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一般地，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代表着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民主的水平。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处于新时期的我国公民政治参与过程中所现出的问题，为提出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参与；问题
中图分类号：D6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1-0248-02
公民的政治参与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和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尺度。自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参与状况表现出很多新的特点和问题。当前中国处于转型期，随着利益意识的觉醒，利益结构的分化，政治参与也在扩大，对应的对政治系统的要求也多了起来。但如果政治系统“输入”过多，就会对政治系统造成压力，对政治体制形成过重负担，甚至引起“超负荷的压力”。目前中国公民参与的扩大虽然尚未对政治系统构成“超负荷压力”，同时表现出一些新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水平不断进步，公民积极性提高，但总体水平仍然比较偏低
从参与主体上讲，凡满十八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务状况、居住期限，都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行使政治权利的重要标志。在我国建国以来的历次选举上，公民投票率都在90%以上。除此之外，公民还拥有其他权利，如参与立法、监督和罢免权、自由权。对于权利的规定和体现，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使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得以尊重，参与的思路清晰，有章可循。从参与意识上讲，对我国目前出现的政治腐败、国企改革、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很多公民都能主动反应情况、与有关部门接触、进行投诉，关注事件的发展进程，注重自身作用的发挥，表现出一定的主人翁意识。
然而，一方面，由于转型期市场经济的不发达，国家将绝大部分财力物力用于经济建设，使公民政治参与的政治基础设施受到国家财力制约；另一方面，我国政治体制不够完善，致使个人专断、家长制作风等不正之风以及权力过分集中和特权现象盛行，不可避免地对公民政治参与的价值观念产生消极影响，使他们感到政治参与以后的挫折感，进而产生政治冷漠。此外，我国相当一部分公民文化素质低，尤其是现代政治知识缺乏，具体体现为政治制度知识缺乏、政治过程知识缺乏、公民权利和义务及背景知识的缺乏。这一“软肋”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参与水平的提高。这几方面的综合作用使得我国目前的政治参与的总体水平仍然偏低。
二、公民政治参与的不平衡性日益突出
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由于转型期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体现在政治参与中不平衡性也日益明显。
（一）不同地域的公民对于政治参与的反应程度不一致
在我国，在东南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的公民参政意识比较强，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积极性也比较强；城市公民对信息比较敏感，对于关乎自身权益的政治活动反应比较迅速。相对而言，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乡村等偏远地区公民参与自觉性差，对政治知识知之甚少，参与水平也比较低。
（二）不同阶层的公民政治参与呈现出不平衡性
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也高，也就是教育程度、收入所得、职业社会地位高的公民对政治关心程度较高。在社会转型期社会阶层分化比较显著的情况下，科研人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企业家等这部分人政治参与意识强，自我效能感较高；而工人、农民、个体户等这部分人群参与意识比较弱，效能感也比较低。
（三）公民政治参与层次不平衡
在我国，由于传统文化及封建制度残留的影响，我国公民一般将政治参与层次直接指向政治系统的最高层次国家，即基本制度结构，力图通过直接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制度结构来实现利益追求和抱负。而对自身所处的基层单位、社区的关注比较少，甚至忽视。这种不注重基层的政治参与活动限制了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削弱了参与的社会基础，进而阻碍了整体参与水平的提高。
三、动员参与多，自动参与少
在亨廷顿的政治参与理论里，政治参与“不仅包括行动者本人自发的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而且包括行动者受他人策划而产生的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上述两种分别就是自动参与和动员参与。一方面，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的“权威崇拜”、“清官意识”、“狭隘顺从”等心理使得我国公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比较被动，缺少独立的政治见解和鲜明的政治个性，造成对政府的行为依赖，总是在反复号召和呼吁下才表现出参与倾向。另一方面，“文革”政治运动造成的不少人的政治恐惧心理至今依然存在，一部分人不敢对政治表现出过多的态度和参与倾向。此外，中国妇女这一群体的参与意识普遍不强，依赖感也较为严重。这些都使得我国政治参与氛围偏于沉闷，不活跃，公民动员参与多，自动参与少，普遍缺乏参与热情。
四、正式组织功能较弱，非正式组织少，部分特殊群体尚未有自己的组织
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促使利益的分化，利益的分化促进了利益集团的形成。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然要介入政治过程，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在我国，职代会、工会等组织是企事业单位职工行使权利的重要形式和途径，但现实中，这些正式组织大多流于形式，并且在参与过程中处于被动状态。职代会的主要目标不是动员更大范围的社会参与，而是希望顺利贯彻本单位行政意图；工会在权力完全掌握在领导的情况下也实际上成为摆设。
