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成说话声音太小，我不得不把录音笔一再朝着她的方向拱进。之前她冲进宝珀文学奖决选的小说集《小行星掉在下午》读完令人惊喜，16个荒诞不经的幻想故事，在变形抽象之后，依然可以辨认出对现实世界的反思和洞察。我忍不住向上海的朋友推荐她，问他们认不认得此人，上海朋友挠头道：沈大成？那不是糕团店吗？
　　在网络上搜索沈大成，老字号糕团店占据了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显示结果，作家沈大成，像一个隐身人，躲在糕团背后。后来她告诉我，有一段时间，常吃沈大成糕团店的一种黑米糕，于是随手拿来当笔名。之前她在广告公司工作，每个职员都得起一个英文名，她的名字叫海伦。虽然她跟那个倾国倾城引发一场大战的海伦之间也没有多少可供联想的相似之处——上海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午餐时间在小面馆里匆匆吃着草头圈子盖浇面的姑娘里就有许多海伦、许多斯嘉丽、许多伊丽莎白。相比之下，也许还是沈大成这个名字更适合她，浑成笼统，不辨雌雄。
　　在当当网上，她的作品加着前缀——“‘小职员’作家沈大成”，在那些扯着嗓子费力吆喝的书籍中间，这个谦卑的招牌实在不够显眼，但在文学的序列里，“小职员作家”却是极高的褒奖，似乎在跟卡夫卡分享着同一头衔。她的小说《花园单位》刚刚获得第十二届《上海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奖，新书《迷路员》也即将由理想国出版。
　　“沈大成的写作有一种训练有素的戏剧感、角色感、舞台感，小说中编织的所有冲突、文学矛盾都仿佛舞台矛盾、戏剧矛盾。有些看起来是荒诞的叙述，在现实当中却非常对称，”苏童这样评价沈大成的作品，“她的风格在同代作家中非常鲜明，独树一帜，对现实和超越现实故事的处理时常让人惊讶。想象力放松、开阔，摸不到边。”

理工科的女版卡夫卡

　　在超大型地铁站藏身的墨鱼人，一开口说话就会喷出墨汁。单身汉们成为了社会中的“次级人”，只能通过申请、面试，进入一个真正的家庭沉浸式旁观体验“正常”的婚姻和育兒生活。大公司里的实习生们发现，每天都做着可有可无、也看不出任何意义的工作，最后他们意识到，他们被卷入了一个残酷的测试，所有被判为“没用”的人，都会被无情地除掉。一位出挑的电影明星，发现演技的最高境界，是在普通的真实生活中扮演一个普通的人。一位男人出现了奇怪的变异，他像软体动物一样，必须依赖拥抱和拉手，软绵绵地跟他人黏在一起……这一个个扭曲怪诞的故事让人不断联想到卡夫卡，并非因为它们都写到了“变形”，而是精神相通：它们都呈现了某种对现代文明的反思，是生之境况的当代寓言。
　　早在2018年，她就在小说《盒人小姐》里写到过一座疫情肆虐的城市，每个人走在马路上都会被自动感应喷淋系统进行喷雾消毒，无处不在的针头会扎入皮肤抽血化验。一旦有人被检验出感染了病毒，就会立刻被带走。极少数人有财力购买一种四四方方的盒子用于防护，他们把自己终生植入盒子里，成为“盒人”。2020年疫情之后，很多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了幻想小说触目惊心的预言和谶语属性。
　　这种反思和批判，在她新书《迷路员》里的《沉默之石》中体现得尤其淋漓，历史如何一次又一次经过徒劳渺小的人类？人类社会又为何永远在乱与治之间、战争与和平之间来回拉锯？沈大成像一个编谜语的人，她永远不直接说出喻体。
　　沈大成在写作上的异质感，很大程度上来自她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她是一个理工科女生，学的是管理工程系，如无意外，她或许大学毕业就会进入工厂，成为流水线上的管理者。但工作并不那么好找，“我们是一个很大的系，感觉什么都学了一点，可是具体要做什么却不知道。”
　　那是大家找工作还要在报纸上寻找招聘启事的年代，她看到一家广告公司要招文案，而且并不要求有相关的工作经验，投完简历，糊里糊涂去面试，对方让她当场写一个复印机广告出来，她写了，然后被录用，成为广告人，一做就做了十年。在这个过程中，她开始“写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
　　2000年出头，《上海壹周》刚刚创办，主要在上海和周边城市发行，要寻找新的撰稿人，当时在网络论坛里写迷你小说的沈大成，因为朋友介绍，成为他们最早的专栏作者之一。编辑看了沈大成交的两篇短文章之后，让她尝试写点类似“都市聊斋”的奇谭怪事，算是给她指明了专栏方向。
　　“在适当的时候，有人给你规定个方向挺好的，一个人的专业需要统一性的，不然你也就像个烟花一样四面绽开，我没有什么野心，我自从写了这个方向，也没有尝试过别的方向，就这么一路写下去。”
　　《上海壹周》的版面并不大，一个整版，一剖为四，每块也就是十几厘米见方，自留地似的，像沈大成这样的专栏作家们，就按一个月两次的频度，在上面轮值耕作。用800到1000字不等，构建一个微型的虚幻世界。她的第一篇微小说叫作《时间的灰》，写了一条小巷里开着一家极小的店，里面卖不同年份的灰烬，就像年份红酒、限量香水一样，人们买了就可以嗅到那个时代的独特味道。

