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粮食安全问题实质性解决，是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体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最大实惠
　　
　　近来，国内外粮食市场波动和价格上升成为引人注目的问题。然而，近年的国际和国内粮价上涨，并非表示全球和我国基本粮食安全保障格局发生实质性逆转，也并非意味着马尔萨斯预言重新变成现实。冷静分析新一波粮价上涨根源，理性审视新一代粮食安全问题的新内涵，才能沉稳有效应对粮价冲击。
　　观察过去半个世纪粮价数据可以看到，国际实际粮价最高峰发生在1970年代初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之后。当时主要谷物美元实际价格仍在目前价位两倍甚至更高水平之上。上一次粮食供求变动周期的实际粮价峰值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此后经过90年代后期和世纪之交粮价下降和低迷，粮食库存持续调减之后，国际粮价过去几年开始回升，并在最近异常飙升。
　　粮食供求周期因素之外，高油价刺激美国与巴西等国大量利用玉米加工乙醇汽油，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等重要粮食出口国谷物生产因为气候变异而歉收，美元疲软以及近来国际资本投资套利，都对粮价飙升发生不同程度影响。去年秋季，国际小麦价格猛涨并出现小麦与大米价格相对价格一比一反常局面，市场广泛预期大米价格上涨，加上一些国家限制出口政策改变短期供求关系，结果出现每吨大米价格近来出现一周内现飙升300美元的市场奇观。
　　现在看来，如果全球宏观和金融形势不出现新的剧烈变动，这一轮相对粮价调整可能已大部完成。虽然粮食相对紧缺态势还会维持一段时期，然而目前较高价位有望刺激粮食主产国增加生产，逐步推动粮食供求向大体均衡状态转变。据报道，澳大利亚因为“厄尔尼诺”效应发生的持续多年旱情近来出现缓和迹象，农民可望“拉尼娜”带来豪雨驱走百年大旱。最新有关预测认为澳大利亚粮食生产今年可能大幅增长90%，产量有望达到2500万吨。但愿这一变动能够成为国际粮食供求调整的先兆。
　　与历史时期粮食绝对紧缺匮乏危及国民基本食物安全不同，目前我国从总量供给角度保障粮食安全并不存在实质性困难，我国粮食安全基本内涵实际早已发生实质转变。过去三十年我国粮食生产持续趋势性增长，总产从1978年3.05亿吨增加到2007年5.02亿吨，增幅为64.5%，年均增长1.74%。由于相对价格回升激励，加上政府财政扶持政策鼓励，2004～2007四年粮食产量快速增长，增幅达16.4%。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大量传统农业资源持续向非农部门转移背景下，我国粮食生产实现持续增长的基本前提条件，在于农业科技和现代投入进步对农业的“反哺”贡献。化肥、电力等常规工业投入利用规模扩大，生物杂交育种技术和现代转基因技术等耕地替代农业科技的商业推广，为提高单位土地粮食和农产品产量提供了源泉。我国是塑料薄膜覆盖技术利用规模最大国家，这项看起来简单的农业技术增加了上亿亩耕地利用面积，几近抵消城市化对耕地的消耗规模。过去20多年我国农业机械化空前普及以及晚近时期农村基础设施历史性改进，则为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农业生产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持。
　　现代技术和工业发展，通过提升饲料业效率和改进饲养管理方式，提升了动物产品如肉、蛋等传统动物产品生产效率，并促进与粮食生产资源投入竞争性较小动物产品生产。我国水产品人均产量从1980年4.6公斤，2006年增长到40.4公斤，是改革初期10倍之巨。2006年我国人均牛奶产量为24.4公斤，是10年前5.4公斤的4.5倍。这类食物产品在消费方面对粮食具有较高替代性，然而在生产上与粮食具有较弱竞争性，在改善我国国民膳食结构同时，也对缓解粮食供求关系做出贡献。
　　传统粮食安全得到解决的需求面基本原因，在于人口增长速度放慢和收入增长与粮食消费联系弱化，导致粮食趋势增长显著低于此前预测水平。收入和人口增长是推动粮食消费需求增加的两个基本变量。由于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粮食消费需求随收入上升而增长的势头比较早时期预测结果显著减弱。例如我国过去20多年间人均收入水平增加了八九倍，然而人均粮食消费量仅增加了13%。计算结果显示，粮食表观消费近似收入弹性趋势值从上世纪80年代前期0.3上下持续下降，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接近于零，近年进入负值范围。
　　从人口增长角度看，人口专家估计我国人口达到峰值时可能是14.5亿～15.0亿，比目前13.1亿人口增加约10%～15%，显著低于较早时期预测的16亿甚至更多人口数。从人口结构角度看，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趋势会对粮食需求产生抑制作用。
　　如果对粮食非食物用途需求不至于大幅增长，我国未来粮食消费需求总量趋势值大概会见顶于5.5亿～5.8亿吨，上限很难超过6.0亿吨。上世纪90年代有关我国未来粮食供求关系提出各种预测，认为我国到2030年预测粮食需求总量少则6亿多吨，多则9亿多吨。结合考察最新经验证据，我国未来粮食需求峰值可能显著低于十多年前绝大部分预测结果。
　　跟踪观察我国粮食市场数据可以看到，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粮食供求和价格经历了三个运行周期。1995年粮价达到阶段性高峰并出现第三次相对过剩，伴随产量、进口和库存大量增加，90年代后期粮价几年持续下降，世纪之交在低谷徘徊。粮食供求关系到2003年开始发生阶段性转折并伴随粮价反弹，目前粮价仍处于本轮周期上涨通道，然而最大幅度上涨发生在2003年底和2004年上半年，2005年前后有所下降，三种谷物价格在2006和2007年分别上涨8%左右。
　　目前可能反倒要注意粮食相对价格上调幅度不足的影响。由于限制粮食出口和鼓励进口，国有粮食库存净投放较多，加上国内运力制约等因素影响，近来东北等粮食主产区出现卖粮难和价格下滑现象，这方面情况对今年粮农生产积极性影响如何有待观察。
　　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实行市场化取向改革方针和政策，调动农民和相关企业生产积极性，使他们对现代农业科技进步提供的盈利机遇做出分散反应，是我们根本解决传统粮食安全的供给面基本条件之一。没有适当的体制保证，现代技术不会自动转变为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粮食安全问题实质性解决，是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体制选择实践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最大实惠。这一成就的历史意义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过高。
　　虽然我国传统粮食安全问题早已解决，新一代粮食和食物安全问题仍然尖锐、紧迫并具有挑战性，并需要新组合政策加以应对。要重视粮食生产科技投入，在积极推进界定农地产交易权以建立城市化背景下土地资源市场配置机制同时，重视保护基本农田资源和提升粮食增产能力。要积极应对粮食生产化肥投入以及水产品养殖对环境污染压力，应对饲养业集约化转型中对防治疫情等公共品服务投入新需求。要重新审视新环境下政府参与粮食流通的职能定位，在国家保持足够安全储备同时，鼓励企业更多参与粮食批发和库存的商业运作。还要在双边、区域、多边贸易制度建设场合积极推进粮食贸易自由化，通过建立国际新规则规范各国粮食贸易政策以提升国际市场稳定度。
　　尤其要坚持市场化取向改革方向不倒退，因为如果回到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传统粮食安全困境大概又会卷土重来。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