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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1951年煤钢共同体诞生算起，“欧洲共同家园”相对平坦地前行了55年，不光“家眷”兴旺到28个，且法德携手充当“欧洲引擎”的地位始终未变，即便这种作用常受“后来”的英国影响，但“法德首倡，群欧影从”的格局基本鼎定，让人感到欧洲不愧为“稳定之锚”。可这一切随着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51.89%的赞成票打破了，当欧洲第三大经济体离席而去后，欧盟剩下的27个成员国又该如何展开力量配比呢？这其实是关乎生存与毁灭的课题。
法德交好，历来是欧洲发展的必要条件，过去的四次战争（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一战和二战）吞噬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后，想要实现宿敌间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就是让它们成为关系密切的合作者。欧盟创始者公推是法国总统戴高乐与联邦德国（西德）总理阿登纳，他们明白只有法德建立牢固经济纽带，和平才会实现，因此他们决定将两国煤炭和钢铁市场联合起来，这对当年装备工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意大利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也签署后来成为欧盟的创始条约，但法德确实在欧洲建设中起了主导作用，不仅是需要锻造它们之间的和平关系，也因为它们在整个西欧大陆无论从面积、人口还是经济优势等方面都占据最重的分量。
自1973年加入欧共体（欧盟前身）以来，英国不能说没起过积极作用，除了阻挠法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倡议的“欧洲军团”，在其他欧洲政治、经济、外交一体化事项上，英国都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令人意外的是，英国自始至终都拒谈的申根协定（开放欧盟各国人员往来），当年却靠英国约翰·梅杰、托尼·布莱尔两届政府投入大量资源，斡旋北欧富裕国家与东南欧落后国家达成取消内部边界人员检查的妥协，同时也得益于英国丰富的法律人才资源，让申根协定繁衍成庞大而多样化的灵活制度体系，构成欧洲灵活一体化的范例，这种能力无出其右。”日本《朝日新闻》记者下司佳代子从许多欧洲专家那里得到这样的共鸣。
“既不积极，也不消极”的英国走后，谁能与法德“大鳄”共舞、协调欧洲共同利益并保障欧洲安全呢？“缺英时代”的欧盟，哪个（些）国家会支持法德推动高水平自由市场与金融独立（某种程度上也是“去美元化”）？这就是英国脱欧带来的急迫课题。西班牙环球网记者劳伦斯·莫德雷戈的见解是“权力轴心南迁势不可免”，这个征兆在2018年9月19日至20日举行的维也纳非正式峰会上暴露无遗。
那场会议是决定欧盟就英国脱欧确立统一立场的关键，法德领导人本有意基于英国“跳棋计划”（即建立英欧“自由贸易区”或“共同市场”的“软脱欧”方式）来达成“分家不分手”的协议，当时英国内阁办公室大臣李登顿曾信心满满地宣称英欧谈判“走完85%以上的进程”，“确定脱欧协议文本方面共识超过85%-90%”，但到了峰会闭幕，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一句“除英国外的全部27个欧盟成员国拒绝了英方建议，因为如果接受并建立相应框架，只会破坏欧盟内部市场基础”，一切都毁了。谁导致了翻盘？
莫德雷戈掌握的内情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站出来，变成“神圣反对联盟”，一名西班牙外交官指责英国徒劳地用“黄油主义”给欧盟找麻烦，“伦敦既要黄油，又为截留买黄油的钱而不懈努力”（汉语意思是“既留着蛋糕，又把蛋糕吃掉”），这种“只占便宜不吃亏”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因为欧盟本质是建立在一个个条约之上，这些条约阻止各成员国出于私利单独决策，“依从英国的英欧双边自贸协议的建议，形同让欧盟四分五裂，正常人都不会这么做”。最终，由于意大利、西班牙为代表的南欧国家坚持，法德无法保持原来的立场，英国《每日电讯报》曾酸溜溜地描述，“维也纳出现‘欧洲新四重奏’，可英国只能当个听众。”
