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海派华政
【√】60年前，在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中，中国兴建起五所政法院校，开启了法学教育的专业道路。经过60年发展，位于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成为国内法学学术的制高点，位于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成为法学与政治结合的佼佼者，而位于上海的华东政法大学则成为培养法学实务人才的摇篮。
“逆境中崛起，忧患中奋进，辉煌中卓越”。从蹒跚起步到辉煌崛起，从青涩稚嫩到成熟练达，两落三起，万般磨难，华政因其悠久的创校历史、优越的地缘条件，加上海派文化的熏染，在沧桑的岁月里形成了“务实与包容”等独具特色的学院文化，并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顶尖人才。
转眼一甲子。回首华政的过往，花一些时间徜徉在古朴的华政长宁校区，你会发现，流动的苏州河、清脆的韬奋钟、绯红的砖瓦、青葱的樟树，无一不见证着华政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就如同见证了中国法治的兴衰起伏。
【√】回首华东政法大学的过往，既有建校初期的艰辛岁月，也有两次撤销的万般磨难，历经两落三起，与其他政法学府相比，华政的命运似乎更加多舛
上海万航渡路1575号，曾经的租界公园以北，十余幢融有中国特色的西方教会式洋房横跨苏州河两岸。这里曾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名噪一时的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原名约翰书院，是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于1877年创建的教会大学。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圣约翰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60年前的冬天，这所著名的教会大学走向了命运的终结。1952年，华东政法学院在这里正式成立，华政也因此成为中国唯一一所带有“教会色彩”的高等法学学府。
转眼一甲子，华东政法大学迎来了建校60周年的庆典。回首华政的过往，既有建校初期的艰辛岁月，也有两次撤销的万般磨难。从蹒跚起步到辉煌发展，从青涩稚嫩到成熟练达，流动的苏州河、清脆的韬奋钟、绯红的砖瓦、青葱的樟树，无一不见证着华政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如同见证了中国法治的兴衰存亡。
从圣约翰大学手中接过贵族校园
1952年的那一次全国范围的高校院系调整，催生了无数后来颇有建树的高等院校，华东政法大学就是其中之一。应时局需要，时任华东地区公安部政治部主任的郑文卿受命主持筹建华东政法学院的工作。于是，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震旦大学、上海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等六校的法律系，再加上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四校的政治系以及沪江大学的社会系就被拆分整合，组成了华东政法学院。
圣约翰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拆散，美丽的校园就留给了华东政法学院。1952年，当圣约翰大学校园被移交到华东政法学院手中的时候，一度让刚入校的600多名学生惊呼不已，那些来自工厂和基层政府机关的年轻人，都因这处曾经的贵族校园而着迷。
虽然经过了60年风雨的洗礼，但华政直到今天依然保有圣约翰大学的余韵，这一点从华政校园中林立的西式教学楼就能体会出来：以韬奋楼、东风楼为首的几乎所有建筑外墙均为红砖清水墙，然后以歇山屋顶覆盖中国蝴蝶瓦；梧桐与地锦隐映着那些朱红窗格与铜制窗栏，显得格外幽深静谧。
现年81岁的韩信昌，是那批学生之一。1956年韩信昌从华政毕业以后，留校从事行政工作，从未离开华政，逐渐研究起圣约翰大学和华政早期的历史，被后辈誉为华政园里的“活化石”。“校园里许多建筑都经过了数次修葺或者改造，韬奋楼的钟楼被加高过，东风楼的走廊也被封起来了，校园桥也有所位移。但这种典雅和古朴的感觉与当年并无太大差异。”韩信昌说。
有一点韩信昌忘了介绍，圣约翰大学校园被移交时，还是一个贵族校园，校舍、学生集体活动设施非常少，要迎接一下子涌入的600名学生实属不易。“食堂异常拥挤，郑文卿院长就带领大家到河西的空地上去吃饭，用面盆装菜，八个人一组，然后围盆就餐。”华政功勋教授徐建回忆说。
匮乏的何止环境与物资条件，还包括法学教育的经验。“让我们做一个善良的园工，勤劳地耕作培养，用美满的收获来酬答人民的期望。”这是华东政法学院首任院长魏文伯在华政成立典礼上所赋的小诗，他希望能将华政创办为一所一流的法学院校，然而百废待兴的景象却令他愁容满面。魏文伯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的学校更像是一个训练班。如何办学，学院还缺乏经验，向苏联学习，学校的条件又不够。”
后来的几年里，华东政法学院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按着国家的既定要求慢慢发展着。模仿“苏联模式”建立四年制本科教学机制；建立“干部部”、“函授部”，加强轮训在职干部；聘请相关的苏联专家参与教学等等。这一期间，华政也承担着司法部下达的为华东地区新兴政法院校输送师资的任务。
27年只招了9届学生
1956毕业以后，韩信昌被安排在华政教务处任职，此后的20年时间里，韩信昌经历了母校最黯淡的一段时光。
“55、56、57届的那几批学生很有意思，大学录取通知书上的录取单位是华东政法学院，毕业证上的盖章单位却成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东政法大学校友办公室负责人吴高升告诉《方圆》记者，1958年，华政被撤校并并入了上海社会科学院，这不仅改变了最早一批华政学生的命运，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华政好不容易集中培养起来的师资队伍分崩离析。