我的好奇心，不过是偷看和偷听

　　广告人是衔接需求夹缝的人，沈大成前后换过三家广告公司，工作无一例外都很辛苦，广告之外的小说写作因此成为一种平衡机制。“我没有很想当一个作家，写作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你除了作为‘海伦’这个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同事不知道的笔名，这个笔名是去写其他非广告文案的。因为写文案永远要被别人改来改去，你的总监、你的客户、你的金主爸爸，都要来改你写的东西。当你被挑剔的时候，你就会暗想：其实有人喜欢我的文章，只是你不懂罢了，而我也没有想要告诉你。”跟文案写作比起来，小说写作简直任性，“写专栏不会有人叫你改，基本上交上去什么样，刊登出来就什么样，它是以作者的意志为主要呈现的，这让我获得了一种信心。” 　　广告公司做到第十年，她意识到周遭的变化，同事们变得越来越低龄化，行业也越来越重视觉、重活动而轻文案，正好她开设专栏的《上海壹周》需要一个编辑，她便进入报社，成为娱乐版的编辑，有时也去采访明星，发现明星长得那么美也还是要劳动，那种劳动跟她的劳动本质上也没有分别。有一次采访王晶，她上去就问：人家都说你是一个烂片导演，你怎么看？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管理型的编辑，我就是看版型、删字型、校对型的编辑。领导为了让我知道记者是怎么工作的，安排我去做了一段时间的采访，我采访不太行。我后来觉得，我会选择写那么虚构的故事，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对现实生活没那么感兴趣，还是一些In House的工作比较适合我，我去采访别人，让我提问，我能列到20个问题就已经是极限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没有好奇心，相反，她是那种街上有人吵架也会站在边上看热闹的人。“不太想跟别人交流，我只想偷看偷听。”这种默默旁观常有意外的收获，比如工人们扛着梯子要来修天线，她就会站在路边看看他怎么修。有时候，工人带来的梯子不够长，就靠两个人把梯子举起来，然后第三个人爬上去劳作，如同杂技。梯子的下方是悬空的，像长出了两只人肉的脚。
　　她的许多故事，就是在这种无声的观察里搜集来的。一次在出入境管理中心，她看见一个母亲带着双胞胎在拍护照照片，大家都排着队，不耐烦等待的人建议，两个孩子拍一张照片就行，反正长得一样。母亲却不同意：他们是两个人。
　　这让沈大成陷入想象，对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孩子来说，肉身相似，意识迥异，是什么决定了“我之为我”？他们的独立自我身份如何确立？《男孩托托》的故事因此出炉，她让一个双胞胎在成人之后遭遇车祸，面容撞得粉碎，同时牵扯出童年时的一桩悬案。

在碎片时代里，人物成为乐高插件

　　她一边工作，一边在《萌芽》杂志开设专栏“奇怪的人”，把这些幻想中的故事，一点一点地写了出来。一开始800字的微型小说，慢慢地，长到2000字，然后2400字，然后4000字……又用了几年功夫，写到7000字左右。这是专栏给予她的限制，也是专栏赋予她的简洁和节奏感。“我一直写不长，也写不快，因为我起点就很短。”她后来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屡次想起的人》、《小行星掉在下午》以及最新的《迷路员》，收纳的大多是她在专栏里的作品。
　　直到现在，她还是只写短篇，最多也就万把字打住，从未起念要写长篇。这似乎是更适合现代人生活节奏的阅读体量。

