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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威海午报》是威海第一份有影响的中文报纸，创办初期曾引起各界极大关注，曾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维持经营三年之久。报纸开设的栏目多种多样，涉及面广，其中尤以评论见长。评论是一份报纸的灵魂，是报纸传达声音的渠道，同时也是报馆参与话题讨论和议题设置的重要手段。本文在对《威海午报》的评论文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力图归纳其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威海午报》；评论；现代社会；启示
中图分类号：G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1-0067-02
《威海午报》创刊于1927年12月，由孙汉川等人发起，庄士敦为该报写发刊词。由于接受了西方关于报纸言论公正的基本观点，孙汉川认为报纸应该是不偏不倚的，遂取“午”字，为“中而不偏之谓也”，提出了用报纸使国事光大，指出报纸可能对政局的影响。
《威海午报》是威海历史上第一份有影响的中文报纸，也是民国短暂的报业繁盛期的一枝新秀，创办初期曾引起各界极大关注，刊载的文章大多是批判卫城里和界外混乱的局势及社会阴暗面，针砭时弊、彰善瘅恶，促进了社会风气的文明开化，也起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
《威海午报》开设的栏目多种多样，涉及面广。正面以本馆启事、昨日银市、广告为主，反面主要有小说连载、当头棒、言论、新闻、电讯、琐闻等等，内容涉及评论、广告、财经新闻、社会新闻、文学等文体，其中尤以评论见长，评论的两个重要栏目是“当头棒”和“言论”。
评论是一份报纸的灵魂，是报纸传达声音的渠道，也是报馆参与话题讨论和议题设置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由于英租时期的威海卫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社会制度，加之民国多元政治背景下报纸本身文人论政角色定位，使得《威海午报》的评论文章在针砭时弊、启迪民众的同时，也为后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在对《威海午报》的评论文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力图归纳其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启示意义。
一、提出依法治国，追求法治天下
英租时期威海卫的法律制度相对较为完善和成熟，民众也有较高的法律意识，发生冲突的时候，能够自觉运用法律武器解决争端，这对于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专制社会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即使对今天的法治社会建设也有其借鉴意义。
《威海午报》评论文章反复声明，法律乃是根本，只有依法办事，才能解决争端，而武力只会让矛盾升级。评论文章有言“本馆亦在大英政府立案，对于报馆交涉，自有法律手续，非空言所可威吓，亦非武力所可解决”(民国十七年三月四号，第四十号，“当头棒”)：“即有违反报律之处，亦当按法律施行，岂武力所能解决耶?”(明国十七年三月三号，第三十九号，“当头棒”)。
国家民主法治的建设立足于法律意识的普及，普通民众自觉地尊崇、运用和维护法律，是推动法治建设的强大力量。时值当代，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不断凸显，政治体制改革方兴未艾，各种冲突不断升级，民众怨声载道，经济社会发展随时都有停滞甚至崩溃的危险。在这种局面下，增强民众的法律意识、加强法治社会建设就显得尤为必要。
二、提倡言论自由，并以法律范围为界
民国政治的多元化，使得各种政治力量相互牵制，任何一方都难以控制整个社会，进而对思想形成控制，在这种背景下，言论自由的社会风气得以空前高涨。
比较有名的即是民国时期盛极一时的“文人论证”的风潮，譬如《大公报》、《文汇报》、《观察》等等新闻报刊，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储安平等知名报人。这一风潮的形成基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思想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结合，更有赖于政治环境的开放和统治阶层以及整个社会对言论自由的容忍。
在这一风潮的卷挟下，《威海午报》并未落伍。其一评论文章指出，“意出于口之为言，言其事之是非之为论。”文章批评了“言论出于法律范围之外”观点，主张“以法律范围为界”“夫所谓言论自由者，必以法律范围为界，苟言所不当言，论所不当论，譬如泄人秘密，毁人名节，实为法律所不容。”(民国十七年二月十八号，第二十九号，“言论”)
借古喻今，在当代社会，实现言论自由需要政府和公民共同构建一个双方能够良性互动的公共空间，需要统治阶层对民间舆论有足够的宽容，需要现代知识分子自觉担当起忧国忧民的责任。“以法律范围为界”，使每个人的言论自由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
三、针对“哑巴英语”，提出学以致用
