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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纪录片《我是中国的孩子》是中国首部少数民族题材的儿童纪录片，影片从儿童的视角来展现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介绍少数民族灿烂的文化。导演在讲述儿童人物的成长故事的同时，巧妙地向观众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知识。大部分民族题材的纪录片以民族民俗知识的介绍为主，对儿童而言，太深奥和枯燥，很难吸引他们的兴趣。本片独具一格的风格，打破了纪录片一贯枯燥严肃的形象。本文将以美学视角解读该片，揭示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结构、丰富的视听语言、深刻的主题思想，为当代少数民族纪录片创作提出新的视角。
【关键词】：儿童视角；开放性结构；主题多义性
一、趣味性表达
在大眾的印象中，纪录片特别是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叙事视角多为以第三人称叙述的全知视角，叙述者的身份就是一个像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对自然风光和人文社会做出不容质疑的描述和评价，《侗族建筑》、《炭火上的茶乡》等纪录片都是以第三人称来叙述少数民族的文化的。而这样的叙述视角通常都是按照封闭式的叙述结构来叙述，将人物或事件置于一个有秩序的合理世界中，按照严整统一的逻辑结构来叙述事实，或因果关系、或对比关系、或递进关系等。而像《我是中国的孩子》这部纪录片这样以第一人称叙述的限制性视角，开放性的叙述结构的叙事特征，则能很好的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更生动的表达片中人物的心理，充满故事化和戏剧性的叙事，让纪录片更具趣味性，能吸引更多的观众。
1、叙事视角：第一人称的儿童视角
与大部分的纪录片不同，《我是中国的孩子》以第一人称视角叙事，而片中的主角又是儿童，在叙事时自然也是从儿童的口吻来叙述。片中的解说词充满童趣，仿佛是小学生稚嫩的日记，可爱稚嫩的童声念出的解说词，就像是听孩子讲述自己的童年。
第一人称叙事的优点就在于，以“我”的口吻来传达事实，以亲身经历的眼光去观察环境和叙述事情，能够更细腻地表现出人物的情感，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这就摆脱了传统纪录片给人的沉重严肃的感觉。
片中的主角人物是儿童，这让解说词的撰写有了很大的发挥想象的空间，站在儿童的角度来观察和学习民族文化，是对民族文化新的认识，以一个纯真的孩子的眼光来审视传统的民族文化，能够发现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能看到传统民族文化在祖祖辈辈中的传承。
2、叙事结构：开放性的结构
“记录过程就意味着尽可能展开生活中的种种关系并且追随它的发展，而这一过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开放的，未完成的。”[1]传统的纪录片结构以封闭式居多，即有开端、高潮和结尾。而本片这是如“真实电影”般，把镜头当作片中儿童的眼睛，看到什么拍什么，没有严密的时空逻辑，以人物的情感为线索，观众如同置身于少数民族的生活之中，切实的感受民族文化和传统。纪录片的基本职能是记录生活，而生活本身就充满了随机性的。在第四集《帕米尔的舞蹈精灵》中萍萍姐姐能否来看望凯巴努就成为这个故事中的不确定因素，主人公凯巴努的情绪波动及对待民族舞蹈和学业的态度的变化就成为了故事的主线。这使影片一开始就设置了悬念，增添了故事性和戏剧性。
二、突破传统的限制
《我是中国的孩子》表达了传统民族文化在创新中不断传承的精神，本片的视听语言也有许多创新之处，随着拍摄技术和后期技术的发展，纪录片的外延不断拓展，更多形式的视听语言加入到纪录片中，纪录片不在拘泥于记录、采访这些形式。本片就恰当的运用了搬演、动画等形式来表达影片的内容。而在音乐音效方面也特意挑选了符合儿童主题的可爱的音效和纯真的童声音乐。这突破了传统纪录片的限制，丰富了纪录片的形式，拓展了纪录片的内涵。