华政的第一次被撤销持续了5年时间。1963年8月，上海市委政法小组和教育卫生工作部根据《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政法小组、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高等政法教育和调整政法院系问题的请示报告》向上海市委提交了《关于筹办华东政法学院的意见》，华东政法学院得以原地恢复。然而，由于受到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影响，恢复办学的华东政法学院只招收了64、65两届学生。
因为当时“左”的政治气候和办学指导方针方面的偏差，华政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到法学教育和科研上，政治运动干扰了学校的秩序。师生们把相当多的时间都花费在参加各种政治运动上，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这两届学生的质量。
“校园里到处都是大字报，每个班都要进行反右。记得当时班里有一个同学，在上宪法课时闲极无聊，写了一首打油诗，其中一句是‘怒拔头发三千根’，后来就被指为影射宪法的三十几个条文。”华东政法大学56级校友、书法家陈炳章告诉《方圆》记者，在那个人心惶惶的年代，校园生活只能维持刻板而谨慎的状态。 “文革”期间，政法战线是重灾区，和其余四所政法院校一样，华政也难逃厄运。1972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华东政法学院第二次被撤销，师资队伍再次解体。华政校园陆续被上海社科院、复旦分校、上海市卫生学校、普陀区卫生学校、果品公司、蔬菜公司、水文站、水上派出所八个单位瓜分，被大家戏称为“八国联军”。
“从1952年建校到1979年第二次复校，历经两落三起，与其他政法学府相比，华政的命运更加多舛。所以回过头来看，老一辈的华政人多是含辛茹苦而又坚定不移，华政能有今天也要感谢他们的坚守。”吴高升说。
值得一提的是，从1952年建校，到1979年复校，华政在建校初期的27年里，竟然只招收了9届学生。
复校就像一场战争
1978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法学教育迎来了春天。韩信昌回忆，当时有几位老师联名给中央写信，要求恢复华东政法学院。同时也有另一个主张的声音：另起炉灶重新办学。
在韩信昌等老一辈华政人看来，如果不复校，华政将丧失厚重的传统与坚韧的品质，正是老的华政，才具备成功的历史积淀。于是，以时任上海市社联秘书长的徐盼秋为代表的一批“老华政”当时顶着各方面的阻力，顺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形势据理力争。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夏征农也在此时挺身而出，支持徐盼秋等人的复校主张。他慷慨表示：如果华政复校，现在复旦的华政元老，要哪个就给哪个，决不阻拦！
1979年2月5日，徐盼秋与复旦党委副书记袁成瑞接到上海市高级法院院长关子展的电话，被告知中央政法委已经决定恢复华东政法学院，并要求他们于2月9日赴京参加复校工作会议，同时带去复校的经费预算。
只有三天的时间，撰写经费预算的工作非常紧迫，消息传出后，“老华政”们纷纷奔走相告，表示要为华政复校各尽其力。
在复旦任教的孔令望立马联络了华政在复旦的一批校友，一同深入从事教学管理服务工作的各个部门，向熟悉业务的负责人咨询，测算恢复实际规制3000人的校园需要所需的设备及经费数据。随后，孔令望等人又马不停蹄赶到复校刚半年的上海财经学院取经......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复校经费预算总算如期完成，孔令望也作为华政代表，到北京参加复校会议。
复校会议上，华政同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等学校互相交流了情况：当时西南政法学院已于1978年暑期复办；北京、西北两校的人员流散及校园被占情况也不太严重；唯独华政，两度被停办，师资队伍流失、资料散失、校园被八家单位分割，与会人员听闻之后无不叹惋。
1979年3月，华东政法学院复校筹备小组正式成立。复校的号角奏响了，然而摆在华政人面前的却是一个被摧残了十余年的、破败不堪的“烂摊子”：师资匮乏、教材流失、教室宿舍一无所有，这样的现实与“当年复校、当年招生”的目标相提并论，这将是一个怎样的挑战？
根据《第八次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纪要》，当时分占华政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分校、上海市果品公司等八家单位应该尽快撤出。然而，由于各种情况，进展并不顺利。眼看复校在即，华政筹备组的成员不得不四处奔波。
“现在的东风楼，当时由复旦大学分校使用。对于华政的复校，复旦大学给予了很大的支持，除了‘归还’大部分教师，他们还尽快让出了东风楼。而上海社会科学院占用的华政房屋中，除红楼（即图书馆）、六三楼、交谊楼外，也都移交归还华政。”韩信昌介绍，复校后的数百名教职工就是凭着这总体面积仅有6000多平方米的校舍渡过了第一道难关。“79年复校后，学生们也只能在礼堂和体育馆改造的教室里完成学业，当时只有四十号楼、东风楼等四幢建筑是归华政所有。”
第二年的暑假华政要招400名新生，校舍的匮乏问题再一次摆在了院长徐盼秋、副院长曹漫之等领导的面前。徐盼秋曾撰文回忆当年复校经过：“复校不容易呐，那真是一场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华政只能通过新建校舍来解燃眉之急。当时院里有一位领导曾在某煤矿工作，徐盼秋、曹漫之等院领导就带头搬进从煤矿借来的五个军用帐篷，在帐篷里办公。他们把腾空的房子让给教师作为教研室，在建新楼的问题上，也力主让学生宿舍和图书馆率先开工。院领导们把180万元的基建资金全部投入到教学楼的建设当中，而他们在帐篷里办公，一待就是三年。”华政功勋教授苏惠渔说，华政领导自我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鼓舞了当时的师生，“帐篷精神”也成为了华政历史上及至沪上最广为传颂的佳话。
直到1999年4月7日，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与华政举行了交谊楼、六三楼和红楼的交接仪式，华政才终于将失落多年的家园全部寻回。
曹漫之的“弹劾制度”
曹漫之是华政历史上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华政1979年复校以前，曹漫之就已在华政任教长达20余年，复校后，曹漫之担任副院长一职，对华政复校初期的师资、教学建设作了很大贡献。
“文革的那十年里，许多老师都离开了教学一线，其中一些人的专业知识早已荒废，而我们这些留在复旦大学继续任教的老师也都不是从事法律教学。”苏惠渔告诉《方圆》记者，当时华政面临的问题是，师资队伍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局面。除了专业知识的荒废，许多从复旦等大学返回的“华政元老”也都已经两鬓斑白，力不从心；而一批刚刚经历过“文革”洗礼的青年教师一时还难以承担起整个学院的教学任务。