由于英国“文明之进步，商业之交通，工厂之发达，学术之兴隆”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英租时期的威海卫已经掀起了英语学习的热潮，以至于“我国自初等以上之学校，皆有英文一科”，虽然如此，但却出现了“满腹英文，无所不知，而于谈话之时，默然不能置一词”的现象，是为“哑巴英语”，文章遂发出质问“其英文虽佳，究何益哉?”(民国十七年三月七号，第四十二号，“言论”)
文章指出了哑巴英语的弊病，并提出直到今天仍在应用的解决方法，“故学生在校时，宜设话谈会，以练习之，互相谈论”。今天看来，这种观点虽然并不新鲜，但在当时却也属于真知灼见。
联想今天，英语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了应试教育体制下的附属。在全民英语的号召下，英语被作为重要的评价体系横亘在升学、求职的太门前，致使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哑巴英语”的困境，结果是劳民伤财，不得其利。究其根源，就在于现行教育体制扭曲了英语作为生存工具的根本属性。《威海午报》评论文章指出开设英语课乃是“以期学生努力前进，为将来谋生之计”。现代社会较之以前更加多元，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依靠英语谋取生计，既然如此，就完全可以不用全民学习英语，而是大家各自专心致志钻研领域内的工作，由专修英语的人才来负责翻译已经足够。鉴于此，笔者呼吁，大众英语必须要转为精英英语，废除各行各业对英语的硬性考核要求，还英语以本来面目。
四、点明媒体的功能，论证其存在的必要性
威海地方虽小，新闻也少，而且相互传播速度极快，人们往往朝发而夕知，但这并不能说明报纸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报纸的功能并不唯一是登载新闻，还有教化民众，启迪民智的作用。
文章有言：“虽然，本报馆之设，岂特为报新闻而已哉?实欲启迪人心，开发民智，使人人嫉恶而趋善，以造福于地方耳。”(民国十七年三月十五号，第四十九号，“当头棒”)
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媒体需要承担超出其自身应承担的责任。在西方，新闻是用来娱乐的，而在中国，新闻却关乎人们最根本的一些东西，自由、权利、恐惧和利益。这也是转型国家新闻媒体的共同境况，当社会制度尚未趋于完善，道德体系处于混乱状况，就像《威海午报》评论所言，媒体便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教化民众、启迪民智”的责任。而当中国最终走出转型期的躁动后，这些责任也就自然消解， 媒体将最终还原其本来面目。
五、阐述人人生性相近，指陈权利平等
贫富不均是自古以来从未消失的社会现象，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贫富分化的程度不宜过大，而且贫者不仅不应该“自放其权利”，而应该为权利而斗争，这样才能阻止富者“将天下之幸福吸收”。
时逢民国纷乱之际，社会贫富不均，人民苦不堪言。《威海午报》评论文章指出：“天之生人性相近也，皆为人类，即皆有权利，权平等也，即利平等也。”即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缘何“人逸而我劳，人暖而我寒，人饱而我饥。”并指陈其原因在于“贫者自放其权利，而甘受不平等之淘汰也”。(民国十七年一月十三号，第二十五号，“言论”)
以史为鉴，可以看出，在当今社会高速发展的形势下，往往容易忽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被时代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不是他们不愿意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是社会没有给他们斗争的机会和能力。在社会主义的国度里，平等往往不难实现，但最重要的还是机会、过程的平等，要保障每个人都能实现其自由发展的权利。
六、阐述“心战”概念，主张提高国民素质
连载评论在《威海午报》中并不少见，关于“心战”的论述更是连发六篇文章对其进行透彻的分析(第六十三号至六十八号，“言论”)，六篇文章层层递进，说事论理极为详尽。心战的概念和商战兵战相对，指出国家富强不惟商战和兵战。而所谓心战，笔者认为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努力。
文章指出“乃秉国钧者，亦知以商战以兵战，而中国之贫且弱也如故”、“以商战，以兵战，而尤以心战”(明国十七年三月三十一号，第六十三号，“言论”)。论者认为国之不强的根源在于国民缺乏“恭敬之心，勤劳之心，节俭之心，公正之心，诚信之心，慈祥之心”，遂指出“心之所虑者，无不足以胜人”。(明国十七年四月一号，第六十四号，“言论”)
社会转型往往会造成人们价值观的混乱：社会飞速发展，而民众素质的提高却举步维艰，这些无疑都会给社会的健康良性发展埋下隐患。在过分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当下，经济的表面繁荣掩盖了剧烈的社会矛盾和久己凸显的社会问题。经济力量的强大固然值得引以为傲，但是教育的普及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才是持续发展的强劲后盾。
