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控制项目

　　冷战初期，即上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早期，美国中情局担心，共产党已经发展完善了可以控制人类思想的药物或技术。这实际上是一种过分夸大的恐惧，但对于当时的美国人来说似乎十分合理，因为那时的很多书籍和电影中都有精神控制相关情节，比如催眠，或是通过药物控制一个人做他原本绝对不会做的事。中情局相信共产党已经接近甚至达成了这一目标，认为美国也必须做到。于是，MKUltra应运而生。中情局试图借助这个项目寻找控制人脑的方法，比如能让囚犯知无不言的真话血清，能让人忘记自己所作所为的催眠术，还有最重要的，能帮助中情局指导特工采取刺杀或破坏行动，过后却又让他们忘掉发号施令者是谁，甚至连自己参与过这些行动都不记得的技术或药物。

当美国中情局遇上致幻剂LSD

　　1943年，艾伯特·霍夫曼在瑞士巴塞尔山德士制药公司的实验室中制出致幻剂LSD。在寻找能控制人类精神的药物时，中情局的科学家们发现了LSD的存在，MKUltra早期的主管们逐渐对此痴迷。实际上，MKUltra的总监西德尼·戈特利布可以被视为将LSD带到美国的人。20世纪50年代，在他的安排下，中情局耗资24万美元购买了全世界的LSD存货，随后在美国的医院、诊所、监狱等机构分发这种药物，以虚假基金会的名义要求他们开展研究项目，以查明LSD是什么，有何效果，以及它作为精神控制工具的潜力如何。
　　自愿参与实验服用LSD的人大多深感愉快，纷纷将之告诉自己的朋友。他们都有谁呢？《 飞越疯人院》的作者肯·克西就是在由中情局的MKUltra项目资助的一次实验中得到了LSD，同样的还有“优雅的死亡”乐队的词作者罗伯特·亨特，他后来成为LSD文化的重要传播者。诗人艾伦·金斯伯格也是从戈特利布那里得到了他的第一口LSD，并宣扬服用这种药是一次伟大的个人冒险。
　　引得无数美国人迷上LSD的知名心理学家蒂莫西·利里并没有参与过这些实验，但他之所以知道这种致幻药物的存在，也是受戈特利布影响，虽然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从未听说过戈特利布的名字，因为后者完全处于隐形状态。利里对致幻药物的兴趣源于1957年发表在《生命》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文中记载了一对美国夫妇在墨西哥发现能够致幻的魔力蘑菇的故事。利里为此着迷。所以在尝试LSD之前，他已经去过墨西哥，服用过这种致幻蘑菇了。而他不知道也没有渠道得知的是，《生命》杂志上的那篇讲述墨西哥之旅的文章，是由戈特利布，或者说中情局付费刊登的。当时戈特利布正在测试各种物质能否作为精神控制的工具，包括可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的灌木、树皮、蘑菇、鱼的身体部位等。所以，后来利里说美国人对LSD的痴迷完全是由中情局引发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政府实验的小白鼠

　　中情局建立所谓的慈善基金会来资助大学和学院的研究，正是这些研究让金斯伯格、肯·克西和罗伯特·亨特等人接触到了LSD，而研究人员并不知道他们的研究实际上是由中情局资助的。
　　那时，斯坦福大学的一个项目招募志愿者试用这种新物质，金斯伯格和罗伯特·亨特都是其中的志愿者。肯·克西在门洛帕克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参与相似的实验并第一次服用了LSD。克西深感兴奋，甚至因此开始在医院工作，以便为他的朋友们偷LSD，而这成为他创作《 飞越疯人院》的基础。上世纪60年代围绕LSD进行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这些代表性人物，都和中情局的虚假基金会以及MKUltra的总监戈特利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這个项目还有更加阴暗的一面——很多受试者都是囚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因劫持一辆卡车而在亚特兰大监狱服刑的囚犯巴尔杰是自愿参与实验的囚犯之一，服用LSD长达一年多。他被告知，实验目标是找到治愈精神分裂的方法。后来他意识到，这一切和精神分裂毫无关系，他只是一项政府实验的小白鼠，实验目标是观察长期服用LSD能否让一个人失去心智。后来，巴尔杰写下了自身经历。他将之描述为“非常恐怖”，觉得自己会疯掉。他写道：“我因为犯罪而入狱，但他们对我实施了更大的犯罪。”巴尔杰对朋友说，他会找到监狱里负责该实验项目的医生，然后杀掉他。那名医生后来自然死亡了，所以巴尔杰并未实施自己的计划。
　　巴尔杰只是在无意识中被喂食了高剂量LSD的众多美国囚犯之一，而他遭此折磨的原因非常简单：戈特利布想找到一种控制人类精神的方法。这位中情局官员意识到这是一个分为两步的过程：首先，得摧毁现存思想;其次，得在大脑空白处插入新思想。他在第二步上没有走多远，但在第一步上做了很多工作。竭尽全力摧毁一个人的思想——这就是他在美国监狱以及欧洲、东亚的秘密拘留所中开展实验的目的。

