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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留守经历；大學生；心理健康；心理韧性；主观幸福感
摘要：探讨心理韧性在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可为提升这类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提供参考依据。采用症状自评量表、心理韧性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福建某高等院校有留守经历大学生235人和无留守经历大学生300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心理韧性水平和主观幸福感状况进行评定，发现：相比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体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心理韧性在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即大学生心理健康会通过心理韧性这个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因此，高校可以通过系统的心理韧性干预，挖掘他们自身内部的积极保护性因素，进而提高他们的总体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G449；B8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7）01-0072-07
一、引言
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是指在儿童期或青少年时期曾经有过留守经历的大学生。这些大学生在他们成长过程中，由于父母双方或任何一方离开生源地，他们被留在生源地至少半年，由父亲或母亲单独照顾或托付给长辈等他人抚养、照顾和管理。由于我国经济的不发达以及经济发展区域的不平衡性，造成我国社会独有的现象——大量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员为了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单方或双方均外出务工，留下年幼的孩子在家，从而导致了留守儿童的出现。留守儿童是一类需要社会各界予以关注的特殊群体，据2014年全国妇联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留守儿童共有6102.55万人，约占全国儿童总人数的21.88%，也就是说每五个儿童中就有一个是留守儿童。这些孩子年龄普遍为3～16岁，他们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监护人的关注引导，但留守儿童面临的现实是从小与父母聚少离多，在他们成长的关键时刻父母监护的角色是缺失的，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引导，他们很容易有各种成长困惑。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一般压抑情感表达，亲子间普遍缺乏沟通，隔代教育又弊端明显，这样一来，特殊的家庭环境和文化背景就使得留守儿童产生心理问题的不良态势趋于加剧。
大量对留守儿童的研究也证实，留守儿童相对于非留守儿童，罹患心理问题的可能性更高，主要包括人际关系和自信心等方面。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人际关系会更差一些，自信心也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而留守儿童与有留守经历大学生是一种接续性关系，留守经历导致的负性情绪和低自尊可能会使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在成年后更加突出。相当一部分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存在性格过于内向、敏感脆弱、情感淡漠、自我评价较低、自尊低、人际关系不畅等心理问题，抑郁焦虑水平也比没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更高。虽然也有少量的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在父母离家打工期间反而变得更加自立、自强，但总体上留守的弊大于利。留守经历确实会影响这类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具体作用机制、影响因素等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明。
随着近几年积极心理学的盛行，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主观幸福感（subiective well-being）。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水平息息相关，主观幸福感主要由高水平的积极情绪、低水平的消极情绪以及高生活满意度这三个部分组成。主观幸福感的核心是积极情绪，表示一种愉快的心情；生活满意度则包含了一定的认知成分，没有很强调愉快的心情这一方面。目前已有很多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均显示两者之间关系密切，尤其是主观幸福感的消极情绪维度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更密切，有研究发现消极情感与心理健康呈显著负相关，即主观幸福感里的消极情感评分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低。但关于心理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心理健康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也有学者认为心理健康除了对主观幸福感有直接的影响外，还能通过其他因素，如社会支持、个性特征等中介变量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
心理韧性（Resilience）中文译法包括：心理韧性、心理弹性、心理承受力、抗逆力、复原力等，有研究者认为心理韧性是指保证个体能适应不良环境的动态过程，也有研究者认为是个体面对危险时仍能适应的现象，或能承受高水平压力仍尽可能少地表现不良行为的能力，是能对心理健康起保护作用的一个因素。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儿童即使在存在诸多风险因素的情况下，如果能使用积极的应对方式，也可以使自己得到较好的发展，而且这些危险因素不仅没有损害和影响到儿童正常的心理功能，相反其功能和适应水平甚至超出正常儿童的功能或适应水平，而这其中很重要的保护因素就是良好的心理韧性。关于心理健康和心理韧性关系的研究发现，心理韧性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心理韧性和幸福感的研究也表明两者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但心理韧性与抑郁、焦虑等消极心境呈负相关。韩黎和李茂发的研究也发现，良好心理韧性的形成可减少农村大学生抑郁的发生，心理韧性水平越高的个体越能乐观看待自我，其幸福感水平也越高。