《威海午报》评论文章多围绕社会热点展开，属于时评性质。当代社会与民国时期已经截然不同，但同属转型社会所凸显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民国是政治的动荡，而今天则是思想的混乱。《威海午报》针砭时弊，却留给后人更深的思考，这种思考涉及整个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曾经影响深远的《威海午报》已经远去，但它在短暂的繁荣时期所遗留下的财富却值得当代人珍视，借古喻今，以史为鉴，社会的持续良性发展也许真的需要从一百年前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关键词：《威海午报》；评论；现代社会；启示
中图分类号：G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1-0067-02
《威海午报》创刊于1927年12月，由孙汉川等人发起，庄士敦为该报写发刊词。由于接受了西方关于报纸言论公正的基本观点，孙汉川认为报纸应该是不偏不倚的，遂取“午”字，为“中而不偏之谓也”，提出了用报纸使国事光大，指出报纸可能对政局的影响。
《威海午报》是威海历史上第一份有影响的中文报纸，也是民国短暂的报业繁盛期的一枝新秀，创办初期曾引起各界极大关注，刊载的文章大多是批判卫城里和界外混乱的局势及社会阴暗面，针砭时弊、彰善瘅恶，促进了社会风气的文明开化，也起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
《威海午报》开设的栏目多种多样，涉及面广。正面以本馆启事、昨日银市、广告为主，反面主要有小说连载、当头棒、言论、新闻、电讯、琐闻等等，内容涉及评论、广告、财经新闻、社会新闻、文学等文体，其中尤以评论见长，评论的两个重要栏目是“当头棒”和“言论”。
评论是一份报纸的灵魂，是报纸传达声音的渠道，也是报馆参与话题讨论和议题设置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由于英租时期的威海卫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社会制度，加之民国多元政治背景下报纸本身文人论政角色定位，使得《威海午报》的评论文章在针砭时弊、启迪民众的同时，也为后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在对《威海午报》的评论文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力图归纳其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启示意义。
一、提出依法治国，追求法治天下
英租时期威海卫的法律制度相对较为完善和成熟，民众也有较高的法律意识，发生冲突的时候，能够自觉运用法律武器解决争端，这对于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专制社会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即使对今天的法治社会建设也有其借鉴意义。
《威海午报》评论文章反复声明，法律乃是根本，只有依法办事，才能解决争端，而武力只会让矛盾升级。评论文章有言“本馆亦在大英政府立案，对于报馆交涉，自有法律手续，非空言所可威吓，亦非武力所可解决”(民国十七年三月四号，第四十号，“当头棒”)：“即有违反报律之处，亦当按法律施行，岂武力所能解决耶?”(明国十七年三月三号，第三十九号，“当头棒”)。
国家民主法治的建设立足于法律意识的普及，普通民众自觉地尊崇、运用和维护法律，是推动法治建设的强大力量。时值当代，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不断凸显，政治体制改革方兴未艾，各种冲突不断升级，民众怨声载道，经济社会发展随时都有停滞甚至崩溃的危险。在这种局面下，增强民众的法律意识、加强法治社会建设就显得尤为必要。
二、提倡言论自由，并以法律范围为界
民国政治的多元化，使得各种政治力量相互牵制，任何一方都难以控制整个社会，进而对思想形成控制，在这种背景下，言论自由的社会风气得以空前高涨。
比较有名的即是民国时期盛极一时的“文人论证”的风潮，譬如《大公报》、《文汇报》、《观察》等等新闻报刊，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储安平等知名报人。这一风潮的形成基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思想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结合，更有赖于政治环境的开放和统治阶层以及整个社会对言论自由的容忍。
在这一风潮的卷挟下，《威海午报》并未落伍。其一评论文章指出，“意出于口之为言，言其事之是非之为论。”文章批评了“言论出于法律范围之外”观点，主张“以法律范围为界”“夫所谓言论自由者，必以法律范围为界，苟言所不当言，论所不当论，譬如泄人秘密，毁人名节，实为法律所不容。”(民国十七年二月十八号，第二十九号，“言论”)
借古喻今，在当代社会，实现言论自由需要政府和公民共同构建一个双方能够良性互动的公共空间，需要统治阶层对民间舆论有足够的宽容，需要现代知识分子自觉担当起忧国忧民的责任。“以法律范围为界”，使每个人的言论自由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
三、针对“哑巴英语”，提出学以致用
由于英国“文明之进步，商业之交通，工厂之发达，学术之兴隆”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英租时期的威海卫已经掀起了英语学习的热潮，以至于“我国自初等以上之学校，皆有英文一科”，虽然如此，但却出现了“满腹英文，无所不知，而于谈话之时，默然不能置一词”的现象，是为“哑巴英语”，文章遂发出质问“其英文虽佳，究何益哉?”(民国十七年三月七号，第四十二号，“言论”)