“到社会上去招聘人才！”曹漫之首先提出一个当时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新思路，然而他的这一想法却没有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由于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社会还不稳定，许多人担心会有一些戴着“帽子”和刚摘下“帽子”的人跑来应聘，担心这些人会影响到华政的正常教学和管理。基于这些顾虑，司法部也没有批准这一建议。
招生、开学的任务迫在眉睫，曹漫之当机立断：以华政自己的名义向社会公开招聘。于是，章人英、洪丕谟、江海潮等一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就在那个时候涌进华政，这大大扩充了华政的师资队伍，缓解了师资的困难。
随之而来的，是师资队伍力量薄弱的困境，这不仅会影响到教学质量，更会成为制约学校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曹漫之对老师们提出了两个基本要求：第一要保证有人上课；第二要保证不被学生赶下讲台。 这不是什么值得惊奇的事，那个年代的学生确实是可以把教师赶下台的，特别是在华政，曹漫之甚至推行了专门的学生举报“弹劾”老师的制度来保障学生的这种权利。“当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许多助教不敢来给我们上课。我们79级的那一批学生绝大多数都经历过文革，还有好多人上大学前就在从事党团工作，我们对《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都非常熟悉，有的人甚至可以用精通来形容。所以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给我们讲课，老师要禁受住学生的考验。”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华政79级校友杜志淳告诉记者，正是曹漫之力排众议而推行的“弹劾制度”造就了后来华政过硬的教学质量。
“文革”十年的破坏，使华政的教材资料毁损的情况也非常严重，《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又刚刚出台不久，没有完整、规范的教科书。当时的宪法教研室只有一本讲义，这还是教授孔令望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冒了极大的危险保存下来的，而这本薄薄的讲义也成了整个教研室共享的“宝贝”。
没有教材，老师们就凭借手中仅有的资料和记忆中的知识去编写讲义。为了让学生开学就能读到讲义，老师们废寝忘食地讨论、编写、校对。暑假中付印讲义，闷热的油印室内连台电扇也没有。打字员们个个满头大汗、眼泪汪汪，但都咬牙坚持工作。为了减轻打字员的负担，刚刚放下教材编写工作的老教师们自己拿起油印出来的书页，配页装订，将医生“注意休息”的叮嘱抛诸脑后。
苏惠渔等老师还自创了别出心裁的教学讲座。那时恰逢审判“四人帮”，苏惠渔、朱华荣等老师承担了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辩护的任务，就借着学校安排的讲座的机会，与学生们分享一些具体司法实践当中的心得体会。每逢此时，报告厅里就会出现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将辩护经历引入课堂，华政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务实特色也许就缘于此吧。
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生教育方法
艰苦的创业探索过后，华东政法学院正式进入了“建业时代”。80年代初，为了培养自己的教学、研究梯队，学校开启了研究生教育的探索之路。1982年2月，何勤华、孙南申等14名满怀抱负、求知若渴的学生来到华政求学，成为首批硕士研究生，曹漫之、庄咏文、王召棠、徐轶民、孔令望、苏惠渔、徐建等第一批研究生导师也给予了他们莫大的关心和帮助。
苏惠渔表示，“要树立华政自己的学科特色，建立优势学科，一定要有自己的教学队伍。而一个优秀的教研室应当形成老、中、青三代传、帮、带的局面，但我们那个时候是有断层的。‘文革’中，一大批年轻人都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本应是中流砥柱的他们无法独当一面，而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又都过于青涩稚嫩，我们只好在研究生阶段有意识地去培养学生的教学、科研能力。”为了保证华政在学科建设当中的薪火相传，创建华政自己的学科品牌，79级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数都被学校留下读研或任教，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为了学术界的佼佼者，成为华政的中流砥柱。
“学校当时还给每个研究生500元，鼓励他们外出参加社会实践，这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有一些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并不需要如此丰厚的经费，学生更多地会拿着这些经费去游山玩水。但院领导们有远见卓识，他们在此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支持学生。”苏惠渔说，要做学问，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不论是歌乐山下的西南政法，还是未名湖畔的北大法学，他们都有自己的治学理念、流派特色，游山玩水也是一种游学，没有任何经历才是最糟糕的。
从白手起家到全面发展，从一穷二白到欣欣向荣，作为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专业的学科带头人，苏惠渔见证了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科建设的整个过程。回首过往，他表示很欣慰：“华政更名为大学以后，综合性大学的优势是讲通识教育，各个专业、学科之间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吸收。对于学生而言，即使听不懂其他专业的课程，但那也是一种熏陶，对扩充自己的知识结构非常有益。”