1、画面形式丰富
少数民族纪录片不可避免的会反映少数民族的历史和传说，而这些内容很难用画面表达，大部分纪录片会采用当事人讲述的方式来表达，画面往往是采访的场景，这样的画面表达比较生硬，很难让观众产生共鸣。而本片在讲述少数民族的历史或传说时则是巧妙的运用了壁画、动画、和搬演的形式，或借用传统的少数民族艺术，或运用充满童趣的动画，或利用恰当的蒙太奇手法。如，在《苏涵的山康节》一集中，讲述布朗族的祖先的传说时就运用借用了布朗族的壁画，通过壁画的内容加上解说词来叙述布朗族祖先帕哎冷用树叶救活部落的传说，既展示了少数民族的传统艺术，又解决了叙述传说的难题。
2、音效的灵活运用
传统的纪录片很少使用音效，大多是背景音乐来渲染气氛，本片大胆地使用了音效，如第一集的主人公磊磊出场时对着镜头打水枪的时候就用了呲水的音效，让他的出场调皮活泼，很好的塑造了人物的形象。儿童题材的纪录片中使用这样的音效不失真实，又增添了影片的趣味性。音效一般在影视作品或者综艺节目中经常出现，通常是以夸张的笑声来带动节目的气氛或是用音效来模拟物体或人的声音以放大表现效果。而在纪录片中却很少使用音效，如果把音效比作修辞手法，那就类似于夸张的手法，在纪实的原则下一般不会使用这种夸张的音效，在常理中这多多少少有些虚假的成分，但是随着人们对纪录片的理解和定义越来越包容，不再拘泥于只记录事实，而是要增添影片的可看性，因此艺术化的元素和手法越来越多的引用到纪录片中，这种艺术化的加工在纪实原则下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这一小小的尝试为纪录片的形式和表现勾勒出了更多的可能。
三、关注民族的未来
中国的少数民族纪录片从最初的风情化、诗意化的表达，到后来生活化、社会化的表达，大多是对民族文化、民族风貌的展示，却少有对民族未来的思考。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民族知识的启蒙等问题常常被创作者所忽略 。纪录片之父格里尔逊认为纪录片“打造自然的锤子”，可见纪录片不仅仅是有记录生活的功能，跟应该唤醒大众的责任意识，反作用于社会的职责。对于少数民族纪录片来说更是如此，少数民族纪录片不仅仅是一部民族志，更是引发大众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反思的一个重要桥梁。
1、追寻少数民族精神的纯真美
很多少数民族纪錄片在表达时通常探究文化形成的原因和历史，这只是停留在伦理功利层面，而优秀的纪录片则是探寻其本质，进入了哲学层面。“能够根据这种纯物质表现而显示出一个人的心灵、一个社会的精神，这样的纪录片就含有一种力量，使我们不由自主地看到我们以前漠然与之相处的世界的真正面貌。”[1]在中国纪录片中体现出的民族特色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体现了民族的精神和生命力，是一个民族文化凝聚力和文化再生力的体现。[2]《我是中国的孩子》就是这样一部有力量的纪录片。影片向观众展示了鄂伦春族的狩猎文化、布朗族的茶文化、纳西族歌颂古代生产生活的纳西民谣、塔吉克族对鹰的崇拜、苗族对狗的爱护、蒙古族勇敢无畏的精神，这些文化和少数民族精神就是少数民族深层次的东西，这才能展现一个民族的真正面貌。
2、主题表达的多义性
“纪录片的过程美首先体现在展示了生活的多义性，形成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境界。”[1]纪录片的主题表达是多方面的，就此片来说，从视角来看，本片中选取的部分从城市少数民族儿童的角度来审视传统少数民族文化的，这也象征着人们对传统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还处在一个初探的阶段；从内容来看，儿童对传统少数民族的学习就映射出了少数民族继承和少数民族文化启蒙教育的问题。
四、总结
少数民族纪录片的首要任务是展现少数民族的风貌，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更重要的职责是引起大众对少数民族的关注和反思。要做到这两点，首先就是要吸引更多的观众，一部有趣、有深度的纪录片一定能俘获更多的观众，《我是中国的孩子》就为少数民族纪录片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相信在中国纪录片人的共同努力下，少数民族纪录片领域会出现更多叫好叫座的作品。
