前尚无确切史料记载。
这一问题的研究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史料的匮乏。这一问题的研究意义在于有利于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注重挖掘这一方面的史料。
五、后江桥抗战时期马占山研究
一提到马占山，首先想到的就是江桥抗战，其实，除江桥抗战外，马占山还有其他三大功绩：西安事变中的马占山、全面抗战中的马占山、解放战争时期的马占山，很有研究价值和必要。马占山率东北挺进军在西北抗战时期，对西北政治、经济、文化有很大影响。2015年4月，笔者走访了马占山将军在西北抗战时的部下慕新亚的侄子汤锦宁先生。慕新亚是东北挺进军第六师师长，原名汤慕伊。其侄汤锦宁先生用四十余年时间搜集了马占山率东北挺进军在西北的抗战事迹，以及东北挺进军在西北驻扎时对当地生活习惯、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马占山与东北挺进军把东北的民俗文化带到了西北，与当地的风俗习惯相融合，形成了特殊时期的特殊风土人情。
资料显示，马占山与东北挺进军在西北抗战时期，对当地的水利、慈善、民生方面都有贡献，在陕西府谷县哈拉寨建有东北挺进军忠烈祠。著名抗日将领刘桂五师长牺牲于这一时期。陕西哈拉寨当地的居民对马占山及东北挺进军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所以，东北挺进军在异乡抗击日本侵略史的研究有助于东北挺进军评价问题的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马占山由于身体原因，在北京养病。1948年，解放军解放北平时，马占山联合邓宝珊劝说傅作义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最终，使傅作义拿定了和平交出北平城的主意，北平城免遭战火和平解放。这些内容尽管不属于江桥抗战研究，但对于丰富马占山的研究，考察马占山的经历以及对他的评价，都大有益处。
江桥抗战的研究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江桥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台湾方面对于江桥抗战史的记载、国联调查团记者见到马占山后收集的珍贵资料、日本国内对江桥抗战的记载等，都还没有被完全搜集和挖掘。随着江桥抗战被史学界越来越重视，未来一定会有这方面的外文资料面世。
结语
江桥抗战，作为中国武装抗日的第一场战役，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江桥抗战的研究工作还需更加深入、范围还应更加广泛。江桥抗战的历史地位，在全国学者中取得一致认可，还需要广大学者共同努力，以此来还原江桥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地位、还原中国抗战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参 考 文 献〕
〔1〕杨昕沫.启蒙、型塑与救亡：江桥抗战视野下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精神〔J〕.理论观察，2019，（02）
〔2〕关庆凡.江桥抗战与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孕育〔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15）.
〔3〕刘焕明.马占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J〕.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04）.
〔4〕孙文政.中国共产党与江桥抗战〔J〕.齐齐哈尔师范专科学院学报，2007，（04）.
〔5〕孙鹏.论马占山与江桥抗战〔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0，（06）79-81.
〔6〕于耀洲.江桥抗战起止时间再探讨〔J〕.学术交流，2019，（12）.
〔7〕徐亚娟.中国共产党支援江桥抗战与作用.齐齐哈尔日报〔N〕.2020-10-16.
〔8〕张港.《抗日第一枪 马占山和江桥抗战》〔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9〕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抗战时期苏联援华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3.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