　　“我是沈大成的讀者。”台湾作家唐诺说，“读沈大成，我总忍不住想——有点像那种大惊小怪的初级读者——她究竟怎么生活？在‘回到’我们这唯一的真实世界时，她会有某种时差吗？她如何平衡自己？她是狡猾的还是笨拙的？她会失望吗？”
　　沈大成并不想接受这种打量，有人关注她会令她尴尬，她更愿意躲起来。每次出书，她都害怕那种绞尽脑汁的宣传，也极少露面做活动，最好书可以自动地卖出去。她似乎始终保持着一种被动的状态，企图心不强，欲望也很低。《上海壹周》停刊以后，她接受报业集团内部的工作安置，去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成为《小说界》的文学编辑。之前她没想过自己可以靠写文章过活，学生时代的作文不好不坏——没有好到可以拿出来被老师朗读表扬，也不至于坏到要拖整张语文考卷的后腿。学工科也是被动的，只是觉得自己的高考考分不大有把握，工科似乎比理科更容易读，“程度不深，你只要抓住一些皮毛，也可以领略到一些美。”比如一门叫作工程力学的课程，老师会让他们计算在一个杠杆上不同的点所承受的力，很具体，又浅尝辄止，好像只是进入某个学科旅游了一番。她喜欢这种把力算得清清楚楚的过程，就像她喜欢把钱算得清清楚楚，写作也是一样，“如果编辑让你写800个字，你写了900个字，那你就是给编辑添麻烦了。”
　　她甚至会制作一个EXCEL表格来检视自己过往的作品，这样结集出书的时候，就可以凭借关键词，筛选和剔除掉那些在人物关系和叙事上略有相似的故事。她用工业管理的思维来管理自己简单质朴的生活：冬天是三件卫衣，其中两件同款而不同色，依次轮换，到了夏天，这个轮换系统就改成T恤和连衣裙。物质的享受固然令人愉悦，但是她马上想到，拥有的物质都需要管理，物质越多，管理便越复杂，人为物役，那还是不要为好。
　　她愿意接受一成不变的生活，这意味着某种秩序，令人放心。
　　这种减法，削掉了生活里一切颇费管理的外挂。婚姻、孩子、男朋友、可有可无的社交……似乎都在可被削减之列。疫情之后，连旅行都被削减了，好在她不是一个热衷旅行的人，每年出游都是被朋友拉着去的。终于有一次，她决定尝试着自己单独旅行一次，“果然那次旅游就特别乏味。”
　　她连小说里人物的名字都削掉了，他们被赋予更加含糊的指代：男人、女人、漫步者、次级人、徒劳者、青年、女诗人……男孩托托和养老院里的安太太是罕见的拥有特定姓名的人，除此之外的绝大多数人都被抹去了名字，丧失了个体独特性，反倒收获了某种共性，成为一群人、甚至一代人的缩影，仿佛叠加了无数人的面貌，合成出一个个通约之人。
　　“沈大成的想象世界和我们真实世界有纤巧但坚实可靠的联系——不是特定的哪一个人，而是‘类化’的一种人、一组人，有着某种共有的特殊状态、某种处境乃至于困境。沈大成的想象总是由此开始，一次‘带走’一组人，试探，而不是飞走，让他们不被遮挡不被阻拦地显露出来。这样一组人一组人不断加起来，便遥遥指向众生。”唐诺说。
　　沈大成很害怕创作谈，尤其不相信那种频繁引用名人名言的创作谈，她更相信生活里朴素的经验。“我以前有一个女同事，她每天很晚来上班，接近中午的时候才到，一来就说她昨天做到的梦。当时我有个感觉，就是人在说一些奇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一个梦的时候，梦里的人叫什么名字是不重要的，就像梦里的人也常常看不清脸。我就想，长篇也许不行，但我在短篇里也可以这样处理，短篇人物不多，叙述的时候只要能处理好人物关系，没有名字也不会混淆。一旦有了名字，一个人就生根了，就被界定出一个样貌，而没有名字的话，你把它移到任何地方，它都可以成立的，会有一种普遍性。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觉得我们要写世界性的小说，我希望它是可移动的，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成立，放在任何一个语言文化环境里面，也都能成立。”她的声音越来越小，近乎喃喃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