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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基郁：我在东大门的日子
早上9点，50年历史的东大门成衣批发市场，从人声杂沓，到慢慢安静。53岁的方基郁，粗糙的大手，折着他做了13年的棉衫。他连续工作10小时，再过一小时就收工，准备到5公里外的工厂。他日夜颠倒，要一直忙到下午3点，才能回家补眠。但睡不到6小时，晚上10点又要开店，等全国各地、海外飞来批货的客人。
果真是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中，睡眠时间最短，工时又长的韩国人典型。
一旁桌上，放着一本陈旧厚重的书册。是他累积数十年经验的宝典。里头不同配色的布料，总数累积超过一万片，方基郁都仔细编码。
每天早上10点收工后，他立刻清点当天卖出的状况，卖得最好的几款棉衫，立刻打电话给合作的工厂下订单，喊的都是布料编码。
“这有秘诀，不用和工厂解释老半天，沟通有效率，很快。”他白天下完单，晚上这些货直接从工厂送到店内，都是made in Korea的。
韩国“快、快、快”文化，在方基郁身上崭露无遗。“不快不行。不快怎么跟别人竞争？”他说。
方基郁家里做成衣45年。东大门人都认得这个手上掌握有1000个常客的大户，年收入他很保密，只肯透露是韩国中产程度。原本一帆风顺、还有自己工厂，没想到方基郁的成衣小王国，却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重创韩国时，跟着瓦解。
“当时企业一家一家倒，我合作的好几家大型原料工厂也倒了，我损失了40多亿。”方基郁就像当时众多一夕间失去工作的韩国中年男子，一切重头再来。
他带着家人搬离昂贵的首尔市，住在车程一个半小时外的仁川。他每天花3个小时搭捷运通勤，累了就打个盹。
方基郁不能丧志，因为他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两个儿子要念高中、大学。方基郁努力在东大门重起炉灶，自己苦一点，也要两个孩子受好的教育。
“我两个儿子都是模范生喔。”他露出慈父骄傲的神情。一角柜子上贴着儿子们的照片。
经过1997年重创，现在方基郁很知足。“韩国很积极，年轻的一代，未来发展很大。”看着儿子们的照片，他知道自己和韩国的未来，在儿子这代手上。
权赫在：三星高塔里的精英
韩国人爱把在三星工作的人称为“三星打工仔”。但韩国人内心，却渴望走进三星集团那3栋高塔内，穿着笔挺西装，抬高下巴、做个人人称羡的中产精英。
40岁的权赫在，挤进了这座韩国人梦想的高塔，坐上韩国最大研究机构“三星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的位置。在韩国与中国大陆市场高度相连的此刻，研究韩国最热门的大中华经济区。
他的办公室在三星生命保险大楼28楼，看出去首尔地价最昂贵的江南，尽收眼底。
权赫在出身小康家庭，在韩国念完大学，就到北京清华大学当研究生，在北京一待6年。他是典型的韩国精英。2010年进入三星研究所之前，他在韩国外交通商部ＦＴＡ局，一直做到副局长，是人人称羡的公务员。参与过包括韩美、韩印等重要ＦＴＡ谈判。
但他喜欢民间企业的挑战，因此来到三星研究院，当起民企的打工仔。对于别人说三星工作压力大，他却觉得还好。听了他当年参与韩印谈判过程，就知道三星的工作量对他来说，真的还好。
当年这名有使命感的年轻官员，孩子才出生3天，妻子还在医院休养，他人却不在妻儿身边。“当时谈判进入高峰期，我工作到凌晨2点、凌晨4点，甚至不能回家，连续两个多月。”权赫在说。
他坦言三星的确给员工非常优渥的薪水。虽然已属于中产上层族群，但令人意外的，权赫在没有在首尔市置产。“韩国房价还没大盘整过，全世界没有房价能一直那么热的。”发挥研究员的精神，权赫在分析，首尔的房子贵得太不合理。
便权赫在与在大学任教的妻子，属于韩国少见的双薪家庭。权赫在选择到附近房价低的富川市购屋。
他不当屋奴，更对韩国高学费和过度竞争感到不满。“那些高中生课后补习的学费，比大学学费还贵，有些家庭念不起，只好放弃。”权赫在说，未来他的孩子要进“对案学校”，这是一种创新教育机构。
昂贵的教育费、房价，韩国丈夫肩膀的担子好重。“所以现在年轻人结婚的附带条款，是妻子要工作。”权赫在认为，自己算幸运，还有能力选择生活型态。
努力挣脱两极化的漩涡，让韩国原本“一夫当家”的家庭结构，在权赫在这世代，正慢慢转变。
