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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蒋夺权，汪精卫屡屡受挫；抗战维艰，副总裁走上邪途。
少时从容做楚囚，暮年媚敌成傀儡；
当年革命之薪火，而今卖国之汉奸！
盈虚有数，岂因权位卖国？
盖棺自有定论，留与后人评说！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南满铁路守备队奉命炸断沈阳北郊柳条湖的一段铁路，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中国军队和轰炸沈阳城，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在国难面前，因争权和内战而分裂的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来到了上海，在孙科的私宅，三人又坐到了一起。
坐下后，汪精卫便对蒋介石说：“同志间年来隔离，致行动冲突，但系为公，非为私。如今国难当头，我们应摒弃前嫌，南京和广州两政府合并，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胡汉民却无法消除对蒋介石的不满，态度强硬道：“但是，两个政府合并的前提是，请蒋同志辞职。”他说完，脸便扭向一边。
场面一时变得有些尴尬。这个提议使汪精卫和蒋介石都很难堪。然而，在大敌当前，作为军队统帅，能够下野吗？过了一会儿，满脸思虑的汪精卫试着劝慰道：“目前，我们应该集中力量，团结对外。抗战是第一，蒋同志下不下野，应是第二……”
胡汉民马上打断道：“蒋同志下野是第一！一个不团结的政党，怎么会有能力去抗战？”
见两人争执不下，蒋介石不得不低下姿态，道：“以后凡汪、胡两先生同意之事，我无不同意照行。我若不行，尽可严责……”
可是胡汉民仍不肯让步，道：“如果蒋同志不下野，两个政府就谈不上合并！”
蒋介石是何等聪明之人，见一旁的汪精卫一时不语，心想不如以退为进，于是爽快地表态说：“中正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
三人会谈后，宁、粤代表召开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双方最后达成协议：蒋介石下野，广州中央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取消，组织统一的国民政府，双方本着合作的精神，分头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为了平衡双方的关系，蒋介石下野，汪精卫和胡汉民都不在国民政府任职，只任中央政治会议常委，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但不负实际责任，由孙科、陈铭枢出任行政院正、副院长，组成新政府。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使东北的半壁江山不到月余全部沦丧。日军进攻锦州，孙科的新政府电令张学良死守锦州，电令其他各部增援张学良，可是各路大军没有蒋介石的指示，都按兵不动。蒋介石虽然下野，仍然操控着各路大军，他的按兵不动，为自己的重新“上野”牢牢地握着决定性的筹码。张学良看到中央政府口头上要求东北军死守，实际上却不给予任何支援，便将东北军全部撤进山海关，使东北三省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东北沦陷，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热血青年学生的不满。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地的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汪精卫领导的广州政府以顺应潮流的面目出现，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民主政治和积极抗日，学生们将其奉为政治领袖。
汪精卫接见学生代表团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我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面对日本步步紧逼的侵略，加上财政部长宋子文率领全体财政部人员辞职，让孙科感到力不从心。上任不到一个月，孙科就和陈铭枢联名辞职，力请汪精卫出任行政院的院长。在世人的瞩目中，汪精卫再次走到了中国政坛的中心。
就在汪精卫接替孙科当行政院长的当天，日军动用20余辆铁甲车作为前导，兵分5路，趁着月色从闸北各马路口向上海驻军第19路军发起突然袭击。19路军是亲汪的粤系军队，总指挥蒋光鼐、军长兼右翼总指挥蔡廷锴立即电报在南京新上任的行政院长汪精卫。汪精卫接到电报，左右权衡之后，下达指示：“如日军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应以全力扑灭之！”
于是，淞沪保卫战打响了。
为了更好地指挥抗战，树立抗战领袖的高大形象，汪精卫决定把中央政府迁到洛阳，并主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同时电令各军增援19路军。然而，汪精卫碰到了和孙科一样的难题——蒋介石不吭声，谁也指挥不动他的嫡系部队。汪精卫只好派中央执行委员、实业部长陈公博到北京说服张学良，希望他在北方起兵，牵制日军。
此时，上海的战事日紧。日军派出巡洋舰3艘、驱逐舰4艘、航空母舰2艘并陆战队5000多人在上海登陆，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参战。2月4日，日軍开始第一轮总攻，战火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经过9个小时的激战，19路军粉碎了日军的总攻，日军司令被免职。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通令嘉奖第19路军，称赞19路军将士“忠义之气，照耀天日”，并犒劳19路军5万元。社会各界也大力支援19路军的抗战，宋庆龄、何香凝等亲到前线慰问将士，见到雪花飘飘之中，前线战士还只着单衣，马上回沪发动“捐制棉衣”的运动，仅用5天时间，便将3万件棉衣送到了战士们的手中。
但是，19路军伤亡惨重，无兵力补充，而日军有继续增兵的趋势，形势岌岌可危。
这时，汪精卫派去说服张学良出兵的陈公博也无功而返。汪精卫气愤地说：“张学良手握数十万大军，如果都像19路军这样，何愁东北收不回来！”
陈公博说：“我去了，张学良倒是待我如上宾，可是我说到要他出兵牵制日军，他就敷衍了过去。”
汪精卫叹口气，说：“不知道这个张学良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陈公博说：“现在的形势，汪先生还看不明白吗？所谓的国民革命军，都是他蒋某人的私家军了，只要他说不抵抗，大家都不会放一枪一炮，沈阳北大营的士兵受到袭击，也要令他们在床上假寐，任凭日军一个个枪杀也不准还击，汪先生的电报拍得再多，只要蒋某人不松口，还是废纸一张！” 陈公博的一席话，说到了汪精卫的痛处，汪精卫不再吭声。陈公博说：“汪先生的这个行政院长，没有军队的支持不行，必须请蒋介石出面！”
汪精卫痛苦地摇了摇头，说：“国难当头，他还以保存实力第一，抗战第二，我看是要完了！”
万般无奈之下，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提议由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一上任，汪精卫就把淞沪抗战摆在蒋介石的面前，看他如何处理。不料蒋介石却摆出一大堆理由，说：“兄弟认为，不如趁这几次战役胜利的时机，赶快收手，与日方谋求停战。否则到时作城下之盟，条件会更加苛刻。”
一句话把汪精卫说得哑口无言。为了不让汪精卫难堪，蒋介石说：“兄弟这番话，也不过是受汪主席的启迪罢了。”
汪精卫更是吃惊，惊讶地望着他。蒋介石笑了笑，说：“汪主席不是说过，我们对日的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汪精卫说：“这个，我是说过，不过……”
蒋介石打断汪精卫的话，接着说：“目前就是交涉的好时候。论兵力，日军集中起来容易，而我们集中起来难。从日本的长崎、门司、神户、大阪等港口，到我国的航线近的不到500海里，远的不过700海里，从日本本土集结兵力运到上海，皆可朝发夕至，而我们无论是调动卫立煌还是胡宗南部，都要经过防地之交接、集中、上下车船等过程，要费许多时日……”
汪精卫想，这不过是蒋介石不想调出自己的嫡系部队的托词罢了，如果一开始蒋介石就集结兵力，何至开战月余，19路军还是孤军作战？汪精卫的脸上写满了失望，道：“蒋兄如此说来，我们只有接受英美的调停，举行停战谈判了？”
蒋介石说：“早该如此！”
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当天，就向19路军发出停战撤退的命令。19路军孤立无援，只好全线撤退，开往福建。苦战月余的官兵们扶着伤残的战友，离开浴血奋战的沙场，个个义愤填膺，声泪俱下。
■
1932年3月1日，关东军宣布成立满洲国，定都长春，改年号大同。关东军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其扶持的满洲国。
日本关东军成立满洲国，急坏了行政院长汪精卫。这一天，他把自己的亲信陈公博找来，商讨对策。
陈公博进门就说：“汪先生，外交次长郭泰祺被打了！”
自从“九·一八”事变后，外交部长陈友仁辞职，汪精卫兼上了外交部长的职务。他听了吃了一惊，忙问：“谁打的？为什么？”
陈公博说：“《淞沪停战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出后，上海的民众把主持签订协议的郭泰祺责骂为卖国贼，将其打伤了。”
汪精卫长叹一声，道：“我何尝不知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19路军换防不说，还要中国政府取缔抗日！难怪这些民众会如此愤怒！也难为了郭泰祺，他是为党国背过，19路军兄弟们的血算是白流了！”
陈公博愤愤不平道：“损失的还不是拥护先生的粤军实力！”
汪精卫摇了摇头，说：“此事已成定局，两军停战，大概算是日军可以上船回国了。只是东北的事情，请国联出面，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进展？”
“满洲国的成立，开始只是关东军的行为，日本政府并不打算承认。可是近日，日本的主和派首相犬养毅被杀了！这样一来，势必影响英美等国的利益，因此他们也在敦促国联，估计最近就会派出代表团去调查此事！”
汪精卫望着屋顶上的天花板，那角落处结了一张蜘蛛网，网上粘了一只蚊子，这只蚊子怎么挣扎也撞不破那张蜘蛛网。汪精卫似自言自语：“如此庞大的军队，竟不如一张蜘蛛网，任狂徒猖狂，竟到了要求几个外国人出面的地步！”
陈公博知道汪精卫说的是张学良，笑着说：“最近，一首打油诗流传甚广，不知先生听说了没有？”
汪精卫不解地问：“什么打油诗？”
陈公博便背道：“‘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开场锣鼓正想催，哪管鬼子到沈阳！’此公还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
汪精卫听了，说道：“不像话！”
陈公博揶揄道：“现在还有谁像先生，不赌不嫖！古人说，水至清则无鱼，我看先生两袖清风，追随者只怕会越来越少了！”
汪精卫听了这些奉承话，领袖的范儿更足了，道：“这是我做人的准则，你也要洁身自好才是。榆关以一日而失，热河以七日而陷，实不像话。都像张学良这些东北军畏敌如虎，日敌必日益骄横。军队再不抵抗，势必影响对日外交。先有抵抗然后才有交涉，抵抗愈得力，则交涉愈有希望。我只要有机会上北平，一定要向张学良说明这个观点，决不能不战而退！”
到了6月，国联果然派出代表，前来调查满洲国的问题。汪精卫率领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長罗文干、助手陈公博、秘书曾仲鸣等去北平会见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共同调查日军占领东北三省的问题。
张学良时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是北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但是由于染上了鸦片，他此时精神状态十分低迷。汪精卫望着张学良坐在那里，萎靡不振，心想，这哪像个长官！
张学良坐了一会儿就坐不住了，像要睡觉的样子，然后站起来，到隔壁房里去了。
陈公博小声地对汪精卫说：“估计是又忍不住了！”
汪精卫哭笑不得：一个鸦片成瘾的指挥官，怎么带兵去打日军！
接见完国联代表，张学良不再露面。汪精卫想去找他商谈东北问题和对日方针，去了几次，张学良都称病不见。这一天，汪精卫又去张宅，门人回答：“张先生病重，不能见客，您请回吧。”
汪精卫无奈，只好往回走。旁边的陈公博说：“汪先生，我们何不到北海公园去走走？”
汪精卫没好气地说：“我没那个闲情逸致！”
陈公博一笑，说道：“此时荷花盛开，先生就不去看一看？”说着，陈公博对一旁同行的曾仲鸣挤了挤眼。
自从方君瑛自杀后，汪精卫就把方君瑛的妹妹方君璧和她寡嫂曾醒的弟弟曾仲鸣带在身边，视为亲人。后来，方君璧和曾仲鸣两人产生了感情，汪精卫极力撮合两人结了婚，两人也成了汪精卫的心腹。 这一回，汪精卫学乖了，表面上是在欧洲游山玩水，心中却无时不在等待回国的时机。当他得知西南的陈济堂、白崇禧、邹鲁等人有联合汪派反蒋的消息，考虑到反蒋的时机并不成熟，便告诫他的亲信不要贸然行事，还给陈璧君发电报，要求她与蒋保持向来之关系，对西南只取感情联络，不做政治联系。
汪精卫被刺后，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也遭到暗杀，此后，国民党内主张对日强硬的主战派成为主流。
1936年1月22日，外交部长张群对日本驻华大使表示：希望调整中日关系，否则只有靠战争解决问题。这年6月，蒋介石发表谈话，对中日战争的方向已经更明确了：“中国和日本的冲突已不可避免，而且为期不远了。”在当年7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主战派已经完全占了上风，确定了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政府方针。蒋介石在会上一改往日的模棱两可，态度也是空前的强硬，信誓旦旦地说：“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如危及国家生存，则必出最后牺牲之决心。”
但此时的蒋介石并没有放松剿共计划。12月4日，在安排部署对日作战的时候，蒋介石不忘飞临西安，住进临潼华清池，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出兵剿共。
张学良一改过去的对日妥协态度，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所谓国策，成为坚决的抗日者。
张学良仍抱有劝蒋回头，团结共产党一致抗日的愿望。当蒋介石到达西安，张学良便去见蒋介石，说得声泪俱下。蒋介石勃然大怒道：“你这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真是太幼稚、太无知了！”
张学良哭着说：“委员长，只有一致抗日，才是国家图存的唯一道理啊！”
蒋介石拍着桌子说：“你就是把我打死，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也不能变！”
12月9日，西安万余学生举行“一二·九”爱国运动一周年纪念活动，准备去向蒋介石请愿。张学良得知后跨进汽车，亲自赶往临潼道上的十里铺，站在车上大声说：“同学们！你们有什么话跟我讲，我是地方的负责长官，你们不要再向前走了，否则会发生流血事件！”
学生们回答：“爱国就不怕牺牲！”
张学良说：“大家的心情我理解，国难当头，我比大家都急。大家有什么话，我去跟蒋委员长说！”
学生高呼道：“拥护张副司令领导东北军援绥抗日，请答复我们的爱国要求！”
张学良说：“现在天已经黑了，你们先回去吧，我保证在一个星期之内，用实际行动答复你们！”
当晚，张学良来到蒋介石的住处华清池，又和蒋介石吵起来。蒋介石怒气冲冲道：“你是代表国家大员对学生说话，还是代表学生对我说话？学生侮辱领袖，你应该上去拼命。你不懂拥护领袖的道理吗？”
张学良一次又一次劝说，蒋介石不仅听不进只言片语，而且恼羞成怒。张学良从蒋介石住的华清池出来，望了望天空满天的星斗，叹了口气，眼下只能先礼后兵了。
“王副官！”
“有！”
一个军官赶上前来。
张学良对他耳语一番。那位年轻的军官听了一脸兴奋，显然也是期待已久，即刻说：“是！属下立刻去办！”
就在张学良为学生请愿面见蒋介石后的第三天，11日晚10时，张学良召集东北军高级军官开会，宣布实行“兵谏”。
张学良吩咐卫士营长孙铭九道：“你千万不可伤了委员长，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跑了。”
孙铭九转身就要退去，张学良又叫住他，道：“你的卫队，有把握吗？”
孙铭九道：“请副司令放心！完不成任务，我就提着脑袋来见副司令！”
张学良紧盯着孙铭九，说：“万事小心注意！”
“是！”孙铭九敬了一個礼。
12日凌晨2时30分，孙铭九和师长白凤翔等，带领卫士，乘两辆载重大卡车，向蒋介石的住处华清池急驰而去。不一会儿，剧烈的枪声响起。孙铭九带着卫士冲进蒋介石的卧室，并不见蒋介石的影子，只见蒋介石的帽子、假牙、皮包等杂乱无章地放在桌子上。孙铭九一摸被褥，还是热的。
“快搜！”
于是，卫士们从屋里搜到后山。这时天已大亮，搜到半山，一个卫士见一个大石洞里蜷缩着一个人，便拉着枪栓大声说：“里面是谁？赶快出来，不然就开枪了！”
里面连忙答道：“我是委员长，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孙铭九赶过来，见蒋介石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件白色睡裤，全身都是灰土。蒋介石见了孙铭九，见是个军官，就又恢复了总司令的威严，问：“你们是哪里来的？”
这位卫士营长一个立正，说：“报告总司令，我们是东北军，请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
蒋介石一听是张学良的部队，开始还抱着一丝是暴乱的其他部队的希望破灭了，心想这回是逃不出去了，于是说道：“你们把我打死好了，打死我吧！”
孙铭九催促说：“我们只要求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等着您。”
蒋介石一听，一屁股坐在地上，发怒道：“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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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法国南部的戛纳，汪精卫大为惊讶。他吃惊的是，自己向来瞧不起的一脸病态的张学良，竟有这般大丈夫气概！另一个让他惊讶的是，“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出现了两派意见，一是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另一种是组织“讨逆军”总司令部，派大批飞机对西安进行轰炸。主张军事讨伐的主要人物就是亲日派的何应钦。汪精卫知道，何应钦的目的，是借狂轰滥炸之机，让蒋介石死于非命，好取而代之。
陈璧君一日三电，催汪精卫回国，汪精卫也无比激动，即刻对曾仲鸣说：“仲鸣，收拾行李，我们立即回国！”
曾仲鸣看到国内拍来的电报，既兴奋又喜悦，道：“汪先生，恐怕您这次回国，党政军就全靠您了！”
汪精卫说：“话不要这么讲，任何事情不到最后，都是不好说的。蒋同志还是我党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汪精卫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却暗暗在为回国后组织新政府做准备。他选择了一条最近的路线，一路衣不解带，匆匆忙忙，下了火车即登轮船，怕丧失自己将全面主持党政军的这一大好时机。在德国作短暂的停留时，汪精卫一面拜会希特勒，希望他能在未来的新政府中对自己支持，一面召集驻英、意、法、德大使，研究“西安事变”的时局和外交对策，他私下问驻法大使顾维钧：“你看蒋先生有没有再出来的可能？”
顾维钧回答说：“我看有这种可能。”
汪精卫露出不屑的笑意。他想，张学良如此“兵谏”，选择的是一条不归路，放了蒋介石，就等于放虎归山，自家性命就会难保，加上张学良明里“剿共”，实际上是在跟共产党暗通款曲，蒋介石手上沾了那么多共产党人的血，共产党也不会劝张学良放过这个蒋总司令，这个最大的冤家，必欲除之而后快。就是退一万步，蒋介石保命出来，也必威信扫地，只好退隐山林了，以后自己再无制绊，可以一酬平生壮志了。
1937年1月上旬，汪精卫乘船抵达新加坡。远远地，他看见陈璧君站在那里迎接自己。见船靠了岸，陈璧君急着上前来，第一句话就是：“蒋介石已回到南京，复职了！”
汪精卫一听，心里凉了半截。
原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经过“杀蒋”与“保蒋”的争论，决定不能让何应钦之流扩大内战、投降日本的阴谋得逞，采取了“逼蒋抗日”的策略。于是，中共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西安劝说张学良，达成了释放蒋介石的协议。
汪精卫脸上的喜悦渐渐消失了，他回头说：“仲鸣，给我外衣，这里怎么这么冷！”
新加坡各界为汪精卫的到来，准备了欢迎大会，原来准备的演说此时已不合时宜，于是，汪精卫叫曾仲鸣临时起草了一个演讲稿。汪精卫念得干巴巴的：“自蒋先生兼行政院长以来，中枢充实，国力增进，外交应付至为得宜……”
汪精卫觉得，这是自己有生以来最糟的一次演说。
这年6月，日本政府近卫文麿内阁成立。在宣扬“大日本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军人控制下，新内阁立即采纳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的意见，决定对华政策由逐步蚕食鲸吞变为全面侵略，以摆脱日本国内的经济危机。日军陆军参谋本部据此制定了《1937年对华作战计划》，准备以14个师团的兵力，希望一举灭亡中国。同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
抗战爆发，国民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决策机关，取代以前的最高决策机关中政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汪精卫担任。
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章，重新确立国民党的领导体制，规定国民党设总裁1人，副总裁1人，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这样，借战争为理由，蒋介石名正言顺地夺取了汪精卫长期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人到达庐山与蒋介石谈判，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协议，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8路军，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司令，形成了全民抗战的局面。可是，此时的汪精卫仍坚持对日妥协的主张，他到处宣扬：“以我的主张，现在不该发动抗战，等我们有了可以对付敌人的飞机，等我们有了可以对付敌人的大炮，到那时我们再打。如此的抗战，只是让苏俄、共产党坐收渔利……”