“在最初建设刑法学专业时，由于条件限制，没有办法在知识的广度层面引领学生，就只能从知识的深度上面去着手。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我们当时开设了刑事疑难案例分析这门课程，把实务当中的一些疑难案件拿到课堂上去讨论、分析，寓教于乐，成为全国范围内第一家开设案例课程的高校。”苏惠渔告诉《方圆》记者，他们将教学目标定位为培养能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尽管中国并非判例法国家，但若是每一个学生的脑海里能够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案例，这对其视野的拓展非常有帮助，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后也能迅速转换角色进入状态。
从“学院”到“大学”
1998年6月23日，华东政法学院迎来了复校以来最令他们鼓舞的一天。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华政国际法专业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这也使得华政成为上海地区首个拥有法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院校。这被看作是华政强势复苏的一个标志。
但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华政的发展依然面临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时华政只有长宁一个校区，因为是圣约翰大学旧址，许多建筑都属于保护性文物，不能改建，所以华政在办学规模和学科建设方面都无法继续高速发展。”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刘晓红告诉记者，那时的华政只有法律学院、经济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和国际法学院四个学院，与司法部主管的其他几所政法大学相比，规模要小很多。华东政法学院要飞速发展，长宁校区的狭仄校舍却似骨鲠在喉。
2003年，华政开始筹划在松江大学城建设新校区。“华政的前身是圣约翰大学，哥特式的建筑风格是我们的特色，所以我们在建设新校区时就保留了这一风格。但因为圣约翰是教会大学，带有神学色彩，而我们是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法大学，所以在设计时就将原来的尖顶红瓦变为了方顶红瓦。”刘晓红说，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在每一个华政人心中都意义非凡，静谧幽深的校园、古堡式的校舍满足了大家对象牙塔生活的憧憬。而这，也是华政区别于其他政法大学的一大特色。
2005年6月，松江校区基本完工，当年8月，学校完成了主体搬迁工作。校舍建好后，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却依旧眉头紧锁。1994年启动的全国高校“211工程”，华政始终未能入选。这使得华政无法享受国家和地方对“211”高校在人才、资金、学科建设等方面所给予的优势政策，与其他大学之间的竞争也越发吃力。在当时的全国高校综合实力排名中，华政排到了100名以外，在上海地区也掉到了10名之外。加上各高校法学院的普遍设立，以法学安身立命的华政在华东地区的地位岌岌可危。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更名大学，老师们出去参加活动也好，学生们走上社会参加工作也罢，我们本是一流的法学院校，但一些不了解的人总将华政与一些专科升本科的职业大学相提并论。”何勤华说，更名为大学不仅能让华政成为一所以法学专业为主的多科性大学，也能让华政人获得应有的尊重。2007年，在杜志淳、何勤华等华政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华东政法学院正式更名为华东政法大学。
然而，何勤华等校领导为华政更名大学所作的努力却没有赢得所有人的支持，来自校友和对手的质疑声接踵而至。“将原来不同名称的法律系升格为法律学院、经济法学院、国际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增设商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华政的品牌将不复存在。”在质疑者看来，更名大学不过是一场盲目跟风，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生源和教学质量的双重下降。但这些质疑并没有让杜志淳、何勤华等人驻足不前。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以及国际化程度的加深，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的单科型人才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仅就政法类高校的毕业生而言，一方面，公、检、法、司机关无法容纳由于大学扩招而产生的大量毕业生；另一方面，由于工作性质的复杂性、综合性和开放性，司法机关也需要引进各种经济、管理、外语等专业的人才。这样一来，就要求毕业生成为复合型人才。政法院校只管传授法律知识，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的计划经济教育模式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何勤华说，单科性的政法学院向各文科（甚至理工）交叉型的以法学为主的多科性大学发展也是历史的必然。
杜志淳告诉《方圆》记者：“华政地处上海，而上海又是最具国际化的大都市，所以华政在接下来发展的过程中要利用这一优势资源，形成华政独特的办学特色，将海派特色融入华政的建设。”华政近年来已经先后创建了国际金融法律学院和国际航运法律学院，目标是不仅要为上海四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培养人才，还要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国际视野、扎实功底的复合型人才，更要在今后的发展中，让华东政法大学这颗“法学界的东方明珠”熠熠生辉。
“逆境中崛起，忧患中奋进，辉煌中卓越”，这几句前人总结的话语，如今看尚未过时，它不仅是对华政精神的概括与总结，也是描绘华政人在一个甲子的沧桑创业中孜孜不倦、艰辛求索的缩影。
