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和她的作品，常让我想起艾米莉·勃朗特所写的《呼啸山庄》：孤寂的旷野，凛冽的寒风；那是自然的旷野，也是文化的旷野，但在这旷野上屹立着灵魂。
　　萧红就是这旷野中恣意生长的一株野花，她的思考不是源于先验的文化，而是源于残酷命运的馈赠，带着陌生的粗犷撞击着读者的心灵，令人久久难以释怀。
　　常有人因怜悯她的身世而翻看她的作品，终篇却使我们感到在被她怜悯着。她远远注视着人群，目光清醒冷峻。她对小人物的理解令人缄默无言。她那么热爱生命，然而只活过了短短的31年，而且饱尝痛楚！
　　萧红对生命的理解格外透彻。她最大的价值就在于直接面对人的生命写作，是残酷的命运给予她这杯醇厚的苦酒。她，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逃荒者，是命运本身赋予了她这样的深度和力度，告诉她要这样去写。
　　萧红眼中的世界是泛生命化的：生命无处不在，人、动物，甚至无生物都同等地行进在生命的大舞台上。在《呼兰河传》中，她以一个儿童的视角刻画出对生命的各种感受：旧瓮的脏水里游着不知名的生物；破缸下聚满了潮虫；烂木槽上生着蘑菇；就连什么也不能生长的坏铁锄也在变化运动着，它在生锈……从成人冷漠客观的眼中看去，这只是后园一幅又脏又乱的破败景象，然而萧红借儿童的眼睛给予生命执着的发现和热忱的理解。
　　自然界是这样生机勃勃，然而“人”，这大地上最有灵性的动物，却过着最没有生命意识的、混沌而痛苦的生活。萧红笔下的人物无疑是异化的，但这种异化不是来自于大机器生产的现代工业文明，而是来自于落后的农业文明，来自于极度贫困的生活和封闭保守的观念。长期严酷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的惰性磨蚀了人的尊严和生命意识。萧红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感性”地体验到了这一点，笔锋集中地从各种角度刻画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畸形的灵魂”。
　　在《生死场》中，作家常有意识地将人和动物、老人和儿童、老马和小马对比刻画，呈现出生命轮回中无法言说的苦难和悲怆，有着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儿童和小马都是新的生命，带着从不疲倦的好奇心，无论是饥饿、严寒还是皮鞭的抽打都不能削弱他们的活力和热情。但小马终究要变成老马，从“发疯着，飘扬着跑”到“静静地停在那里，连尾巴也不摆一下，……连眼睛也不远看一下……工作来时它就安心去开始；一些绳索束上身时，它就跟住主人的鞭子。……它并不暴跳，因为一切过去的年代规定了它。”而它的主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当王婆将老马牵进屠宰场时，她自己不也同样在任人宰割，而且她自身也清醒地意识到被宰割的命运。萧红将这个寓言融化在场景的刻画中：“王婆驱着她的老马，头上顶着飘落的黄叶；老马、老人，配着一张老的叶子，他们走在进城的大道上。”“她颤寒起来，幻想着屠刀要像穿过自己的脊背……”
　　但萧红作品的力量在于，她不仅看到了这种无意识的生命状态的病态，同时也看到了蕴涵在这种蒙昧的生命状态中的顽强力量，一种巨大的带着盲目野性的生命力。萧红生命短促，留下的作品为数不多，技巧上尚有许多可推敲琢磨之处。但新时期以来，她一经发现立即被人们赋予较高的评价，凡了解过她的人，都多少有些崇敬之心，从对其身世的怜悯同情，到对其思想的沉思敬畏。然而，与她的价值相比，还是过于寂寞吧。究其原因恐怕是她的作品不像张爱玲等作家的那样有趣，缺乏好的故事，尤其是比不上她自己的身世那么有嚼头。自古文章憎命达，古今中外的作家，无论大小，作死的不少。萧红倔强叛逆的性格，不谙世故的做派，成就了她的文学才华，也成就了她一生的凄惨遭遇。公允地说，她的不幸确实不能完全归咎于动荡的时代和万恶的男权。但她为数不多的作品，使她足以担负起严肃作家的称号。她是个作家，不是明星，让我们更多地从作品本身去认识和评价她吧。这也是对逝者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