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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局长访谈录之天津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反贪局副局长王毅均
在天津检察机关的反贪口，没有人不知道王毅均。他曾通过办案挽回了国家逾十亿元的经济损失，也曾亲手给犯罪嫌疑人送上千里迢迢从其老家带过来的辣椒。近三十年的反贪生活磨练出来的王毅均，在人们的传说中是心狠不讲情面，然而，在同事和许多犯罪嫌疑人眼里，他却是一个重情重义、值得依赖的人。
初见王毅均，就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含蓄的凌厉，双眼极为有神，似乎一眼就可以把你看穿。
优秀侦查员把卷越做越厚
《方圆》：你做反贪工作有很多年了吧？
王毅均：我1984年初到检察院工作，才22岁半。当时在天津市检察院经济检察处，一干就是十几年。1996年我到天津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反贪局，一转眼，又是十几年。这两个部门，实际上从事的都是反贪工作，具体就是查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人家填履历表都得附页，我用不着，履历很简单。
《方圆》：这么多年对反贪工作的感情挺深吧？
王毅均：我确实对这个工作很有感情，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毕竟干了快30年。
《方圆》：有没有感到厌倦的时候？
王毅均：从来没有，只是有时候会感到力不从心。这个力不从心不是说案子压力，主要是反贪队伍的培养。要带好一个反贪团队，是非常难的。
《方圆》：难在哪里呢？
王毅均：公诉人的主要工作是把案件的材料给吃透，把一摞卷越看越薄；而侦查员是要根据材料所反映的问题搜集证据，有时甚至是把几个字一摞卷，几张纸越做越厚。看看全国十佳公诉人，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一般来讲，培养出一个好的公诉人需要三年，但是反贪部门5年也不见得能够培养出来一个优秀的侦查员。因为对侦查员的素质要求不仅要有法律方面的，还要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侦查员未必要在查处案子的过程当中成为某个行业的专家，可是你必须对这个行业有所了解，否则没法跟人家谈话。
跟职务犯罪嫌疑人谈话应该交心
《方圆》：这么多年办案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记忆比较深刻的细节？
王毅均：在办理原重庆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张宗海案的时候，有一个小故事。张宗海是1950年出生的，我是1961年出生的。办案子的时候我问他哪年出生的？他说50年，之后在我们讯问的过程当中他问我：“王处，你属什么的？”我说我属牛的。“哦，你比我大一岁，你是1949年出生的。”当时我一听知道他算错了，我也没出声，因为这对反贪工作是有好处的——讯问高级官员，他们一般会比资历，如果他认为你比他年长，谈话就会进行得比较顺利。
后来大伙当笑谈说。这点我主要想提醒侦查员，和证人谈话也好，和嫌疑人谈话，一定要做到特别的稳重。该乐的时候可以乐，但是该严肃的时候也得严肃。
《方圆》：为什么对这个案子记忆深刻呢？
王毅均：记忆深刻，不是因为他的级别高，而是因为办案的效果好。张宗海曾跟我说：“最后判我多少年，我都不恨你们。”这句话给我的感触很深，受到了法律的惩处，同时还不不恨司法机关，这种办案效果正是我们所追求的。现在把人抓起来，若干年后他出来了，敌视这个社会，就等于这个案子没办好。张宗海后来在狱中还做过忏悔，说要出本书警示后人。
《方圆》：让犯罪嫌疑人都不恨你，这确实是一种境界。
王毅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多复杂的案子，只要思想工作一做通了，其实都很简单。有一次我到菜市场去买菜，在一个卖鸡肉的柜台上，看到一个母亲抱着孩子在照看铺位，旁边做买卖的给这孩子糖，母亲就说，不能要叔叔东西啊。当张宗海说“我不知道这是犯罪，要是知道，绝对不会去做”时，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告诉他说中国人从小受的就是这种教育，从哪种角度你也不能随便收人家东西。结果他服了。有时候这种小道理就是管用。