但全民抗战的决心并未改变，战争仍在继续。
不久之后，武汉、上海、南京等地被日军攻陷，15个月内，中国军队死伤80多万人，国民党中上层中渐渐出现了悲观失望的情绪。
随后，日本利用其同盟国德国，进行政治劝降的调停活动，蒋介石和汪精卫立即派人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秘密与日本和谈，准备牺牲中國东北、华北的领土主权，对日本进行妥协。
1937年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讨论陶德曼大使转达的日方停战条件。汪精卫说：“日方提出的停战条件，主要有以下七项，请大家讨论：一、内蒙成立自治政府；二、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三、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四、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
汪精卫念完，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几个高级将领相互看了一眼，说：“早知条件只是这些，为什么还非要打仗不可？”
其他人员也纷纷说：“日本没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要求承认满洲国，也不要求赔款，条件不算苛刻——早知如此，我们真是没必要牺牲千万个士兵的性命！”
与会者的神态表情，基本是同意接受日方条件，可是没有蒋介石的意见，大家谁也不明说。不知谁问了一句：“不知蒋总裁的意见如何？”
汪精卫慢悠悠地说：“蒋委员长在郑州部署军事，不过他在会前专门打来电话，说和谈可依照国防最高常务委员会议的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并要求德方、日方对谈判一事严格保密。”
大家听了，都心知肚明，蒋介石不准备直接主持和谈，而要把和谈和将来可能是卖国的帽子扔给汪精卫。
汪精卫见大家沉默不语，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说：“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字一般人是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克南京，以为中国的抵抗已到穷途末路，于是又在和谈的七项内容上增加了三项苛刻的条件：一、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立特殊机构（亲日政权）；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
陶德曼看了日本拟的和谈条件，说：“这与前一次谈的相差甚远，中国方面是不会接受的。”
果然，蒋介石见到汪精卫送去的日本方面拟的条件后，说：“这个条件就算接受，国民政府也会被国人的舆论冲倒的！” 见中国政府没有如期答复日方的条件，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施加高压。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可是，蒋介石的态度却非常强硬，道：“全力维持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
日本在中国政府发表上述声明后即日撤回驻华大使，中国也撤回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正式断绝，陶德曼的调停以失败告终。
国民政府原本认为上海这个国际城市陷于战火后，必然会引起英、美、法等各国列强的干涉，结果列强对中日战争的反应却是意外的冷淡，英、法忙于对付欧洲的希特勒，已无暇顾及远东事务，而美国的民众正处于严重的孤立主义中，为了本国的利益，并不愿卷入外国的纷争。
最后，国民政府只好把目光投向苏联。蒋介石亲自向斯大林发电报，要求苏联出兵，斯大林却说：“如果签署九国条约的国家共同出兵制裁日本，那么苏联就出兵。如果苏联单独出兵，世界舆论就会把苏联看成是趁火打劫的侵略者。”
无可奈何之际，蒋介石决定采用“焦土战”对付日本的“以战养战”。于是，在中国的战场上，不仅有日本炮火点燃的硝烟，还有国民党军队点燃的大火，粮食、房屋瞬间变为灰烬。在滚滚浓烟里，夹杂着中国百姓滔天的号哭声——严酷的焦土战，受害的并不是日军，而是中国的平民百姓。
1938年6月9日，正是小麦成熟的季节，不少农民正在田地里抢收小麦。突然听见远处一声巨响，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黄河的浊流已汹涌而来，淹没了农田、房屋，卷走了收割的农人和哀叫的耕牛家畜。国民党军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本想阻挡日军的进攻，可是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完全阻止日军的侵略，却淹死了10多万中国老百姓，许多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
不久，国民党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放火，误烧平民数万，长沙城内一时哀鸿遍野。
此时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都已经感到焦头烂额。汪精卫又一次拿出他的和谈方针，对蒋介石说：“如不能战，则不如和。”
蒋介石长叹一口气，说：“抗战易，和平难啊。”
汪精卫劝道：“谋国者不应从难易进止，更不应作个人毁誉打算。”
蒋介石想说什么，但是张了张口，什么也没有说，便走了。
刚好这一天周佛海来见汪精卫。汪精卫一见周佛海，又愤愤地说起前不久的长沙大火，道：“我们烧东西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自然汉奸’被敌人利用，但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汉奸的话，自然又怎么会变成汉奸呢？如果把每处每地都像长沙一样焦土化的话，我方抗战所需的物资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资全烧光，剩下的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怎么处理？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
周佛海笑着说：“蒋委员长如今已黔驴技穷了。他未尝不清楚，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支持抗日是倒他老蒋的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老蒋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自己的高调，逼着他去钻牛角尖。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尖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了……”
汪精卫想起周佛海等人所谓的“低调俱乐部”，说：“你们最近又在搞些什么活动？”
周佛海诡秘地一笑，道：“汪先生知道‘日本问题研究会’吗？”
汪精卫说：“不是外交部在汉口设的一个搜集日本情报的机构吗？”
周佛海说：“先生太孤陋寡闻了！他们的任务不只这些。不要看蒋委员长嘴上说得好听，你知道他最近要搞什么活动吗？”
汪精卫不解，问：“他不是正在前方抗战吗？”
周佛海不屑地一笑，说出他刚得知的情报。汪精卫一听，十分意外，问：“竟有这等事？”
■
战争没有缓解日本国内的经济危机，反而成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在此基础上，近卫内阁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与中国新政权建立与发展两国邦交”的声明。
这个声明让蒋介石如坐针毡，其意思是说，日本可能在中国培植新政权。蒋介石摸不清日本政府到底想干什么，于是授意外交部在汉口设立一个专门研究搜集日本情报的机构，并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为主任。同时，蒋介石拟派高宗武秘密出使日本，试探恢复和谈的可能性。
“七·七事变”后，日本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陆相，板垣的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影佐祯昭，一个是今井武夫。这两人对“以华治华”政策有独到的见解，认为诱降中国政治人物，比增加10个师团还有力量。但是他们在诱降的对象上有所不同。
影佐祯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卫的路线，今井武夫却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日本的特务机关对中国的特务、间谍部署，分为4个区，即华南、华北、华中、东北，以梅、兰、竹、菊4个字为代号。影佐祯昭诱降汪精卫的工作，称为“梅工作”，而对“天字一号”人物蒋介石的诱降则被称为“桐工作”。正当两个工作展开的时候，蒋介石和汪精卫同时派来了“和谈”的使者——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汪精卫听周佛海说蒋介石在派高宗武秘密试探中日和谈的可能性后，立即召来高宗武，作了进一步的指示。从此，高宗武一仆二主，既肩负蒋介石的重托，又带着汪精卫的使命，奔跑在汉口、香港之间。
这天，高宗武向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汇报完近来与日方会谈的工作，陈布雷意味深长地说：“高司长，蒋委员长是总裁，此事你只可向蒋总裁负责哟！”
高宗武听出了陈布雷的言外之意。显然，蒋介石对自己的行动一清二楚。高宗武此时正在兴头上，听了陈布雷的话，十分沮丧，急忙去向周佛海求助。
周佛海说：“汪先生的一贯主张你是清楚的，汪先生說，中国如果再打下去，必成义和团第二，这你也是赞同的。高兄，中日‘和平’有望，我们不能就此撒手！” 周佛海建议高宗武直接去日本，与日本高层进一步接洽。一边是总裁，一边是副总裁，高宗武左右为难，只好又去见陈布雷，不料陈布雷却说：“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到日本彻底探明情况也未尝不可。你去的经费，要多少，我照拨就是。”
高宗武无法，背着蒋介石，亲自前往东京。
1938年6月22日晚，高宗武化装成日本人，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精心安排下，携国民党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兼日文翻译周隆庠乘“日本皇后”号客轮一同前往东京。
7月5日，高宗武乘“皇后”号抵达横滨。一下船，影佐祯昭就派人将他接到东京。一辆黑色的小车载着高宗武，驶进一座建筑古雅的贵族别墅。
高宗武经影佐祯昭的引见，先后会见了参谋次长多田骏、陆相板垣征四郎和国会议员犬养健、首相近卫文麿、外相田八郎等人。高宗武发现，日本对蒋介石既想跟日本谋和，又要依靠欧美帝国主义的两面政策强烈不满，而寄希望于副总裁汪精卫。
此后，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五相会议，通过了《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确定了“使中国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提出所谓“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五相会议又制订了《从内部指导中国政府的大纲》，规定将诱降的对象由蒋介石转为“中国第一流人物”汪精卫。
高宗武从长崎乘船回到上海，因咯血住进医院治疗，待身体稍好，便回到香港。高宗武想到自己未经蒋介石允许私自赴日，不敢回武汉，就在香港住下来，写了一份赴日本的情况报告，派周隆庠将报告送回武汉给周佛海。
周佛海立即拿着报告去见汪精卫，道：“这个报告是要拿给蒋介石看的。上面写有日本希望汪先生主持大局的字句，对您不大好，还是把这些字句删除为妙。”
汪精卫看着这份报告，对日本要他出马“主持和平”感到有些吃惊。但是他想，此时不能撇开蒋介石单独与日本接洽，如果借此促使蒋介石同意与日谋和，同时也可借日本人让他出来“主持和平”的愿望来压一下蒋介石，岂不更好？于是就对周佛海说：“这没关系，将报告原样交给蒋先生。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
蒋介石看了报告，十分恼火：这无疑是要自己下台嘛。蒋介石将报告交给张群，还不知汪精卫已经看过，特地嘱咐张群说：“你看过之后，交给汪先生看吧。”
过了几天，蒋介石把陈布雷叫去，大发雷霆道：“高宗武是个混蛋！真是太大胆了，谁允许他去日本去的？立即停发其活动经费！”
周佛海和汪精卫已经摸清了日本政府的底，要决心干下去。为了支持高宗武继续留在香港，周佛海从宣传部的经费里，每月拨出3000元供高宗武使用。高宗武由于身体不好，便托梅思平代替他同日本人继续谈判。梅思平奉“低调俱乐部”成立的“艺文研究会”之命，正在香港主编《国际丛书》，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鼓吹反共论调和民族失败主义，接到这件差事后，立即走马上任。
从8月29日至9月5日间，梅思平同松本进行了五次谈判，拟定了实现中日“和平”的详细方案。10月21日，梅思平由香港飞往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等汇报与日方接洽情况。
周佛海说：“汪先生，现在是您出面实现和平的时候了。”
听了梅思平的话，汪精卫陷入了沉思，道：“和平运动的关键，是日军撤兵，这一条一定要坚持。”
梅思平说：“可是松本说，日方认为，蒋介石下野，日本才能撤兵。”
汪精卫突然变得很激动，道：“如果日本不撤兵，那么和平就无从谈起！”
周佛海说：“我看日方要求蒋介石下野，不会固执下去。至于撤兵，这一点我会进一步向他们说明。即使日方声明撤兵，并已部分撤兵，然后蒋下野，中共对这个办法也一定是反对的，内战将会重新开始，没有止境。至于国共在内战中胜败如何，这是次要问题，首要问题是在保护民生……”
汪精卫这时仍然不忘唱着高调，道：“我们宁可亡国，也不能‘亡三民主义’！”
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璧君等人，连日秘密举行了多次会议，最后决定由汪精卫“出马”，另立反蒋反共政府，与日本实现“和平”，并派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当局就“和平方案”作进一步谈判。
1938年11月2日，梅思平带着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决定的“和平方案”，离开重庆，经河内去香港，同高宗武会面。
距上海虹口公园不远的一片茂密的树丛中，有一幢孤零零西式的灰色二层楼房。房子已经陈旧，门上钉了一块牌子：东体育会路7号。几天前，这幢房子被修葺一新，添置了不少精致的家具，门外也换上了“重光堂”的牌子，周围突然增加了大量警戒的日军宪兵。高宗武、梅思平、周隆庠乘着日本的黑色小汽车，秘密开进重光堂，与今井武夫、伊藤等人会谈。
在谈判中，高、梅两人根据“和平方案”对日本政府提出了几点希望：要求日军驻兵内蒙有一定的期限，并在期满后即撤退；要求明确内蒙以外之日军在解决“和平”条件后立即开始撤退，并在规定期限内撤退完毕；要求日本同意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双方经过数天的激烈辩论，达成《日华防共协定》，而高、梅的几点“希望”仅作为暂行解决的条件记录在案。
日本政府派出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犬养健、西义显、伊藤芳男等一起到达上海，同高宗武、梅思平等在重光堂进行正式会谈。高宗武、梅思平同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以个人名义，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双方还作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草拟了近卫文麿、汪精卫声明要点，制定了汪精卫的出逃计划。
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飞回东京，向陆相板垣、参谋次长多田骏、土肥原贤二中将提交了重光堂会谈报告。随后，板垣带着影佐、今井去首相官邸，向五相会议提出报告，并商定在汪精卫承认《协定》后即离开重庆，造成既成定事实后，近衛文麿将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为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提供支持。今井武夫从日本返回上海，等候汪精卫集团的答复。 梅思平将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从香港飞往重庆，向汪精卫汇报。陈璧君知道事关重大，怕不保险，把密约放在一只小皮箱内，亲自上锁，由内侄陈春圃陪同，送往在重庆郊外南渝中学当教员的胞妹陈淑君处。但是，陈璧君仍不放心，第二天一早又取回小皮箱，将密约烧成了灰烬。
在此后的几天里，汪精卫夜不能眠，整天心思不定。他想，自己面临的是一场关系生死的重大抉择，这比当初下决心一死去实践釜薪理论、暗杀摄政王要难得多。那一次，自己是有可能名扬千古，而这一次，则是自己数十年的名誉将有可能毁于一旦，遗臭万年。这是一场政治生命的赌博，赌的是中日战争的胜负。如果日本在这场战争中赢了，那么自己就是救苦救难的英雄，反之，自己就是可敌秦桧的奸侫，自己踏上的将是一条炼狱之路！
傍晚，院里北风凛冽，吹掉了树上最后的几片树叶。陈璧君拿着大衣走到汪精卫的面前，他也浑然不觉，嘴里自言自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陈璧君为他披上大衣，问：“四哥，你在说什么？”
汪精卫握着陈璧君的手，陈璧君感到他的手很凉。汪精卫说：“璧君，我要是下地狱，你愿我和一起吗？”
陈璧君笑着说：“你要我去牺牲我都敢，还用说是开展和平运动吗？可是四哥，你可要慎重，一着不慎，你一世的英名就会付诸东流。”
汪精卫找理由说：“与日本死战下去，让数万万同胞性命不保，没有了人民，焉能存国家？”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陶希圣等人，一连开了七八次会，讨论是否接受密约的问题，向来做事瞻前顾后的汪精卫，在这件事上尤为踌躇，常常前一天晚上决定的事情，第二天又被自己推翻了。
周佛海对汪精卫十分了解，他认为汪精卫为人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十余年来屡遭失败，便采用以退为进的策略。见汪精卫十分为难的样子，周佛海提议道：“汪先生既然如此为难，我觉得应该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以结束！”
汪精卫一听，忙表现得很坚决，拿出来的也是早已经准备好的一套说辞：“今天，我是准备跳火坑了。我曾劝过蒋先生，谋国者不应从难易进止，更不应作个人毁誉打算。今天，我是要实践了。孟子尚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我说宁可亡国也不能亡‘三民主义’！没有了人民，还谈什么国家？还谈什么民权、民生？现在，国民生活于水火之中，要国家起什么作用，要我们这些所谓的领袖起什么作用，所以我决定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救民于水火……”
会议决定，梅思平带着汪精卫的计划到香港去向日本方面汇报。当晚，汪精卫在家设宴为梅思平饯行。宴后，汪精卫送梅思平至客厅门口时，陈璧君深知汪精卫经常优柔寡断，事后喜欢反悔的性格，就厉声提醒汪精卫，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
汪精卫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
■
根据计划，汪精卫将于1938年12月10日左右到达香港，高宗武向日方提出要求，为防突发情况，需要日本总领事馆保护。而现任总领事大家都不熟悉，高宗武要求与汪精卫熟识的田尻爱义接洽。日本政府急电影佐祯昭转告外务省，将外务省调查部长田尻爱义调任香港总领事。
剩下的就是选择出逃路线。汪精卫考虑到自己身份显赫，不可能无故公开去香港，因而选择了经昆明赴河内这条路线。但是要到云南，必须要龙云的帮助。
龙云于1928年任云南省主席，成为坐镇一方的地方实力派。龙云早已对蒋介石利用抗战蓄意牺牲非嫡系部队的举动不满，想利用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作为自己的政治依托，因此也十分乐意与汪精卫结交。
陈璧君先到云南探路。她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来到云南，龙云对汪副总裁夫人的亲临受宠若惊。龙云也素知汪精卫与蒋介石不睦，交谈中，一半也是出于计划，龙云便露出了对蒋介石的不满，说：“云南因不合理之负担而消耗殆尽，而武器弹药及装备分配与中央军部队相比较，则有天壤之别！”
陈璧君说：“我可以帮忙做一做工作，解决军队急需的医药和医疗器械等问题。云南锡矿丰富，如果有适当的机会，我会在南洋筹集华侨资金，帮助你开发锡矿，多少也可解决一些财政不足。”
龙云听了很感动，道：“如果其他人都像夫人您这样关心地方，地方就不会这么苦！”
陈璧君叹了一口气，说： “可惜汪先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在重庆是徒有虚名。现在，他倒很想换换环境。”
龙云听说过汪精卫“和平运动”的一些传言，也知道这位副总裁夫人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立即保证说：“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
得到了龙云的保证，陈璧君当即回重庆，与汪精卫商定出逃河内。几天后，汪精卫在重庆读书的小女儿、小儿子以重庆有敌机轰炸为由，被转送香港。汪家所有细软、文件均已悄悄打包，只等起运。
1938年12月10日，汪精卫把卫士长许少泉叫来，让他进房间里面细谈。看见汪精卫如此欲言又止又小心翼翼，许少泉感到莫名其妙：自己跟随汪精卫这么多年，从没有见他这么神秘过。进了房间，汪精卫关上了房门，说：“少泉，我对你怎么样？”
许少泉一头雾水。他首先想到，卫士们有时碰到一起，蒋介石的卫士说，蒋遇到不顺心的事时，他们没有少挨他的耳光和臭骂，但是自己的这一班弟兄，却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气，于是诚恳地回答说：“汪先生和夫人对我们都很好。”