纵观以往研究成果，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对心理韧性及幸福感状况均有影响，而心理韧性也能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这表明心理韧性很可能在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但到目前为止，国内仅有3篇文献探讨这三者的关系，而且研究对象也没有涉及有留守经历大学生这一群体，所以本文以有留守经历大学生为被试来探讨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心理韧性三者之间的关系，以促进我们理解影响有留守经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进而为提升他们的幸福感、促进他们心理健康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福建省某高校的大一学生，采用整体随机抽样法选取样本，然后以不同专业的新生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施测时使用统一指导语，介绍测试目的和填答要求，现场收回问卷。本研究共发放874份问卷，剔除69份无效问卷，共回收805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2.11%。同时通过家庭基本情况问卷筛选出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235名，其中男132名，女103名，年龄在17～23岁之间，平均年龄19.65±1.02岁。在无留守经历大学生中随机选取300人作为对照样本，男169名，女131名，年龄在18～23岁之间，平均年龄19.62±0.90岁。 （二）研究工具
1.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 list 90，SCL-90）
症状自评量表（SCL-90）经常与大学生人格问卷（UPI）一起作为测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最主要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筛查。SCL-90由90个项目组成，分为10个因子，分别为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9个症状因子和1个其他因子。采用1～5级的李克特量表评分方法，从1到5分别代表“无症状”“轻度”“中度”“偏重”“严重”。被试在该量表上得分越低，表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越高，任一因子分大于2分可考虑筛选阳性。本研究中SCL-90在统计时的计分参照反向计分方法，用6减去被试在该量表上所有题项的得分均值作为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得分，即被试在该量表上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0.973，效度好。
2.心理韧性量表（Resilience Scale）
心理韧性量表（Resilience Scale）由Wagnild和Young编制，信效度高，应用广泛，可作为儿童青少年心理弹性的评估工具。其中文汉化版由范方修订，包括25个项目，分为个人胜任力因子（personal competence）和自我悦纳因子（acceptanceof self and life）两个维度。量表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法，从1～7代表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被试在其得分上越高表示心理韧性水平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0.879，效度较好。
3.主观幸福感量表（Subiective Well-BeingScale）
本研究采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Diener等人编制的主观幸福感量表，Diener等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55国被试进行的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该量表由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积极情感量表（PAS）和消极情感量表（NAS）3个分量表组成。其中生活满意度量表包括5个项目，采用1～7级的李克特量表评分方法，即从“强烈反对”到“极力赞成”分别计1～7分，得分越高表明生活满意度越高。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各10个项目，采用1～5级的李克特量表评分方法，即从“根本没有”到“所有时间”分别计1～5分，得分越高表明相对应的情感体验越强。本次测量中，3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依次为0.768、0.822、0.809。
（三）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0.0对所搜集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t检验等。
三、研究结果
（一）留守经历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心理韧性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通过对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与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心理韧性水平和主观幸福感状况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有留守经历和无留守经历大学生在心理健康总均分上的差异达至0显著（（4.18±0.46）vs.（4.65±0.45），p=0.05），且躯体化因子上的差异也达到显著（（1.58±0.47）vs.（1.50±0.43），p<0.05）：留守经历组与无留守经历组的心理韧性及其各维度之间则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留守经历组的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无留守经历组（（3.80±1.12）vs.（4.07±1.10），p<0.01）：留守经历组总体主观幸福感均分显著低于无留守经历组（（4.44±1.87）vs.（4.78±1.94），p<0.05）（见表1）。
（二）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心理健康、心理韧性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
表2结果显示，对于有留守经历大学生来说，心理健康水平与心理韧性总均分及其各维度，以及與主观幸福感总均分及其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两个维度都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29～0.51，p值均<0.001），与消极情感维度呈负相关（r=-0.53，p<0.001）。心理韧性及其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总均分及其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维度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37～0.97，p值均<0.001），与消极情感维度呈负相关（r值分别为0.26～-0.31，p值均<0.001）。这表明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心理韧性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也越高。