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描绘今日之欧盟，“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怕是最为贴切。尽管在维也纳峰会“将”了英国一军，但无论意大利还是西班牙，乃至除法德之外的其他几十个成员国，能和英国在人口、经济实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等方面同日而语的寥寥无几，与此同时，因“黄背心”抗议运动导致“权力萎缩”的法国马克龙政府又给欧盟增添另一个（临时的）真空等待填补。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近来的经济数据弱于预期。
撇开法德不谈，剩余欧盟各国中以人口论，只有意大利属于6000多万人口的量级，西班牙和波兰人口分别达到4700万和3900万，而其他国家的数字要低得多。从欧盟纯粹的民主制度设计看，英国脱欧为南方国家尤其意大利和西班牙在联盟中获得更多权力打开“机会之窗”。尽管考虑到人口、經济规模和国际影响力，集欧洲南北文化、地理和经济等交汇特点于一身的法国更能坐稳领袖位置，促进南北欧共识的机会也更大，但无论如何，这其中还需要意大利、西班牙等二流大国的支持，才能推进欧盟各项事务。
回顾英国脱欧进程启动的三年来，南方国家不仅在规模和代表性方面分量增加，人口也占到联盟的一半以上。西班牙《世界报》统计，自2018年以来，欧盟超过60%的提案是由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方国家提出并通过，而法德更像是“追认者”，意西法德形成“盟中之盟”的迹象越发明显。法国《回声报》提到，早在法国奥朗德政府时期，上述四国在英国宣布脱欧后就表示筹组非正式首脑会议。从欧元区来看，已采用欧元的国家也集中在南方，这让它们在欧盟里面更为强势，因为英国从未采用过欧元，瑞典和丹麦也是如此。耐人寻味的是，欧元集团的领导层也悄然向南方转移，欧盟经济金融事务专员是法国人皮埃尔·莫斯科维奇，意大利人马里奥·德拉吉担任欧洲央行行长，葡萄牙人马里奥·森特诺当选欧元集团主席。尽管所有这些职位都与执行各项条约中财政纪律条款的义务密切相关，个人并没有很多操控空间，但南方国家官员出掌这些职位本身，就意味着欧元政策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尽管南方国家在欧盟主导权上跃跃欲试，但形势比人强，迄今它们尚未把自己的功课做好，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法德轴心留给别国的空间很有限，况且除了法国和意大利，大多数南方国家是经历长期独裁（如西班牙佛朗哥、葡萄牙卡埃塔诺和希腊帕帕多帕罗斯）和经济财富水平长期低于创始成员后，在欧盟扩张阶段才加入联盟。此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本就负债累累、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欧元区南方国家的领导潜力被进一步削弱。
观察历史，这些国家在联盟内部围绕共同利益合作时困难重重，“关注点的差异以及捍卫自身利益至上的想法，阻碍了它们更好地像英国那样发挥‘长老作用’，”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让-雅克·梅韦尔注意到，“这片区域并非单一的区块：葡萄牙呈现出大西洋主义倾向，更接近英国乃至更远的美国，而不是（西班牙、意大利那样的）地中海国家;克罗地亚有斯拉夫民族根基，希腊充满东正教正统的原教旨主义烙印;甚至经济独冠南欧的法国都往往不被看成是南方国家。”换言之，这些国家想更多参与欧盟顶层设计是不容易的，倒是在较小的团体间组织“意气相投的国家俱乐部（或连线）”似乎更可行。具体来说，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项关于欧盟最大成员国间关系的研究表明，最强有力的关系存在于所谓“地中海俱乐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之中，这一关系在英国脱欧后得到进一步巩固。
然而，欧盟权力分配的前景并不明朗。随着英国出局，较小且强烈内向的北欧福利国家（尤其不在欧元区的瑞典和丹麦），失去赖以影响欧盟决策的重要盟友，它们将采取哪些新的战略来维持其分量？另一方面，中东欧国家是否允许南欧兄弟“一枝独大”，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行之有年的“维谢格拉德集团”早就以促进自身共同利益，抵制“欧盟沙文主义”打压（如难民配额和联盟罚款）的形象自居。由此可见，基于法德英少数国家领导的欧盟模式，正因英国“半路跳车”，陷入能否延续的重大挑战。“有史以来，从未在欧盟谈判中发出过强音的国家如今要搭建‘多极化’领导模式，这是比英国退出更棘手的课题。”密切关注欧盟前景的英国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首席经济学家伊恩·斯图尔特说。