青妇联等正式组织普遍存在着行政化、机关化倾向比较严重的问题，亲和力不够，社会公众对其依赖感也并不强。作为“纽带”、“桥梁”和公民参与的通道，其进一步发挥作用的空间还相当大。
改革开发以来，我国出现了一些有利于政治参与的非正式自治组织，如各种行业协会、商业联合会，权益性协会等。但国家出于对政治稳定的考虑，对各种民间自治组织的控制比较严格，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民间自治组织的成长，导致自治组织的数量少，运作不够规范，难以满足政治参与的要求，也不能发挥组织本身的真正作用。此外，社会转型期分化出的新的社会阶层，如民营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以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尚未有属于自己的组织，这部分人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力量弱，政治输入的要求难以满足。
五、非制度政治参与、非理性政治参与行为目前有日益增多的趋势
转型期的中国民主政治处于建设之中，文化体系也呈现出多元性，其中也不乏非常态的、非理性的文化和心理，体现在政治参与中就表现为非制度、非理性的政治参与行为。非制度政治参与，使相对于制度化参与而言，指公民不同过法律途径及相关政府所规定的参与机制，而是以另外的方式所进行的政治参与行为。最近几年日益增多的非制度化参与行为的参与主体大部分为农民阶层，同时包括城镇平民阶层，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这种情况的形成与我国目前参与机制不健全，表达渠道不畅，政府行为不规范以及部分干部行为失范都有直接的原因，从而造成了暴力对抗、上街游行、静坐示威、以及农村地区的越级上访，集体冲击乡镇府等行为。
非理性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在参与政治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或极端或畸形的非理智参与心态行为，其中包括政治流言的散布、政治牢骚的散播和盛行、政治狂热和政治冷漠等。这种行为在部分地区和特定的人群之间盛行。就目前而言，政治流言和政治牢骚的形成和散布一方面与民意表达不畅、社会不能有效治理有关，另一方面与国民对社会转型期的部分现象缺乏科学理性的认识有关。政治狂热超出法律的许可，具有破坏性；政治冷漠则表现为对政治毫无兴趣、漠不关心甚至是麻木不仁，这两种行为都是与民主政治所倡导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针对目前我国公民参与表现出的新特点和新问题，我们必须加以正确的引导才能保证政治目标和公民诉求的真正实现。政治参与在一定的限度之中才能使其正功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挥，才能不断完善民主政治，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才能实现；在向度上对政治参与进行不断拓展，才能使参与更加有序、理性、广泛而又积极主动。限度上的控制，向度上的延伸，二者紧密结合、相互协调共同作用，我国的公民政治参与水平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
参考文献：
［1］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10）.
［2］仲逸智.政治参与和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J］.世纪桥，2005，（3）.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参与；问题
中图分类号：D6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1-0248-02
公民的政治参与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和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尺度。自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参与状况表现出很多新的特点和问题。当前中国处于转型期，随着利益意识的觉醒，利益结构的分化，政治参与也在扩大，对应的对政治系统的要求也多了起来。但如果政治系统“输入”过多，就会对政治系统造成压力，对政治体制形成过重负担，甚至引起“超负荷的压力”。目前中国公民参与的扩大虽然尚未对政治系统构成“超负荷压力”，同时表现出一些新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水平不断进步，公民积极性提高，但总体水平仍然比较偏低
从参与主体上讲，凡满十八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务状况、居住期限，都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行使政治权利的重要标志。在我国建国以来的历次选举上，公民投票率都在90%以上。除此之外，公民还拥有其他权利，如参与立法、监督和罢免权、自由权。对于权利的规定和体现，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使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得以尊重，参与的思路清晰，有章可循。从参与意识上讲，对我国目前出现的政治腐败、国企改革、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很多公民都能主动反应情况、与有关部门接触、进行投诉，关注事件的发展进程，注重自身作用的发挥，表现出一定的主人翁意识。
然而，一方面，由于转型期市场经济的不发达，国家将绝大部分财力物力用于经济建设，使公民政治参与的政治基础设施受到国家财力制约；另一方面，我国政治体制不够完善，致使个人专断、家长制作风等不正之风以及权力过分集中和特权现象盛行，不可避免地对公民政治参与的价值观念产生消极影响，使他们感到政治参与以后的挫折感，进而产生政治冷漠。此外，我国相当一部分公民文化素质低，尤其是现代政治知识缺乏，具体体现为政治制度知识缺乏、政治过程知识缺乏、公民权利和义务及背景知识的缺乏。这一“软肋”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参与水平的提高。这几方面的综合作用使得我国目前的政治参与的总体水平仍然偏低。
二、公民政治参与的不平衡性日益突出
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由于转型期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体现在政治参与中不平衡性也日益明显。
（一）不同地域的公民对于政治参与的反应程度不一致