和纳粹集中营一脉相承

　　美国中情局的精神控制项目本质上是日本和纳粹集中营中工作的延续。中情局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当时的实验成果，还雇用了曾在日本和纳粹集中营工作过的活体解剖者和施虐者来解释说明他们的发现，以便继续进行研究。比如，德国达豪集中营曾开展大规模的麦司卡林实验。中情局对致幻剂麦司卡林能否成为精神控制的关键兴味盎然，于是雇用曾经参与实验的纳粹医生为他们提供建议。此外，这些纳粹医生还提供了沙林等毒气的研究成果。他们来到项目中心所在地——美国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为中情局官员讲课，告诉他们，死于沙林需要多久，婴儿、儿童、老人和健康中年人在死亡时长上是否有区别。中情局渴望得到这些信息。而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唯一的办法便是杀掉这些人。

　　实际上，在这件事上，最奇怪的是，戈特利布自己就是犹太人，他的父母于20世纪早期从中欧移民来到美国。如果他们没有移民，戈特利布很可能会被送入集中营，成为那些残忍的纳粹医学实验的对象。但他似乎并不认为作为一名中情局官员和进行这些实验的医生一起工作有任何问题。

无人监管的魔鬼施虐者

　　戈特利布雇用的纳粹医生库尔特·布鲁姆曾在纽伦堡接受审判，最后被宣判无罪。《纽伦堡准则》规定，受试者必须对实验知情同意。MKUltra完全违反了《纽伦堡准则》，但美国也从未签署过该准则。实际上，如果美国遵守《纽伦堡准则》，那么戈特利布永远不可能做那些事，MKUltra也根本不会存在。戈特利布的作为和二战后被判处死刑的纳粹医生在集中营中的罪行并无二致。戈特利布在欧洲、东亚，尤其是德国、日本以及50年代早期很大程度上处于美国控制下的菲律宾，都建立了秘密拘留中心。他无需担心任何法律纠纷，在这些地方开展了他最极端的实验，有些无疑是致命的。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丧命，但肯定有很多很多。
　　在这些实验中，能看到两种利益的融合。第一，是戈特利布对找出精神控制技术或药物的渴望，这也是中情局划定的绝对重要的优先事项。第二，欧洲和亚洲的中情局官员大力俘获敌方特工以及“可疑”和“可牺牲”的人，将他们关进监狱，在他们身上作各种各样的测试，不只使用毒液，还有电击、极端温度、感官孤立等其他技术手段，同时还用问题轰炸他们，观察能否瓦解其抵抗，找到摧毁人类自我的方法。

　　而在戈特利布的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的工作几乎完全没人监督。他本该向他的老板理查德·赫尔姆斯和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汇报工作，但他们中没有人真正想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换言之，这个人有杀人执照。他被允许在全球范围内招募实验对象，让他们承受任何他想要形式的虐待，有些是致命的。而且，他还不受监管，无需对任何人提交正式的报告。
　　这些中情局领导的心态显而易见——这个项目是如此重要，如果真的能够掌握精神控制的方法，那将会是掌控全球的关键，与之相比，这个理念会让百千人丧命，则显得无关紧要，不值一提。只有这么想，你才能抛开良心和其他所有道德伦理上的考虑，甚至严肃的科学判断，允许一个人凭着心血来潮的念头去折磨和杀害他人。而监督他的人对此闭目塞听、放任自流，原因和古老的中情局准则有关，这也是所有特工部门的准则——你知道得越少越好，这样才不会惹祸上身。于是，戈特利布得以在没有任何人监管，甚至可以说在没有人意识到或是想要意识到他在做什么的情况下工作了十年。
　　戈特利布在开始LSD相关实验之前，先试了大麻、可卡因、海洛因和麦司卡林等各种可能性，但它们都无法成为精神控制药物。他还尝试过各种极端形式的兴奋剂和镇静剂，曾在欧洲测试，给一个人喂食镇静剂让他陷入昏迷状态，然后给他极端剂量的兴奋剂，当这个人处于昏迷和兴奋的过渡阶段时，对他施以高强度的电击，看这种结合能否驱散一个人的思想。因此，中情局——特别是戈特利布——的所作所为仅受想象力的限制。戈特利布估计他自己至少服用了200次LSD，这也让他的想象力天马行空。而且，他可以毫无阻碍地开展他能想到的任何形式的实验。