如果说觊觎欧盟最高权威的只有南方国家，那是大错特错，从20世纪90年代起如潮水般入盟的中东欧国家也充满“我说了算”的冲动，甚至带来欧盟进一步“停顿”的担忧。IG集团首席市场分析师克里斯·比彻姆说：“欧盟因领导权纷争出现裂痕的风险，不仅在南欧，也在东欧部分，它们比英国退出更令人担忧。一个强烈的共识是，英国退欧是可控的问题，可欧盟进一步撕裂是不可控的。”
与英国脱欧相同步的2016-2018年，欧洲怀疑论者和民族主义者在东欧持续得势，而且影响力日益压倒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往后倒退的声音重新霸占麦克风。”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安娜·伊萨克说，由于德国默克尔政府应对失业、叙利亚难民等问题没有清晰的转向，法国马克龙总统的新政“换汤不换药”，利用这一空当，“自行其是者”在东欧大行其道，彰显了顽童般的调皮。
2017年3月，欧盟委员会经不住匈牙利欧尔班政府的要挟，勉强放行扩建距布达佩斯75英里的、苏联时代的保克什核电站工程，这项由俄罗斯企业承揽的项目价值125亿欧元（克里姆林宫提供全部所需贷款），这一协议宣告欧盟敦促成员国降低对俄能源依赖的斗争遭遇重大失败。这还不算，利用英国脱欧危机，“不安分”的波兰总理卡钦斯基带领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强力推进司法改革议案，被欧盟抨击为“危及司法独立，与欧盟成员国地位要求的分权原则背道而驰”，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他是波兰人）甚至表示，该议案的初衷就是追随“克里姆林宫方案”，可能导致触发欧盟条约第七条（结果是剥夺波兰在欧盟机构的表决权）。尽管2018年卡钦斯基做出表面上的修补，踢走一些最具挑衅性的部长，但实质性让步一个都没有。
原因很简单，欧盟惩治波兰，需要27国全部赞成，问题是波兰的“铁哥们”就是轻视欧盟的匈牙利，后者保证在各种情况下都打碎反波决议，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曾表示：“我们会一直在这里（布鲁塞尔）成为无法克服的屏障。”巧合的是，就在波兰与欧盟“结梁子”之际，2017-2018年，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访问波兰的次数创下冷战后的新高，双方探讨了构建“不经布鲁塞尔的新型关系”的方法，波兰总统杜达甚至表示希望保持英国“在脱欧谈判中的积极势头”，这在外人看来，简直是对欧盟事业完整性的“挑衅”。
有人说，欧盟能靠商贸弥合东欧国家的离心乃至野心，但现实却不那么乐观。瑞士联合银行集团测算，2017-2018年，欧盟27国中，中东欧国家表现强劲，波兰和匈牙利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分别为4.2%和3.7%，然而经济上的共同繁荣没有转化为政治团结。比彻姆说;“难民摊派制度和团结基金一直是导致东欧新入盟国家与保守派西欧国家关系紧张的最大问题。”
2017年9月份，欧洲法院驳回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对难民摊派制度的起诉后，匈牙利外长西亚尔托·彼得说：“政治强暴了欧盟的法律和价值观。”这些嫌隙将在2019年达到白热化，因为英国退盟带来一个预算梦魇——欧盟负责地区发展的地区与城市政策总局报告显示，如果欧盟削减预算，以便与退盟的英国当初缴纳份额相当的额度（按照减税后计12.5%），意味着欧盟只有最穷的国家——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欧盟平均水平75%以下——才有资格接受所谓团结基金。根据欧盟法律，这些资金占欧盟预算的13%，旨在“减少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消除条件最差地区的落后”。斯图尔特说：“西欧可以借机向东欧国家加压，剥夺那些不听话的成员国的奶酪。”
不过，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认为，“意见分歧”不会导致匈牙利或波兰像英国那样完全退出欧盟，更大的可能性是欧盟内部出现两大集团趋合：一个是支持进一步趋向近似联邦化的集团，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北欧国家，另一个是中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组成的外围国家集团。“对欧盟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英国脱欧，而是欧盟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法国记者梅韦尔分析，2019年将会出现对欧盟成败起决定性作用的里程碑：那就是5月份的欧洲议会选举，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已经共同提出首次通过跨国名单选出代表取代英国议员的建议，这是欧盟权力动态的重要转折点。与此同时，2018年通过的2021-2027年欧盟财政预算方案以及包括共同農业政策和结构基金在内的具体政策，对无论南欧还是东欧有“领导欲望”的国家来说，它们是否愿从欧盟基金净受益者变成欧洲预算净捐助国，也将决定着欧盟的未来。