参考文献：
[1]欧阳宏生.纪录片概论[M].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2]石屹.纪录片解读[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关键词】：儿童视角；开放性结构；主题多义性
一、趣味性表达
在大眾的印象中，纪录片特别是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叙事视角多为以第三人称叙述的全知视角，叙述者的身份就是一个像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对自然风光和人文社会做出不容质疑的描述和评价，《侗族建筑》、《炭火上的茶乡》等纪录片都是以第三人称来叙述少数民族的文化的。而这样的叙述视角通常都是按照封闭式的叙述结构来叙述，将人物或事件置于一个有秩序的合理世界中，按照严整统一的逻辑结构来叙述事实，或因果关系、或对比关系、或递进关系等。而像《我是中国的孩子》这部纪录片这样以第一人称叙述的限制性视角，开放性的叙述结构的叙事特征，则能很好的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更生动的表达片中人物的心理，充满故事化和戏剧性的叙事，让纪录片更具趣味性，能吸引更多的观众。
1、叙事视角：第一人称的儿童视角
与大部分的纪录片不同，《我是中国的孩子》以第一人称视角叙事，而片中的主角又是儿童，在叙事时自然也是从儿童的口吻来叙述。片中的解说词充满童趣，仿佛是小学生稚嫩的日记，可爱稚嫩的童声念出的解说词，就像是听孩子讲述自己的童年。
第一人称叙事的优点就在于，以“我”的口吻来传达事实，以亲身经历的眼光去观察环境和叙述事情，能够更细腻地表现出人物的情感，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这就摆脱了传统纪录片给人的沉重严肃的感觉。
片中的主角人物是儿童，这让解说词的撰写有了很大的发挥想象的空间，站在儿童的角度来观察和学习民族文化，是对民族文化新的认识，以一个纯真的孩子的眼光来审视传统的民族文化，能够发现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能看到传统民族文化在祖祖辈辈中的传承。
2、叙事结构：开放性的结构
“记录过程就意味着尽可能展开生活中的种种关系并且追随它的发展，而这一过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开放的，未完成的。”[1]传统的纪录片结构以封闭式居多，即有开端、高潮和结尾。而本片这是如“真实电影”般，把镜头当作片中儿童的眼睛，看到什么拍什么，没有严密的时空逻辑，以人物的情感为线索，观众如同置身于少数民族的生活之中，切实的感受民族文化和传统。纪录片的基本职能是记录生活，而生活本身就充满了随机性的。在第四集《帕米尔的舞蹈精灵》中萍萍姐姐能否来看望凯巴努就成为这个故事中的不确定因素，主人公凯巴努的情绪波动及对待民族舞蹈和学业的态度的变化就成为了故事的主线。这使影片一开始就设置了悬念，增添了故事性和戏剧性。
二、突破传统的限制
《我是中国的孩子》表达了传统民族文化在创新中不断传承的精神，本片的视听语言也有许多创新之处，随着拍摄技术和后期技术的发展，纪录片的外延不断拓展，更多形式的视听语言加入到纪录片中，纪录片不在拘泥于记录、采访这些形式。本片就恰当的运用了搬演、动画等形式来表达影片的内容。而在音乐音效方面也特意挑选了符合儿童主题的可爱的音效和纯真的童声音乐。这突破了传统纪录片的限制，丰富了纪录片的形式，拓展了纪录片的内涵。
1、画面形式丰富
少数民族纪录片不可避免的会反映少数民族的历史和传说，而这些内容很难用画面表达，大部分纪录片会采用当事人讲述的方式来表达，画面往往是采访的场景，这样的画面表达比较生硬，很难让观众产生共鸣。而本片在讲述少数民族的历史或传说时则是巧妙的运用了壁画、动画、和搬演的形式，或借用传统的少数民族艺术，或运用充满童趣的动画，或利用恰当的蒙太奇手法。如，在《苏涵的山康节》一集中，讲述布朗族的祖先的传说时就运用借用了布朗族的壁画，通过壁画的内容加上解说词来叙述布朗族祖先帕哎冷用树叶救活部落的传说，既展示了少数民族的传统艺术，又解决了叙述传说的难题。
