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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趟漫长的旅程:在日本曾经侵略过的亚洲国家里,岩田隆造已经走了整整15年,为了一场他没有参与的战争而谢罪。他年逾七旬,全身是病,一贫如洗,受人排斥,这个老僧常常觉得,自己“一步也走不动了”,但他却愿意继续走下去,直到他人生的终点——
如果卢沟桥上空真有徘徊不去的战争亡灵,他们能感应到来自人间的呼唤与抚慰吗?
岩田隆造相信这一切。今年5月26日下午,这个74岁的日本僧人来到卢沟桥头,他双手合十、下跪、叩首,在这座曾经见证日本侵华战争的古老的灰色石桥上,这个动作重复了3次。然后,他在被太阳晒得发烫的石板上盘膝而坐,击打太鼓,念经祈福。
在沉闷而有规律的鼓声中,他的右手不时地指向卢沟桥的上空。“这里有很多不幸的亡灵,我希望他们升上天国。中国人和日本人一起。”他说。
这是日本僧人在卢沟桥“谢罪”的第三天了。两天前,刚刚到达中国的他,从旅馆边上的一个小卖部里讨要了一个“康师傅绿茶”的纸箱子,他从上面裁下一块硬纸板,用毛笔在上面写上“谢罪,绝食三天,日本僧人岩田隆造”。
这已经是岩田隆造第三次来中国“谢罪”了。2005年和2006年,他已经来过中国两次,哈尔滨、长春、北京、天津、洛阳、青岛、南京、武汉、重庆……在这些当年日本军队犯下过累累罪行的城市里,他一次次重复着以上的仪式。
他不是来延续仇恨的。相反,这个日本僧人希望能凭借佛教的力量,来抚慰那些战争中逝去的亡灵,并用谢罪的方式,来填平横亘于两国之间的历史伤痕。
岩田隆造和那场残酷的战争并没有直接关系。1936年,他出生在中国台北,9岁回到日本。他长于战后的长崎,在那里读完大学,成为一名银行职员,像“所有的普通人一样生活”。
不过,直到今天,他仍然记得高中时,只比自己年长5岁的历史教师岸本很激动地告诉学生们:“日本的军队曾经发动过一场残忍的战争,我们必须向中国和韩国道歉。”
在那座经历过原子弹爆炸的城市里,有很多残疾人。至今,岩田仍记得一个街头的残疾人告诉他:“年轻人,你要回报社会,帮助穷人、残疾人,祈祷和平,远离战争。”于是,29岁那一年,他辞去工作,致力于公益。随后,他在日本的一家寺庙剃发为僧,并终身未婚。
在2005年第一次来中国之前,他已经前往韩国、菲律宾等地谢罪,但几乎没有人支持他到中国进行这样一场近似苦行僧式的旅程。从韩国出发来中国前,当地人也劝他:“不要这身打扮,小心挨揍。”
最初在中国的日子里,他晚上6点过后就不敢出门。但后来因为“能够捕捉对方的眼神”,他发现这个国家的人们,“竟然对我这么亲切”。
从上海至福冈的飞机上,空乘人员主动将他的座位从经济舱升到商务舱;在公交车上,会有人给他让座;开水果店的上海大婶会送他一些水果。甚至有一次,他在一个饭店里吃饭,也有顾客对店主说:“他是从日本来华谢罪的,账我付。”
当然,也有一些不太友好的举动。当岩田在南京谢罪时,一个围观者往他身上“扔东西”。而他出行时,也常有一些中国人嘲笑这个打扮怪异的老头。
在每次持续数日的“谢罪”仪式中,岩田隆造近乎断食,每天只吃少量的水果和糖,对于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来说,这是相当危险的举动。但在日本的文化中,满腹饱食的人是无法与天国的亡灵沟通的。
“所以,绝食代表着我的诚意。”他说。
但在自己的祖国,这种诚意极少被人理解。对于岩田的“谢罪”,家人是坚决反对的,他的7个兄弟姐妹都不理解他的理想。他所在的寺庙里,几乎没有人愿意和他讲话。老人叹了一口气,说:“很寂寞,我在寺庙里非常不开心,不开心得快要死了。”
尽管“不开心”,这儿毕竟是他唯一的容身之所,但因为他的存在,一些日本右翼团体常常去他所在的寺庙捣乱,甚至放火焚烧。最终,他被寺庙赶了出来,老人就和许多乞丐挤在一起。
就在他上一次来到卢沟桥谢罪时,曾经碰到日本右翼分子旅行团,几个人一边殴打这个老人,一边怒骂道:“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给日本人丢脸?”