在我国，在东南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的公民参政意识比较强，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积极性也比较强；城市公民对信息比较敏感，对于关乎自身权益的政治活动反应比较迅速。相对而言，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乡村等偏远地区公民参与自觉性差，对政治知识知之甚少，参与水平也比较低。
（二）不同阶层的公民政治参与呈现出不平衡性
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也高，也就是教育程度、收入所得、职业社会地位高的公民对政治关心程度较高。在社会转型期社会阶层分化比较显著的情况下，科研人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企业家等这部分人政治参与意识强，自我效能感较高；而工人、农民、个体户等这部分人群参与意识比较弱，效能感也比较低。
（三）公民政治参与层次不平衡
在我国，由于传统文化及封建制度残留的影响，我国公民一般将政治参与层次直接指向政治系统的最高层次国家，即基本制度结构，力图通过直接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制度结构来实现利益追求和抱负。而对自身所处的基层单位、社区的关注比较少，甚至忽视。这种不注重基层的政治参与活动限制了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削弱了参与的社会基础，进而阻碍了整体参与水平的提高。
三、动员参与多，自动参与少
在亨廷顿的政治参与理论里，政治参与“不仅包括行动者本人自发的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而且包括行动者受他人策划而产生的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上述两种分别就是自动参与和动员参与。一方面，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的“权威崇拜”、“清官意识”、“狭隘顺从”等心理使得我国公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比较被动，缺少独立的政治见解和鲜明的政治个性，造成对政府的行为依赖，总是在反复号召和呼吁下才表现出参与倾向。另一方面，“文革”政治运动造成的不少人的政治恐惧心理至今依然存在，一部分人不敢对政治表现出过多的态度和参与倾向。此外，中国妇女这一群体的参与意识普遍不强，依赖感也较为严重。这些都使得我国政治参与氛围偏于沉闷，不活跃，公民动员参与多，自动参与少，普遍缺乏参与热情。
四、正式组织功能较弱，非正式组织少，部分特殊群体尚未有自己的组织
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促使利益的分化，利益的分化促进了利益集团的形成。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然要介入政治过程，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在我国，职代会、工会等组织是企事业单位职工行使权利的重要形式和途径，但现实中，这些正式组织大多流于形式，并且在参与过程中处于被动状态。职代会的主要目标不是动员更大范围的社会参与，而是希望顺利贯彻本单位行政意图；工会在权力完全掌握在领导的情况下也实际上成为摆设。
青妇联等正式组织普遍存在着行政化、机关化倾向比较严重的问题，亲和力不够，社会公众对其依赖感也并不强。作为“纽带”、“桥梁”和公民参与的通道，其进一步发挥作用的空间还相当大。
改革开发以来，我国出现了一些有利于政治参与的非正式自治组织，如各种行业协会、商业联合会，权益性协会等。但国家出于对政治稳定的考虑，对各种民间自治组织的控制比较严格，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民间自治组织的成长，导致自治组织的数量少，运作不够规范，难以满足政治参与的要求，也不能发挥组织本身的真正作用。此外，社会转型期分化出的新的社会阶层，如民营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以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尚未有属于自己的组织，这部分人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力量弱，政治输入的要求难以满足。
五、非制度政治参与、非理性政治参与行为目前有日益增多的趋势
转型期的中国民主政治处于建设之中，文化体系也呈现出多元性，其中也不乏非常态的、非理性的文化和心理，体现在政治参与中就表现为非制度、非理性的政治参与行为。非制度政治参与，使相对于制度化参与而言，指公民不同过法律途径及相关政府所规定的参与机制，而是以另外的方式所进行的政治参与行为。最近几年日益增多的非制度化参与行为的参与主体大部分为农民阶层，同时包括城镇平民阶层，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这种情况的形成与我国目前参与机制不健全，表达渠道不畅，政府行为不规范以及部分干部行为失范都有直接的原因，从而造成了暴力对抗、上街游行、静坐示威、以及农村地区的越级上访，集体冲击乡镇府等行为。
非理性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在参与政治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或极端或畸形的非理智参与心态行为，其中包括政治流言的散布、政治牢骚的散播和盛行、政治狂热和政治冷漠等。这种行为在部分地区和特定的人群之间盛行。就目前而言，政治流言和政治牢骚的形成和散布一方面与民意表达不畅、社会不能有效治理有关，另一方面与国民对社会转型期的部分现象缺乏科学理性的认识有关。政治狂热超出法律的许可，具有破坏性；政治冷漠则表现为对政治毫无兴趣、漠不关心甚至是麻木不仁，这两种行为都是与民主政治所倡导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针对目前我国公民参与表现出的新特点和新问题，我们必须加以正确的引导才能保证政治目标和公民诉求的真正实现。政治参与在一定的限度之中才能使其正功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挥，才能不断完善民主政治，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才能实现；在向度上对政治参与进行不断拓展，才能使参与更加有序、理性、广泛而又积极主动。限度上的控制，向度上的延伸，二者紧密结合、相互协调共同作用，我国的公民政治参与水平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
参考文献：
［1］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10）.
［2］仲逸智.政治参与和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J］.世纪桥，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