文章指出了哑巴英语的弊病，并提出直到今天仍在应用的解决方法，“故学生在校时，宜设话谈会，以练习之，互相谈论”。今天看来，这种观点虽然并不新鲜，但在当时却也属于真知灼见。
联想今天，英语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了应试教育体制下的附属。在全民英语的号召下，英语被作为重要的评价体系横亘在升学、求职的太门前，致使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哑巴英语”的困境，结果是劳民伤财，不得其利。究其根源，就在于现行教育体制扭曲了英语作为生存工具的根本属性。《威海午报》评论文章指出开设英语课乃是“以期学生努力前进，为将来谋生之计”。现代社会较之以前更加多元，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依靠英语谋取生计，既然如此，就完全可以不用全民学习英语，而是大家各自专心致志钻研领域内的工作，由专修英语的人才来负责翻译已经足够。鉴于此，笔者呼吁，大众英语必须要转为精英英语，废除各行各业对英语的硬性考核要求，还英语以本来面目。
四、点明媒体的功能，论证其存在的必要性
威海地方虽小，新闻也少，而且相互传播速度极快，人们往往朝发而夕知，但这并不能说明报纸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报纸的功能并不唯一是登载新闻，还有教化民众，启迪民智的作用。
文章有言：“虽然，本报馆之设，岂特为报新闻而已哉?实欲启迪人心，开发民智，使人人嫉恶而趋善，以造福于地方耳。”(民国十七年三月十五号，第四十九号，“当头棒”)
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媒体需要承担超出其自身应承担的责任。在西方，新闻是用来娱乐的，而在中国，新闻却关乎人们最根本的一些东西，自由、权利、恐惧和利益。这也是转型国家新闻媒体的共同境况，当社会制度尚未趋于完善，道德体系处于混乱状况，就像《威海午报》评论所言，媒体便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教化民众、启迪民智”的责任。而当中国最终走出转型期的躁动后，这些责任也就自然消解， 媒体将最终还原其本来面目。
五、阐述人人生性相近，指陈权利平等
贫富不均是自古以来从未消失的社会现象，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贫富分化的程度不宜过大，而且贫者不仅不应该“自放其权利”，而应该为权利而斗争，这样才能阻止富者“将天下之幸福吸收”。
时逢民国纷乱之际，社会贫富不均，人民苦不堪言。《威海午报》评论文章指出：“天之生人性相近也，皆为人类，即皆有权利，权平等也，即利平等也。”即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缘何“人逸而我劳，人暖而我寒，人饱而我饥。”并指陈其原因在于“贫者自放其权利，而甘受不平等之淘汰也”。(民国十七年一月十三号，第二十五号，“言论”)
以史为鉴，可以看出，在当今社会高速发展的形势下，往往容易忽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被时代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不是他们不愿意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是社会没有给他们斗争的机会和能力。在社会主义的国度里，平等往往不难实现，但最重要的还是机会、过程的平等，要保障每个人都能实现其自由发展的权利。
六、阐述“心战”概念，主张提高国民素质
连载评论在《威海午报》中并不少见，关于“心战”的论述更是连发六篇文章对其进行透彻的分析(第六十三号至六十八号，“言论”)，六篇文章层层递进，说事论理极为详尽。心战的概念和商战兵战相对，指出国家富强不惟商战和兵战。而所谓心战，笔者认为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努力。
文章指出“乃秉国钧者，亦知以商战以兵战，而中国之贫且弱也如故”、“以商战，以兵战，而尤以心战”(明国十七年三月三十一号，第六十三号，“言论”)。论者认为国之不强的根源在于国民缺乏“恭敬之心，勤劳之心，节俭之心，公正之心，诚信之心，慈祥之心”，遂指出“心之所虑者，无不足以胜人”。(明国十七年四月一号，第六十四号，“言论”)
社会转型往往会造成人们价值观的混乱：社会飞速发展，而民众素质的提高却举步维艰，这些无疑都会给社会的健康良性发展埋下隐患。在过分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当下，经济的表面繁荣掩盖了剧烈的社会矛盾和久己凸显的社会问题。经济力量的强大固然值得引以为傲，但是教育的普及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才是持续发展的强劲后盾。
《威海午报》评论文章多围绕社会热点展开，属于时评性质。当代社会与民国时期已经截然不同，但同属转型社会所凸显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民国是政治的动荡，而今天则是思想的混乱。《威海午报》针砭时弊，却留给后人更深的思考，这种思考涉及整个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曾经影响深远的《威海午报》已经远去，但它在短暂的繁荣时期所遗留下的财富却值得当代人珍视，借古喻今，以史为鉴，社会的持续良性发展也许真的需要从一百年前的历史中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