还有就是动之以情。在跟张宗海谈话过程中了解到，他是四川人，喜欢吃辣的。我跟青城监狱的人说，你每顿饭给他点辣子。在提讯过程中，问他辣子怎么样，他说不如老家的地道。听到这儿我说，我尽量在你老家弄一罐辣子过来。当时他很激动，一下就给我跪那了。刚好我们还有一拨人在重庆取证，我就给他们打电话，等他们回来的时候，从重庆带了两罐特大的自己家里炸的辣椒。当他看到我从旅行包里拿出辣椒罐的时候，痛哭流涕。
《方圆》：还有什么办案的心得？
王毅均：我觉得跟职务犯罪案件的嫌疑人谈话应该交心。一般职务犯罪嫌疑人都是当过领导干部，还是有一定的思想觉悟的，别看他把国家的钱装进自己口袋里，但是一旦他的良心有所发现，他还是热爱国家的，有的人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所以作为一个优秀的侦查员，你不只要把法律知识吃透，更重要的是要善于跟人打交道。
看似无情实有情
《方圆》：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办？
王毅均：我同事说我是完美主义者，我说不光我是，所有人都是完美主义者，只不过别人遇到困难就停下来，我选择坚持做完美。国家把你放这个位置上，你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就因为这个，我的名声比较不好。
《方圆》：怎么讲？
王毅均：一些比较熟的人跟我说这小子太狠了，有什么事别犯在这小子手里。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职务犯罪案件出现说情的很普遍，如果有朋友找我来说情，我先不说能不能帮，我会先问他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个做生意的，有人请你做单生意只许赔不许赚，或是干脆别做了交给别人，让别人把钱赚走，你会答应吗？接着我说我干这个也像做生意，我的工作就是查谁谁犯罪了，你不让我查，这不是抢我生意吗？是朋友的就理解了，说情的就少了。
《方圆》：“无情”的你和同事们关系如何？
王毅均：我们同事之间关系特别的好。用一个案子来说吧，天津一个大的国有集团公司的一起多人挪用公款案。之所以记这么清楚，不是因为案件本身有多特殊，而是因为侦查案件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们控制其中一个名叫梁东的犯罪嫌疑人时，他已经得了肺癌，并且发生了脑转移，于是我们就把他转到了监狱办的新生医院，讯问时梁东不能说话，一检查，肺部却没什么事。我就对干警何林说，咱可千万别让这小子给骗了。何林当时给我说了句话，一下子我就心酸了，他说：“王局，确实是肺癌脑转移，我老娘就是这种病。” 一说完这个话，他眼圈就红了，那时我才知道何林的母亲正在昏迷抢救的过程中。
案子继续办的过程中又出一个状况：这家国有企业在菲律宾投资了一个矿，被梁东他们私下吞了。案发后，我们和菲律宾还有梁东都谈好了，就等着我们派人过去菲律宾办手续，再拿回来让梁东确认。问题是那个时候梁东已经病危，我们要赶在他去世之前把文件拿回来让他签；菲律宾那边一直是何林在联系，只有他对那边最熟悉，而当时她母亲也已经病危了。我和何林就坐在沙发上谈，我说：“何林，工作还有很长时间，对老人不要留下终生的遗憾。”当时何林泣不成声，但他说他母亲这两天还算平静，他快去快回。结果，他回来的当天晚上，他妈就没了。我们局里其他干部都在那儿，在楼道里，我和何林抱头痛哭，那个场面，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网状贪腐案件增多
《方圆》：据你观察，近几年反腐案件有哪些特点？
王毅均：一个就是大要案比较多，涉案金额多，比如说现在一般的贪污受贿案件的涉案金额可能都是几十万、上百万，个别有上千万的，或者还有更多。
再有就是窝案和串案多，有时候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查出来，再一深挖就带出其他案子。很多案件是链式的，甚至是网状的。他不是单个人的犯罪，可能是一帮人，也不一定是一个系统，所以窝案串案也是网状的。
《方圆》：都有哪些犯罪高发领域？
王毅均：现在一些潜规则成了国家法律规定之外的另一种力量，这些潜规则滋生的领域则集中在一些垄断的权力部门。从我们这些年办理的案件分析摸排，医疗卫生、交通、国土管理、金融证券、教育和电力六大行业和部门是串案窝案最为高发的部门。并且腐败分子的基本手段不外乎是在基本建设招投标、设备和物质采购以及行政审批权力中进行权钱交易。
《方圆》：你觉得反贪难么？