似乎只有他在银行任职时的老板佐佐木夫妇支持这种行为。现在已经年逾90的佐佐木,二战时曾在中国经商,日本战败后,他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回到家乡。“我们的文化是从中国发展而来的,日本人应该懂得感恩。”佐佐木曾这么和岩田说。
为了这对支持他的朋友,岩田在自己的背包上又写上“感谢”二字。“谢罪”与“感谢”,这是他在中国的关键词。
可是在中国谢罪的12天里,他的生活仍然贫穷而拮据。除了两个钉有“谢罪”的布袋,他的全部家当只有一个蓝色的双肩书包。他没有手表或手机,甚至只带了一套换洗的内衣。他选择最廉价的机票,住在经济型酒店里,每天只吃很少的食物。
在三天的绝食谢罪后,他十分焦急地向中日友好协会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邮去了两封信。“我不需要中国政府给我钱或者任何物质上的东西,我写信给他们,只希望他们能给我颁发一张‘中日和平奖状’。”他说,“如果授予我一个奖,就代表对我这种行为的肯定,这样,也许日本也将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做谢罪这样的事情。”
为了等待回信,他几乎很少走出那间狭小的酒店房间。因为没有手机,他只能一直守在酒店房间的固定电话旁边。
在这个酒店的小房间等待时,岩田总是盘腿枯坐在铺着白色床单的大床上,出神地望着窗外。一分一秒缓慢流走的时间,正逐渐带走这个老人的生命与精力,同时也在消耗他所剩无几的存款。
在日本,僧人靠做法事超度逝者,通常能获得不菲的收入,但岩田从来不做这种法事,他的生活和行走,完全来自他此前工作的存款,以及一些亲戚朋友的接济。
上次回日本,老人在深夜偷偷地去寺庙附近的小邮电局里查看自己的存款,尽管节衣缩食,但存款的余额,“也只够未来5年的生活费了”。他的前途几乎是可以预见的一片灰暗。这次“谢罪”结束后,老人想不出自己数年后该怎样生活,甚至也想不出回到日本后,可以住在哪里。
从1995年开始,在日本曾经侵略过的亚洲国家里,岩田隆造已经走了整整15年,为了一场他没有参与的战争而谢罪,他并不知道这趟旅程将终于何处。老人的腰部和腿部都有严重的疾病,他常常觉得自己“一步也走不动了”。
“我已经老了,没有气力了,但只要我还活着,这仍是我必须做的事情。即使人人都反对,被大家讨厌,但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日本和中国的问题,所以我会拼命到最后。这样我的生命才有意义。”老人絮絮叨叨地来回念着这些。
有时,他的脑海里会响起一个稚嫩的声音,那是2006年他在卢沟桥“谢罪”时,一个中国小孩摸着这个7旬老人的背说:“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他说自己能从中得到安慰,就像那些亡灵从他的祈祷中得到的一样。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0.6.2
如果卢沟桥上空真有徘徊不去的战争亡灵,他们能感应到来自人间的呼唤与抚慰吗?
岩田隆造相信这一切。今年5月26日下午,这个74岁的日本僧人来到卢沟桥头,他双手合十、下跪、叩首,在这座曾经见证日本侵华战争的古老的灰色石桥上,这个动作重复了3次。然后,他在被太阳晒得发烫的石板上盘膝而坐,击打太鼓,念经祈福。
在沉闷而有规律的鼓声中,他的右手不时地指向卢沟桥的上空。“这里有很多不幸的亡灵,我希望他们升上天国。中国人和日本人一起。”他说。
这是日本僧人在卢沟桥“谢罪”的第三天了。两天前,刚刚到达中国的他,从旅馆边上的一个小卖部里讨要了一个“康师傅绿茶”的纸箱子,他从上面裁下一块硬纸板,用毛笔在上面写上“谢罪,绝食三天,日本僧人岩田隆造”。
这已经是岩田隆造第三次来中国“谢罪”了。2005年和2006年,他已经来过中国两次,哈尔滨、长春、北京、天津、洛阳、青岛、南京、武汉、重庆……在这些当年日本军队犯下过累累罪行的城市里,他一次次重复着以上的仪式。
他不是来延续仇恨的。相反,这个日本僧人希望能凭借佛教的力量,来抚慰那些战争中逝去的亡灵,并用谢罪的方式,来填平横亘于两国之间的历史伤痕。
岩田隆造和那场残酷的战争并没有直接关系。1936年,他出生在中国台北,9岁回到日本。他长于战后的长崎,在那里读完大学,成为一名银行职员,像“所有的普通人一样生活”。
不过,直到今天,他仍然记得高中时,只比自己年长5岁的历史教师岸本很激动地告诉学生们:“日本的军队曾经发动过一场残忍的战争,我们必须向中国和韩国道歉。”
在那座经历过原子弹爆炸的城市里,有很多残疾人。至今,岩田仍记得一个街头的残疾人告诉他:“年轻人,你要回报社会,帮助穷人、残疾人,祈祷和平,远离战争。”于是,29岁那一年,他辞去工作,致力于公益。随后,他在日本的一家寺庙剃发为僧,并终身未婚。