（三）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心理韧性在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调节效应
由上文可知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与心理韧性存在显著相关，符合作中介变量分析的条件。下面采用温忠麟等人提出的逐步检验法，检验心理韧性在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与总体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
第一步：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为自变量，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第二步：以心理韧性为因变量，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为自变量时，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
第三步：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和心理韧性都为自变量，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和心理韧性的回归系数均具有显著性。
结果显示，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对主观幸福感（B=O.51，t=9.11，p<0.001）、心理韧性（β=0.33，t=5.32，p<0.001）均有预测作用。当在它们中间加入中介变量心理韧性之后，心理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下降，但仍然显著（β=0.37，f=7.04，p<0.001）；心理韧性也能预测主观幸福感（β=0.44，t=8.44，p<0.001），符合部分中介效应的判断标准。总效应为0.51，中介效应之后的直接效应为0.37，中介效应（间接效应）为0.33×0.44=0.145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0.33×0.44÷0.51=0.28，具体见表3。以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主观幸福感水平和心理韧性构建的部分中介模型如图1所示。 由于大学生心理健康及心理韧性得分均为连续变量，因此进行层次的回归分析确定心理韧性是否同时存在调节效应。首先对自变量心理健康（x）和调节变量心理韧性（M）去中心化，接着以主观幸福感均分（Y）为因变量先对心理健康和心理韧性做回归分析，判定系数R2为0.452，然后对心理健康，心理韧性及心理健康和心理韧性的乘积做回归分析，判定系数R2为0.454，△R2为0.002，差异不显著（p=0.15），所以心理韧性调节效应不显著，具体分析结果见表4。
四、讨论
本研究发现，对整体样本而言，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主观幸福感水平均低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而在有留守经历大学生中，心理健康水平、主观幸福感及心理韧性三者两两显著相关，且回归分析表明心理健康水平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这个群体的主观幸福感，而心理韧性在这个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调节效应不显著，即心理健康可以通过影响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本研究发现，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主观幸福感水平均低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这与王玉花、周春燕等研究者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留守经历确实会对大学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SCL-90躯体因子分在有无留守经历大学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反映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确实存在一些主观的身体不适：而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强迫因子得分和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得分虽然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无显著差异，但是均大于2，说明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可能有很强的自卑感，所以更倾向于严格要求自己，因此校方应该多关注这部分大学生的躯体不适、强迫及人际问题方面的情况。
在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生活满意度的维度上，有留守经历大学生显著低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这可能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由于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在儿童期或青少年阶段缺少父母陪伴、照料和支持，与父母沟通少，难以建立稳定的感情联结，导致他们安全感缺失，甚至会造成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不畅，这意味着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如果遇到一些应激生活事件，他们的社会支持会很薄弱；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照料者多为父母一方或者爷爷、奶奶上一辈或者其他亲属，这些人精力有限，基本上只能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而较少关注他们的心理需要和教育需要。可能是以上种种原因共同作用造成了有留守经历大学生总体的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进而让他们较多地体验到抑郁、焦虑、敌对、低落等负性情绪。
在主观幸福感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维度上，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则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没有显著差别。这与很多因素有关：被试样本的来源、年段、性别、专业、父母外出务工类型（双方外出、母亲外出、父亲外出）、回家频率、照看方式以及父母出去务工离家时孩子的年龄等因素都会影响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未来研究可以增加收集这些方面的信息来观察控制这些变量的影响因素，以进一步研究主观幸福感的积极情感维度和消极情感维度在这两类大学生群体中是否会有差异。