王毅均：对于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的问题上，我认为确实是有难度的。它涉及的面大，甚至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我们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干扰。但是，严厉打击各种职务犯罪是检察机关的神圣职责。如果说我们在犯罪面前退却，该查办不查办，那就是严重失职。■
责任编辑：张羽
》》相关案件回顾
“草鞋部长”张宗海
“城里人不会有穿草鞋的体会，可山区还有许多贫困老百姓……做一个穿草鞋的记者，做一个穿草鞋的公仆，就是让大家心里时刻装着百姓，装着自己的责任，为了更多的百姓可以不穿草鞋，为了更多的百姓能过上好日子。”2003年9月26日，重庆市宣传系统“学习十六大，展示新风采”演讲比赛中，时任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张宗海发表即兴演讲，寄语全市宣传系统工作人员“发扬草鞋精神，心中时刻装着人民”。这一天，张就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副部级）仅一年多时间。“草鞋宣传部长”的美名由此传开。2004年4月9日，提出“草鞋论”不到7个月，张宗海即被中纪委正式“双规”。
张宗海1950年3月出生于重庆江津人，历任江津县贾嗣区团委副书记、重庆市沙坪坝区委书记 黔江地委书记等职务。2002年5月由黔江区委书记升任为重庆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2004年末，张宗海案被天津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2005年5月18日，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对张宗海受贿案做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张宗海有期徒刑十五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7年至2002年，张宗海利用担任重庆市黔江地委书记、黔江区区委书记的职务便利，接受重庆市缙云水泥厂法定代表人雷某的请托，为其谋取利益，并收受雷某人民币300万元。张宗海将该款用于投资房地产，获取非法收益人民币122．9万元。
在天津检察机关的反贪口，没有人不知道王毅均。他曾通过办案挽回了国家逾十亿元的经济损失，也曾亲手给犯罪嫌疑人送上千里迢迢从其老家带过来的辣椒。近三十年的反贪生活磨练出来的王毅均，在人们的传说中是心狠不讲情面，然而，在同事和许多犯罪嫌疑人眼里，他却是一个重情重义、值得依赖的人。
初见王毅均，就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含蓄的凌厉，双眼极为有神，似乎一眼就可以把你看穿。
优秀侦查员把卷越做越厚
《方圆》：你做反贪工作有很多年了吧？
王毅均：我1984年初到检察院工作，才22岁半。当时在天津市检察院经济检察处，一干就是十几年。1996年我到天津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反贪局，一转眼，又是十几年。这两个部门，实际上从事的都是反贪工作，具体就是查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人家填履历表都得附页，我用不着，履历很简单。
《方圆》：这么多年对反贪工作的感情挺深吧？
王毅均：我确实对这个工作很有感情，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毕竟干了快30年。
《方圆》：有没有感到厌倦的时候？
王毅均：从来没有，只是有时候会感到力不从心。这个力不从心不是说案子压力，主要是反贪队伍的培养。要带好一个反贪团队，是非常难的。
《方圆》：难在哪里呢？
王毅均：公诉人的主要工作是把案件的材料给吃透，把一摞卷越看越薄；而侦查员是要根据材料所反映的问题搜集证据，有时甚至是把几个字一摞卷，几张纸越做越厚。看看全国十佳公诉人，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一般来讲，培养出一个好的公诉人需要三年，但是反贪部门5年也不见得能够培养出来一个优秀的侦查员。因为对侦查员的素质要求不仅要有法律方面的，还要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侦查员未必要在查处案子的过程当中成为某个行业的专家，可是你必须对这个行业有所了解，否则没法跟人家谈话。