打倒“黄油主义”
法德交好，历来是欧洲发展的必要条件，过去的四次战争（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一战和二战）吞噬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后，想要实现宿敌间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就是让它们成为关系密切的合作者。欧盟创始者公推是法国总统戴高乐与联邦德国（西德）总理阿登纳，他们明白只有法德建立牢固经济纽带，和平才会实现，因此他们决定将两国煤炭和钢铁市场联合起来，这对当年装备工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意大利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也签署后来成为欧盟的创始条约，但法德确实在欧洲建设中起了主导作用，不仅是需要锻造它们之间的和平关系，也因为它们在整个西欧大陆无论从面积、人口还是经济优势等方面都占据最重的分量。
自1973年加入欧共体（欧盟前身）以来，英国不能说没起过积极作用，除了阻挠法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倡议的“欧洲军团”，在其他欧洲政治、经济、外交一体化事项上，英国都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令人意外的是，英国自始至终都拒谈的申根协定（开放欧盟各国人员往来），当年却靠英国约翰·梅杰、托尼·布莱尔两届政府投入大量资源，斡旋北欧富裕国家与东南欧落后国家达成取消内部边界人员检查的妥协，同时也得益于英国丰富的法律人才资源，让申根协定繁衍成庞大而多样化的灵活制度体系，构成欧洲灵活一体化的范例，这种能力无出其右。”日本《朝日新闻》记者下司佳代子从许多欧洲专家那里得到这样的共鸣。
“既不积极，也不消极”的英国走后，谁能与法德“大鳄”共舞、协调欧洲共同利益并保障欧洲安全呢？“缺英时代”的欧盟，哪个（些）国家会支持法德推动高水平自由市场与金融独立（某种程度上也是“去美元化”）？这就是英国脱欧带来的急迫课题。西班牙环球网记者劳伦斯·莫德雷戈的见解是“权力轴心南迁势不可免”，这个征兆在2018年9月19日至20日举行的维也纳非正式峰会上暴露无遗。
那场会议是决定欧盟就英国脱欧确立统一立场的关键，法德领导人本有意基于英国“跳棋计划”（即建立英欧“自由贸易区”或“共同市场”的“软脱欧”方式）来达成“分家不分手”的协议，当时英国内阁办公室大臣李登顿曾信心满满地宣称英欧谈判“走完85%以上的进程”，“确定脱欧协议文本方面共识超过85%-90%”，但到了峰会闭幕，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一句“除英国外的全部27个欧盟成员国拒绝了英方建议，因为如果接受并建立相应框架，只会破坏欧盟内部市场基础”，一切都毁了。谁导致了翻盘？
莫德雷戈掌握的内情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站出来，变成“神圣反对联盟”，一名西班牙外交官指责英国徒劳地用“黄油主义”给欧盟找麻烦，“伦敦既要黄油，又为截留买黄油的钱而不懈努力”（汉语意思是“既留着蛋糕，又把蛋糕吃掉”），这种“只占便宜不吃亏”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因为欧盟本质是建立在一个个条约之上，这些条约阻止各成员国出于私利单独决策，“依从英国的英欧双边自贸协议的建议，形同让欧盟四分五裂，正常人都不会这么做”。最终，由于意大利、西班牙为代表的南欧国家坚持，法德无法保持原来的立场，英国《每日电讯报》曾酸溜溜地描述，“维也纳出现‘欧洲新四重奏’，可英国只能当个听众。”
英国“将”了欧盟一军
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描绘今日之欧盟，“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怕是最为贴切。尽管在维也纳峰会“将”了英国一军，但无论意大利还是西班牙，乃至除法德之外的其他几十个成员国，能和英国在人口、经济实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等方面同日而语的寥寥无几，与此同时，因“黄背心”抗议运动导致“权力萎缩”的法国马克龙政府又给欧盟增添另一个（临时的）真空等待填补。