本研究还发现对于有留守经历大学生而言，心理健康能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而心理韧性在这个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心理健康传达了个体的心理效能状态和心理发展水平，因此，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可能会导致个体感受到较少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心理韧性作为个人内在的心理能力或人格属性，在压力、逆境等消极生活事件的情况下，对维持个体良好适应能力，在使个体具有较多的积极情感和较少的消极情感、更好的人际适应和更好的生活满意度方面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因此，在相同的成长情境下，心理韧性可能会使不同个体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存在差异，也就是说对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来说，心理调节能力在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可能发挥着缓冲作用。因此针对有留守经历的群体进行心理干预，可以通过系统的心理韧性干预，挖掘他们自身内部的积极保护性因素。蒋玉红等人的研究中将留守儿童发展的生态系统分为家庭子系统、儿童子系统和家庭外子系统，并提出观点认为留守儿童发展过程即是这3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动态适应过程。心理弹性理论也认为，影响儿童心理复原力的因素可分为内部结构因素和外部结构因素两个方面，即内部结构的人格特质和外部结构的社会支持，它们是决定儿童心理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综合本次的研究和蒋玉红等人的生态系统论、心理弹性理论，可以推断，更多的社会支持可以提高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心理弹性，这些社会支持也是提升他们主观幸福感的至关重要的外部保护因素。当然，干预方面除了家人的支持之外，学校、同伴还有社会可以通过给予这类大学生更多的关爱和支持，指导他们运用更积极的方式去寻求帮助和解决问题，指导他们提升心理韧性进而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但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除了前期研究发现的社会支持、个性特点及本研究中发现的心理韧性因素会影响两者间的关系外，诸如教养方式（尤其是其中的父亲情感温暖维度）也会同時影响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因此今后的研究也可以尝试从其他变量入手进一步探讨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为留守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提供理论支持，更好地发展干预措施。
此外，本研究的对象局限在大一学生，而大学生在大学的不同阶段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这有待今后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进行研究。另外诸如性别、父母外出等情况也会影响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这些变量均没有收集参与统计，控制变量较少是本文的一个局限。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增强对被试样本的来源、年段、性别、专业、父母外出务工类型（双方外出、母亲外出、父亲外出）、回家频率、照看方式以及父母出去务工离家时孩子的年龄等变量影响的探讨，进一步研究主观幸福感的积极情感维度和消极情感维度在这两类大学生群体中是否会有差异。本文另一个局限还在于样本取样来自同一所大学，虽然研究抽样过程随机，但是样本的代表性以及结果的普遍性可能需要进一步研究加以证明，但不可否认本研究开创性地发现了心理韧性对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为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了一些新的见解。
（责任编辑：陈艳艳）
摘要：探讨心理韧性在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可为提升这类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提供参考依据。采用症状自评量表、心理韧性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福建某高等院校有留守经历大学生235人和无留守经历大学生300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心理韧性水平和主观幸福感状况进行评定，发现：相比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体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心理韧性在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即大学生心理健康会通过心理韧性这个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因此，高校可以通过系统的心理韧性干预，挖掘他们自身内部的积极保护性因素，进而提高他们的总体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G449；B8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7）01-0072-07
一、引言
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是指在儿童期或青少年时期曾经有过留守经历的大学生。这些大学生在他们成长过程中，由于父母双方或任何一方离开生源地，他们被留在生源地至少半年，由父亲或母亲单独照顾或托付给长辈等他人抚养、照顾和管理。由于我国经济的不发达以及经济发展区域的不平衡性，造成我国社会独有的现象——大量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员为了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单方或双方均外出务工，留下年幼的孩子在家，从而导致了留守儿童的出现。留守儿童是一类需要社会各界予以关注的特殊群体，据2014年全国妇联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留守儿童共有6102.55万人，约占全国儿童总人数的21.88%，也就是说每五个儿童中就有一个是留守儿童。这些孩子年龄普遍为3～16岁，他们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监护人的关注引导，但留守儿童面临的现实是从小与父母聚少离多，在他们成长的关键时刻父母监护的角色是缺失的，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引导，他们很容易有各种成长困惑。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一般压抑情感表达，亲子间普遍缺乏沟通，隔代教育又弊端明显，这样一来，特殊的家庭环境和文化背景就使得留守儿童产生心理问题的不良态势趋于加剧。
大量对留守儿童的研究也证实，留守儿童相对于非留守儿童，罹患心理问题的可能性更高，主要包括人际关系和自信心等方面。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人际关系会更差一些，自信心也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而留守儿童与有留守经历大学生是一种接续性关系，留守经历导致的负性情绪和低自尊可能会使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在成年后更加突出。相当一部分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存在性格过于内向、敏感脆弱、情感淡漠、自我评价较低、自尊低、人际关系不畅等心理问题，抑郁焦虑水平也比没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更高。虽然也有少量的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在父母离家打工期间反而变得更加自立、自强，但总体上留守的弊大于利。留守经历确实会影响这类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具体作用机制、影响因素等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明。
