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感谢雕塑界这么多的前辈、专家、学者对中国雕塑院成立的关注，我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把中国的雕塑事业进一步发展起来，正像吴为山院长所说的使中国的雕塑更能够体现中国的精神、中国的气派。谢谢大家。
艺术界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你们好：
我是一个完全的外行，既然请我讲几句话，我就从命。我对雕塑是有特别的偏爱，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成长在清华园，一个同班的同学叫熊秉明，他是熊庆来先生的二公子，后来走入雕塑这个领域。
首先我以无比感恩的心态感谢大家于百忙之中莅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雕塑院成立典礼!
各位艺术家，今天我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雕塑院的成立典礼。各位光临，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蓬荜生辉。中国雕塑院的成立标志着我们中国传统主体艺术之一——雕塑，在当代有了一个专门的创作研究的平台。这个平台是建立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深厚的文化艺术背景之下，
靖江宝卷是一份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被列入江苏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然是实至名归。我注意到靖江市对靖江宝卷的抢救保护力度也是很大的：制定了抢救保护计划,成立了“靖江讲经研究会”,组织一批民间文学爱好者,搜集整理了200余万字流散于民间的宝卷文本以及口传宝卷的讲经宝卷资料。市文化局、市文联组织拍摄了靖江宝卷讲经资料专题片。为拓宽传承渠道,电视台还开辟了民间文艺专栏节目《靖江宝卷讲唱》,录制了近200小时的节目,并制成VCD光盘。这些工作对于保护靖江宝卷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意义非常重要。
晚明时期,“求变”思想成为当时普遍接受的一种信念。但是如何通过变革获求新风,在理论和实践上却无法形成统一、有效的策略。针对这一现象,董其昌从风格学及绘画理论上作了可贵的探索：他一方面通过直觉认识、结合基本技法的更新来取得一切古代典范之“集大成”,以便重返古人认识之真理;另一方面又将南派禅宗的顿悟说引入绘画,提出了著名的“南北宗”学说。董其昌认为,为了避免去模仿再现自然,画家必须用书法的方法作画。在他眼中,“模仿自然”与“模仿经典”并非某种辩证对立关系,而是实现所有个人之“变”互生共存的两种原动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近几年在我国取得很大进展。为进一步推进这项方兴未艾的工作在理论认识和实际操作层面更加深入系统，2007年6月2日至4日，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台湾东吴大学联合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和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具体承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田野考察工作方法研讨会。
合作化既没有充分尊重农户拥有和交易手工技术的权利，也没有完全尊重手工艺与生俱来的特性，但合作化的方式与资本主义的技术垄断方式相比，更具有技术民主性质。手工技术的权利由个体手中转移到集体所有，既能保护了手工艺人，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从而有条件展开协作研究，抢救和挖掘许多濒临失传的技艺，又能在新的生产合作关系中使传统技术得到传承和再生。手工技术权利被集中以后，通过国家资本和行政的干预，顺利地使传统手工艺与新技术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