撇开法德不谈，剩余欧盟各国中以人口论，只有意大利属于6000多万人口的量级，西班牙和波兰人口分别达到4700万和3900万，而其他国家的数字要低得多。从欧盟纯粹的民主制度设计看，英国脱欧为南方国家尤其意大利和西班牙在联盟中获得更多权力打开“机会之窗”。尽管考虑到人口、經济规模和国际影响力，集欧洲南北文化、地理和经济等交汇特点于一身的法国更能坐稳领袖位置，促进南北欧共识的机会也更大，但无论如何，这其中还需要意大利、西班牙等二流大国的支持，才能推进欧盟各项事务。
回顾英国脱欧进程启动的三年来，南方国家不仅在规模和代表性方面分量增加，人口也占到联盟的一半以上。西班牙《世界报》统计，自2018年以来，欧盟超过60%的提案是由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方国家提出并通过，而法德更像是“追认者”，意西法德形成“盟中之盟”的迹象越发明显。法国《回声报》提到，早在法国奥朗德政府时期，上述四国在英国宣布脱欧后就表示筹组非正式首脑会议。从欧元区来看，已采用欧元的国家也集中在南方，这让它们在欧盟里面更为强势，因为英国从未采用过欧元，瑞典和丹麦也是如此。耐人寻味的是，欧元集团的领导层也悄然向南方转移，欧盟经济金融事务专员是法国人皮埃尔·莫斯科维奇，意大利人马里奥·德拉吉担任欧洲央行行长，葡萄牙人马里奥·森特诺当选欧元集团主席。尽管所有这些职位都与执行各项条约中财政纪律条款的义务密切相关，个人并没有很多操控空间，但南方国家官员出掌这些职位本身，就意味着欧元政策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欧盟领导层“多极化”
尽管南方国家在欧盟主导权上跃跃欲试，但形势比人强，迄今它们尚未把自己的功课做好，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法德轴心留给别国的空间很有限，况且除了法国和意大利，大多数南方国家是经历长期独裁（如西班牙佛朗哥、葡萄牙卡埃塔诺和希腊帕帕多帕罗斯）和经济财富水平长期低于创始成员后，在欧盟扩张阶段才加入联盟。此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本就负债累累、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欧元区南方国家的领导潜力被进一步削弱。
观察历史，这些国家在联盟内部围绕共同利益合作时困难重重，“关注点的差异以及捍卫自身利益至上的想法，阻碍了它们更好地像英国那样发挥‘长老作用’，”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让-雅克·梅韦尔注意到，“这片区域并非单一的区块：葡萄牙呈现出大西洋主义倾向，更接近英国乃至更远的美国，而不是（西班牙、意大利那样的）地中海国家;克罗地亚有斯拉夫民族根基，希腊充满东正教正统的原教旨主义烙印;甚至经济独冠南欧的法国都往往不被看成是南方国家。”换言之，这些国家想更多参与欧盟顶层设计是不容易的，倒是在较小的团体间组织“意气相投的国家俱乐部（或连线）”似乎更可行。具体来说，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项关于欧盟最大成员国间关系的研究表明，最强有力的关系存在于所谓“地中海俱乐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之中，这一关系在英国脱欧后得到进一步巩固。
然而，欧盟权力分配的前景并不明朗。随着英国出局，较小且强烈内向的北欧福利国家（尤其不在欧元区的瑞典和丹麦），失去赖以影响欧盟决策的重要盟友，它们将采取哪些新的战略来维持其分量？另一方面，中东欧国家是否允许南欧兄弟“一枝独大”，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行之有年的“维谢格拉德集团”早就以促进自身共同利益，抵制“欧盟沙文主义”打压（如难民配额和联盟罚款）的形象自居。由此可见，基于法德英少数国家领导的欧盟模式，正因英国“半路跳车”，陷入能否延续的重大挑战。“有史以来，从未在欧盟谈判中发出过强音的国家如今要搭建‘多极化’领导模式，这是比英国退出更棘手的课题。”密切关注欧盟前景的英国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首席经济学家伊恩·斯图尔特说。
顽童般调皮的东欧
如果说觊觎欧盟最高权威的只有南方国家，那是大错特错，从20世纪90年代起如潮水般入盟的中东欧国家也充满“我说了算”的冲动，甚至带来欧盟进一步“停顿”的担忧。IG集团首席市场分析师克里斯·比彻姆说：“欧盟因领导权纷争出现裂痕的风险，不仅在南欧，也在东欧部分，它们比英国退出更令人担忧。一个强烈的共识是，英国退欧是可控的问题，可欧盟进一步撕裂是不可控的。”