【√】60年前，在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中，中国兴建起五所政法院校，开启了法学教育的专业道路。经过60年发展，位于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成为国内法学学术的制高点，位于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成为法学与政治结合的佼佼者，而位于上海的华东政法大学则成为培养法学实务人才的摇篮。
“逆境中崛起，忧患中奋进，辉煌中卓越”。从蹒跚起步到辉煌崛起，从青涩稚嫩到成熟练达，两落三起，万般磨难，华政因其悠久的创校历史、优越的地缘条件，加上海派文化的熏染，在沧桑的岁月里形成了“务实与包容”等独具特色的学院文化，并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顶尖人才。
转眼一甲子。回首华政的过往，花一些时间徜徉在古朴的华政长宁校区，你会发现，流动的苏州河、清脆的韬奋钟、绯红的砖瓦、青葱的樟树，无一不见证着华政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就如同见证了中国法治的兴衰起伏。
【√】回首华东政法大学的过往，既有建校初期的艰辛岁月，也有两次撤销的万般磨难，历经两落三起，与其他政法学府相比，华政的命运似乎更加多舛
上海万航渡路1575号，曾经的租界公园以北，十余幢融有中国特色的西方教会式洋房横跨苏州河两岸。这里曾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名噪一时的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原名约翰书院，是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于1877年创建的教会大学。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圣约翰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60年前的冬天，这所著名的教会大学走向了命运的终结。1952年，华东政法学院在这里正式成立，华政也因此成为中国唯一一所带有“教会色彩”的高等法学学府。
转眼一甲子，华东政法大学迎来了建校60周年的庆典。回首华政的过往，既有建校初期的艰辛岁月，也有两次撤销的万般磨难。从蹒跚起步到辉煌发展，从青涩稚嫩到成熟练达，流动的苏州河、清脆的韬奋钟、绯红的砖瓦、青葱的樟树，无一不见证着华政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如同见证了中国法治的兴衰存亡。
从圣约翰大学手中接过贵族校园
1952年的那一次全国范围的高校院系调整，催生了无数后来颇有建树的高等院校，华东政法大学就是其中之一。应时局需要，时任华东地区公安部政治部主任的郑文卿受命主持筹建华东政法学院的工作。于是，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震旦大学、上海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等六校的法律系，再加上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四校的政治系以及沪江大学的社会系就被拆分整合，组成了华东政法学院。
圣约翰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拆散，美丽的校园就留给了华东政法学院。1952年，当圣约翰大学校园被移交到华东政法学院手中的时候，一度让刚入校的600多名学生惊呼不已，那些来自工厂和基层政府机关的年轻人，都因这处曾经的贵族校园而着迷。
虽然经过了60年风雨的洗礼，但华政直到今天依然保有圣约翰大学的余韵，这一点从华政校园中林立的西式教学楼就能体会出来：以韬奋楼、东风楼为首的几乎所有建筑外墙均为红砖清水墙，然后以歇山屋顶覆盖中国蝴蝶瓦；梧桐与地锦隐映着那些朱红窗格与铜制窗栏，显得格外幽深静谧。
现年81岁的韩信昌，是那批学生之一。1956年韩信昌从华政毕业以后，留校从事行政工作，从未离开华政，逐渐研究起圣约翰大学和华政早期的历史，被后辈誉为华政园里的“活化石”。“校园里许多建筑都经过了数次修葺或者改造，韬奋楼的钟楼被加高过，东风楼的走廊也被封起来了，校园桥也有所位移。但这种典雅和古朴的感觉与当年并无太大差异。”韩信昌说。
有一点韩信昌忘了介绍，圣约翰大学校园被移交时，还是一个贵族校园，校舍、学生集体活动设施非常少，要迎接一下子涌入的600名学生实属不易。“食堂异常拥挤，郑文卿院长就带领大家到河西的空地上去吃饭，用面盆装菜，八个人一组，然后围盆就餐。”华政功勋教授徐建回忆说。
匮乏的何止环境与物资条件，还包括法学教育的经验。“让我们做一个善良的园工，勤劳地耕作培养，用美满的收获来酬答人民的期望。”这是华东政法学院首任院长魏文伯在华政成立典礼上所赋的小诗，他希望能将华政创办为一所一流的法学院校，然而百废待兴的景象却令他愁容满面。魏文伯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的学校更像是一个训练班。如何办学，学院还缺乏经验，向苏联学习，学校的条件又不够。”
后来的几年里，华东政法学院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按着国家的既定要求慢慢发展着。模仿“苏联模式”建立四年制本科教学机制；建立“干部部”、“函授部”，加强轮训在职干部；聘请相关的苏联专家参与教学等等。这一期间，华政也承担着司法部下达的为华东地区新兴政法院校输送师资的任务。
27年只招了9届学生
1956毕业以后，韩信昌被安排在华政教务处任职，此后的20年时间里，韩信昌经历了母校最黯淡的一段时光。
“55、56、57届的那几批学生很有意思，大学录取通知书上的录取单位是华东政法学院，毕业证上的盖章单位却成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东政法大学校友办公室负责人吴高升告诉《方圆》记者，1958年，华政被撤校并并入了上海社会科学院，这不仅改变了最早一批华政学生的命运，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华政好不容易集中培养起来的师资队伍分崩离析。
华政的第一次被撤销持续了5年时间。1963年8月，上海市委政法小组和教育卫生工作部根据《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政法小组、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高等政法教育和调整政法院系问题的请示报告》向上海市委提交了《关于筹办华东政法学院的意见》，华东政法学院得以原地恢复。然而，由于受到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影响，恢复办学的华东政法学院只招收了64、65两届学生。