在2005年第一次来中国之前,他已经前往韩国、菲律宾等地谢罪,但几乎没有人支持他到中国进行这样一场近似苦行僧式的旅程。从韩国出发来中国前,当地人也劝他:“不要这身打扮,小心挨揍。”
最初在中国的日子里,他晚上6点过后就不敢出门。但后来因为“能够捕捉对方的眼神”,他发现这个国家的人们,“竟然对我这么亲切”。
从上海至福冈的飞机上,空乘人员主动将他的座位从经济舱升到商务舱;在公交车上,会有人给他让座;开水果店的上海大婶会送他一些水果。甚至有一次,他在一个饭店里吃饭,也有顾客对店主说:“他是从日本来华谢罪的,账我付。”
当然,也有一些不太友好的举动。当岩田在南京谢罪时,一个围观者往他身上“扔东西”。而他出行时,也常有一些中国人嘲笑这个打扮怪异的老头。
在每次持续数日的“谢罪”仪式中,岩田隆造近乎断食,每天只吃少量的水果和糖,对于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来说,这是相当危险的举动。但在日本的文化中,满腹饱食的人是无法与天国的亡灵沟通的。
“所以,绝食代表着我的诚意。”他说。
但在自己的祖国,这种诚意极少被人理解。对于岩田的“谢罪”,家人是坚决反对的,他的7个兄弟姐妹都不理解他的理想。他所在的寺庙里,几乎没有人愿意和他讲话。老人叹了一口气,说:“很寂寞,我在寺庙里非常不开心,不开心得快要死了。”
尽管“不开心”,这儿毕竟是他唯一的容身之所,但因为他的存在,一些日本右翼团体常常去他所在的寺庙捣乱,甚至放火焚烧。最终,他被寺庙赶了出来,老人就和许多乞丐挤在一起。
就在他上一次来到卢沟桥谢罪时,曾经碰到日本右翼分子旅行团,几个人一边殴打这个老人,一边怒骂道:“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给日本人丢脸?”
似乎只有他在银行任职时的老板佐佐木夫妇支持这种行为。现在已经年逾90的佐佐木,二战时曾在中国经商,日本战败后,他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回到家乡。“我们的文化是从中国发展而来的,日本人应该懂得感恩。”佐佐木曾这么和岩田说。
为了这对支持他的朋友,岩田在自己的背包上又写上“感谢”二字。“谢罪”与“感谢”,这是他在中国的关键词。
可是在中国谢罪的12天里,他的生活仍然贫穷而拮据。除了两个钉有“谢罪”的布袋,他的全部家当只有一个蓝色的双肩书包。他没有手表或手机,甚至只带了一套换洗的内衣。他选择最廉价的机票,住在经济型酒店里,每天只吃很少的食物。
在三天的绝食谢罪后,他十分焦急地向中日友好协会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邮去了两封信。“我不需要中国政府给我钱或者任何物质上的东西,我写信给他们,只希望他们能给我颁发一张‘中日和平奖状’。”他说,“如果授予我一个奖,就代表对我这种行为的肯定,这样,也许日本也将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做谢罪这样的事情。”
为了等待回信,他几乎很少走出那间狭小的酒店房间。因为没有手机,他只能一直守在酒店房间的固定电话旁边。
在这个酒店的小房间等待时,岩田总是盘腿枯坐在铺着白色床单的大床上,出神地望着窗外。一分一秒缓慢流走的时间,正逐渐带走这个老人的生命与精力,同时也在消耗他所剩无几的存款。
在日本,僧人靠做法事超度逝者,通常能获得不菲的收入,但岩田从来不做这种法事,他的生活和行走,完全来自他此前工作的存款,以及一些亲戚朋友的接济。
上次回日本,老人在深夜偷偷地去寺庙附近的小邮电局里查看自己的存款,尽管节衣缩食,但存款的余额,“也只够未来5年的生活费了”。他的前途几乎是可以预见的一片灰暗。这次“谢罪”结束后,老人想不出自己数年后该怎样生活,甚至也想不出回到日本后,可以住在哪里。
从1995年开始,在日本曾经侵略过的亚洲国家里,岩田隆造已经走了整整15年,为了一场他没有参与的战争而谢罪,他并不知道这趟旅程将终于何处。老人的腰部和腿部都有严重的疾病,他常常觉得自己“一步也走不动了”。
“我已经老了,没有气力了,但只要我还活着,这仍是我必须做的事情。即使人人都反对,被大家讨厌,但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日本和中国的问题,所以我会拼命到最后。这样我的生命才有意义。”老人絮絮叨叨地来回念着这些。
有时,他的脑海里会响起一个稚嫩的声音,那是2006年他在卢沟桥“谢罪”时,一个中国小孩摸着这个7旬老人的背说:“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他说自己能从中得到安慰,就像那些亡灵从他的祈祷中得到的一样。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