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先生走了，带走百年沧桑，留给我们永远的青春。我等后生学子将永远把先生视为传奇，并且深信，多年之后，先生的故事还会在校园里口耳相传，成为北大传统的一部分。
　　从1982年到1988年，我在先生门下从硕士读到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又在先生的指导下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第一次试讲时，先生专门来听。我看到先生坐在那里，心里不由得紧张，语速也随之加快。一堂课过后，听讲的老师们给我提了不少建议。我记得先生给我提的意见是，“说话太快了，要慢慢地讲，不要着急”。
　　1908年7月14日，芮先生出生在上海郊区的南翔镇，生命跨越两个世纪。他生在旧上海的富商家庭，父亲经营纸张生意，对子女们的教育十分上心。芮先生从一开始就在租界的洋学堂接受教育，打下坚实的英语和法语基础，又因为在教会学校就读，受到了良好的拉丁文教育，并且一直勤学苦练，不曾丢掉。在法国和德国留学期间，他又精通了德文。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自学俄语，还曾担任俄语教员。虽然才华一度被埋没，但改革开放的时代一到，他立即精神焕发，奠定了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两门学科的基础。他身体健康，精力旺盛，90多岁时还要喝“红牛”，百岁高龄时仍喜吃烤鸭巧克力……
　　治民法学，通晓多种语言极为重要。以先生在拉丁文、法文、德文上的造诣，才能对罗马法、法国法、德国法均有深刻了解。同时，先生从小就在上海长大，见识过“国际金融中心”，又在欧美留学多年，使他对西方的法律体系、学术生产的实际情况有极深刻的认识。凭借这样的经历与特长，先生在抗战期间顺理成章地将毕生所学法德两国之民法精粹，结合清末民初法律体系，逐渐融会贯通，并完成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
　　在给先生写的挽联中，我用了“当世通儒”四个字，先生是绝对当得起的，他的学问是通的。
　　但先生最初的专业不是法学。1927年中学毕业后，他进入上海震旦大学念文学。大学期间，先生的二哥在租界被外国人打死，却无处申冤。那时居住在租界的中国人打官司要通过“会审公廨”，凡是涉及外国人的案件，外国领事都会派员观审，中国人很难打赢官司。二哥的死就这样不了了之，凶手逍遥法外。先生在晚年接受采访时曾说过，二哥的含冤早逝，对他产生了极大的触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走上了“法律救国”的道路。1930年夏，先生从震旦大学毕业后负笈法兰西，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律专业。之后来到缅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法学家弗里茨·冯·希佩尔教授。
　　先生对国家、民族怀着真挚的感情，一再顶着重重压力，冒种种危险，不远万里回到祖国。从法兰克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于1935年正值国难深重之时回国，一心教书育人，后来辗转前往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翻开人生新的一页。大约在这段时间，先生完成了《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并将其作为教材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施教。但由于时局动荡，直到先生在1948年任教北大后，才通过朋友帮助，由河北第一监狱印刷厂承印出版。有学者称，这本书是1949年以前中国民法著作中的“绝响”，“是一部可以和世界对话的作品”。
　　改革开放后，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国内经济生活与国际贸易等领域都出现许多新问题，有待通过“经济法”等手段进行调整。于是，他的学术关注点逐渐转向民法以外的其他领域。“经济法学”在中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是由先生最早提出的。从研究民法转向倡导经济法、国际经济法，是他在关注和研究民法的基础上又向前走了一步，但这仍是他民法研究工作的继续和发展。
　　1979年，先生在《法学研究》上发表《美国和西欧的经济法及国际经济法》，系统提出了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开创性思想。1980年，在先生极力主张之下，经教育部批准，北大开设全国第一个经济法本科专业，并又先后成立经济法研究所和国际经济法研究所，都由先生担任首任所长。这两个研究所培养出大量人才。后来参与WTO谈判的专家学者，许多都是芮先生的弟子。
　　先生得享高寿、福寿，更可贵的是，他的心态从未衰老，永远保持着青春的活力和对新鲜事物的敏感。过了80岁以后，他又带了整整11届博士。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学会了使用手机，学会了上网，学会了用MP3，当然，更不用说操作微波炉和电子咖啡壶了。芮先生一直喜欢听音乐，常在睡觉前看小说，这样会睡得很香。
　　记得他99岁那年，有一次我去府上请安，芮先生听说我睡不好觉要吃安眠药，很吃惊地问：那你睡觉前为什么不看看小说呢？我乐得哈哈大笑，可笑过之后，突然觉得自己和先生相比，恐怕还是先生的心态更年轻吧。
　　作者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芮沐先生的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