与英国脱欧相同步的2016-2018年，欧洲怀疑论者和民族主义者在东欧持续得势，而且影响力日益压倒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往后倒退的声音重新霸占麦克风。”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安娜·伊萨克说，由于德国默克尔政府应对失业、叙利亚难民等问题没有清晰的转向，法国马克龙总统的新政“换汤不换药”，利用这一空当，“自行其是者”在东欧大行其道，彰显了顽童般的调皮。
2017年3月，欧盟委员会经不住匈牙利欧尔班政府的要挟，勉强放行扩建距布达佩斯75英里的、苏联时代的保克什核电站工程，这项由俄罗斯企业承揽的项目价值125亿欧元（克里姆林宫提供全部所需贷款），这一协议宣告欧盟敦促成员国降低对俄能源依赖的斗争遭遇重大失败。这还不算，利用英国脱欧危机，“不安分”的波兰总理卡钦斯基带领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强力推进司法改革议案，被欧盟抨击为“危及司法独立，与欧盟成员国地位要求的分权原则背道而驰”，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他是波兰人）甚至表示，该议案的初衷就是追随“克里姆林宫方案”，可能导致触发欧盟条约第七条（结果是剥夺波兰在欧盟机构的表决权）。尽管2018年卡钦斯基做出表面上的修补，踢走一些最具挑衅性的部长，但实质性让步一个都没有。
原因很简单，欧盟惩治波兰，需要27国全部赞成，问题是波兰的“铁哥们”就是轻视欧盟的匈牙利，后者保证在各种情况下都打碎反波决议，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曾表示：“我们会一直在这里（布鲁塞尔）成为无法克服的屏障。”巧合的是，就在波兰与欧盟“结梁子”之际，2017-2018年，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访问波兰的次数创下冷战后的新高，双方探讨了构建“不经布鲁塞尔的新型关系”的方法，波兰总统杜达甚至表示希望保持英国“在脱欧谈判中的积极势头”，这在外人看来，简直是对欧盟事业完整性的“挑衅”。
离心和野心都有限度
有人说，欧盟能靠商贸弥合东欧国家的离心乃至野心，但现实却不那么乐观。瑞士联合银行集团测算，2017-2018年，欧盟27国中，中东欧国家表现强劲，波兰和匈牙利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分别为4.2%和3.7%，然而经济上的共同繁荣没有转化为政治团结。比彻姆说;“难民摊派制度和团结基金一直是导致东欧新入盟国家与保守派西欧国家关系紧张的最大问题。”
2017年9月份，欧洲法院驳回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对难民摊派制度的起诉后，匈牙利外长西亚尔托·彼得说：“政治强暴了欧盟的法律和价值观。”这些嫌隙将在2019年达到白热化，因为英国退盟带来一个预算梦魇——欧盟负责地区发展的地区与城市政策总局报告显示，如果欧盟削减预算，以便与退盟的英国当初缴纳份额相当的额度（按照减税后计12.5%），意味着欧盟只有最穷的国家——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欧盟平均水平75%以下——才有资格接受所谓团结基金。根据欧盟法律，这些资金占欧盟预算的13%，旨在“减少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消除条件最差地区的落后”。斯图尔特说：“西欧可以借机向东欧国家加压，剥夺那些不听话的成员国的奶酪。”
不过，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认为，“意见分歧”不会导致匈牙利或波兰像英国那样完全退出欧盟，更大的可能性是欧盟内部出现两大集团趋合：一个是支持进一步趋向近似联邦化的集团，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北欧国家，另一个是中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组成的外围国家集团。“对欧盟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英国脱欧，而是欧盟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法国记者梅韦尔分析，2019年将会出现对欧盟成败起决定性作用的里程碑：那就是5月份的欧洲议会选举，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已经共同提出首次通过跨国名单选出代表取代英国议员的建议，这是欧盟权力动态的重要转折点。与此同时，2018年通过的2021-2027年欧盟财政预算方案以及包括共同農业政策和结构基金在内的具体政策，对无论南欧还是东欧有“领导欲望”的国家来说，它们是否愿从欧盟基金净受益者变成欧洲预算净捐助国，也将决定着欧盟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