2、音效的灵活运用
传统的纪录片很少使用音效，大多是背景音乐来渲染气氛，本片大胆地使用了音效，如第一集的主人公磊磊出场时对着镜头打水枪的时候就用了呲水的音效，让他的出场调皮活泼，很好的塑造了人物的形象。儿童题材的纪录片中使用这样的音效不失真实，又增添了影片的趣味性。音效一般在影视作品或者综艺节目中经常出现，通常是以夸张的笑声来带动节目的气氛或是用音效来模拟物体或人的声音以放大表现效果。而在纪录片中却很少使用音效，如果把音效比作修辞手法，那就类似于夸张的手法，在纪实的原则下一般不会使用这种夸张的音效，在常理中这多多少少有些虚假的成分，但是随着人们对纪录片的理解和定义越来越包容，不再拘泥于只记录事实，而是要增添影片的可看性，因此艺术化的元素和手法越来越多的引用到纪录片中，这种艺术化的加工在纪实原则下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这一小小的尝试为纪录片的形式和表现勾勒出了更多的可能。
三、关注民族的未来
中国的少数民族纪录片从最初的风情化、诗意化的表达，到后来生活化、社会化的表达，大多是对民族文化、民族风貌的展示，却少有对民族未来的思考。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民族知识的启蒙等问题常常被创作者所忽略 。纪录片之父格里尔逊认为纪录片“打造自然的锤子”，可见纪录片不仅仅是有记录生活的功能，跟应该唤醒大众的责任意识，反作用于社会的职责。对于少数民族纪录片来说更是如此，少数民族纪录片不仅仅是一部民族志，更是引发大众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反思的一个重要桥梁。
1、追寻少数民族精神的纯真美
很多少数民族纪錄片在表达时通常探究文化形成的原因和历史，这只是停留在伦理功利层面，而优秀的纪录片则是探寻其本质，进入了哲学层面。“能够根据这种纯物质表现而显示出一个人的心灵、一个社会的精神，这样的纪录片就含有一种力量，使我们不由自主地看到我们以前漠然与之相处的世界的真正面貌。”[1]在中国纪录片中体现出的民族特色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体现了民族的精神和生命力，是一个民族文化凝聚力和文化再生力的体现。[2]《我是中国的孩子》就是这样一部有力量的纪录片。影片向观众展示了鄂伦春族的狩猎文化、布朗族的茶文化、纳西族歌颂古代生产生活的纳西民谣、塔吉克族对鹰的崇拜、苗族对狗的爱护、蒙古族勇敢无畏的精神，这些文化和少数民族精神就是少数民族深层次的东西，这才能展现一个民族的真正面貌。
2、主题表达的多义性
“纪录片的过程美首先体现在展示了生活的多义性，形成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境界。”[1]纪录片的主题表达是多方面的，就此片来说，从视角来看，本片中选取的部分从城市少数民族儿童的角度来审视传统少数民族文化的，这也象征着人们对传统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还处在一个初探的阶段；从内容来看，儿童对传统少数民族的学习就映射出了少数民族继承和少数民族文化启蒙教育的问题。
四、总结
少数民族纪录片的首要任务是展现少数民族的风貌，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更重要的职责是引起大众对少数民族的关注和反思。要做到这两点，首先就是要吸引更多的观众，一部有趣、有深度的纪录片一定能俘获更多的观众，《我是中国的孩子》就为少数民族纪录片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相信在中国纪录片人的共同努力下，少数民族纪录片领域会出现更多叫好叫座的作品。
参考文献：
[1]欧阳宏生.纪录片概论[M].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2]石屹.纪录片解读[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