汪精卫说：“那就好！现在，我交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只能完成，不能出问题！”
许少泉见汪精卫对他如此信任，赶紧立正回答：“请汪先生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1938年12月12日一早，许少泉带着12名身着便衣的卫士，押运八辆载着汪精卫准备出逃的行李財物的汽车，在重庆的大雾中悄然驶向昆明。龙云派人在这些汽车上贴上“云南省政府”的封条，送出了国境，直达河内。 1938年12月18日一早，陈璧君带着大女儿汪文惺、女婿何文杰及曾仲鸣等人先到珊瑚坝机场。汪精卫坐着小车先到蒋介石讲话的会场露了一下面，接着到行政院，对副院长张群说：“张院长，今天陈公博邀我到成都演讲，请你转告蒋委员长。”说完，带着卫士跨上车，一溜烟直奔机场。
飞机顺利在昆明机场降落。在汪精卫的催促下，龙云安排飞机载着汪精卫一行人飞往河内。
汪精卫平安到达河内，下了飞机，一行人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按照事先的约定，在汪精卫到达河内的第二天，近卫内阁发表了第三次声明，决定“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结合，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汪精卫收到近卫内阁全文后，即召集从四川赶来的陈公博和先期到达的周佛海等人，商議起草响应声明，以《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的形式，要求重庆政府接受近卫的建议，同时也表明自己对近卫声明的诚意。
12月27日，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带着汪精卫起草的《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从河内飞抵香港，按汪精卫的吩咐，找顾孟余研究商量后，交《华南日报》的主编林柏生在香港发出。顾孟余原是改组派的主要头目之一，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他任铁道部长，抗战初期挂名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因看不起蒋介石，长住香港不赴任。
见陈公博匆匆而来，顾孟余问：“公博兄，怎么有时间到香港来？”
陈公博说：“顾部长知道日本首相近卫最近发出的声明吗？”
顾孟余不屑地说：“一派胡言！”
陈公博一愣，还是把汪精卫起草的电稿交给他看。顾孟余看完，大吃一惊道：“汪先生的这份电稿还要在报上发？汪先生怎么这么糊涂，这是既害党国又害自己的蠢事！”
顾孟余坚决反对发电稿，认为汉奸绝不可当，此电绝不能发。陈公博回到住处，告诉周佛海。周佛海气急败坏地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顾孟余一人反对，就不按期发表，不如散伙算了。事已至此，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华南日报》的主编林柏生也说：“汪先生给我的信就等于他的命令，他命令我在29日发出，我只知遵办，要更改，除非有他的命令，我不管你们是同意不同意。”
29日的韵目代日是“艳”字，所以这一天的电文称“艳电”。顾孟余看见《华南日报》上的“艳电”，十分痛心，道：“真是一帮糊涂蛋！看样子，住在这里有危险了。”于是收拾行李，离开了香港。
“艳电”一发，全国震动，林柏生的《华南日报》也收到全国海外雪片似的读者来信，骂声一片。不久，林柏生被刺身亡。
“艳电”发表后，蒋介石派来了一批又一批的说客，如驻英大使郭泰祺、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国民党改组派元老谷正鼎、外交部长王宠惠等，纷纷劝汪精卫不要另立政府，回重庆或者到欧洲疗养。谷正鼎还亲自飞抵河内，劝说汪精卫。
汪精卫一见谷正鼎，就说：“谷先生，你还看不出蒋介石的凶残暴虐吗？”
谷正鼎打着圆场道：“老朽敢打包票，林柏生的事，不是戴笠干的。蒋委员长叫我带来50万元和3张法国护照，您要是不愿回重庆，可以到法国去，写一写文章……”
汪精卫说：“谷老先生，如今国家成了这样，我还有心思坐下来写文章吗？请你转告蒋先生，我还是那句话，谋国者不应从难易进止，更不应作个人毁誉打算。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不能亡了‘三民’主义。蒋先生说战易和难，那么请他从易，兆铭从难好了！”
蒋介石在南京，面对汪精卫发表的“艳电”，十分恼火，但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副总裁，位高影响大，所以一时也不知该做出何种姿态。这一天开中央委员会，外国记者又追来问：“蒋先生，您如何看待汪先生出走河内一事？”
蒋介石回答：“汪先生不是出走，他是向行政院请了假的。汪先生身体不好，是去河内治病的。”
另一位记者问道：“请问蒋先生，汪先生倡导和平运动，响应《近卫声明》，他会不会另立政权？”
蒋介石回答：“汪先生爱好写文章，大家是知道的，那只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国民政府……”
好不容易打发走记者，蒋介石主持召开中央委员会议，名为讨论汪的问题，实为查看左派们对汪的态度。首先，蒋介石率领中委们遥拜孙中山的陵墓，之后大家分文武站成两排，文官向左转，武官向右转，彼此一鞠躬，这是大家团拜。礼行完后，就是中央委员谈话会，讨论汪精卫问题。有的说：“要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通缉汪精卫！”
蒋介石问冯玉祥：“冯将军意见如何？”
冯玉祥回答：“当年孙凤鸣用手枪打了汪精卫三枪，今天汪精卫飞跑了，要组织汉奸政府，这样看来，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当为他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
蒋介石说：“无论汪精卫怎么不对，我们应该宽待他。”
下面出现了小声议论，有骂的，有咳嗽的。
蒋介石突然站了起来，背孙中山遗嘱，大家知道这是正式会议要开始了，于是大家都站起来。
散会后，有的中央委员说：“我们再出门，一个人要带一把扇子，见了人民的时候，我们把扇子往脸上一遮，免得人民向我们吐口水。”蒋介石听见了，却把脸往旁边转，不慌不忙地走出会场。
一到办公室，蒋介石就叫人去传戴笠。在等戴笠的时候，蒋介石抽开屉子，从里面抽出谷正鼎带回来的汪精卫写给自己的信，再次浏览：“……感谢蒋先生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来。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这一点务请你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听见外面有脚步声，蒋介石把信放回屉子。
“报告！”戴笠毕恭毕敬地走进来，“校长……”
蒋介石说：“你要采取行动了。”
戴笠说：“校长请放心，我已派天津站的站长陈恭澍率领王鲁翘、方炳西等人到达河内。”
蒋介石面露杀气，道：“不行！你要亲自去！”
“是！校长！”
戴笠从蒋介石办公室出来，用手帕使劲擤鼻子，马脸上的一双小眼显露出阴鸷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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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朗街是河内的高级住宅区，这里街道宽广，树木成阴，环境幽雅，掩映在椰子树和榕树林中的27号楼，更是高雅别致。这是一幢三层楼的小洋房，汪精卫一行人就住在这里。洋房底层为佣人住房，中层为汪精卫随从人员的卧室，汪精卫夫妇和女儿女婿住在頂层。
军统局“四大金刚”之一的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受戴笠之命，率领手下的特别行动队“十八罗汉”已赶赴越南河内，锁定了汪精卫的行踪。
1939年3月21日的晚上，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从香港赶到河内，为曾仲鸣庆祝生日，汪精卫既为方君璧接风，又同时为曾仲鸣庆贺生日，场面十分热闹，大家说说笑笑到很晚。
正当27号楼欢声笑语的时候，坐镇河内的戴笠向陈恭澍下达击毙汪精卫的命令。等到27号楼房间的灯熄灭之后，几个黑影翻墙而入。这几个人首先劈开后院院门，戴笠的随身警卫王鲁翘率先手持武器冲上楼去。一名厨师听见响动，推开门来看，突然飞来一枪打中了他的腿，厨师当即倒在地上。听到声音还没有反应过来，早有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汪精卫的卫士长许少泉和其他几个警卫人员，听见一个声音严厉喝道：“不许动！谁动打死谁！”
王鲁翘这时已经上了二楼，汪精卫的内侄陈国琦听见枪声走出门来，王鲁翘举手就是一枪，陈国琦应声而倒。王鲁翘直奔到白天侦察好的汪精卫住的大房间，门却推不开，他后退两步，猛地用力撞，同样撞不开，他从背后取下早已准备好的斧子，用力劈门，把门中间劈开了一个一尺见方的洞，门仍然没有劈开。事情紧急，怕枪声引来租界的法国巡警，王鲁翘急忙用随身带的手电筒从门洞里往里一照，见一个女的已趴在床下，一个肥胖的男人正往床下钻，王鲁翘举枪从门洞里朝里面射击，一阵枪响之后，里面传来倒地声和一阵呻吟声。王鲁翘心想大功告成，于是飞步下楼，一声呼哨，四下埋伏的特务们立即撤退，一个个飞檐走壁，出了院门。
被王鲁翘射死的，并不是汪精卫夫妇，而是曾仲鸣夫妇。原来当晚，汪精卫把自己楼顶上的大房子让给曾仲鸣夫妇住，自己则和陈璧君住到了二楼的房间里。
听见枪声，汪精卫和陈璧君急忙披衣起床，他的女婿何文杰正好推门进来。
汪精卫神色慌张，忙问：“出了什么事？”
陈璧君扶着汪精卫，一脸紧张。
何文杰强作镇静道：“没什么。”
说着，他把汪精卫推回卧室，让他坐在门内靠墙的地上，而跟进来的一个卫士则反锁房门，把床移到门旁抵紧房门，自己则头朝下，脚朝上，用身子一头抵着床板，两脚抵着门的上部，死顶着门。
听见几声枪响，又听见一阵散乱的脚步声，似乎那些人全走了。那个卫士这才坐直身子，起来打开房门。汪精卫出门赶到楼上，只见曾仲鸣倒在床前的血泊中，急忙去用手一摸，已经断了气，又见方君璧躺在床下，大腿上中了数弹，正在呻吟。他突然听见窗外的警笛声，抬头一看，大小警车闪着灯光正呼啸而至，法国巡警包围了27号楼。
汪精卫望着倒在血泊里的曾仲鸣夫妇，欲哭无泪。本想让出自己的大房间，让他们住着舒适一点儿，没想到却要他们成了自己的替死鬼，这十分让他揪心。
可更让他揪心的是，第二天传来日本近卫内阁辞职的消息。这意味着接替近卫内阁的新政府，如果不履行协议中至为关键的一项——日军从中国撤兵，那么自己所谓的“和平”运动，无疑就是一条走向地狱的不归路，自己也将背“汉奸”的千古骂名。
然而事已至此，汪精卫已经无路可走。暗杀事件之后，汪精卫决心与蒋介石公开决裂。
1939年3月27日，汪精卫发表了文章《举一个例》，公布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会议记录，声称对日谋和不是他一个人的主张，蒋介石早就有求和的企图。
汪精卫在文章中说：“当时陶德曼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蒋介石认为和谈可以进行，那么在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后的今天，为什么和谈就不可以进行？而且还要对主和的人横加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再何况，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而蒋介石居然说不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今天《近卫声明》所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却为何不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
刺杀事件发生后，虽然法属越南当局加强了警卫，但是汪精卫等人却感到阴影时刻笼罩，日本新政府继任者平沼首相见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后，西南省份的中国军政要人并没有像预计的那样通电支持汪精卫，对汪精卫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产生了怀疑。在此环境下，日本方面对汪精卫相当冷淡，对今井武夫以“天字一号”人物蒋介石诱降的“桐工作”又热情高涨起来，并派出今井武夫到香港和蒋介石的代表孔祥熙等人秘密接触。
对日本政府来讲，让汪精卫走到这一步毕竟不容易，而且虽然对汪精卫的影响力产生了怀疑，但毕竟还是一张很有力的备用王牌，如果蒋介石不就范，“桐工作”没有结果，汪精卫还是其他人替代不了的分裂中国的棋子。日本五相会议决定，派出影佐祯昭、犬养健等到河内营救汪精卫等人。4月16日，影佐一行乘坐的“北光丸”到达河内，在日本驻河内领事馆会见汪精卫。
汪精卫见到影佐祯昭和犬养健，说：“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方针一直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组织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揭露、指责重庆政府对日抗战的错误，宣传中日和平以拯救中国、拯救东亚，扩大和平运动的阵营，从而使重庆政府改弦易辙。原来设想在西南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一个和平运动基地，但自从我离开重庆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的想法也有了改变，我想索性建立一个和平政府，通过日本政府对中国和平的诚意，用事实来证明抗战已毫无意义，从而促使重庆政府转向和平路线，这样比较合适。” 汪精卫突然提出建立政府一事，让影佐祯昭等人大吃一惊。因为日本政府只是吩咐影佐帮助汪精卫建立一个“反共救国同盟会”的民间组织，并没有想帮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政府。影佐为难地说：“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受命专来帮助先生转移到安全的地点而已。关于现在您所说的话，在公务上我没有答复您的资格。”
汪精卫说：“重庆政府不信任贵国，他们认为贵国政府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心中所想的却完全相反。各地希望和平的同志如今踌躇不前，也是出自同一理由。近卫声明是否实行，这是我们和平运动的分歧点。”
犬养健问：“不知汪先生在组织新政府时，要向帝国政府提出什么要求？”
汪精卫回答说：“我希望日本政府坚持实行近卫首相的声明，如果不能践行声明，我必将遭到国人的讥笑。重庆方面也更不会相信日本政府，认为贵国口是心非，不守诺言。”
汪精卫站起来，像往日演讲一样，滔滔不绝道：“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对于中国人来说，抗日论也好，和平论也好，都是爱国心的表现，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热爱国家。从另一方面来说，抗战论总容易让一般的中国人接受。与之相比，和平论几乎就等于卖国论，很难让人接受。从现在中国国民的心情来讲，哪怕是内地的一两个省份因抗战而生存下来，人们也会相信，它将来必定成为国家振兴的根据地。这种主张最容易使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热血沸腾。但是倘若青年们没有这样旺盛的精神，中国的将来和亚洲的将来也就令人担心了。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和平运动在征途上会遭受到相当多的责难，要经常不断地被骂为卖国贼、汉奸，但我已做好挨骂的思想准备。我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照与我们约定的那样在中国广泛宣传，到那时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才会放射出异彩。我们才能与抗日的青年们见面，互相笑着说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
影佐祯昭耐着性子听了汪精卫的一席话，装作很感动的样子，把汪精卫表扬了一番，但对汪精卫提出的要日本政府履行前首相近卫的撤兵和建立新政府，却表示出十分为难，他问：“不知汪先生准备在哪里建立新政府？”
“上海！”汪精卫说，“重庆是不可能的，现在那些希望和平的人有的被监视，有的被分驻各地。上海是英、法、美等国的公共租界，既有活动的自由，也可以得到日本政府的保护。”
影佐望了望犬养健，犬养健也表示同意，说：“那么汪先生，就让我们用‘北光丸’号送您到上海吧。”
汪精卫摇摇头，道：“不可。‘北光丸’出来迎接的好意我很感激，但是会发生一些不好的影响，这会让人对和平运动产生误解。”
4月25日，汪精卫离开河内到上海时，从汪精卫住宿的27号楼到轮船码头，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站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卫。这是越南当局应日本大使馆的要求，动员了河内所有的警察为汪精卫等人警戒。汪精卫带着陈璧君驱车穿过那些荷枪实弹的警卫，来到码头，在大雾之中，登上一艘挂着法国国旗的小船。在风浪之中，摇摆不定的小船在乌黑的海浪上颠簸摇荡，离开了河内，驶向中国上海。
汪精卫到达上海后，即与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动提出的“建立政府”计划问题。经过三天的讨论，拟订出《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准备以书面形式提交日方，汪精卫亲赴日本和日方谈判。
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一行人在影佐祯昭和犬养健的陪同下登上飞机，秘密飞往东京。
但是，日本政府对汪精卫的来访并没有多大热情。汪精卫虽然被待为上宾，却不见有日方要员接见的消息。
一直到6月10日，汪精卫在古川别墅度过了难熬的十天之后，才得到通知去见首相平沼。
见了面，平沼说：“中山先生在世时，就曾谈过建设大亚洲的问题，现在，汪先生是要履行中山先生的遗志了。”
说到孙中山，汪精卫不禁热泪盈眶，他掏出手帕擦着眼睛，说：“中国今日是违背了中山先生的遗愿的，我辈难逃其责啊！”
平沼说：“至于汪先生有什么想法，请去与外相、陆相等人谈吧。”
在此后的一周多时间里，汪精卫分别与日本的外相、陆相、海相、枢密院议长等人进行了多次会谈，但是，这些谈判基本上都是失败的。日本内阁五相拟出的《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内容，主要是：一、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吴佩孚、临时政府、维新政权共同组成，吴佩孚主军，汪精卫主政；二、新建中央政府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本建立调整国交；三、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一定的号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五、至于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在不妨碍亲日、满和反共的原则下，可允许存在。
汪精卫为了表示自己是国民党的正统，要求新政府名称仍为“国民政府”，国旗仍为“青天白日旗”，但是日方只同意前面一条，对后一条则认为前方的日军正与举着“青天白日旗”的中国军队作战，后方不能出现同样的旗帜，否则会混淆视听，影响军心，决定改用武汉军政府时期的五色旗。在汪精卫的苦苦争取下，日本方面答应汪精卫的未来政府使用青天白日旗，不过要在青天白日旗的上方加一块“和平反共建国”的三角布条。
日本原本指望汪精卫在日军占领区之外建立政府，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日力量，至于在日军占领区之内建立傀儡政府，他们认为王克敏、梁鸿志这样的人更加可靠。因此，平沼内阁对汪精卫的建立政府计划并不积极，致使汪精卫这次秘密访日并没有太大的收获。
6月18日，汪精卫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日本回国。汪精卫回国后，曾拜访王克敏、梁鸿志，试图说服两人同意放弃地方政府，支持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但王、梁两人均没有表示出愿意放弃地方政府的意思。
汪精卫决定先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做“党统”的主席，再做建立政府的打算。
就在汪精卫召开“六大”不到一个月，1939年9月，日本平沼内阁倒台，原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出任首相。阿部上台后，开始积极支持汪精卫，同意取消临时、维新两个政府，由汪精卫领导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但是指示侵华的殖民機构兴亚院，提出了支持汪精卫的条件，即《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这个《纲要》，完全改变了当初近卫诱使汪精卫脱离重庆政府时所答应的条件的性质。 从11月1日至12月，以周佛海为首的汪方代表与日方代表在重光堂举行了七次秘密谈判。汪方要求谈判以近卫声明、上海重光堂协议和东京谈判的三个文件为基础，而日方则态度强硬，坚持《纲要》的方针。由于双方一度争执不下，只好中途休会。
汪精卫听完陶希圣的汇报后，大失所望，流着泪说：“日本人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们的计划上，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
事已至此，已比不得汪精卫还在国民党阵营的时候，动辄书生意气，说撂挑子就撂挑子，说走就可以走人。现在，他已经无对象可撂。
得知汪精卫准备打退堂鼓，影佐赶紧去见汪精卫，并表示自己会回日本，进行各方交涉。
影佐回到东京后，向陆军大臣等人汇报了谈判情况，希望政府从本国的长远利益出发，对汪精卫能作出适当的让步。日本政府同意了他的要求，指示继续谈判。影佐从东京返回上海，双方谈判继续进行，日方同意在协议书上附加一份《绝密谅解事项》，其中加入汪精卫坚持的一些要求。
汪精卫仍然坚持要日方撤军，日方让步后把日本在华驻军分为防共和治安两类，前者驻军的区域规定为蒙疆，以及正大铁路以北的晋、冀北部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后者的治安驻军则另行协定，其余地区的日军在和平恢复后两年内撤退完毕。日方的让步极为有限，汪精卫还在犹豫。周佛海劝他说：“弱国无外交，现在我们暂时失去了某些主权，一旦新政权建立后，经过和平建设，国势日盛，到那时我们再与日方交涉，来废除有关的条约和协定也不是不可能。”