随着近几年积极心理学的盛行，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主观幸福感（subiective well-being）。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水平息息相关，主观幸福感主要由高水平的积极情绪、低水平的消极情绪以及高生活满意度这三个部分组成。主观幸福感的核心是积极情绪，表示一种愉快的心情；生活满意度则包含了一定的认知成分，没有很强调愉快的心情这一方面。目前已有很多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均显示两者之间关系密切，尤其是主观幸福感的消极情绪维度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更密切，有研究发现消极情感与心理健康呈显著负相关，即主观幸福感里的消极情感评分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低。但关于心理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心理健康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也有学者认为心理健康除了对主观幸福感有直接的影响外，还能通过其他因素，如社会支持、个性特征等中介变量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
心理韧性（Resilience）中文译法包括：心理韧性、心理弹性、心理承受力、抗逆力、复原力等，有研究者认为心理韧性是指保证个体能适应不良环境的动态过程，也有研究者认为是个体面对危险时仍能适应的现象，或能承受高水平压力仍尽可能少地表现不良行为的能力，是能对心理健康起保护作用的一个因素。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儿童即使在存在诸多风险因素的情况下，如果能使用积极的应对方式，也可以使自己得到较好的发展，而且这些危险因素不仅没有损害和影响到儿童正常的心理功能，相反其功能和适应水平甚至超出正常儿童的功能或适应水平，而这其中很重要的保护因素就是良好的心理韧性。关于心理健康和心理韧性关系的研究发现，心理韧性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心理韧性和幸福感的研究也表明两者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但心理韧性与抑郁、焦虑等消极心境呈负相关。韩黎和李茂发的研究也发现，良好心理韧性的形成可减少农村大学生抑郁的发生，心理韧性水平越高的个体越能乐观看待自我，其幸福感水平也越高。
纵观以往研究成果，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对心理韧性及幸福感状况均有影响，而心理韧性也能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这表明心理韧性很可能在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但到目前为止，国内仅有3篇文献探讨这三者的关系，而且研究对象也没有涉及有留守经历大学生这一群体，所以本文以有留守经历大学生为被试来探讨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心理韧性三者之间的关系，以促进我们理解影响有留守经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进而为提升他们的幸福感、促进他们心理健康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福建省某高校的大一学生，采用整体随机抽样法选取样本，然后以不同专业的新生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施测时使用统一指导语，介绍测试目的和填答要求，现场收回问卷。本研究共发放874份问卷，剔除69份无效问卷，共回收805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2.11%。同时通过家庭基本情况问卷筛选出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235名，其中男132名，女103名，年龄在17～23岁之间，平均年龄19.65±1.02岁。在无留守经历大学生中随机选取300人作为对照样本，男169名，女131名，年龄在18～23岁之间，平均年龄19.62±0.90岁。 （二）研究工具
1.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 list 90，SCL-90）
症状自评量表（SCL-90）经常与大学生人格问卷（UPI）一起作为测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最主要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筛查。SCL-90由90个项目组成，分为10个因子，分别为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9个症状因子和1个其他因子。采用1～5级的李克特量表评分方法，从1到5分别代表“无症状”“轻度”“中度”“偏重”“严重”。被试在该量表上得分越低，表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越高，任一因子分大于2分可考虑筛选阳性。本研究中SCL-90在统计时的计分参照反向计分方法，用6减去被试在该量表上所有题项的得分均值作为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得分，即被试在该量表上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0.973，效度好。
2.心理韧性量表（Resilience Scale）
心理韧性量表（Resilience Scale）由Wagnild和Young编制，信效度高，应用广泛，可作为儿童青少年心理弹性的评估工具。其中文汉化版由范方修订，包括25个项目，分为个人胜任力因子（personal competence）和自我悦纳因子（acceptanceof self and life）两个维度。量表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法，从1～7代表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被试在其得分上越高表示心理韧性水平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0.879，效度较好。
3.主观幸福感量表（Subiective Well-BeingScale）
本研究采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Diener等人编制的主观幸福感量表，Diener等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55国被试进行的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该量表由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积极情感量表（PAS）和消极情感量表（NAS）3个分量表组成。其中生活满意度量表包括5个项目，采用1～7级的李克特量表评分方法，即从“强烈反对”到“极力赞成”分别计1～7分，得分越高表明生活满意度越高。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各10个项目，采用1～5级的李克特量表评分方法，即从“根本没有”到“所有时间”分别计1～5分，得分越高表明相对应的情感体验越强。本次测量中，3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依次为0.768、0.822、0.809。