因为当时“左”的政治气候和办学指导方针方面的偏差，华政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到法学教育和科研上，政治运动干扰了学校的秩序。师生们把相当多的时间都花费在参加各种政治运动上，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这两届学生的质量。
“校园里到处都是大字报，每个班都要进行反右。记得当时班里有一个同学，在上宪法课时闲极无聊，写了一首打油诗，其中一句是‘怒拔头发三千根’，后来就被指为影射宪法的三十几个条文。”华东政法大学56级校友、书法家陈炳章告诉《方圆》记者，在那个人心惶惶的年代，校园生活只能维持刻板而谨慎的状态。 “文革”期间，政法战线是重灾区，和其余四所政法院校一样，华政也难逃厄运。1972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华东政法学院第二次被撤销，师资队伍再次解体。华政校园陆续被上海社科院、复旦分校、上海市卫生学校、普陀区卫生学校、果品公司、蔬菜公司、水文站、水上派出所八个单位瓜分，被大家戏称为“八国联军”。
“从1952年建校到1979年第二次复校，历经两落三起，与其他政法学府相比，华政的命运更加多舛。所以回过头来看，老一辈的华政人多是含辛茹苦而又坚定不移，华政能有今天也要感谢他们的坚守。”吴高升说。
值得一提的是，从1952年建校，到1979年复校，华政在建校初期的27年里，竟然只招收了9届学生。
复校就像一场战争
1978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法学教育迎来了春天。韩信昌回忆，当时有几位老师联名给中央写信，要求恢复华东政法学院。同时也有另一个主张的声音：另起炉灶重新办学。
在韩信昌等老一辈华政人看来，如果不复校，华政将丧失厚重的传统与坚韧的品质，正是老的华政，才具备成功的历史积淀。于是，以时任上海市社联秘书长的徐盼秋为代表的一批“老华政”当时顶着各方面的阻力，顺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形势据理力争。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夏征农也在此时挺身而出，支持徐盼秋等人的复校主张。他慷慨表示：如果华政复校，现在复旦的华政元老，要哪个就给哪个，决不阻拦！
1979年2月5日，徐盼秋与复旦党委副书记袁成瑞接到上海市高级法院院长关子展的电话，被告知中央政法委已经决定恢复华东政法学院，并要求他们于2月9日赴京参加复校工作会议，同时带去复校的经费预算。
只有三天的时间，撰写经费预算的工作非常紧迫，消息传出后，“老华政”们纷纷奔走相告，表示要为华政复校各尽其力。
在复旦任教的孔令望立马联络了华政在复旦的一批校友，一同深入从事教学管理服务工作的各个部门，向熟悉业务的负责人咨询，测算恢复实际规制3000人的校园需要所需的设备及经费数据。随后，孔令望等人又马不停蹄赶到复校刚半年的上海财经学院取经......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复校经费预算总算如期完成，孔令望也作为华政代表，到北京参加复校会议。
复校会议上，华政同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等学校互相交流了情况：当时西南政法学院已于1978年暑期复办；北京、西北两校的人员流散及校园被占情况也不太严重；唯独华政，两度被停办，师资队伍流失、资料散失、校园被八家单位分割，与会人员听闻之后无不叹惋。
1979年3月，华东政法学院复校筹备小组正式成立。复校的号角奏响了，然而摆在华政人面前的却是一个被摧残了十余年的、破败不堪的“烂摊子”：师资匮乏、教材流失、教室宿舍一无所有，这样的现实与“当年复校、当年招生”的目标相提并论，这将是一个怎样的挑战？
根据《第八次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纪要》，当时分占华政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分校、上海市果品公司等八家单位应该尽快撤出。然而，由于各种情况，进展并不顺利。眼看复校在即，华政筹备组的成员不得不四处奔波。
“现在的东风楼，当时由复旦大学分校使用。对于华政的复校，复旦大学给予了很大的支持，除了‘归还’大部分教师，他们还尽快让出了东风楼。而上海社会科学院占用的华政房屋中，除红楼（即图书馆）、六三楼、交谊楼外，也都移交归还华政。”韩信昌介绍，复校后的数百名教职工就是凭着这总体面积仅有6000多平方米的校舍渡过了第一道难关。“79年复校后，学生们也只能在礼堂和体育馆改造的教室里完成学业，当时只有四十号楼、东风楼等四幢建筑是归华政所有。”
第二年的暑假华政要招400名新生，校舍的匮乏问题再一次摆在了院长徐盼秋、副院长曹漫之等领导的面前。徐盼秋曾撰文回忆当年复校经过：“复校不容易呐，那真是一场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华政只能通过新建校舍来解燃眉之急。当时院里有一位领导曾在某煤矿工作，徐盼秋、曹漫之等院领导就带头搬进从煤矿借来的五个军用帐篷，在帐篷里办公。他们把腾空的房子让给教师作为教研室，在建新楼的问题上，也力主让学生宿舍和图书馆率先开工。院领导们把180万元的基建资金全部投入到教学楼的建设当中，而他们在帐篷里办公，一待就是三年。”华政功勋教授苏惠渔说，华政领导自我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鼓舞了当时的师生，“帐篷精神”也成为了华政历史上及至沪上最广为传颂的佳话。
直到1999年4月7日，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与华政举行了交谊楼、六三楼和红楼的交接仪式，华政才终于将失落多年的家园全部寻回。
曹漫之的“弹劾制度”
曹漫之是华政历史上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华政1979年复校以前，曹漫之就已在华政任教长达20余年，复校后，曹漫之担任副院长一职，对华政复校初期的师资、教学建设作了很大贡献。
“文革的那十年里，许多老师都离开了教学一线，其中一些人的专业知识早已荒废，而我们这些留在复旦大学继续任教的老师也都不是从事法律教学。”苏惠渔告诉《方圆》记者，当时华政面临的问题是，师资队伍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局面。除了专业知识的荒废，许多从复旦等大学返回的“华政元老”也都已经两鬓斑白，力不从心；而一批刚刚经历过“文革”洗礼的青年教师一时还难以承担起整个学院的教学任务。