陈璧君也在一旁说：“你现在是蒋介石通缉之人，已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资本了。”
在周佛海一帮人的劝说下，汪精卫只好收场，不得不同意了日方提的要求。
1939年12月30日，周佛海代表汪精卫在协议草案上签字。
就在签字仪式后的第三天，高宗武、陶希圣秘密离开上海，逃到香港，叛变汪伪集团。
1940年1月2日，香港《大公报》用醒目的标题刊登了高宗武、陶希圣《致大公报信》和《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及《附件》，信中揭露了日方软硬兼施，汪精卫求降的经过。
事情到了这一步，别人可以中途退场，另择光明前程，可汪精卫已经无路可走，只有一条路走到黑了。协议既已签，成立国民政府的事就顺理成章。新政府各部部长人选都已确定，只等走马上任。可就在这关键时刻，日本方面突然通知汪精卫，原定3月中旬成立汪精卫国民政府的事，要求推迟到4月15日以后。
汪精卫接到这个消息，十分惊讶，不知日本政府又在玩什么花样。问影佐，影佐显得十分为难，不好回答，只是说：“汪先生，本国政府要您推迟，总是有原因的，请耐心等待吧。”
送走了影佐，汪精卫还是不放心，周佛海说：“不如叫李士群来，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消息。”
李士群坐着车风驰电掣地出了他的新政府社会调查部特务机关76号，一进汪精卫办公室，他立即从文件夹里掏出一张照片，道：“汪先生，我也正要找您。您看这张照片！”
汪精卫接过照片，见是一张经过处理的黑白照片，不很清晰，但是可以看出他们是在开会。汪精卫不解地问：“这是什么意思？”
李士群得意洋洋地说：“这是我们从日本人手里搞到的，您看，这个人……”
汪精卫一看，顿时大怒，把照片往桌上一拍，道：“好个日本人，怎么这么不讲信用！”
■
1939年9月2日，德国150万大军踏过波兰的边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日本军部确立了新的行动方案：以1940年为期限，努力解决中国事变。于是对“天字一号”人物蒋介石的诱降“桐工作”，再次提上议事日程，企图使之归顺日本从而瓦解中国的抗战。
1939年12月中旬，日本陆军派驻香港的特务头子铃木卓尔中佐，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与宋子良取得联系。宋子良是前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弟弟，曾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时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住在香港。宋子良迅速上报国民党中央，蒋介石指示可以接触，待摸清日本人的底细再作打算，于是批准了戴笠制定的由军统特务曾广冒充宋子良，与铃木进行具体接洽的应对计划。
于是，一个年龄在40岁上下、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风流潇洒又谦逊文雅的“宋子良”，出现在香港，与铃木连续举行了三次秘密会谈。
但是日本还是从多种渠道得到情报，对“宋子良”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为了弄清这个来谈判的“宋子良”的真实身份，日本人精心策划，利用会谈之机，暗中从门锁锁孔拍摄了他的照片，让人确认。李士群也积极活动，得到了这张从锁孔中拍到的照片。
周佛海听了李士群的报告，也紧张地俯下身去看照片。末了，他抬头轻松一笑，说：“假的！这宋子良是假的。我与小宋一起上过舞厅，同桌吃过饭。虽然长得像，但这不是他！”
李士群也说：“这人我们也调查过，不是宋子良。”
周佛海饶有兴致地问：“这个长得像宋子良的人是谁？”
李士群正要回答，汪精卫突然大声说：“欺人太甚！我要找影佐问个明白！”
周佛海忙拉住他，说：“汪先生，您见了影佐怎么说？又跟以前一样，您要一走了之？”
周佛海的一句话点中了汪精卫的穴。他站住了，面色难堪。他面对的不再是自己的同志，不再是蒋介石或者那些共同为“三民主义”、为国家民族奋斗的伙伴，他现在面对的是另一个国家，甚至可以说是自己的对手。自己津津乐道的这种古君子之风，是要做给谁看？汪精卫心里一时五味杂陈。他无力地坐了下来，喃喃地说：“那我们的国民政府怎么办？”
周佛海胸有成竹道：“请汪先生放心，‘桐工作’注定要失败，到时候还是要来请汪先生的！”
果然不出周佛海所料，虽然蒋介石派出了以“宋子良”、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和国防最高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等人为正式代表的庞大谈判代表團，与日方进行了谈判，但蒋介石的目的是阻止日本支持汪精卫另立政府。因此，一旦涉及“承认满洲国”等敏感问题时，蒋介石即找借口中止谈判。 影佐得到情报，急电日本政府要求尽快让汪精卫成立国民政府：“如果再拖延时间，可能引起参加政府的人的动摇甚至解散的危险。”
在影佐的催促下，日本政府同意汪精卫于3月30日“还都”南京。
“还都”仪式在鸡鸣寺风景区，原国民政府考试院举行。在早春寒冷的阳光下，一辆辆崭新的汽车，驶向鸡鸣寺，武官是軍服，文官是蓝袍黑马褂，唯有汪精卫一身晨礼服，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也苍老了许多。汪精卫缓步走上主席台，望了大家一眼，轻轻地发出一声叹息，用毫无激情的声音宣读《还都宣言》。
台下的人吃惊地望着他，他过于低沉的声音有如在念悼词。正念着，突然听见“叭叭”一阵枪响，大家赶忙趴到地上，有的即刻逃出会场。卫兵们即刻冲上主席台去为汪精卫护驾。
后来证实是虚惊一场，是一群刚从前线回来的日本士兵，见了主席台上的青天白日旗，以为是国民党部队，对着张挂在台上的旗帜举枪就打。经过这一场动乱，汪精卫身后主席台上的一面青天白日旗被打了几个洞，台下面的人乱作一团，汪精卫怔怔地站在台上，手里还拿着念了一半的《宣言》，望着远方的天边从清寒中渐渐升起的苍白的朝阳，一脸茫然。
此时的汪精卫政权已没有任何主权，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借他的手签了出去。
1940年11月30日，南京举行《华日基本条约》签字仪式，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出席签字。汪精卫身穿礼服站在礼堂的石阶前，在等待日方特使阿部信行一行人到来时，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汪精卫身旁的翻译周隆庠望着汪精卫难过的样子，不禁也红了眼睛，他悄声提醒汪精卫，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
汪精卫似从梦中醒来一般，望着周隆庠。周隆庠扭过脸去强忍泪水，然后掏出手帕去替汪精卫拭泪，再用梳子梳理汪精卫的头发。阿部信行已经走来了，汪精卫的脸上机械地浮出一丝微笑，做出领袖的姿态，走下台阶去迎接。
1942年5月，汪精卫的60大寿快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祝寿大典筹备会”，陈璧君也从广州赶回南京为汪精卫祝寿，汪精卫也结束了对“满洲国”的访问，回到南京，接受亲朋故旧和下属们的拜贺。
5月4日一大早，汪精卫就带着子女，在陈璧君的陪同下，来到中山陵。60岁的汪精卫已经失去了民国初年位居梅兰芳、顾维钧之前的“三大美男子”榜首的风采。他穿着藏蓝色中山服，身体有些佝偻，头也低垂着，两鬓染霜，神情抑郁。他来到孙中山的汉白玉像前，不由悲从中来，望着孙中山那傲视天穹、凤仪齐天的伟人石像，羞惭和悲苦一同涌来，对着孙中山的雕像弯下腰去，深深地鞠着躬，说：“先生……”
泪水顺着汪精卫的面颊落到地。一旁的陈璧君知道汪精卫心中的苦楚，不禁也悲从中来，落下泪来。见子女们都望着，陈璧君自己先擦了一把泪水，然后拉了一下汪精卫的衣袖，轻轻地说：“四哥，回去吧，陈公博他们都还等着呢。”
途中，汪精卫和陈璧君同坐在一辆车的后座上。汪精卫望着陈璧君，几次欲言又止。陈璧君说：“四哥，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汪精卫想了想，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递给陈璧君，说：“璧君，这张报纸，你看过吗？”
陈璧君接过报纸，见上面有一条大幅标题的报道：“汪逆夫妇跪像志碑在海门落成”，还配有一幅大照片，是他们夫妇两人的跪像，都是上身裸露，一个背刻“汪逆精卫”，另一个背刻“陈逆璧君”， 还写着碑文“相彼夫妇，汉奸之尤，民众公敌，举国同仇。男名精卫，汪家败类，妇曰璧君，陈门妖魅。认贼作夫，卖身倭奴。斫石肖像，跪诸道途，人人唾骂，万类见羞，臭闻当世，污流千秋。”
汪精卫说：“璧君，是我害了你！”说完，难过地把脸扭向窗外。
陈璧君早已看到类似的报道了，见了这张汪精卫递给她的报纸，既不感到意外，也没有生气。她平静地把报纸折叠起来，然后拉住汪精卫的手，转过脸来对汪精卫说：“四哥，我是一辈子跟定你了，从没后悔过。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相信你。你要上刀山，下火海，我还是跟当年一样，随时陪着你！”
汪精卫握紧了陈璧君的手，盯着跟随了自己一生的两鬓白发的女人，汪精卫的眼圈又红了。陈璧君抹去了汪精卫眼角的泪水，似要顶住将倾的大厦，又像要验证永不分离的誓言，这个对汪精卫不离不弃的女人，默默地靠在了汪精卫的肩头。
汪精卫坐车来到宁远楼时，陈公博等人已经将这个宴请宾客的地方布置得富丽堂皇，充满了喜庆。汪精卫见大厅内彩灯辉映，一幅两米多高的“寿”字悬挂在大厅的正中央，自己手书的一首《六十自述》的七绝挂在大厅的墙上：
六十年来无一成，不须悲慨不须惊。
尚存一息在人间，种种还如今日生。
等候的宾客们正仰望着这首诗，七嘴八舌地评论，汪精卫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祝寿大厅。于是，大小官员和外国使节肃立恭候，鼓掌致敬。
坐席排定后，总司仪陈春圃宣布祝寿典礼开始，首先由陈公博代表全体官员致祝寿词，接着由汪精卫致答谢词，照例是一方恭维一方谦虚的客套话。然后全体人员站起来向汪精卫敬酒，一片“健康长寿”、“万事顺心”的庆祝声。
宴会后，汪精卫和众人步入礼品展览厅，参观各地各界送来的贺礼。只见大厅四壁挂满了寿幛寿联，“寿比南山”、“功在党国、日月同辉”的歌功颂德之词充斥其间，大厅正中有广东省省长、陈璧君的弟弟陈耀祖特意用飞机从广州送来的特大花篮，有时任江苏省省长李士群送来的郑板桥的墨竹真迹，有安徽送来的特大歙砚、徽墨，有日本裕仁天皇请名画家给他画的一幅神采奕奕的画像，更有社会各界送来的古玩珍宝，琳琅满目。在这些礼品中，汪精卫最喜爱的却是内政部长陈群送来的新刻《双照楼诗词稿》，这是汪精卫数十年来的诗词集，汪精卫亲自写了《小休集序》、《小叶集序》，这次陈群的重印本，不仅印刷精美，而且装帧漂亮。汪精卫走到诗集前，就不再往前走了，站在那里一页一页地翻，每一首诗都让他想起一段过往。当他看到刺杀摄政王所作的“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的诗时，更是思绪翻滚，感慨万千。这时，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在喊：“汪主席，汪主席，有人给您送石膏像来了！” 汪精卫出厅来，只见南京市警察署长苏成德亲自捧着一尊特制的石膏像向他走来，大家的目光都望着苏成德，暗想这个小子真会讨好卖乖。苏成德显然是多喝了两杯，脸上泛着红光，一面为自己的别出心裁洋洋得意，一面向汪精卫走过来。不料，苏成德因喝得过多，过门时脚下一软，石膏像“哗啦”一声摔成了碎片。众人大惊失色，苏成德更是吓得魂不附体，“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汪精卫的心头罩上一层阴影，痛苦地自言自语：“天意，这是天意啊！”
汪精卫对跪在地上的苏成德说：“你起来吧。”说完径自走了出去。留在身后的，是一大群呆若木鸡的祝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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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开始出现转机。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法西斯轴心国开始瓦解，中国必败日本必胜的言论开始崩溃。当汪精卫看到英、美、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的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国家的宣言，浑身绵软，颤抖着说：“完了……”
日本一败，和平运动即为投降运动，汪精卫就是铁定的汉奸了。原来号称的和平救民之路，如今成了一条卖国求荣、万劫不复的通往地狱之途。汪精卫心力交瘁，坐卧不宁。
就在这年的秋季，侵华日军限令南京国民政府调集大米100万担、壮丁20万名，用以支持东南亚战争。期间，敌占区内反汪呼声此起彼伏，大部分地区离城十里就是游击队或地方武装的势力范围，汪精卫政府的命令根本没人听。面对征调大米、壮丁的任务，汪精卫左右为难，一筹莫展。
1943年11月底的一天，汪精卫正靠在沙发上，紧锁眉头，和陈璧君在楼上商量这件事情，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来催粮催丁。汪精卫急忙下楼来迎接。由于心中烦恼，脚步也就慌乱，他一脚踏空，竟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八年前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当时就昏了过去。
之后，汪精卫旧创复发，不得不住进南京日本陆军医院。外科军医后藤为其做手术，取出了1935年被孙凤鸣刺杀时留在背部的子弹。但是子弹虽取出了，汪精卫的病情却继续恶化，他体温上升，四肢麻木，大小便失禁。经日本内科专家黑川利雄诊断，判定为骨肿病，建议其到日本去治疗。
1944年3月1日，名古屋帝国大学的日本神经外科医学权威斋藤真教授，奉首相东条英机之命，到南京为汪精卫会诊。斋藤会诊后同意黑川的诊断，认为汪精卫需要到日本进行治疗，且宜早不宜迟。
1944年3月3日，汪精卫在陈璧君及子女的陪同下，乘专机飞抵日本，住进了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的特别病房。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组织黑川利雄、斋藤真等八名教授对汪精卫进行会诊，再一次确诊为因子弹頭在体内过久，诱发多发性骨髓肿，第四至第七胸椎骨的肿胀已由背部向前胸扩散，严重压迫脊髓神经。会诊的结果，形成两种方案，一种认为手术后任其“自然愈合”，一种认为“植骨愈合”，但是最后的讨论认为，“自然愈合”只是一种实验，没有先例，而且不适宜年纪较大的人。于是，大家决定采用后一种办法——“植骨愈合”。可是在手术前半小时，医疗小组突然接到军方的通知，要求采用“自然愈合”方案。原来，陆军117部的渡边大佐要做“自然愈合”疗法，限医院一两天内做一病理实验，于是，汪精卫成了试验品。
斋藤亲自主刀对汪精卫施行“椎弓切除”手术。手术后，汪精卫一度感觉良好，失去知觉已有两个月的双腿也逐渐恢复知觉。
但好景不长，到1944年9月，汪精卫的病情又开始恶化。汪精卫问主治医生黑川教授：“请坦诚地告诉我，我的病能治好吗？如果治不好的话，我想回中国。”
黑川安慰他说：“请放心，我保证一定能治好。”
1944年10月，汪精卫的病势转危。日方得知汪精卫病危后，不少高官前来探望，病房中摆满了水果点心之类的慰问品。
11月，美军对名古屋进行大规模空袭，医院将汪精卫转入地下室。因地下室没有暖气设备，非常寒冷，汪精卫因此得了肺炎，体温高达40摄氏度，呼吸十分困难。11月10日午后，病房中突然传来陈璧君的大声呼叫。黑川赶入病房，见汪精卫浑身颤抖，痛苦不已。黑川握住汪精卫的手查看脉搏，然后摇了摇头，出去了。
汪精卫还在吃力地说着什么，陈璧君俯下头去，头贴着汪精卫的胸部，听清他说的是：“我要回……中国……”
陈璧君泪下如雨，紧攥着汪精卫的手说：“四哥，你放心，我一定把你送回国去！”
汪精卫用悔恨和期盼的目光望着陈璧君，起伏的胸口渐渐不再跳动。
“四哥……”寒冷幽暗的地下室长廊里，是陈璧君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汪精卫离世后的第二天，日本首相小矶、前首相东条英机和前首相近卫等人，赶到名古屋大学附属医院为汪精卫临时设的灵堂，向汪精卫的遗体告别。其他的人员都走了，前首相近卫还在汪精卫的遗体面前，默默站立着。
一直站守在汪精卫灵前的，还有孤独衰老的陈璧君，在为逝去的丈夫守灵。悲痛像北海道的冰一样，凝固在她那苍老的脸上。面对这个欺骗诱导汪精卫走上不归路的日本前首相，她的心中也像厚厚的冰层一样，只有寒冷和无边的孤寂，没有了怨恨和愤怒的力量。
“夫人……”劝她节哀的近卫走上前来，陈璧君缓缓抬起头来，目光越过尴尬难堪又不安的日本的这个前首相，透过窗户，望着医院大院里的一个苗圃，苗圃中的梅花正在灼热开放。汪精卫生前酷爱梅花，曾把南京的市花定为梅花，他来养病时，向名古屋大学附属医院赠送了数株红梅树。现在，这丛红梅在寒风冷雪中，正艳丽地绽放着，而他的生命却已凋零。
汪精卫的遗体于11月12日由专机运回中国，小矶首相、近卫等人前往机场为汪精卫的遗体送行。
按照汪精卫的遗愿，南京政府把他的陵墓建在国父孙中山陵墓左侧的梅花山上，表示他生前是孙中山的助手，死后也要追随其左右。
出殡这天，南京政府官员全体出动，早晨六点半，由代主席陈公博主祭，宣读祭文。在轻骑兵、军乐队、花圈队的引导下，灵车缓缓前进，陈璧君及其子女身着丧服跟随灵车左右，陈公博等政府要员步行在灵车之后，紧接着是军校学生、卫士大队，送行队伍如一条长蛇。当棺木用64抬京扛抬到墓穴之后，安葬仪式开始，陈公博歌功颂德地追述了汪精卫的一生。一抔黄土，掩盖了汪精卫风风雨雨的一生。 南京政府的财力有限，所以汪精卫陵墓的规模也不大。不过，南京政府为汪精卫在棺木外，还用五吨碎钢材掺进混凝土，浇灌了厚厚的一层墓壳，以期长存不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7日，陈公博广播发表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国民党伪南京政权宣告结束。
陈公博解散南京政府后，向日本方面提出到日本避难的请求。此时的日本已经投降，但还是安排陈公博、林柏生、周隆庠等人于8月25日秘密飞往日本。不久，陈公博一行人潜居日本的消息泄露，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将陈公博等人引渡回国的要求，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于1945年10月3日，将陈公博一行7人引渡回中国受审。
1945年11月前后，重庆的蒋介石政府颁布《处理汉奸条例》、《惩治汉奸条例》，开始了对汉奸的审判。
1946年11月15日夜，何应钦在陆军总部会议厅，召集陆军参谋长萧毅肃、南京市市长马超俊等人，密议把汪精卫的坟墓从中山陵迁出，他说：“校长说，目前重庆的国民政府要正式还都南京。还都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到中山陵去拜祭中山先生，汉奸汪精卫的坟怎么可以和中山先生的坟摆放在一起？”
此后，中山陵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军事演习。工兵们在汪精卫的坟前摆下炸药，随着一声震天的轰鸣，汪精卫的坟被炸开，尸体被连夜拖去火化。梅花山汪精卫的墓穴也被连夜填平，并建起了一座小亭。
蒋介石的面前摆放着一个装有白开水的玻璃杯，这是他号召“新生活运动”以后坚持下来的习惯。此时，他正专心地听着何应钦处置汪精卫坟茔的汇报。
“里面有什么东西吗？”蒋介石问。
“没有。”何应钦回答，“打开棺材，只见汪精卫身穿藏青色缎长袍黑马褂，头戴礼帽，尸体上盖着一面青天白日的党旗，旁边有一幅‘魂兮归来’的字条，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蒋介石听完何应钦的报告，伸手去端桌上的玻璃杯。突然，他大发雷霆道：“今天這个水，怎么这么烫？”说着，蒋介石把玻璃杯向地上一掷，“啪”的一声，杯子被摔得粉碎，水洒了一地。
何应钦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不知蒋委员长何故发这么大的脾气。他想，外界都传说汪精卫收了多少多少的财宝和名人字画，现在打开了棺木却什么也没有，委员长是不是在为这个生气？
经过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的审判，陈公博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被判处死刑，其他汪精卫政府的人员则相继被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陈璧君也被判处无期徒刑。
1949年，全国解放，蒋介石并没有把陈璧君移往台湾。作为汉奸的陈璧君又被人民政府关进监狱。
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一天，管教干部打开了陈璧君的监狱门，对她说：“陈璧君，你的信！”
说着，管教干部递给陈璧君一封信。好久不闻外界音讯，是何人来信？陈璧君一脸疑惑，她拿着信封，见上面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她撕开信封，只见上面写着：
陈璧君先生大鉴：
我们曾经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在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介石领导的政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就可马上恢复你的自由……
写信人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何香凝。
宋庆龄与何香凝早年曾和陈璧君同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从事革命，既有同志情谊，又有私人友情。当得悉陈璧君被人民政府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宋庆龄与何香凝一起去找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陈璧君的问题与汪精卫不同，她只是叛国投敌的主持者、参与者，而非决策者，建议在适当时候视其态度给予特赦。毛、周了解陈璧君从革命者沦为汉奸的经历，表示尊重宋庆龄和何香凝的意见，当即作了如下表态：只要陈璧君发个简短的认罪声明，中央人民政府就可以下令释放她。于是宋庆龄和何香凝联名写了封信给陈璧君。
陈璧君看完了信，脸上的表情由疑惑、惊讶转为冷笑，接着是一脸的愤懑和决绝。她把手中的信放到了狱房中那个简易的桌子上。她对等她回信的管教干部说：“请你转告：感谢两位的好意。我固守受审时公开宣布的立场，汪兆铭无罪！对日本的和与战都为救国，属殊途同归，无罪可言，无罪可悔，但愿在牢房中送走最后的岁月。”
“哐啷”一声，冰冷而沉重的铁牢门重新关上，声音久久回响在监狱的长廊。牢房里的陈璧君合上眼睛，坐在简陋的床铺上，继续度过漫长的监狱岁月。
1959年6月17日，陈璧君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卒年67岁。