跟职务犯罪嫌疑人谈话应该交心
《方圆》：这么多年办案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记忆比较深刻的细节？
王毅均：在办理原重庆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张宗海案的时候，有一个小故事。张宗海是1950年出生的，我是1961年出生的。办案子的时候我问他哪年出生的？他说50年，之后在我们讯问的过程当中他问我：“王处，你属什么的？”我说我属牛的。“哦，你比我大一岁，你是1949年出生的。”当时我一听知道他算错了，我也没出声，因为这对反贪工作是有好处的——讯问高级官员，他们一般会比资历，如果他认为你比他年长，谈话就会进行得比较顺利。
后来大伙当笑谈说。这点我主要想提醒侦查员，和证人谈话也好，和嫌疑人谈话，一定要做到特别的稳重。该乐的时候可以乐，但是该严肃的时候也得严肃。
《方圆》：为什么对这个案子记忆深刻呢？
王毅均：记忆深刻，不是因为他的级别高，而是因为办案的效果好。张宗海曾跟我说：“最后判我多少年，我都不恨你们。”这句话给我的感触很深，受到了法律的惩处，同时还不不恨司法机关，这种办案效果正是我们所追求的。现在把人抓起来，若干年后他出来了，敌视这个社会，就等于这个案子没办好。张宗海后来在狱中还做过忏悔，说要出本书警示后人。
《方圆》：让犯罪嫌疑人都不恨你，这确实是一种境界。
王毅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多复杂的案子，只要思想工作一做通了，其实都很简单。有一次我到菜市场去买菜，在一个卖鸡肉的柜台上，看到一个母亲抱着孩子在照看铺位，旁边做买卖的给这孩子糖，母亲就说，不能要叔叔东西啊。当张宗海说“我不知道这是犯罪，要是知道，绝对不会去做”时，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告诉他说中国人从小受的就是这种教育，从哪种角度你也不能随便收人家东西。结果他服了。有时候这种小道理就是管用。
还有就是动之以情。在跟张宗海谈话过程中了解到，他是四川人，喜欢吃辣的。我跟青城监狱的人说，你每顿饭给他点辣子。在提讯过程中，问他辣子怎么样，他说不如老家的地道。听到这儿我说，我尽量在你老家弄一罐辣子过来。当时他很激动，一下就给我跪那了。刚好我们还有一拨人在重庆取证，我就给他们打电话，等他们回来的时候，从重庆带了两罐特大的自己家里炸的辣椒。当他看到我从旅行包里拿出辣椒罐的时候，痛哭流涕。
《方圆》：还有什么办案的心得？
王毅均：我觉得跟职务犯罪案件的嫌疑人谈话应该交心。一般职务犯罪嫌疑人都是当过领导干部，还是有一定的思想觉悟的，别看他把国家的钱装进自己口袋里，但是一旦他的良心有所发现，他还是热爱国家的，有的人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所以作为一个优秀的侦查员，你不只要把法律知识吃透，更重要的是要善于跟人打交道。
看似无情实有情
《方圆》：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办？
王毅均：我同事说我是完美主义者，我说不光我是，所有人都是完美主义者，只不过别人遇到困难就停下来，我选择坚持做完美。国家把你放这个位置上，你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就因为这个，我的名声比较不好。
《方圆》：怎么讲？
王毅均：一些比较熟的人跟我说这小子太狠了，有什么事别犯在这小子手里。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职务犯罪案件出现说情的很普遍，如果有朋友找我来说情，我先不说能不能帮，我会先问他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个做生意的，有人请你做单生意只许赔不许赚，或是干脆别做了交给别人，让别人把钱赚走，你会答应吗？接着我说我干这个也像做生意，我的工作就是查谁谁犯罪了，你不让我查，这不是抢我生意吗？是朋友的就理解了，说情的就少了。
《方圆》：“无情”的你和同事们关系如何？
王毅均：我们同事之间关系特别的好。用一个案子来说吧，天津一个大的国有集团公司的一起多人挪用公款案。之所以记这么清楚，不是因为案件本身有多特殊，而是因为侦查案件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们控制其中一个名叫梁东的犯罪嫌疑人时，他已经得了肺癌，并且发生了脑转移，于是我们就把他转到了监狱办的新生医院，讯问时梁东不能说话，一检查，肺部却没什么事。我就对干警何林说，咱可千万别让这小子给骗了。何林当时给我说了句话，一下子我就心酸了，他说：“王局，确实是肺癌脑转移，我老娘就是这种病。” 一说完这个话，他眼圈就红了，那时我才知道何林的母亲正在昏迷抢救的过程中。