毒杀敌对外国领袖

　　作为中情局的首席化学家和制毒大师，戈特利布发明毒剂和精神控制物质，供中情局官员在全世界的秘密行动中使用。戈特利布为LSD设想的一个用途是，用在敌对的外国领导人身上，让他们的行为变得古怪，从此不再受欢迎或被认为无法胜任正常工作而下台。
　　戈特利布曾意图用制成的毒药杀死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他提出，可用装满LSD的喷雾罐头污染卡斯特罗将发表广播讲话的工作室，卡斯特罗很可能会因此晕头转向，变得不受欢迎，失去权力。他还为杀害卡斯特罗制出了各种各样的毒剂，甚至还制作了有毒的潜水服。50年代中期，美国提出了一个在周恩来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将之杀害的计划。戈特利布制出了一种毒药，计划放在周恩来的饭碗里。而且，这种毒药一两天后才会生效，那时周恩来已经回到中国，对毒药进行溯源时就不会追踪到美国中情局。（编注：1955年4月，美蒋特务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我方16人罹难，周恩来总理险些遇害。）1960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暗杀帕特里斯·卢蒙巴时，也是戈特利布承担起制毒工作。他不仅制毒杀人，还对能以不同方式影响行为的毒素很感兴趣，希望找到一种药物来改变他人的性格结构，制造震惊、困惑等情绪。

乔治·怀特的妓院实验

　　上世纪50年代早期，戈特利布雇用了乔治·怀特。即使是在纳粹医生、虐待狂和疯狂化学家群集的MKUltra，怀特也是最“出类拔萃”的一个。这位特工主管了MKUltra的很多实验，还在纽约领导了麻醉品局的反爵士运动，负责监视并诱捕音乐家。他尤其讨厌著名爵士乐歌手比莉·荷莉戴，据他说，是因为她炫耀皮草和大汽车的方式冒犯到了他。被拘捕是荷莉戴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她无法再获得歌舞表演许可证，不能去一些地方表演。
　　在纽约的一套房子中，怀特诱骗一些人服下LSD，中情局的官员们则在紧邻的公寓中通过单向镜观察他们。之后，怀特在旧金山开启了最疯狂的MKUltra项目之一——“午夜高潮行动”：他召集的一些妓女带男人回到一套由中情局租来和布置家具的公寓，给他们喂食LSD，怀特就在旁边的公寓中，喝着马提尼酒，看着他们在LSD的影响下性交。他模模糊糊地认为，这将帮助美国战胜共产主义。
　　这些男人在不知情中服用了LSD。和妓女上床时，他们会被问各种问题。怀特和同事告诉这些妓女，他们想知道怎样的性和药物的结合最可能让男人泄密，所以希望她们挖掘男人的工作信息，比如问：“你工作过的那架 飞机实际上能 飞多高？”

　　而观察这些实验的所有人，包括乔治·怀特，都没有心理学或是其他能让他们从临床角度评估这些场景的知识，整个过程十分混乱无序，因此他们最后自然并未得出什么有价值的科学结论。所以说，纳税人的钱被用来支付由中情局在旧金山开的一家妓院，不知情的男人被带来喂食LSD，成为实验品，而这是戈特利布实验项目的一部分，目的是找出控制人类精神的方法，为美国政府及其在全世界的秘密项目服务。

白白牺牲的人命

　　戈特利布的MKUltra项目结束于上世纪60年代早期。在所有这些造成了欧洲、亚洲和美国境内无数死亡和折磨的实驗之后，戈特利布被迫得出结论：他失败了，精神控制是个不可实现的神话，你无法让一个人改变想法去做他从根本上强烈反对的事情。而为了证明一个本该一开始就很明确的结论，他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
　　[编译自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编辑：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