少时从容做楚囚，暮年媚敌成傀儡；
当年革命之薪火，而今卖国之汉奸！
盈虚有数，岂因权位卖国？
盖棺自有定论，留与后人评说！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南满铁路守备队奉命炸断沈阳北郊柳条湖的一段铁路，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中国军队和轰炸沈阳城，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在国难面前，因争权和内战而分裂的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来到了上海，在孙科的私宅，三人又坐到了一起。
坐下后，汪精卫便对蒋介石说：“同志间年来隔离，致行动冲突，但系为公，非为私。如今国难当头，我们应摒弃前嫌，南京和广州两政府合并，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胡汉民却无法消除对蒋介石的不满，态度强硬道：“但是，两个政府合并的前提是，请蒋同志辞职。”他说完，脸便扭向一边。
场面一时变得有些尴尬。这个提议使汪精卫和蒋介石都很难堪。然而，在大敌当前，作为军队统帅，能够下野吗？过了一会儿，满脸思虑的汪精卫试着劝慰道：“目前，我们应该集中力量，团结对外。抗战是第一，蒋同志下不下野，应是第二……”
胡汉民马上打断道：“蒋同志下野是第一！一个不团结的政党，怎么会有能力去抗战？”
见两人争执不下，蒋介石不得不低下姿态，道：“以后凡汪、胡两先生同意之事，我无不同意照行。我若不行，尽可严责……”
可是胡汉民仍不肯让步，道：“如果蒋同志不下野，两个政府就谈不上合并！”
蒋介石是何等聪明之人，见一旁的汪精卫一时不语，心想不如以退为进，于是爽快地表态说：“中正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
三人会谈后，宁、粤代表召开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双方最后达成协议：蒋介石下野，广州中央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取消，组织统一的国民政府，双方本着合作的精神，分头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为了平衡双方的关系，蒋介石下野，汪精卫和胡汉民都不在国民政府任职，只任中央政治会议常委，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但不负实际责任，由孙科、陈铭枢出任行政院正、副院长，组成新政府。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使东北的半壁江山不到月余全部沦丧。日军进攻锦州，孙科的新政府电令张学良死守锦州，电令其他各部增援张学良，可是各路大军没有蒋介石的指示，都按兵不动。蒋介石虽然下野，仍然操控着各路大军，他的按兵不动，为自己的重新“上野”牢牢地握着决定性的筹码。张学良看到中央政府口头上要求东北军死守，实际上却不给予任何支援，便将东北军全部撤进山海关，使东北三省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东北沦陷，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热血青年学生的不满。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地的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汪精卫领导的广州政府以顺应潮流的面目出现，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民主政治和积极抗日，学生们将其奉为政治领袖。
汪精卫接见学生代表团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我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面对日本步步紧逼的侵略，加上财政部长宋子文率领全体财政部人员辞职，让孙科感到力不从心。上任不到一个月，孙科就和陈铭枢联名辞职，力请汪精卫出任行政院的院长。在世人的瞩目中，汪精卫再次走到了中国政坛的中心。
就在汪精卫接替孙科当行政院长的当天，日军动用20余辆铁甲车作为前导，兵分5路，趁着月色从闸北各马路口向上海驻军第19路军发起突然袭击。19路军是亲汪的粤系军队，总指挥蒋光鼐、军长兼右翼总指挥蔡廷锴立即电报在南京新上任的行政院长汪精卫。汪精卫接到电报，左右权衡之后，下达指示：“如日军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应以全力扑灭之！”
于是，淞沪保卫战打响了。
为了更好地指挥抗战，树立抗战领袖的高大形象，汪精卫决定把中央政府迁到洛阳，并主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同时电令各军增援19路军。然而，汪精卫碰到了和孙科一样的难题——蒋介石不吭声，谁也指挥不动他的嫡系部队。汪精卫只好派中央执行委员、实业部长陈公博到北京说服张学良，希望他在北方起兵，牵制日军。
此时，上海的战事日紧。日军派出巡洋舰3艘、驱逐舰4艘、航空母舰2艘并陆战队5000多人在上海登陆，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参战。2月4日，日軍开始第一轮总攻，战火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经过9个小时的激战，19路军粉碎了日军的总攻，日军司令被免职。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通令嘉奖第19路军，称赞19路军将士“忠义之气，照耀天日”，并犒劳19路军5万元。社会各界也大力支援19路军的抗战，宋庆龄、何香凝等亲到前线慰问将士，见到雪花飘飘之中，前线战士还只着单衣，马上回沪发动“捐制棉衣”的运动，仅用5天时间，便将3万件棉衣送到了战士们的手中。
但是，19路军伤亡惨重，无兵力补充，而日军有继续增兵的趋势，形势岌岌可危。
这时，汪精卫派去说服张学良出兵的陈公博也无功而返。汪精卫气愤地说：“张学良手握数十万大军，如果都像19路军这样，何愁东北收不回来！”
陈公博说：“我去了，张学良倒是待我如上宾，可是我说到要他出兵牵制日军，他就敷衍了过去。”
汪精卫叹口气，说：“不知道这个张学良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陈公博说：“现在的形势，汪先生还看不明白吗？所谓的国民革命军，都是他蒋某人的私家军了，只要他说不抵抗，大家都不会放一枪一炮，沈阳北大营的士兵受到袭击，也要令他们在床上假寐，任凭日军一个个枪杀也不准还击，汪先生的电报拍得再多，只要蒋某人不松口，还是废纸一张！” 陈公博的一席话，说到了汪精卫的痛处，汪精卫不再吭声。陈公博说：“汪先生的这个行政院长，没有军队的支持不行，必须请蒋介石出面！”
汪精卫痛苦地摇了摇头，说：“国难当头，他还以保存实力第一，抗战第二，我看是要完了！”
万般无奈之下，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提议由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一上任，汪精卫就把淞沪抗战摆在蒋介石的面前，看他如何处理。不料蒋介石却摆出一大堆理由，说：“兄弟认为，不如趁这几次战役胜利的时机，赶快收手，与日方谋求停战。否则到时作城下之盟，条件会更加苛刻。”
一句话把汪精卫说得哑口无言。为了不让汪精卫难堪，蒋介石说：“兄弟这番话，也不过是受汪主席的启迪罢了。”
汪精卫更是吃惊，惊讶地望着他。蒋介石笑了笑，说：“汪主席不是说过，我们对日的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汪精卫说：“这个，我是说过，不过……”
蒋介石打断汪精卫的话，接着说：“目前就是交涉的好时候。论兵力，日军集中起来容易，而我们集中起来难。从日本的长崎、门司、神户、大阪等港口，到我国的航线近的不到500海里，远的不过700海里，从日本本土集结兵力运到上海，皆可朝发夕至，而我们无论是调动卫立煌还是胡宗南部，都要经过防地之交接、集中、上下车船等过程，要费许多时日……”
汪精卫想，这不过是蒋介石不想调出自己的嫡系部队的托词罢了，如果一开始蒋介石就集结兵力，何至开战月余，19路军还是孤军作战？汪精卫的脸上写满了失望，道：“蒋兄如此说来，我们只有接受英美的调停，举行停战谈判了？”
蒋介石说：“早该如此！”
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当天，就向19路军发出停战撤退的命令。19路军孤立无援，只好全线撤退，开往福建。苦战月余的官兵们扶着伤残的战友，离开浴血奋战的沙场，个个义愤填膺，声泪俱下。
■
1932年3月1日，关东军宣布成立满洲国，定都长春，改年号大同。关东军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其扶持的满洲国。
日本关东军成立满洲国，急坏了行政院长汪精卫。这一天，他把自己的亲信陈公博找来，商讨对策。
陈公博进门就说：“汪先生，外交次长郭泰祺被打了！”
自从“九·一八”事变后，外交部长陈友仁辞职，汪精卫兼上了外交部长的职务。他听了吃了一惊，忙问：“谁打的？为什么？”
陈公博说：“《淞沪停战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出后，上海的民众把主持签订协议的郭泰祺责骂为卖国贼，将其打伤了。”
汪精卫长叹一声，道：“我何尝不知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19路军换防不说，还要中国政府取缔抗日！难怪这些民众会如此愤怒！也难为了郭泰祺，他是为党国背过，19路军兄弟们的血算是白流了！”
陈公博愤愤不平道：“损失的还不是拥护先生的粤军实力！”
汪精卫摇了摇头，说：“此事已成定局，两军停战，大概算是日军可以上船回国了。只是东北的事情，请国联出面，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进展？”
“满洲国的成立，开始只是关东军的行为，日本政府并不打算承认。可是近日，日本的主和派首相犬养毅被杀了！这样一来，势必影响英美等国的利益，因此他们也在敦促国联，估计最近就会派出代表团去调查此事！”
汪精卫望着屋顶上的天花板，那角落处结了一张蜘蛛网，网上粘了一只蚊子，这只蚊子怎么挣扎也撞不破那张蜘蛛网。汪精卫似自言自语：“如此庞大的军队，竟不如一张蜘蛛网，任狂徒猖狂，竟到了要求几个外国人出面的地步！”
陈公博知道汪精卫说的是张学良，笑着说：“最近，一首打油诗流传甚广，不知先生听说了没有？”
汪精卫不解地问：“什么打油诗？”
陈公博便背道：“‘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开场锣鼓正想催，哪管鬼子到沈阳！’此公还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
汪精卫听了，说道：“不像话！”
陈公博揶揄道：“现在还有谁像先生，不赌不嫖！古人说，水至清则无鱼，我看先生两袖清风，追随者只怕会越来越少了！”
汪精卫听了这些奉承话，领袖的范儿更足了，道：“这是我做人的准则，你也要洁身自好才是。榆关以一日而失，热河以七日而陷，实不像话。都像张学良这些东北军畏敌如虎，日敌必日益骄横。军队再不抵抗，势必影响对日外交。先有抵抗然后才有交涉，抵抗愈得力，则交涉愈有希望。我只要有机会上北平，一定要向张学良说明这个观点，决不能不战而退！”
到了6月，国联果然派出代表，前来调查满洲国的问题。汪精卫率领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長罗文干、助手陈公博、秘书曾仲鸣等去北平会见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共同调查日军占领东北三省的问题。
张学良时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是北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但是由于染上了鸦片，他此时精神状态十分低迷。汪精卫望着张学良坐在那里，萎靡不振，心想，这哪像个长官！
张学良坐了一会儿就坐不住了，像要睡觉的样子，然后站起来，到隔壁房里去了。
陈公博小声地对汪精卫说：“估计是又忍不住了！”
汪精卫哭笑不得：一个鸦片成瘾的指挥官，怎么带兵去打日军！
接见完国联代表，张学良不再露面。汪精卫想去找他商谈东北问题和对日方针，去了几次，张学良都称病不见。这一天，汪精卫又去张宅，门人回答：“张先生病重，不能见客，您请回吧。”
汪精卫无奈，只好往回走。旁边的陈公博说：“汪先生，我们何不到北海公园去走走？”
汪精卫没好气地说：“我没那个闲情逸致！”
陈公博一笑，说道：“此时荷花盛开，先生就不去看一看？”说着，陈公博对一旁同行的曾仲鸣挤了挤眼。
自从方君瑛自杀后，汪精卫就把方君瑛的妹妹方君璧和她寡嫂曾醒的弟弟曾仲鸣带在身边，视为亲人。后来，方君璧和曾仲鸣两人产生了感情，汪精卫极力撮合两人结了婚，两人也成了汪精卫的心腹。 这一回，汪精卫学乖了，表面上是在欧洲游山玩水，心中却无时不在等待回国的时机。当他得知西南的陈济堂、白崇禧、邹鲁等人有联合汪派反蒋的消息，考虑到反蒋的时机并不成熟，便告诫他的亲信不要贸然行事，还给陈璧君发电报，要求她与蒋保持向来之关系，对西南只取感情联络，不做政治联系。
汪精卫被刺后，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也遭到暗杀，此后，国民党内主张对日强硬的主战派成为主流。
1936年1月22日，外交部长张群对日本驻华大使表示：希望调整中日关系，否则只有靠战争解决问题。这年6月，蒋介石发表谈话，对中日战争的方向已经更明确了：“中国和日本的冲突已不可避免，而且为期不远了。”在当年7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主战派已经完全占了上风，确定了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政府方针。蒋介石在会上一改往日的模棱两可，态度也是空前的强硬，信誓旦旦地说：“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如危及国家生存，则必出最后牺牲之决心。”
但此时的蒋介石并没有放松剿共计划。12月4日，在安排部署对日作战的时候，蒋介石不忘飞临西安，住进临潼华清池，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出兵剿共。
张学良一改过去的对日妥协态度，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所谓国策，成为坚决的抗日者。
张学良仍抱有劝蒋回头，团结共产党一致抗日的愿望。当蒋介石到达西安，张学良便去见蒋介石，说得声泪俱下。蒋介石勃然大怒道：“你这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真是太幼稚、太无知了！”
张学良哭着说：“委员长，只有一致抗日，才是国家图存的唯一道理啊！”
蒋介石拍着桌子说：“你就是把我打死，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也不能变！”
12月9日，西安万余学生举行“一二·九”爱国运动一周年纪念活动，准备去向蒋介石请愿。张学良得知后跨进汽车，亲自赶往临潼道上的十里铺，站在车上大声说：“同学们！你们有什么话跟我讲，我是地方的负责长官，你们不要再向前走了，否则会发生流血事件！”
学生们回答：“爱国就不怕牺牲！”
张学良说：“大家的心情我理解，国难当头，我比大家都急。大家有什么话，我去跟蒋委员长说！”
学生高呼道：“拥护张副司令领导东北军援绥抗日，请答复我们的爱国要求！”
张学良说：“现在天已经黑了，你们先回去吧，我保证在一个星期之内，用实际行动答复你们！”
当晚，张学良来到蒋介石的住处华清池，又和蒋介石吵起来。蒋介石怒气冲冲道：“你是代表国家大员对学生说话，还是代表学生对我说话？学生侮辱领袖，你应该上去拼命。你不懂拥护领袖的道理吗？”
张学良一次又一次劝说，蒋介石不仅听不进只言片语，而且恼羞成怒。张学良从蒋介石住的华清池出来，望了望天空满天的星斗，叹了口气，眼下只能先礼后兵了。
“王副官！”
“有！”
一个军官赶上前来。
张学良对他耳语一番。那位年轻的军官听了一脸兴奋，显然也是期待已久，即刻说：“是！属下立刻去办！”
就在张学良为学生请愿面见蒋介石后的第三天，11日晚10时，张学良召集东北军高级军官开会，宣布实行“兵谏”。
张学良吩咐卫士营长孙铭九道：“你千万不可伤了委员长，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跑了。”
孙铭九转身就要退去，张学良又叫住他，道：“你的卫队，有把握吗？”
孙铭九道：“请副司令放心！完不成任务，我就提着脑袋来见副司令！”
张学良紧盯着孙铭九，说：“万事小心注意！”
“是！”孙铭九敬了一個礼。
12日凌晨2时30分，孙铭九和师长白凤翔等，带领卫士，乘两辆载重大卡车，向蒋介石的住处华清池急驰而去。不一会儿，剧烈的枪声响起。孙铭九带着卫士冲进蒋介石的卧室，并不见蒋介石的影子，只见蒋介石的帽子、假牙、皮包等杂乱无章地放在桌子上。孙铭九一摸被褥，还是热的。
“快搜！”
于是，卫士们从屋里搜到后山。这时天已大亮，搜到半山，一个卫士见一个大石洞里蜷缩着一个人，便拉着枪栓大声说：“里面是谁？赶快出来，不然就开枪了！”
里面连忙答道：“我是委员长，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孙铭九赶过来，见蒋介石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件白色睡裤，全身都是灰土。蒋介石见了孙铭九，见是个军官，就又恢复了总司令的威严，问：“你们是哪里来的？”
这位卫士营长一个立正，说：“报告总司令，我们是东北军，请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
蒋介石一听是张学良的部队，开始还抱着一丝是暴乱的其他部队的希望破灭了，心想这回是逃不出去了，于是说道：“你们把我打死好了，打死我吧！”
孙铭九催促说：“我们只要求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等着您。”
蒋介石一听，一屁股坐在地上，发怒道：“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
■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法国南部的戛纳，汪精卫大为惊讶。他吃惊的是，自己向来瞧不起的一脸病态的张学良，竟有这般大丈夫气概！另一个让他惊讶的是，“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出现了两派意见，一是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另一种是组织“讨逆军”总司令部，派大批飞机对西安进行轰炸。主张军事讨伐的主要人物就是亲日派的何应钦。汪精卫知道，何应钦的目的，是借狂轰滥炸之机，让蒋介石死于非命，好取而代之。
陈璧君一日三电，催汪精卫回国，汪精卫也无比激动，即刻对曾仲鸣说：“仲鸣，收拾行李，我们立即回国！”
曾仲鸣看到国内拍来的电报，既兴奋又喜悦，道：“汪先生，恐怕您这次回国，党政军就全靠您了！”
汪精卫说：“话不要这么讲，任何事情不到最后，都是不好说的。蒋同志还是我党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汪精卫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却暗暗在为回国后组织新政府做准备。他选择了一条最近的路线，一路衣不解带，匆匆忙忙，下了火车即登轮船，怕丧失自己将全面主持党政军的这一大好时机。在德国作短暂的停留时，汪精卫一面拜会希特勒，希望他能在未来的新政府中对自己支持，一面召集驻英、意、法、德大使，研究“西安事变”的时局和外交对策，他私下问驻法大使顾维钧：“你看蒋先生有没有再出来的可能？”
顾维钧回答说：“我看有这种可能。”
汪精卫露出不屑的笑意。他想，张学良如此“兵谏”，选择的是一条不归路，放了蒋介石，就等于放虎归山，自家性命就会难保，加上张学良明里“剿共”，实际上是在跟共产党暗通款曲，蒋介石手上沾了那么多共产党人的血，共产党也不会劝张学良放过这个蒋总司令，这个最大的冤家，必欲除之而后快。就是退一万步，蒋介石保命出来，也必威信扫地，只好退隐山林了，以后自己再无制绊，可以一酬平生壮志了。
1937年1月上旬，汪精卫乘船抵达新加坡。远远地，他看见陈璧君站在那里迎接自己。见船靠了岸，陈璧君急着上前来，第一句话就是：“蒋介石已回到南京，复职了！”
汪精卫一听，心里凉了半截。
原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经过“杀蒋”与“保蒋”的争论，决定不能让何应钦之流扩大内战、投降日本的阴谋得逞，采取了“逼蒋抗日”的策略。于是，中共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西安劝说张学良，达成了释放蒋介石的协议。
汪精卫脸上的喜悦渐渐消失了，他回头说：“仲鸣，给我外衣，这里怎么这么冷！”
新加坡各界为汪精卫的到来，准备了欢迎大会，原来准备的演说此时已不合时宜，于是，汪精卫叫曾仲鸣临时起草了一个演讲稿。汪精卫念得干巴巴的：“自蒋先生兼行政院长以来，中枢充实，国力增进，外交应付至为得宜……”
汪精卫觉得，这是自己有生以来最糟的一次演说。
这年6月，日本政府近卫文麿内阁成立。在宣扬“大日本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军人控制下，新内阁立即采纳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的意见，决定对华政策由逐步蚕食鲸吞变为全面侵略，以摆脱日本国内的经济危机。日军陆军参谋本部据此制定了《1937年对华作战计划》，准备以14个师团的兵力，希望一举灭亡中国。同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
抗战爆发，国民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决策机关，取代以前的最高决策机关中政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汪精卫担任。
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章，重新确立国民党的领导体制，规定国民党设总裁1人，副总裁1人，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这样，借战争为理由，蒋介石名正言顺地夺取了汪精卫长期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人到达庐山与蒋介石谈判，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协议，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8路军，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司令，形成了全民抗战的局面。可是，此时的汪精卫仍坚持对日妥协的主张，他到处宣扬：“以我的主张，现在不该发动抗战，等我们有了可以对付敌人的飞机，等我们有了可以对付敌人的大炮，到那时我们再打。如此的抗战，只是让苏俄、共产党坐收渔利……”
但全民抗战的决心并未改变，战争仍在继续。