案子继续办的过程中又出一个状况：这家国有企业在菲律宾投资了一个矿，被梁东他们私下吞了。案发后，我们和菲律宾还有梁东都谈好了，就等着我们派人过去菲律宾办手续，再拿回来让梁东确认。问题是那个时候梁东已经病危，我们要赶在他去世之前把文件拿回来让他签；菲律宾那边一直是何林在联系，只有他对那边最熟悉，而当时她母亲也已经病危了。我和何林就坐在沙发上谈，我说：“何林，工作还有很长时间，对老人不要留下终生的遗憾。”当时何林泣不成声，但他说他母亲这两天还算平静，他快去快回。结果，他回来的当天晚上，他妈就没了。我们局里其他干部都在那儿，在楼道里，我和何林抱头痛哭，那个场面，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网状贪腐案件增多
《方圆》：据你观察，近几年反腐案件有哪些特点？
王毅均：一个就是大要案比较多，涉案金额多，比如说现在一般的贪污受贿案件的涉案金额可能都是几十万、上百万，个别有上千万的，或者还有更多。
再有就是窝案和串案多，有时候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查出来，再一深挖就带出其他案子。很多案件是链式的，甚至是网状的。他不是单个人的犯罪，可能是一帮人，也不一定是一个系统，所以窝案串案也是网状的。
《方圆》：都有哪些犯罪高发领域？
王毅均：现在一些潜规则成了国家法律规定之外的另一种力量，这些潜规则滋生的领域则集中在一些垄断的权力部门。从我们这些年办理的案件分析摸排，医疗卫生、交通、国土管理、金融证券、教育和电力六大行业和部门是串案窝案最为高发的部门。并且腐败分子的基本手段不外乎是在基本建设招投标、设备和物质采购以及行政审批权力中进行权钱交易。
《方圆》：你觉得反贪难么？
王毅均：对于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的问题上，我认为确实是有难度的。它涉及的面大，甚至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我们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干扰。但是，严厉打击各种职务犯罪是检察机关的神圣职责。如果说我们在犯罪面前退却，该查办不查办，那就是严重失职。■
责任编辑：张羽
》》相关案件回顾
“草鞋部长”张宗海
“城里人不会有穿草鞋的体会，可山区还有许多贫困老百姓……做一个穿草鞋的记者，做一个穿草鞋的公仆，就是让大家心里时刻装着百姓，装着自己的责任，为了更多的百姓可以不穿草鞋，为了更多的百姓能过上好日子。”2003年9月26日，重庆市宣传系统“学习十六大，展示新风采”演讲比赛中，时任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张宗海发表即兴演讲，寄语全市宣传系统工作人员“发扬草鞋精神，心中时刻装着人民”。这一天，张就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副部级）仅一年多时间。“草鞋宣传部长”的美名由此传开。2004年4月9日，提出“草鞋论”不到7个月，张宗海即被中纪委正式“双规”。
张宗海1950年3月出生于重庆江津人，历任江津县贾嗣区团委副书记、重庆市沙坪坝区委书记 黔江地委书记等职务。2002年5月由黔江区委书记升任为重庆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2004年末，张宗海案被天津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2005年5月18日，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对张宗海受贿案做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张宗海有期徒刑十五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7年至2002年，张宗海利用担任重庆市黔江地委书记、黔江区区委书记的职务便利，接受重庆市缙云水泥厂法定代表人雷某的请托，为其谋取利益，并收受雷某人民币300万元。张宗海将该款用于投资房地产，获取非法收益人民币122．9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