“到社会上去招聘人才！”曹漫之首先提出一个当时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新思路，然而他的这一想法却没有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由于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社会还不稳定，许多人担心会有一些戴着“帽子”和刚摘下“帽子”的人跑来应聘，担心这些人会影响到华政的正常教学和管理。基于这些顾虑，司法部也没有批准这一建议。
招生、开学的任务迫在眉睫，曹漫之当机立断：以华政自己的名义向社会公开招聘。于是，章人英、洪丕谟、江海潮等一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就在那个时候涌进华政，这大大扩充了华政的师资队伍，缓解了师资的困难。
随之而来的，是师资队伍力量薄弱的困境，这不仅会影响到教学质量，更会成为制约学校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曹漫之对老师们提出了两个基本要求：第一要保证有人上课；第二要保证不被学生赶下讲台。 这不是什么值得惊奇的事，那个年代的学生确实是可以把教师赶下台的，特别是在华政，曹漫之甚至推行了专门的学生举报“弹劾”老师的制度来保障学生的这种权利。“当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许多助教不敢来给我们上课。我们79级的那一批学生绝大多数都经历过文革，还有好多人上大学前就在从事党团工作，我们对《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都非常熟悉，有的人甚至可以用精通来形容。所以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给我们讲课，老师要禁受住学生的考验。”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华政79级校友杜志淳告诉记者，正是曹漫之力排众议而推行的“弹劾制度”造就了后来华政过硬的教学质量。
“文革”十年的破坏，使华政的教材资料毁损的情况也非常严重，《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又刚刚出台不久，没有完整、规范的教科书。当时的宪法教研室只有一本讲义，这还是教授孔令望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冒了极大的危险保存下来的，而这本薄薄的讲义也成了整个教研室共享的“宝贝”。
没有教材，老师们就凭借手中仅有的资料和记忆中的知识去编写讲义。为了让学生开学就能读到讲义，老师们废寝忘食地讨论、编写、校对。暑假中付印讲义，闷热的油印室内连台电扇也没有。打字员们个个满头大汗、眼泪汪汪，但都咬牙坚持工作。为了减轻打字员的负担，刚刚放下教材编写工作的老教师们自己拿起油印出来的书页，配页装订，将医生“注意休息”的叮嘱抛诸脑后。
苏惠渔等老师还自创了别出心裁的教学讲座。那时恰逢审判“四人帮”，苏惠渔、朱华荣等老师承担了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辩护的任务，就借着学校安排的讲座的机会，与学生们分享一些具体司法实践当中的心得体会。每逢此时，报告厅里就会出现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将辩护经历引入课堂，华政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务实特色也许就缘于此吧。
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生教育方法
艰苦的创业探索过后，华东政法学院正式进入了“建业时代”。80年代初，为了培养自己的教学、研究梯队，学校开启了研究生教育的探索之路。1982年2月，何勤华、孙南申等14名满怀抱负、求知若渴的学生来到华政求学，成为首批硕士研究生，曹漫之、庄咏文、王召棠、徐轶民、孔令望、苏惠渔、徐建等第一批研究生导师也给予了他们莫大的关心和帮助。
苏惠渔表示，“要树立华政自己的学科特色，建立优势学科，一定要有自己的教学队伍。而一个优秀的教研室应当形成老、中、青三代传、帮、带的局面，但我们那个时候是有断层的。‘文革’中，一大批年轻人都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本应是中流砥柱的他们无法独当一面，而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又都过于青涩稚嫩，我们只好在研究生阶段有意识地去培养学生的教学、科研能力。”为了保证华政在学科建设当中的薪火相传，创建华政自己的学科品牌，79级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数都被学校留下读研或任教，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为了学术界的佼佼者，成为华政的中流砥柱。
“学校当时还给每个研究生500元，鼓励他们外出参加社会实践，这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有一些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并不需要如此丰厚的经费，学生更多地会拿着这些经费去游山玩水。但院领导们有远见卓识，他们在此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支持学生。”苏惠渔说，要做学问，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不论是歌乐山下的西南政法，还是未名湖畔的北大法学，他们都有自己的治学理念、流派特色，游山玩水也是一种游学，没有任何经历才是最糟糕的。
从白手起家到全面发展，从一穷二白到欣欣向荣，作为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专业的学科带头人，苏惠渔见证了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科建设的整个过程。回首过往，他表示很欣慰：“华政更名为大学以后，综合性大学的优势是讲通识教育，各个专业、学科之间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吸收。对于学生而言，即使听不懂其他专业的课程，但那也是一种熏陶，对扩充自己的知识结构非常有益。”