不久之后，武汉、上海、南京等地被日军攻陷，15个月内，中国军队死伤80多万人，国民党中上层中渐渐出现了悲观失望的情绪。
随后，日本利用其同盟国德国，进行政治劝降的调停活动，蒋介石和汪精卫立即派人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秘密与日本和谈，准备牺牲中國东北、华北的领土主权，对日本进行妥协。
1937年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讨论陶德曼大使转达的日方停战条件。汪精卫说：“日方提出的停战条件，主要有以下七项，请大家讨论：一、内蒙成立自治政府；二、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三、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四、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
汪精卫念完，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几个高级将领相互看了一眼，说：“早知条件只是这些，为什么还非要打仗不可？”
其他人员也纷纷说：“日本没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要求承认满洲国，也不要求赔款，条件不算苛刻——早知如此，我们真是没必要牺牲千万个士兵的性命！”
与会者的神态表情，基本是同意接受日方条件，可是没有蒋介石的意见，大家谁也不明说。不知谁问了一句：“不知蒋总裁的意见如何？”
汪精卫慢悠悠地说：“蒋委员长在郑州部署军事，不过他在会前专门打来电话，说和谈可依照国防最高常务委员会议的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并要求德方、日方对谈判一事严格保密。”
大家听了，都心知肚明，蒋介石不准备直接主持和谈，而要把和谈和将来可能是卖国的帽子扔给汪精卫。
汪精卫见大家沉默不语，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说：“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字一般人是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克南京，以为中国的抵抗已到穷途末路，于是又在和谈的七项内容上增加了三项苛刻的条件：一、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立特殊机构（亲日政权）；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
陶德曼看了日本拟的和谈条件，说：“这与前一次谈的相差甚远，中国方面是不会接受的。”
果然，蒋介石见到汪精卫送去的日本方面拟的条件后，说：“这个条件就算接受，国民政府也会被国人的舆论冲倒的！” 见中国政府没有如期答复日方的条件，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施加高压。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可是，蒋介石的态度却非常强硬，道：“全力维持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
日本在中国政府发表上述声明后即日撤回驻华大使，中国也撤回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正式断绝，陶德曼的调停以失败告终。
国民政府原本认为上海这个国际城市陷于战火后，必然会引起英、美、法等各国列强的干涉，结果列强对中日战争的反应却是意外的冷淡，英、法忙于对付欧洲的希特勒，已无暇顾及远东事务，而美国的民众正处于严重的孤立主义中，为了本国的利益，并不愿卷入外国的纷争。
最后，国民政府只好把目光投向苏联。蒋介石亲自向斯大林发电报，要求苏联出兵，斯大林却说：“如果签署九国条约的国家共同出兵制裁日本，那么苏联就出兵。如果苏联单独出兵，世界舆论就会把苏联看成是趁火打劫的侵略者。”
无可奈何之际，蒋介石决定采用“焦土战”对付日本的“以战养战”。于是，在中国的战场上，不仅有日本炮火点燃的硝烟，还有国民党军队点燃的大火，粮食、房屋瞬间变为灰烬。在滚滚浓烟里，夹杂着中国百姓滔天的号哭声——严酷的焦土战，受害的并不是日军，而是中国的平民百姓。
1938年6月9日，正是小麦成熟的季节，不少农民正在田地里抢收小麦。突然听见远处一声巨响，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黄河的浊流已汹涌而来，淹没了农田、房屋，卷走了收割的农人和哀叫的耕牛家畜。国民党军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本想阻挡日军的进攻，可是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完全阻止日军的侵略，却淹死了10多万中国老百姓，许多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
不久，国民党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放火，误烧平民数万，长沙城内一时哀鸿遍野。
此时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都已经感到焦头烂额。汪精卫又一次拿出他的和谈方针，对蒋介石说：“如不能战，则不如和。”
蒋介石长叹一口气，说：“抗战易，和平难啊。”
汪精卫劝道：“谋国者不应从难易进止，更不应作个人毁誉打算。”
蒋介石想说什么，但是张了张口，什么也没有说，便走了。
刚好这一天周佛海来见汪精卫。汪精卫一见周佛海，又愤愤地说起前不久的长沙大火，道：“我们烧东西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自然汉奸’被敌人利用，但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汉奸的话，自然又怎么会变成汉奸呢？如果把每处每地都像长沙一样焦土化的话，我方抗战所需的物资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资全烧光，剩下的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怎么处理？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
周佛海笑着说：“蒋委员长如今已黔驴技穷了。他未尝不清楚，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支持抗日是倒他老蒋的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老蒋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自己的高调，逼着他去钻牛角尖。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尖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了……”
汪精卫想起周佛海等人所谓的“低调俱乐部”，说：“你们最近又在搞些什么活动？”
周佛海诡秘地一笑，道：“汪先生知道‘日本问题研究会’吗？”
汪精卫说：“不是外交部在汉口设的一个搜集日本情报的机构吗？”
周佛海说：“先生太孤陋寡闻了！他们的任务不只这些。不要看蒋委员长嘴上说得好听，你知道他最近要搞什么活动吗？”
汪精卫不解，问：“他不是正在前方抗战吗？”
周佛海不屑地一笑，说出他刚得知的情报。汪精卫一听，十分意外，问：“竟有这等事？”
■
战争没有缓解日本国内的经济危机，反而成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在此基础上，近卫内阁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与中国新政权建立与发展两国邦交”的声明。
这个声明让蒋介石如坐针毡，其意思是说，日本可能在中国培植新政权。蒋介石摸不清日本政府到底想干什么，于是授意外交部在汉口设立一个专门研究搜集日本情报的机构，并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为主任。同时，蒋介石拟派高宗武秘密出使日本，试探恢复和谈的可能性。
“七·七事变”后，日本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陆相，板垣的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影佐祯昭，一个是今井武夫。这两人对“以华治华”政策有独到的见解，认为诱降中国政治人物，比增加10个师团还有力量。但是他们在诱降的对象上有所不同。
影佐祯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卫的路线，今井武夫却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日本的特务机关对中国的特务、间谍部署，分为4个区，即华南、华北、华中、东北，以梅、兰、竹、菊4个字为代号。影佐祯昭诱降汪精卫的工作，称为“梅工作”，而对“天字一号”人物蒋介石的诱降则被称为“桐工作”。正当两个工作展开的时候，蒋介石和汪精卫同时派来了“和谈”的使者——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汪精卫听周佛海说蒋介石在派高宗武秘密试探中日和谈的可能性后，立即召来高宗武，作了进一步的指示。从此，高宗武一仆二主，既肩负蒋介石的重托，又带着汪精卫的使命，奔跑在汉口、香港之间。
这天，高宗武向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汇报完近来与日方会谈的工作，陈布雷意味深长地说：“高司长，蒋委员长是总裁，此事你只可向蒋总裁负责哟！”
高宗武听出了陈布雷的言外之意。显然，蒋介石对自己的行动一清二楚。高宗武此时正在兴头上，听了陈布雷的话，十分沮丧，急忙去向周佛海求助。
周佛海说：“汪先生的一贯主张你是清楚的，汪先生說，中国如果再打下去，必成义和团第二，这你也是赞同的。高兄，中日‘和平’有望，我们不能就此撒手！” 周佛海建议高宗武直接去日本，与日本高层进一步接洽。一边是总裁，一边是副总裁，高宗武左右为难，只好又去见陈布雷，不料陈布雷却说：“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到日本彻底探明情况也未尝不可。你去的经费，要多少，我照拨就是。”
高宗武无法，背着蒋介石，亲自前往东京。
1938年6月22日晚，高宗武化装成日本人，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精心安排下，携国民党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兼日文翻译周隆庠乘“日本皇后”号客轮一同前往东京。
7月5日，高宗武乘“皇后”号抵达横滨。一下船，影佐祯昭就派人将他接到东京。一辆黑色的小车载着高宗武，驶进一座建筑古雅的贵族别墅。
高宗武经影佐祯昭的引见，先后会见了参谋次长多田骏、陆相板垣征四郎和国会议员犬养健、首相近卫文麿、外相田八郎等人。高宗武发现，日本对蒋介石既想跟日本谋和，又要依靠欧美帝国主义的两面政策强烈不满，而寄希望于副总裁汪精卫。
此后，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五相会议，通过了《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确定了“使中国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提出所谓“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五相会议又制订了《从内部指导中国政府的大纲》，规定将诱降的对象由蒋介石转为“中国第一流人物”汪精卫。
高宗武从长崎乘船回到上海，因咯血住进医院治疗，待身体稍好，便回到香港。高宗武想到自己未经蒋介石允许私自赴日，不敢回武汉，就在香港住下来，写了一份赴日本的情况报告，派周隆庠将报告送回武汉给周佛海。
周佛海立即拿着报告去见汪精卫，道：“这个报告是要拿给蒋介石看的。上面写有日本希望汪先生主持大局的字句，对您不大好，还是把这些字句删除为妙。”
汪精卫看着这份报告，对日本要他出马“主持和平”感到有些吃惊。但是他想，此时不能撇开蒋介石单独与日本接洽，如果借此促使蒋介石同意与日谋和，同时也可借日本人让他出来“主持和平”的愿望来压一下蒋介石，岂不更好？于是就对周佛海说：“这没关系，将报告原样交给蒋先生。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
蒋介石看了报告，十分恼火：这无疑是要自己下台嘛。蒋介石将报告交给张群，还不知汪精卫已经看过，特地嘱咐张群说：“你看过之后，交给汪先生看吧。”
过了几天，蒋介石把陈布雷叫去，大发雷霆道：“高宗武是个混蛋！真是太大胆了，谁允许他去日本去的？立即停发其活动经费！”
周佛海和汪精卫已经摸清了日本政府的底，要决心干下去。为了支持高宗武继续留在香港，周佛海从宣传部的经费里，每月拨出3000元供高宗武使用。高宗武由于身体不好，便托梅思平代替他同日本人继续谈判。梅思平奉“低调俱乐部”成立的“艺文研究会”之命，正在香港主编《国际丛书》，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鼓吹反共论调和民族失败主义，接到这件差事后，立即走马上任。
从8月29日至9月5日间，梅思平同松本进行了五次谈判，拟定了实现中日“和平”的详细方案。10月21日，梅思平由香港飞往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等汇报与日方接洽情况。
周佛海说：“汪先生，现在是您出面实现和平的时候了。”
听了梅思平的话，汪精卫陷入了沉思，道：“和平运动的关键，是日军撤兵，这一条一定要坚持。”
梅思平说：“可是松本说，日方认为，蒋介石下野，日本才能撤兵。”
汪精卫突然变得很激动，道：“如果日本不撤兵，那么和平就无从谈起！”
周佛海说：“我看日方要求蒋介石下野，不会固执下去。至于撤兵，这一点我会进一步向他们说明。即使日方声明撤兵，并已部分撤兵，然后蒋下野，中共对这个办法也一定是反对的，内战将会重新开始，没有止境。至于国共在内战中胜败如何，这是次要问题，首要问题是在保护民生……”
汪精卫这时仍然不忘唱着高调，道：“我们宁可亡国，也不能‘亡三民主义’！”
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璧君等人，连日秘密举行了多次会议，最后决定由汪精卫“出马”，另立反蒋反共政府，与日本实现“和平”，并派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当局就“和平方案”作进一步谈判。
1938年11月2日，梅思平带着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决定的“和平方案”，离开重庆，经河内去香港，同高宗武会面。
距上海虹口公园不远的一片茂密的树丛中，有一幢孤零零西式的灰色二层楼房。房子已经陈旧，门上钉了一块牌子：东体育会路7号。几天前，这幢房子被修葺一新，添置了不少精致的家具，门外也换上了“重光堂”的牌子，周围突然增加了大量警戒的日军宪兵。高宗武、梅思平、周隆庠乘着日本的黑色小汽车，秘密开进重光堂，与今井武夫、伊藤等人会谈。
在谈判中，高、梅两人根据“和平方案”对日本政府提出了几点希望：要求日军驻兵内蒙有一定的期限，并在期满后即撤退；要求明确内蒙以外之日军在解决“和平”条件后立即开始撤退，并在规定期限内撤退完毕；要求日本同意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双方经过数天的激烈辩论，达成《日华防共协定》，而高、梅的几点“希望”仅作为暂行解决的条件记录在案。
日本政府派出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犬养健、西义显、伊藤芳男等一起到达上海，同高宗武、梅思平等在重光堂进行正式会谈。高宗武、梅思平同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以个人名义，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双方还作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草拟了近卫文麿、汪精卫声明要点，制定了汪精卫的出逃计划。
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飞回东京，向陆相板垣、参谋次长多田骏、土肥原贤二中将提交了重光堂会谈报告。随后，板垣带着影佐、今井去首相官邸，向五相会议提出报告，并商定在汪精卫承认《协定》后即离开重庆，造成既成定事实后，近衛文麿将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为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提供支持。今井武夫从日本返回上海，等候汪精卫集团的答复。 梅思平将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从香港飞往重庆，向汪精卫汇报。陈璧君知道事关重大，怕不保险，把密约放在一只小皮箱内，亲自上锁，由内侄陈春圃陪同，送往在重庆郊外南渝中学当教员的胞妹陈淑君处。但是，陈璧君仍不放心，第二天一早又取回小皮箱，将密约烧成了灰烬。
在此后的几天里，汪精卫夜不能眠，整天心思不定。他想，自己面临的是一场关系生死的重大抉择，这比当初下决心一死去实践釜薪理论、暗杀摄政王要难得多。那一次，自己是有可能名扬千古，而这一次，则是自己数十年的名誉将有可能毁于一旦，遗臭万年。这是一场政治生命的赌博，赌的是中日战争的胜负。如果日本在这场战争中赢了，那么自己就是救苦救难的英雄，反之，自己就是可敌秦桧的奸侫，自己踏上的将是一条炼狱之路！
傍晚，院里北风凛冽，吹掉了树上最后的几片树叶。陈璧君拿着大衣走到汪精卫的面前，他也浑然不觉，嘴里自言自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陈璧君为他披上大衣，问：“四哥，你在说什么？”
汪精卫握着陈璧君的手，陈璧君感到他的手很凉。汪精卫说：“璧君，我要是下地狱，你愿我和一起吗？”
陈璧君笑着说：“你要我去牺牲我都敢，还用说是开展和平运动吗？可是四哥，你可要慎重，一着不慎，你一世的英名就会付诸东流。”
汪精卫找理由说：“与日本死战下去，让数万万同胞性命不保，没有了人民，焉能存国家？”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陶希圣等人，一连开了七八次会，讨论是否接受密约的问题，向来做事瞻前顾后的汪精卫，在这件事上尤为踌躇，常常前一天晚上决定的事情，第二天又被自己推翻了。
周佛海对汪精卫十分了解，他认为汪精卫为人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十余年来屡遭失败，便采用以退为进的策略。见汪精卫十分为难的样子，周佛海提议道：“汪先生既然如此为难，我觉得应该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以结束！”
汪精卫一听，忙表现得很坚决，拿出来的也是早已经准备好的一套说辞：“今天，我是准备跳火坑了。我曾劝过蒋先生，谋国者不应从难易进止，更不应作个人毁誉打算。今天，我是要实践了。孟子尚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我说宁可亡国也不能亡‘三民主义’！没有了人民，还谈什么国家？还谈什么民权、民生？现在，国民生活于水火之中，要国家起什么作用，要我们这些所谓的领袖起什么作用，所以我决定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救民于水火……”
会议决定，梅思平带着汪精卫的计划到香港去向日本方面汇报。当晚，汪精卫在家设宴为梅思平饯行。宴后，汪精卫送梅思平至客厅门口时，陈璧君深知汪精卫经常优柔寡断，事后喜欢反悔的性格，就厉声提醒汪精卫，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
汪精卫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
■
根据计划，汪精卫将于1938年12月10日左右到达香港，高宗武向日方提出要求，为防突发情况，需要日本总领事馆保护。而现任总领事大家都不熟悉，高宗武要求与汪精卫熟识的田尻爱义接洽。日本政府急电影佐祯昭转告外务省，将外务省调查部长田尻爱义调任香港总领事。
剩下的就是选择出逃路线。汪精卫考虑到自己身份显赫，不可能无故公开去香港，因而选择了经昆明赴河内这条路线。但是要到云南，必须要龙云的帮助。
龙云于1928年任云南省主席，成为坐镇一方的地方实力派。龙云早已对蒋介石利用抗战蓄意牺牲非嫡系部队的举动不满，想利用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作为自己的政治依托，因此也十分乐意与汪精卫结交。
陈璧君先到云南探路。她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来到云南，龙云对汪副总裁夫人的亲临受宠若惊。龙云也素知汪精卫与蒋介石不睦，交谈中，一半也是出于计划，龙云便露出了对蒋介石的不满，说：“云南因不合理之负担而消耗殆尽，而武器弹药及装备分配与中央军部队相比较，则有天壤之别！”
陈璧君说：“我可以帮忙做一做工作，解决军队急需的医药和医疗器械等问题。云南锡矿丰富，如果有适当的机会，我会在南洋筹集华侨资金，帮助你开发锡矿，多少也可解决一些财政不足。”
龙云听了很感动，道：“如果其他人都像夫人您这样关心地方，地方就不会这么苦！”
陈璧君叹了一口气，说： “可惜汪先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在重庆是徒有虚名。现在，他倒很想换换环境。”
龙云听说过汪精卫“和平运动”的一些传言，也知道这位副总裁夫人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立即保证说：“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
得到了龙云的保证，陈璧君当即回重庆，与汪精卫商定出逃河内。几天后，汪精卫在重庆读书的小女儿、小儿子以重庆有敌机轰炸为由，被转送香港。汪家所有细软、文件均已悄悄打包，只等起运。
1938年12月10日，汪精卫把卫士长许少泉叫来，让他进房间里面细谈。看见汪精卫如此欲言又止又小心翼翼，许少泉感到莫名其妙：自己跟随汪精卫这么多年，从没有见他这么神秘过。进了房间，汪精卫关上了房门，说：“少泉，我对你怎么样？”
许少泉一头雾水。他首先想到，卫士们有时碰到一起，蒋介石的卫士说，蒋遇到不顺心的事时，他们没有少挨他的耳光和臭骂，但是自己的这一班弟兄，却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气，于是诚恳地回答说：“汪先生和夫人对我们都很好。”
汪精卫说：“那就好！现在，我交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只能完成，不能出问题！”