（摘自台湾《天下杂志》）（编辑/立原）
早上9点，50年历史的东大门成衣批发市场，从人声杂沓，到慢慢安静。53岁的方基郁，粗糙的大手，折着他做了13年的棉衫。他连续工作10小时，再过一小时就收工，准备到5公里外的工厂。他日夜颠倒，要一直忙到下午3点，才能回家补眠。但睡不到6小时，晚上10点又要开店，等全国各地、海外飞来批货的客人。
果真是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中，睡眠时间最短，工时又长的韩国人典型。
一旁桌上，放着一本陈旧厚重的书册。是他累积数十年经验的宝典。里头不同配色的布料，总数累积超过一万片，方基郁都仔细编码。
每天早上10点收工后，他立刻清点当天卖出的状况，卖得最好的几款棉衫，立刻打电话给合作的工厂下订单，喊的都是布料编码。
“这有秘诀，不用和工厂解释老半天，沟通有效率，很快。”他白天下完单，晚上这些货直接从工厂送到店内，都是made in Korea的。
韩国“快、快、快”文化，在方基郁身上崭露无遗。“不快不行。不快怎么跟别人竞争？”他说。
方基郁家里做成衣45年。东大门人都认得这个手上掌握有1000个常客的大户，年收入他很保密，只肯透露是韩国中产程度。原本一帆风顺、还有自己工厂，没想到方基郁的成衣小王国，却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重创韩国时，跟着瓦解。
“当时企业一家一家倒，我合作的好几家大型原料工厂也倒了，我损失了40多亿。”方基郁就像当时众多一夕间失去工作的韩国中年男子，一切重头再来。
他带着家人搬离昂贵的首尔市，住在车程一个半小时外的仁川。他每天花3个小时搭捷运通勤，累了就打个盹。
方基郁不能丧志，因为他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两个儿子要念高中、大学。方基郁努力在东大门重起炉灶，自己苦一点，也要两个孩子受好的教育。
“我两个儿子都是模范生喔。”他露出慈父骄傲的神情。一角柜子上贴着儿子们的照片。
经过1997年重创，现在方基郁很知足。“韩国很积极，年轻的一代，未来发展很大。”看着儿子们的照片，他知道自己和韩国的未来，在儿子这代手上。
权赫在：三星高塔里的精英
韩国人爱把在三星工作的人称为“三星打工仔”。但韩国人内心，却渴望走进三星集团那3栋高塔内，穿着笔挺西装，抬高下巴、做个人人称羡的中产精英。
40岁的权赫在，挤进了这座韩国人梦想的高塔，坐上韩国最大研究机构“三星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的位置。在韩国与中国大陆市场高度相连的此刻，研究韩国最热门的大中华经济区。
他的办公室在三星生命保险大楼28楼，看出去首尔地价最昂贵的江南，尽收眼底。
权赫在出身小康家庭，在韩国念完大学，就到北京清华大学当研究生，在北京一待6年。他是典型的韩国精英。2010年进入三星研究所之前，他在韩国外交通商部ＦＴＡ局，一直做到副局长，是人人称羡的公务员。参与过包括韩美、韩印等重要ＦＴＡ谈判。
但他喜欢民间企业的挑战，因此来到三星研究院，当起民企的打工仔。对于别人说三星工作压力大，他却觉得还好。听了他当年参与韩印谈判过程，就知道三星的工作量对他来说，真的还好。
当年这名有使命感的年轻官员，孩子才出生3天，妻子还在医院休养，他人却不在妻儿身边。“当时谈判进入高峰期，我工作到凌晨2点、凌晨4点，甚至不能回家，连续两个多月。”权赫在说。
他坦言三星的确给员工非常优渥的薪水。虽然已属于中产上层族群，但令人意外的，权赫在没有在首尔市置产。“韩国房价还没大盘整过，全世界没有房价能一直那么热的。”发挥研究员的精神，权赫在分析，首尔的房子贵得太不合理。
便权赫在与在大学任教的妻子，属于韩国少见的双薪家庭。权赫在选择到附近房价低的富川市购屋。
他不当屋奴，更对韩国高学费和过度竞争感到不满。“那些高中生课后补习的学费，比大学学费还贵，有些家庭念不起，只好放弃。”权赫在说，未来他的孩子要进“对案学校”，这是一种创新教育机构。
昂贵的教育费、房价，韩国丈夫肩膀的担子好重。“所以现在年轻人结婚的附带条款，是妻子要工作。”权赫在认为，自己算幸运，还有能力选择生活型态。
努力挣脱两极化的漩涡，让韩国原本“一夫当家”的家庭结构，在权赫在这世代，正慢慢转变。
（摘自台湾《天下杂志》）（编辑/立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