“在最初建设刑法学专业时，由于条件限制，没有办法在知识的广度层面引领学生，就只能从知识的深度上面去着手。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我们当时开设了刑事疑难案例分析这门课程，把实务当中的一些疑难案件拿到课堂上去讨论、分析，寓教于乐，成为全国范围内第一家开设案例课程的高校。”苏惠渔告诉《方圆》记者，他们将教学目标定位为培养能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尽管中国并非判例法国家，但若是每一个学生的脑海里能够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案例，这对其视野的拓展非常有帮助，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后也能迅速转换角色进入状态。
从“学院”到“大学”
1998年6月23日，华东政法学院迎来了复校以来最令他们鼓舞的一天。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华政国际法专业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这也使得华政成为上海地区首个拥有法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院校。这被看作是华政强势复苏的一个标志。
但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华政的发展依然面临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时华政只有长宁一个校区，因为是圣约翰大学旧址，许多建筑都属于保护性文物，不能改建，所以华政在办学规模和学科建设方面都无法继续高速发展。”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刘晓红告诉记者，那时的华政只有法律学院、经济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和国际法学院四个学院，与司法部主管的其他几所政法大学相比，规模要小很多。华东政法学院要飞速发展，长宁校区的狭仄校舍却似骨鲠在喉。
2003年，华政开始筹划在松江大学城建设新校区。“华政的前身是圣约翰大学，哥特式的建筑风格是我们的特色，所以我们在建设新校区时就保留了这一风格。但因为圣约翰是教会大学，带有神学色彩，而我们是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法大学，所以在设计时就将原来的尖顶红瓦变为了方顶红瓦。”刘晓红说，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在每一个华政人心中都意义非凡，静谧幽深的校园、古堡式的校舍满足了大家对象牙塔生活的憧憬。而这，也是华政区别于其他政法大学的一大特色。
2005年6月，松江校区基本完工，当年8月，学校完成了主体搬迁工作。校舍建好后，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却依旧眉头紧锁。1994年启动的全国高校“211工程”，华政始终未能入选。这使得华政无法享受国家和地方对“211”高校在人才、资金、学科建设等方面所给予的优势政策，与其他大学之间的竞争也越发吃力。在当时的全国高校综合实力排名中，华政排到了100名以外，在上海地区也掉到了10名之外。加上各高校法学院的普遍设立，以法学安身立命的华政在华东地区的地位岌岌可危。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更名大学，老师们出去参加活动也好，学生们走上社会参加工作也罢，我们本是一流的法学院校，但一些不了解的人总将华政与一些专科升本科的职业大学相提并论。”何勤华说，更名为大学不仅能让华政成为一所以法学专业为主的多科性大学，也能让华政人获得应有的尊重。2007年，在杜志淳、何勤华等华政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华东政法学院正式更名为华东政法大学。
然而，何勤华等校领导为华政更名大学所作的努力却没有赢得所有人的支持，来自校友和对手的质疑声接踵而至。“将原来不同名称的法律系升格为法律学院、经济法学院、国际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增设商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华政的品牌将不复存在。”在质疑者看来，更名大学不过是一场盲目跟风，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生源和教学质量的双重下降。但这些质疑并没有让杜志淳、何勤华等人驻足不前。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以及国际化程度的加深，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的单科型人才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仅就政法类高校的毕业生而言，一方面，公、检、法、司机关无法容纳由于大学扩招而产生的大量毕业生；另一方面，由于工作性质的复杂性、综合性和开放性，司法机关也需要引进各种经济、管理、外语等专业的人才。这样一来，就要求毕业生成为复合型人才。政法院校只管传授法律知识，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的计划经济教育模式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何勤华说，单科性的政法学院向各文科（甚至理工）交叉型的以法学为主的多科性大学发展也是历史的必然。
杜志淳告诉《方圆》记者：“华政地处上海，而上海又是最具国际化的大都市，所以华政在接下来发展的过程中要利用这一优势资源，形成华政独特的办学特色，将海派特色融入华政的建设。”华政近年来已经先后创建了国际金融法律学院和国际航运法律学院，目标是不仅要为上海四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培养人才，还要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国际视野、扎实功底的复合型人才，更要在今后的发展中，让华东政法大学这颗“法学界的东方明珠”熠熠生辉。
“逆境中崛起，忧患中奋进，辉煌中卓越”，这几句前人总结的话语，如今看尚未过时，它不仅是对华政精神的概括与总结，也是描绘华政人在一个甲子的沧桑创业中孜孜不倦、艰辛求索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