许少泉见汪精卫对他如此信任，赶紧立正回答：“请汪先生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1938年12月12日一早，许少泉带着12名身着便衣的卫士，押运八辆载着汪精卫准备出逃的行李財物的汽车，在重庆的大雾中悄然驶向昆明。龙云派人在这些汽车上贴上“云南省政府”的封条，送出了国境，直达河内。 1938年12月18日一早，陈璧君带着大女儿汪文惺、女婿何文杰及曾仲鸣等人先到珊瑚坝机场。汪精卫坐着小车先到蒋介石讲话的会场露了一下面，接着到行政院，对副院长张群说：“张院长，今天陈公博邀我到成都演讲，请你转告蒋委员长。”说完，带着卫士跨上车，一溜烟直奔机场。
飞机顺利在昆明机场降落。在汪精卫的催促下，龙云安排飞机载着汪精卫一行人飞往河内。
汪精卫平安到达河内，下了飞机，一行人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按照事先的约定，在汪精卫到达河内的第二天，近卫内阁发表了第三次声明，决定“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结合，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汪精卫收到近卫内阁全文后，即召集从四川赶来的陈公博和先期到达的周佛海等人，商議起草响应声明，以《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的形式，要求重庆政府接受近卫的建议，同时也表明自己对近卫声明的诚意。
12月27日，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带着汪精卫起草的《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从河内飞抵香港，按汪精卫的吩咐，找顾孟余研究商量后，交《华南日报》的主编林柏生在香港发出。顾孟余原是改组派的主要头目之一，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他任铁道部长，抗战初期挂名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因看不起蒋介石，长住香港不赴任。
见陈公博匆匆而来，顾孟余问：“公博兄，怎么有时间到香港来？”
陈公博说：“顾部长知道日本首相近卫最近发出的声明吗？”
顾孟余不屑地说：“一派胡言！”
陈公博一愣，还是把汪精卫起草的电稿交给他看。顾孟余看完，大吃一惊道：“汪先生的这份电稿还要在报上发？汪先生怎么这么糊涂，这是既害党国又害自己的蠢事！”
顾孟余坚决反对发电稿，认为汉奸绝不可当，此电绝不能发。陈公博回到住处，告诉周佛海。周佛海气急败坏地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顾孟余一人反对，就不按期发表，不如散伙算了。事已至此，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华南日报》的主编林柏生也说：“汪先生给我的信就等于他的命令，他命令我在29日发出，我只知遵办，要更改，除非有他的命令，我不管你们是同意不同意。”
29日的韵目代日是“艳”字，所以这一天的电文称“艳电”。顾孟余看见《华南日报》上的“艳电”，十分痛心，道：“真是一帮糊涂蛋！看样子，住在这里有危险了。”于是收拾行李，离开了香港。
“艳电”一发，全国震动，林柏生的《华南日报》也收到全国海外雪片似的读者来信，骂声一片。不久，林柏生被刺身亡。
“艳电”发表后，蒋介石派来了一批又一批的说客，如驻英大使郭泰祺、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国民党改组派元老谷正鼎、外交部长王宠惠等，纷纷劝汪精卫不要另立政府，回重庆或者到欧洲疗养。谷正鼎还亲自飞抵河内，劝说汪精卫。
汪精卫一见谷正鼎，就说：“谷先生，你还看不出蒋介石的凶残暴虐吗？”
谷正鼎打着圆场道：“老朽敢打包票，林柏生的事，不是戴笠干的。蒋委员长叫我带来50万元和3张法国护照，您要是不愿回重庆，可以到法国去，写一写文章……”
汪精卫说：“谷老先生，如今国家成了这样，我还有心思坐下来写文章吗？请你转告蒋先生，我还是那句话，谋国者不应从难易进止，更不应作个人毁誉打算。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不能亡了‘三民’主义。蒋先生说战易和难，那么请他从易，兆铭从难好了！”
蒋介石在南京，面对汪精卫发表的“艳电”，十分恼火，但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副总裁，位高影响大，所以一时也不知该做出何种姿态。这一天开中央委员会，外国记者又追来问：“蒋先生，您如何看待汪先生出走河内一事？”
蒋介石回答：“汪先生不是出走，他是向行政院请了假的。汪先生身体不好，是去河内治病的。”
另一位记者问道：“请问蒋先生，汪先生倡导和平运动，响应《近卫声明》，他会不会另立政权？”
蒋介石回答：“汪先生爱好写文章，大家是知道的，那只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国民政府……”
好不容易打发走记者，蒋介石主持召开中央委员会议，名为讨论汪的问题，实为查看左派们对汪的态度。首先，蒋介石率领中委们遥拜孙中山的陵墓，之后大家分文武站成两排，文官向左转，武官向右转，彼此一鞠躬，这是大家团拜。礼行完后，就是中央委员谈话会，讨论汪精卫问题。有的说：“要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通缉汪精卫！”
蒋介石问冯玉祥：“冯将军意见如何？”
冯玉祥回答：“当年孙凤鸣用手枪打了汪精卫三枪，今天汪精卫飞跑了，要组织汉奸政府，这样看来，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当为他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
蒋介石说：“无论汪精卫怎么不对，我们应该宽待他。”
下面出现了小声议论，有骂的，有咳嗽的。
蒋介石突然站了起来，背孙中山遗嘱，大家知道这是正式会议要开始了，于是大家都站起来。
散会后，有的中央委员说：“我们再出门，一个人要带一把扇子，见了人民的时候，我们把扇子往脸上一遮，免得人民向我们吐口水。”蒋介石听见了，却把脸往旁边转，不慌不忙地走出会场。
一到办公室，蒋介石就叫人去传戴笠。在等戴笠的时候，蒋介石抽开屉子，从里面抽出谷正鼎带回来的汪精卫写给自己的信，再次浏览：“……感谢蒋先生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来。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这一点务请你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听见外面有脚步声，蒋介石把信放回屉子。
“报告！”戴笠毕恭毕敬地走进来，“校长……”
蒋介石说：“你要采取行动了。”
戴笠说：“校长请放心，我已派天津站的站长陈恭澍率领王鲁翘、方炳西等人到达河内。”
蒋介石面露杀气，道：“不行！你要亲自去！”
“是！校长！”
戴笠从蒋介石办公室出来，用手帕使劲擤鼻子，马脸上的一双小眼显露出阴鸷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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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朗街是河内的高级住宅区，这里街道宽广，树木成阴，环境幽雅，掩映在椰子树和榕树林中的27号楼，更是高雅别致。这是一幢三层楼的小洋房，汪精卫一行人就住在这里。洋房底层为佣人住房，中层为汪精卫随从人员的卧室，汪精卫夫妇和女儿女婿住在頂层。
军统局“四大金刚”之一的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受戴笠之命，率领手下的特别行动队“十八罗汉”已赶赴越南河内，锁定了汪精卫的行踪。
1939年3月21日的晚上，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从香港赶到河内，为曾仲鸣庆祝生日，汪精卫既为方君璧接风，又同时为曾仲鸣庆贺生日，场面十分热闹，大家说说笑笑到很晚。
正当27号楼欢声笑语的时候，坐镇河内的戴笠向陈恭澍下达击毙汪精卫的命令。等到27号楼房间的灯熄灭之后，几个黑影翻墙而入。这几个人首先劈开后院院门，戴笠的随身警卫王鲁翘率先手持武器冲上楼去。一名厨师听见响动，推开门来看，突然飞来一枪打中了他的腿，厨师当即倒在地上。听到声音还没有反应过来，早有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汪精卫的卫士长许少泉和其他几个警卫人员，听见一个声音严厉喝道：“不许动！谁动打死谁！”
王鲁翘这时已经上了二楼，汪精卫的内侄陈国琦听见枪声走出门来，王鲁翘举手就是一枪，陈国琦应声而倒。王鲁翘直奔到白天侦察好的汪精卫住的大房间，门却推不开，他后退两步，猛地用力撞，同样撞不开，他从背后取下早已准备好的斧子，用力劈门，把门中间劈开了一个一尺见方的洞，门仍然没有劈开。事情紧急，怕枪声引来租界的法国巡警，王鲁翘急忙用随身带的手电筒从门洞里往里一照，见一个女的已趴在床下，一个肥胖的男人正往床下钻，王鲁翘举枪从门洞里朝里面射击，一阵枪响之后，里面传来倒地声和一阵呻吟声。王鲁翘心想大功告成，于是飞步下楼，一声呼哨，四下埋伏的特务们立即撤退，一个个飞檐走壁，出了院门。
被王鲁翘射死的，并不是汪精卫夫妇，而是曾仲鸣夫妇。原来当晚，汪精卫把自己楼顶上的大房子让给曾仲鸣夫妇住，自己则和陈璧君住到了二楼的房间里。
听见枪声，汪精卫和陈璧君急忙披衣起床，他的女婿何文杰正好推门进来。
汪精卫神色慌张，忙问：“出了什么事？”
陈璧君扶着汪精卫，一脸紧张。
何文杰强作镇静道：“没什么。”
说着，他把汪精卫推回卧室，让他坐在门内靠墙的地上，而跟进来的一个卫士则反锁房门，把床移到门旁抵紧房门，自己则头朝下，脚朝上，用身子一头抵着床板，两脚抵着门的上部，死顶着门。
听见几声枪响，又听见一阵散乱的脚步声，似乎那些人全走了。那个卫士这才坐直身子，起来打开房门。汪精卫出门赶到楼上，只见曾仲鸣倒在床前的血泊中，急忙去用手一摸，已经断了气，又见方君璧躺在床下，大腿上中了数弹，正在呻吟。他突然听见窗外的警笛声，抬头一看，大小警车闪着灯光正呼啸而至，法国巡警包围了27号楼。
汪精卫望着倒在血泊里的曾仲鸣夫妇，欲哭无泪。本想让出自己的大房间，让他们住着舒适一点儿，没想到却要他们成了自己的替死鬼，这十分让他揪心。
可更让他揪心的是，第二天传来日本近卫内阁辞职的消息。这意味着接替近卫内阁的新政府，如果不履行协议中至为关键的一项——日军从中国撤兵，那么自己所谓的“和平”运动，无疑就是一条走向地狱的不归路，自己也将背“汉奸”的千古骂名。
然而事已至此，汪精卫已经无路可走。暗杀事件之后，汪精卫决心与蒋介石公开决裂。
1939年3月27日，汪精卫发表了文章《举一个例》，公布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会议记录，声称对日谋和不是他一个人的主张，蒋介石早就有求和的企图。
汪精卫在文章中说：“当时陶德曼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蒋介石认为和谈可以进行，那么在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后的今天，为什么和谈就不可以进行？而且还要对主和的人横加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再何况，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而蒋介石居然说不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今天《近卫声明》所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却为何不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
刺杀事件发生后，虽然法属越南当局加强了警卫，但是汪精卫等人却感到阴影时刻笼罩，日本新政府继任者平沼首相见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后，西南省份的中国军政要人并没有像预计的那样通电支持汪精卫，对汪精卫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产生了怀疑。在此环境下，日本方面对汪精卫相当冷淡，对今井武夫以“天字一号”人物蒋介石诱降的“桐工作”又热情高涨起来，并派出今井武夫到香港和蒋介石的代表孔祥熙等人秘密接触。
对日本政府来讲，让汪精卫走到这一步毕竟不容易，而且虽然对汪精卫的影响力产生了怀疑，但毕竟还是一张很有力的备用王牌，如果蒋介石不就范，“桐工作”没有结果，汪精卫还是其他人替代不了的分裂中国的棋子。日本五相会议决定，派出影佐祯昭、犬养健等到河内营救汪精卫等人。4月16日，影佐一行乘坐的“北光丸”到达河内，在日本驻河内领事馆会见汪精卫。
汪精卫见到影佐祯昭和犬养健，说：“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方针一直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组织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揭露、指责重庆政府对日抗战的错误，宣传中日和平以拯救中国、拯救东亚，扩大和平运动的阵营，从而使重庆政府改弦易辙。原来设想在西南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一个和平运动基地，但自从我离开重庆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的想法也有了改变，我想索性建立一个和平政府，通过日本政府对中国和平的诚意，用事实来证明抗战已毫无意义，从而促使重庆政府转向和平路线，这样比较合适。” 汪精卫突然提出建立政府一事，让影佐祯昭等人大吃一惊。因为日本政府只是吩咐影佐帮助汪精卫建立一个“反共救国同盟会”的民间组织，并没有想帮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政府。影佐为难地说：“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受命专来帮助先生转移到安全的地点而已。关于现在您所说的话，在公务上我没有答复您的资格。”
汪精卫说：“重庆政府不信任贵国，他们认为贵国政府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心中所想的却完全相反。各地希望和平的同志如今踌躇不前，也是出自同一理由。近卫声明是否实行，这是我们和平运动的分歧点。”
犬养健问：“不知汪先生在组织新政府时，要向帝国政府提出什么要求？”
汪精卫回答说：“我希望日本政府坚持实行近卫首相的声明，如果不能践行声明，我必将遭到国人的讥笑。重庆方面也更不会相信日本政府，认为贵国口是心非，不守诺言。”
汪精卫站起来，像往日演讲一样，滔滔不绝道：“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对于中国人来说，抗日论也好，和平论也好，都是爱国心的表现，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热爱国家。从另一方面来说，抗战论总容易让一般的中国人接受。与之相比，和平论几乎就等于卖国论，很难让人接受。从现在中国国民的心情来讲，哪怕是内地的一两个省份因抗战而生存下来，人们也会相信，它将来必定成为国家振兴的根据地。这种主张最容易使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热血沸腾。但是倘若青年们没有这样旺盛的精神，中国的将来和亚洲的将来也就令人担心了。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和平运动在征途上会遭受到相当多的责难，要经常不断地被骂为卖国贼、汉奸，但我已做好挨骂的思想准备。我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照与我们约定的那样在中国广泛宣传，到那时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才会放射出异彩。我们才能与抗日的青年们见面，互相笑着说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
影佐祯昭耐着性子听了汪精卫的一席话，装作很感动的样子，把汪精卫表扬了一番，但对汪精卫提出的要日本政府履行前首相近卫的撤兵和建立新政府，却表示出十分为难，他问：“不知汪先生准备在哪里建立新政府？”
“上海！”汪精卫说，“重庆是不可能的，现在那些希望和平的人有的被监视，有的被分驻各地。上海是英、法、美等国的公共租界，既有活动的自由，也可以得到日本政府的保护。”
影佐望了望犬养健，犬养健也表示同意，说：“那么汪先生，就让我们用‘北光丸’号送您到上海吧。”
汪精卫摇摇头，道：“不可。‘北光丸’出来迎接的好意我很感激，但是会发生一些不好的影响，这会让人对和平运动产生误解。”
4月25日，汪精卫离开河内到上海时，从汪精卫住宿的27号楼到轮船码头，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站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卫。这是越南当局应日本大使馆的要求，动员了河内所有的警察为汪精卫等人警戒。汪精卫带着陈璧君驱车穿过那些荷枪实弹的警卫，来到码头，在大雾之中，登上一艘挂着法国国旗的小船。在风浪之中，摇摆不定的小船在乌黑的海浪上颠簸摇荡，离开了河内，驶向中国上海。
汪精卫到达上海后，即与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动提出的“建立政府”计划问题。经过三天的讨论，拟订出《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准备以书面形式提交日方，汪精卫亲赴日本和日方谈判。
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一行人在影佐祯昭和犬养健的陪同下登上飞机，秘密飞往东京。
但是，日本政府对汪精卫的来访并没有多大热情。汪精卫虽然被待为上宾，却不见有日方要员接见的消息。
一直到6月10日，汪精卫在古川别墅度过了难熬的十天之后，才得到通知去见首相平沼。
见了面，平沼说：“中山先生在世时，就曾谈过建设大亚洲的问题，现在，汪先生是要履行中山先生的遗志了。”
说到孙中山，汪精卫不禁热泪盈眶，他掏出手帕擦着眼睛，说：“中国今日是违背了中山先生的遗愿的，我辈难逃其责啊！”
平沼说：“至于汪先生有什么想法，请去与外相、陆相等人谈吧。”
在此后的一周多时间里，汪精卫分别与日本的外相、陆相、海相、枢密院议长等人进行了多次会谈，但是，这些谈判基本上都是失败的。日本内阁五相拟出的《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内容，主要是：一、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吴佩孚、临时政府、维新政权共同组成，吴佩孚主军，汪精卫主政；二、新建中央政府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本建立调整国交；三、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一定的号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五、至于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在不妨碍亲日、满和反共的原则下，可允许存在。
汪精卫为了表示自己是国民党的正统，要求新政府名称仍为“国民政府”，国旗仍为“青天白日旗”，但是日方只同意前面一条，对后一条则认为前方的日军正与举着“青天白日旗”的中国军队作战，后方不能出现同样的旗帜，否则会混淆视听，影响军心，决定改用武汉军政府时期的五色旗。在汪精卫的苦苦争取下，日本方面答应汪精卫的未来政府使用青天白日旗，不过要在青天白日旗的上方加一块“和平反共建国”的三角布条。
日本原本指望汪精卫在日军占领区之外建立政府，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日力量，至于在日军占领区之内建立傀儡政府，他们认为王克敏、梁鸿志这样的人更加可靠。因此，平沼内阁对汪精卫的建立政府计划并不积极，致使汪精卫这次秘密访日并没有太大的收获。
6月18日，汪精卫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日本回国。汪精卫回国后，曾拜访王克敏、梁鸿志，试图说服两人同意放弃地方政府，支持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但王、梁两人均没有表示出愿意放弃地方政府的意思。
汪精卫决定先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做“党统”的主席，再做建立政府的打算。
就在汪精卫召开“六大”不到一个月，1939年9月，日本平沼内阁倒台，原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出任首相。阿部上台后，开始积极支持汪精卫，同意取消临时、维新两个政府，由汪精卫领导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但是指示侵华的殖民機构兴亚院，提出了支持汪精卫的条件，即《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这个《纲要》，完全改变了当初近卫诱使汪精卫脱离重庆政府时所答应的条件的性质。 从11月1日至12月，以周佛海为首的汪方代表与日方代表在重光堂举行了七次秘密谈判。汪方要求谈判以近卫声明、上海重光堂协议和东京谈判的三个文件为基础，而日方则态度强硬，坚持《纲要》的方针。由于双方一度争执不下，只好中途休会。
汪精卫听完陶希圣的汇报后，大失所望，流着泪说：“日本人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们的计划上，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
事已至此，已比不得汪精卫还在国民党阵营的时候，动辄书生意气，说撂挑子就撂挑子，说走就可以走人。现在，他已经无对象可撂。
得知汪精卫准备打退堂鼓，影佐赶紧去见汪精卫，并表示自己会回日本，进行各方交涉。
影佐回到东京后，向陆军大臣等人汇报了谈判情况，希望政府从本国的长远利益出发，对汪精卫能作出适当的让步。日本政府同意了他的要求，指示继续谈判。影佐从东京返回上海，双方谈判继续进行，日方同意在协议书上附加一份《绝密谅解事项》，其中加入汪精卫坚持的一些要求。
汪精卫仍然坚持要日方撤军，日方让步后把日本在华驻军分为防共和治安两类，前者驻军的区域规定为蒙疆，以及正大铁路以北的晋、冀北部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后者的治安驻军则另行协定，其余地区的日军在和平恢复后两年内撤退完毕。日方的让步极为有限，汪精卫还在犹豫。周佛海劝他说：“弱国无外交，现在我们暂时失去了某些主权，一旦新政权建立后，经过和平建设，国势日盛，到那时我们再与日方交涉，来废除有关的条约和协定也不是不可能。”
陈璧君也在一旁说：“你现在是蒋介石通缉之人，已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资本了。”
在周佛海一帮人的劝说下，汪精卫只好收场，不得不同意了日方提的要求。
1939年12月30日，周佛海代表汪精卫在协议草案上签字。