（三）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0.0对所搜集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t检验等。
三、研究结果
（一）留守经历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心理韧性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通过对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与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心理韧性水平和主观幸福感状况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有留守经历和无留守经历大学生在心理健康总均分上的差异达至0显著（（4.18±0.46）vs.（4.65±0.45），p=0.05），且躯体化因子上的差异也达到显著（（1.58±0.47）vs.（1.50±0.43），p<0.05）：留守经历组与无留守经历组的心理韧性及其各维度之间则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留守经历组的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无留守经历组（（3.80±1.12）vs.（4.07±1.10），p<0.01）：留守经历组总体主观幸福感均分显著低于无留守经历组（（4.44±1.87）vs.（4.78±1.94），p<0.05）（见表1）。
（二）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心理健康、心理韧性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
表2结果显示，对于有留守经历大学生来说，心理健康水平与心理韧性总均分及其各维度，以及與主观幸福感总均分及其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两个维度都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29～0.51，p值均<0.001），与消极情感维度呈负相关（r=-0.53，p<0.001）。心理韧性及其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总均分及其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维度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37～0.97，p值均<0.001），与消极情感维度呈负相关（r值分别为0.26～-0.31，p值均<0.001）。这表明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心理韧性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也越高。
（三）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心理韧性在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调节效应
由上文可知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与心理韧性存在显著相关，符合作中介变量分析的条件。下面采用温忠麟等人提出的逐步检验法，检验心理韧性在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与总体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
第一步：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为自变量，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第二步：以心理韧性为因变量，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为自变量时，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
第三步：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和心理韧性都为自变量，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和心理韧性的回归系数均具有显著性。
结果显示，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对主观幸福感（B=O.51，t=9.11，p<0.001）、心理韧性（β=0.33，t=5.32，p<0.001）均有预测作用。当在它们中间加入中介变量心理韧性之后，心理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下降，但仍然显著（β=0.37，f=7.04，p<0.001）；心理韧性也能预测主观幸福感（β=0.44，t=8.44，p<0.001），符合部分中介效应的判断标准。总效应为0.51，中介效应之后的直接效应为0.37，中介效应（间接效应）为0.33×0.44=0.145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0.33×0.44÷0.51=0.28，具体见表3。以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主观幸福感水平和心理韧性构建的部分中介模型如图1所示。 由于大学生心理健康及心理韧性得分均为连续变量，因此进行层次的回归分析确定心理韧性是否同时存在调节效应。首先对自变量心理健康（x）和调节变量心理韧性（M）去中心化，接着以主观幸福感均分（Y）为因变量先对心理健康和心理韧性做回归分析，判定系数R2为0.452，然后对心理健康，心理韧性及心理健康和心理韧性的乘积做回归分析，判定系数R2为0.454，△R2为0.002，差异不显著（p=0.15），所以心理韧性调节效应不显著，具体分析结果见表4。
四、讨论
本研究发现，对整体样本而言，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主观幸福感水平均低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而在有留守经历大学生中，心理健康水平、主观幸福感及心理韧性三者两两显著相关，且回归分析表明心理健康水平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这个群体的主观幸福感，而心理韧性在这个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调节效应不显著，即心理健康可以通过影响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本研究发现，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主观幸福感水平均低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这与王玉花、周春燕等研究者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留守经历确实会对大学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SCL-90躯体因子分在有无留守经历大学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反映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确实存在一些主观的身体不适：而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强迫因子得分和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得分虽然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无显著差异，但是均大于2，说明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可能有很强的自卑感，所以更倾向于严格要求自己，因此校方应该多关注这部分大学生的躯体不适、强迫及人际问题方面的情况。