就在签字仪式后的第三天，高宗武、陶希圣秘密离开上海，逃到香港，叛变汪伪集团。
1940年1月2日，香港《大公报》用醒目的标题刊登了高宗武、陶希圣《致大公报信》和《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及《附件》，信中揭露了日方软硬兼施，汪精卫求降的经过。
事情到了这一步，别人可以中途退场，另择光明前程，可汪精卫已经无路可走，只有一条路走到黑了。协议既已签，成立国民政府的事就顺理成章。新政府各部部长人选都已确定，只等走马上任。可就在这关键时刻，日本方面突然通知汪精卫，原定3月中旬成立汪精卫国民政府的事，要求推迟到4月15日以后。
汪精卫接到这个消息，十分惊讶，不知日本政府又在玩什么花样。问影佐，影佐显得十分为难，不好回答，只是说：“汪先生，本国政府要您推迟，总是有原因的，请耐心等待吧。”
送走了影佐，汪精卫还是不放心，周佛海说：“不如叫李士群来，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消息。”
李士群坐着车风驰电掣地出了他的新政府社会调查部特务机关76号，一进汪精卫办公室，他立即从文件夹里掏出一张照片，道：“汪先生，我也正要找您。您看这张照片！”
汪精卫接过照片，见是一张经过处理的黑白照片，不很清晰，但是可以看出他们是在开会。汪精卫不解地问：“这是什么意思？”
李士群得意洋洋地说：“这是我们从日本人手里搞到的，您看，这个人……”
汪精卫一看，顿时大怒，把照片往桌上一拍，道：“好个日本人，怎么这么不讲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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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2日，德国150万大军踏过波兰的边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日本军部确立了新的行动方案：以1940年为期限，努力解决中国事变。于是对“天字一号”人物蒋介石的诱降“桐工作”，再次提上议事日程，企图使之归顺日本从而瓦解中国的抗战。
1939年12月中旬，日本陆军派驻香港的特务头子铃木卓尔中佐，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与宋子良取得联系。宋子良是前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弟弟，曾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时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住在香港。宋子良迅速上报国民党中央，蒋介石指示可以接触，待摸清日本人的底细再作打算，于是批准了戴笠制定的由军统特务曾广冒充宋子良，与铃木进行具体接洽的应对计划。
于是，一个年龄在40岁上下、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风流潇洒又谦逊文雅的“宋子良”，出现在香港，与铃木连续举行了三次秘密会谈。
但是日本还是从多种渠道得到情报，对“宋子良”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为了弄清这个来谈判的“宋子良”的真实身份，日本人精心策划，利用会谈之机，暗中从门锁锁孔拍摄了他的照片，让人确认。李士群也积极活动，得到了这张从锁孔中拍到的照片。
周佛海听了李士群的报告，也紧张地俯下身去看照片。末了，他抬头轻松一笑，说：“假的！这宋子良是假的。我与小宋一起上过舞厅，同桌吃过饭。虽然长得像，但这不是他！”
李士群也说：“这人我们也调查过，不是宋子良。”
周佛海饶有兴致地问：“这个长得像宋子良的人是谁？”
李士群正要回答，汪精卫突然大声说：“欺人太甚！我要找影佐问个明白！”
周佛海忙拉住他，说：“汪先生，您见了影佐怎么说？又跟以前一样，您要一走了之？”
周佛海的一句话点中了汪精卫的穴。他站住了，面色难堪。他面对的不再是自己的同志，不再是蒋介石或者那些共同为“三民主义”、为国家民族奋斗的伙伴，他现在面对的是另一个国家，甚至可以说是自己的对手。自己津津乐道的这种古君子之风，是要做给谁看？汪精卫心里一时五味杂陈。他无力地坐了下来，喃喃地说：“那我们的国民政府怎么办？”
周佛海胸有成竹道：“请汪先生放心，‘桐工作’注定要失败，到时候还是要来请汪先生的！”
果然不出周佛海所料，虽然蒋介石派出了以“宋子良”、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和国防最高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等人为正式代表的庞大谈判代表團，与日方进行了谈判，但蒋介石的目的是阻止日本支持汪精卫另立政府。因此，一旦涉及“承认满洲国”等敏感问题时，蒋介石即找借口中止谈判。 影佐得到情报，急电日本政府要求尽快让汪精卫成立国民政府：“如果再拖延时间，可能引起参加政府的人的动摇甚至解散的危险。”
在影佐的催促下，日本政府同意汪精卫于3月30日“还都”南京。
“还都”仪式在鸡鸣寺风景区，原国民政府考试院举行。在早春寒冷的阳光下，一辆辆崭新的汽车，驶向鸡鸣寺，武官是軍服，文官是蓝袍黑马褂，唯有汪精卫一身晨礼服，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也苍老了许多。汪精卫缓步走上主席台，望了大家一眼，轻轻地发出一声叹息，用毫无激情的声音宣读《还都宣言》。
台下的人吃惊地望着他，他过于低沉的声音有如在念悼词。正念着，突然听见“叭叭”一阵枪响，大家赶忙趴到地上，有的即刻逃出会场。卫兵们即刻冲上主席台去为汪精卫护驾。
后来证实是虚惊一场，是一群刚从前线回来的日本士兵，见了主席台上的青天白日旗，以为是国民党部队，对着张挂在台上的旗帜举枪就打。经过这一场动乱，汪精卫身后主席台上的一面青天白日旗被打了几个洞，台下面的人乱作一团，汪精卫怔怔地站在台上，手里还拿着念了一半的《宣言》，望着远方的天边从清寒中渐渐升起的苍白的朝阳，一脸茫然。
此时的汪精卫政权已没有任何主权，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借他的手签了出去。
1940年11月30日，南京举行《华日基本条约》签字仪式，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出席签字。汪精卫身穿礼服站在礼堂的石阶前，在等待日方特使阿部信行一行人到来时，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汪精卫身旁的翻译周隆庠望着汪精卫难过的样子，不禁也红了眼睛，他悄声提醒汪精卫，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
汪精卫似从梦中醒来一般，望着周隆庠。周隆庠扭过脸去强忍泪水，然后掏出手帕去替汪精卫拭泪，再用梳子梳理汪精卫的头发。阿部信行已经走来了，汪精卫的脸上机械地浮出一丝微笑，做出领袖的姿态，走下台阶去迎接。
1942年5月，汪精卫的60大寿快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祝寿大典筹备会”，陈璧君也从广州赶回南京为汪精卫祝寿，汪精卫也结束了对“满洲国”的访问，回到南京，接受亲朋故旧和下属们的拜贺。
5月4日一大早，汪精卫就带着子女，在陈璧君的陪同下，来到中山陵。60岁的汪精卫已经失去了民国初年位居梅兰芳、顾维钧之前的“三大美男子”榜首的风采。他穿着藏蓝色中山服，身体有些佝偻，头也低垂着，两鬓染霜，神情抑郁。他来到孙中山的汉白玉像前，不由悲从中来，望着孙中山那傲视天穹、凤仪齐天的伟人石像，羞惭和悲苦一同涌来，对着孙中山的雕像弯下腰去，深深地鞠着躬，说：“先生……”
泪水顺着汪精卫的面颊落到地。一旁的陈璧君知道汪精卫心中的苦楚，不禁也悲从中来，落下泪来。见子女们都望着，陈璧君自己先擦了一把泪水，然后拉了一下汪精卫的衣袖，轻轻地说：“四哥，回去吧，陈公博他们都还等着呢。”
途中，汪精卫和陈璧君同坐在一辆车的后座上。汪精卫望着陈璧君，几次欲言又止。陈璧君说：“四哥，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汪精卫想了想，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递给陈璧君，说：“璧君，这张报纸，你看过吗？”
陈璧君接过报纸，见上面有一条大幅标题的报道：“汪逆夫妇跪像志碑在海门落成”，还配有一幅大照片，是他们夫妇两人的跪像，都是上身裸露，一个背刻“汪逆精卫”，另一个背刻“陈逆璧君”， 还写着碑文“相彼夫妇，汉奸之尤，民众公敌，举国同仇。男名精卫，汪家败类，妇曰璧君，陈门妖魅。认贼作夫，卖身倭奴。斫石肖像，跪诸道途，人人唾骂，万类见羞，臭闻当世，污流千秋。”
汪精卫说：“璧君，是我害了你！”说完，难过地把脸扭向窗外。
陈璧君早已看到类似的报道了，见了这张汪精卫递给她的报纸，既不感到意外，也没有生气。她平静地把报纸折叠起来，然后拉住汪精卫的手，转过脸来对汪精卫说：“四哥，我是一辈子跟定你了，从没后悔过。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相信你。你要上刀山，下火海，我还是跟当年一样，随时陪着你！”
汪精卫握紧了陈璧君的手，盯着跟随了自己一生的两鬓白发的女人，汪精卫的眼圈又红了。陈璧君抹去了汪精卫眼角的泪水，似要顶住将倾的大厦，又像要验证永不分离的誓言，这个对汪精卫不离不弃的女人，默默地靠在了汪精卫的肩头。
汪精卫坐车来到宁远楼时，陈公博等人已经将这个宴请宾客的地方布置得富丽堂皇，充满了喜庆。汪精卫见大厅内彩灯辉映，一幅两米多高的“寿”字悬挂在大厅的正中央，自己手书的一首《六十自述》的七绝挂在大厅的墙上：
六十年来无一成，不须悲慨不须惊。
尚存一息在人间，种种还如今日生。
等候的宾客们正仰望着这首诗，七嘴八舌地评论，汪精卫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祝寿大厅。于是，大小官员和外国使节肃立恭候，鼓掌致敬。
坐席排定后，总司仪陈春圃宣布祝寿典礼开始，首先由陈公博代表全体官员致祝寿词，接着由汪精卫致答谢词，照例是一方恭维一方谦虚的客套话。然后全体人员站起来向汪精卫敬酒，一片“健康长寿”、“万事顺心”的庆祝声。
宴会后，汪精卫和众人步入礼品展览厅，参观各地各界送来的贺礼。只见大厅四壁挂满了寿幛寿联，“寿比南山”、“功在党国、日月同辉”的歌功颂德之词充斥其间，大厅正中有广东省省长、陈璧君的弟弟陈耀祖特意用飞机从广州送来的特大花篮，有时任江苏省省长李士群送来的郑板桥的墨竹真迹，有安徽送来的特大歙砚、徽墨，有日本裕仁天皇请名画家给他画的一幅神采奕奕的画像，更有社会各界送来的古玩珍宝，琳琅满目。在这些礼品中，汪精卫最喜爱的却是内政部长陈群送来的新刻《双照楼诗词稿》，这是汪精卫数十年来的诗词集，汪精卫亲自写了《小休集序》、《小叶集序》，这次陈群的重印本，不仅印刷精美，而且装帧漂亮。汪精卫走到诗集前，就不再往前走了，站在那里一页一页地翻，每一首诗都让他想起一段过往。当他看到刺杀摄政王所作的“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的诗时，更是思绪翻滚，感慨万千。这时，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在喊：“汪主席，汪主席，有人给您送石膏像来了！” 汪精卫出厅来，只见南京市警察署长苏成德亲自捧着一尊特制的石膏像向他走来，大家的目光都望着苏成德，暗想这个小子真会讨好卖乖。苏成德显然是多喝了两杯，脸上泛着红光，一面为自己的别出心裁洋洋得意，一面向汪精卫走过来。不料，苏成德因喝得过多，过门时脚下一软，石膏像“哗啦”一声摔成了碎片。众人大惊失色，苏成德更是吓得魂不附体，“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汪精卫的心头罩上一层阴影，痛苦地自言自语：“天意，这是天意啊！”
汪精卫对跪在地上的苏成德说：“你起来吧。”说完径自走了出去。留在身后的，是一大群呆若木鸡的祝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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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开始出现转机。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法西斯轴心国开始瓦解，中国必败日本必胜的言论开始崩溃。当汪精卫看到英、美、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的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国家的宣言，浑身绵软，颤抖着说：“完了……”
日本一败，和平运动即为投降运动，汪精卫就是铁定的汉奸了。原来号称的和平救民之路，如今成了一条卖国求荣、万劫不复的通往地狱之途。汪精卫心力交瘁，坐卧不宁。
就在这年的秋季，侵华日军限令南京国民政府调集大米100万担、壮丁20万名，用以支持东南亚战争。期间，敌占区内反汪呼声此起彼伏，大部分地区离城十里就是游击队或地方武装的势力范围，汪精卫政府的命令根本没人听。面对征调大米、壮丁的任务，汪精卫左右为难，一筹莫展。
1943年11月底的一天，汪精卫正靠在沙发上，紧锁眉头，和陈璧君在楼上商量这件事情，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来催粮催丁。汪精卫急忙下楼来迎接。由于心中烦恼，脚步也就慌乱，他一脚踏空，竟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八年前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当时就昏了过去。
之后，汪精卫旧创复发，不得不住进南京日本陆军医院。外科军医后藤为其做手术，取出了1935年被孙凤鸣刺杀时留在背部的子弹。但是子弹虽取出了，汪精卫的病情却继续恶化，他体温上升，四肢麻木，大小便失禁。经日本内科专家黑川利雄诊断，判定为骨肿病，建议其到日本去治疗。
1944年3月1日，名古屋帝国大学的日本神经外科医学权威斋藤真教授，奉首相东条英机之命，到南京为汪精卫会诊。斋藤会诊后同意黑川的诊断，认为汪精卫需要到日本进行治疗，且宜早不宜迟。
1944年3月3日，汪精卫在陈璧君及子女的陪同下，乘专机飞抵日本，住进了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的特别病房。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组织黑川利雄、斋藤真等八名教授对汪精卫进行会诊，再一次确诊为因子弹頭在体内过久，诱发多发性骨髓肿，第四至第七胸椎骨的肿胀已由背部向前胸扩散，严重压迫脊髓神经。会诊的结果，形成两种方案，一种认为手术后任其“自然愈合”，一种认为“植骨愈合”，但是最后的讨论认为，“自然愈合”只是一种实验，没有先例，而且不适宜年纪较大的人。于是，大家决定采用后一种办法——“植骨愈合”。可是在手术前半小时，医疗小组突然接到军方的通知，要求采用“自然愈合”方案。原来，陆军117部的渡边大佐要做“自然愈合”疗法，限医院一两天内做一病理实验，于是，汪精卫成了试验品。
斋藤亲自主刀对汪精卫施行“椎弓切除”手术。手术后，汪精卫一度感觉良好，失去知觉已有两个月的双腿也逐渐恢复知觉。
但好景不长，到1944年9月，汪精卫的病情又开始恶化。汪精卫问主治医生黑川教授：“请坦诚地告诉我，我的病能治好吗？如果治不好的话，我想回中国。”
黑川安慰他说：“请放心，我保证一定能治好。”
1944年10月，汪精卫的病势转危。日方得知汪精卫病危后，不少高官前来探望，病房中摆满了水果点心之类的慰问品。
11月，美军对名古屋进行大规模空袭，医院将汪精卫转入地下室。因地下室没有暖气设备，非常寒冷，汪精卫因此得了肺炎，体温高达40摄氏度，呼吸十分困难。11月10日午后，病房中突然传来陈璧君的大声呼叫。黑川赶入病房，见汪精卫浑身颤抖，痛苦不已。黑川握住汪精卫的手查看脉搏，然后摇了摇头，出去了。
汪精卫还在吃力地说着什么，陈璧君俯下头去，头贴着汪精卫的胸部，听清他说的是：“我要回……中国……”
陈璧君泪下如雨，紧攥着汪精卫的手说：“四哥，你放心，我一定把你送回国去！”
汪精卫用悔恨和期盼的目光望着陈璧君，起伏的胸口渐渐不再跳动。
“四哥……”寒冷幽暗的地下室长廊里，是陈璧君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汪精卫离世后的第二天，日本首相小矶、前首相东条英机和前首相近卫等人，赶到名古屋大学附属医院为汪精卫临时设的灵堂，向汪精卫的遗体告别。其他的人员都走了，前首相近卫还在汪精卫的遗体面前，默默站立着。
一直站守在汪精卫灵前的，还有孤独衰老的陈璧君，在为逝去的丈夫守灵。悲痛像北海道的冰一样，凝固在她那苍老的脸上。面对这个欺骗诱导汪精卫走上不归路的日本前首相，她的心中也像厚厚的冰层一样，只有寒冷和无边的孤寂，没有了怨恨和愤怒的力量。
“夫人……”劝她节哀的近卫走上前来，陈璧君缓缓抬起头来，目光越过尴尬难堪又不安的日本的这个前首相，透过窗户，望着医院大院里的一个苗圃，苗圃中的梅花正在灼热开放。汪精卫生前酷爱梅花，曾把南京的市花定为梅花，他来养病时，向名古屋大学附属医院赠送了数株红梅树。现在，这丛红梅在寒风冷雪中，正艳丽地绽放着，而他的生命却已凋零。
汪精卫的遗体于11月12日由专机运回中国，小矶首相、近卫等人前往机场为汪精卫的遗体送行。
按照汪精卫的遗愿，南京政府把他的陵墓建在国父孙中山陵墓左侧的梅花山上，表示他生前是孙中山的助手，死后也要追随其左右。
出殡这天，南京政府官员全体出动，早晨六点半，由代主席陈公博主祭，宣读祭文。在轻骑兵、军乐队、花圈队的引导下，灵车缓缓前进，陈璧君及其子女身着丧服跟随灵车左右，陈公博等政府要员步行在灵车之后，紧接着是军校学生、卫士大队，送行队伍如一条长蛇。当棺木用64抬京扛抬到墓穴之后，安葬仪式开始，陈公博歌功颂德地追述了汪精卫的一生。一抔黄土，掩盖了汪精卫风风雨雨的一生。 南京政府的财力有限，所以汪精卫陵墓的规模也不大。不过，南京政府为汪精卫在棺木外，还用五吨碎钢材掺进混凝土，浇灌了厚厚的一层墓壳，以期长存不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7日，陈公博广播发表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国民党伪南京政权宣告结束。
陈公博解散南京政府后，向日本方面提出到日本避难的请求。此时的日本已经投降，但还是安排陈公博、林柏生、周隆庠等人于8月25日秘密飞往日本。不久，陈公博一行人潜居日本的消息泄露，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将陈公博等人引渡回国的要求，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于1945年10月3日，将陈公博一行7人引渡回中国受审。
1945年11月前后，重庆的蒋介石政府颁布《处理汉奸条例》、《惩治汉奸条例》，开始了对汉奸的审判。
1946年11月15日夜，何应钦在陆军总部会议厅，召集陆军参谋长萧毅肃、南京市市长马超俊等人，密议把汪精卫的坟墓从中山陵迁出，他说：“校长说，目前重庆的国民政府要正式还都南京。还都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到中山陵去拜祭中山先生，汉奸汪精卫的坟怎么可以和中山先生的坟摆放在一起？”
此后，中山陵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军事演习。工兵们在汪精卫的坟前摆下炸药，随着一声震天的轰鸣，汪精卫的坟被炸开，尸体被连夜拖去火化。梅花山汪精卫的墓穴也被连夜填平，并建起了一座小亭。
蒋介石的面前摆放着一个装有白开水的玻璃杯，这是他号召“新生活运动”以后坚持下来的习惯。此时，他正专心地听着何应钦处置汪精卫坟茔的汇报。
“里面有什么东西吗？”蒋介石问。
“没有。”何应钦回答，“打开棺材，只见汪精卫身穿藏青色缎长袍黑马褂，头戴礼帽，尸体上盖着一面青天白日的党旗，旁边有一幅‘魂兮归来’的字条，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蒋介石听完何应钦的报告，伸手去端桌上的玻璃杯。突然，他大发雷霆道：“今天這个水，怎么这么烫？”说着，蒋介石把玻璃杯向地上一掷，“啪”的一声，杯子被摔得粉碎，水洒了一地。
何应钦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不知蒋委员长何故发这么大的脾气。他想，外界都传说汪精卫收了多少多少的财宝和名人字画，现在打开了棺木却什么也没有，委员长是不是在为这个生气？
经过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的审判，陈公博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被判处死刑，其他汪精卫政府的人员则相继被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陈璧君也被判处无期徒刑。
1949年，全国解放，蒋介石并没有把陈璧君移往台湾。作为汉奸的陈璧君又被人民政府关进监狱。
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一天，管教干部打开了陈璧君的监狱门，对她说：“陈璧君，你的信！”
说着，管教干部递给陈璧君一封信。好久不闻外界音讯，是何人来信？陈璧君一脸疑惑，她拿着信封，见上面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她撕开信封，只见上面写着：
陈璧君先生大鉴：
我们曾经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在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介石领导的政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就可马上恢复你的自由……
写信人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何香凝。
宋庆龄与何香凝早年曾和陈璧君同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从事革命，既有同志情谊，又有私人友情。当得悉陈璧君被人民政府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宋庆龄与何香凝一起去找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陈璧君的问题与汪精卫不同，她只是叛国投敌的主持者、参与者，而非决策者，建议在适当时候视其态度给予特赦。毛、周了解陈璧君从革命者沦为汉奸的经历，表示尊重宋庆龄和何香凝的意见，当即作了如下表态：只要陈璧君发个简短的认罪声明，中央人民政府就可以下令释放她。于是宋庆龄和何香凝联名写了封信给陈璧君。
陈璧君看完了信，脸上的表情由疑惑、惊讶转为冷笑，接着是一脸的愤懑和决绝。她把手中的信放到了狱房中那个简易的桌子上。她对等她回信的管教干部说：“请你转告：感谢两位的好意。我固守受审时公开宣布的立场，汪兆铭无罪！对日本的和与战都为救国，属殊途同归，无罪可言，无罪可悔，但愿在牢房中送走最后的岁月。”
“哐啷”一声，冰冷而沉重的铁牢门重新关上，声音久久回响在监狱的长廊。牢房里的陈璧君合上眼睛，坐在简陋的床铺上，继续度过漫长的监狱岁月。
1959年6月17日，陈璧君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卒年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