在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生活满意度的维度上，有留守经历大学生显著低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这可能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由于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在儿童期或青少年阶段缺少父母陪伴、照料和支持，与父母沟通少，难以建立稳定的感情联结，导致他们安全感缺失，甚至会造成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不畅，这意味着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如果遇到一些应激生活事件，他们的社会支持会很薄弱；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照料者多为父母一方或者爷爷、奶奶上一辈或者其他亲属，这些人精力有限，基本上只能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而较少关注他们的心理需要和教育需要。可能是以上种种原因共同作用造成了有留守经历大学生总体的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进而让他们较多地体验到抑郁、焦虑、敌对、低落等负性情绪。
在主观幸福感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维度上，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则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没有显著差别。这与很多因素有关：被试样本的来源、年段、性别、专业、父母外出务工类型（双方外出、母亲外出、父亲外出）、回家频率、照看方式以及父母出去务工离家时孩子的年龄等因素都会影响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未来研究可以增加收集这些方面的信息来观察控制这些变量的影响因素，以进一步研究主观幸福感的积极情感维度和消极情感维度在这两类大学生群体中是否会有差异。
本研究还发现对于有留守经历大学生而言，心理健康能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而心理韧性在这个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心理健康传达了个体的心理效能状态和心理发展水平，因此，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可能会导致个体感受到较少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心理韧性作为个人内在的心理能力或人格属性，在压力、逆境等消极生活事件的情况下，对维持个体良好适应能力，在使个体具有较多的积极情感和较少的消极情感、更好的人际适应和更好的生活满意度方面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因此，在相同的成长情境下，心理韧性可能会使不同个体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存在差异，也就是说对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来说，心理调节能力在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可能发挥着缓冲作用。因此针对有留守经历的群体进行心理干预，可以通过系统的心理韧性干预，挖掘他们自身内部的积极保护性因素。蒋玉红等人的研究中将留守儿童发展的生态系统分为家庭子系统、儿童子系统和家庭外子系统，并提出观点认为留守儿童发展过程即是这3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动态适应过程。心理弹性理论也认为，影响儿童心理复原力的因素可分为内部结构因素和外部结构因素两个方面，即内部结构的人格特质和外部结构的社会支持，它们是决定儿童心理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综合本次的研究和蒋玉红等人的生态系统论、心理弹性理论，可以推断，更多的社会支持可以提高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心理弹性，这些社会支持也是提升他们主观幸福感的至关重要的外部保护因素。当然，干预方面除了家人的支持之外，学校、同伴还有社会可以通过给予这类大学生更多的关爱和支持，指导他们运用更积极的方式去寻求帮助和解决问题，指导他们提升心理韧性进而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但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除了前期研究发现的社会支持、个性特点及本研究中发现的心理韧性因素会影响两者间的关系外，诸如教养方式（尤其是其中的父亲情感温暖维度）也会同時影响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因此今后的研究也可以尝试从其他变量入手进一步探讨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为留守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提供理论支持，更好地发展干预措施。
此外，本研究的对象局限在大一学生，而大学生在大学的不同阶段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这有待今后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进行研究。另外诸如性别、父母外出等情况也会影响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这些变量均没有收集参与统计，控制变量较少是本文的一个局限。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增强对被试样本的来源、年段、性别、专业、父母外出务工类型（双方外出、母亲外出、父亲外出）、回家频率、照看方式以及父母出去务工离家时孩子的年龄等变量影响的探讨，进一步研究主观幸福感的积极情感维度和消极情感维度在这两类大学生群体中是否会有差异。本文另一个局限还在于样本取样来自同一所大学，虽然研究抽样过程随机，但是样本的代表性以及结果的普遍性可能需要进一步研究加以证明，但不可否认本研究开创性地发现了心理韧性对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为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了一些新的见解。
（责任编辑：陈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