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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社会文化理论为视角，运用问卷调查法，对137名英语专业大学生在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学习策略运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信息技术环境对英语专业学生学习策略使用的中介调节主要体现在使用信息技术扩大语言输入策略、元认知策略、补偿策略、自主学习策略、目的语文化制品中介策略和社交策略等六个方面;英语专业学生学习策略的使用不仅是信息技术中介作用的结果，而且也是学习者能动协同的过程。研究结果将为探讨学生学习策略的运用以及培训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信息技术环境;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策略;社会文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1003-6822（2015）06-0098-08
1. 引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各高校应鼓励学生利用信息手段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增强运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信息技术环境下，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如何已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陈彦， 伍杏英， 2011;李莎，张森， 殷辉， 2012;马武林，王露， 蒋艳，2010）。这些研究主要从认知视角对信息技术环境下大学生的英语学习策略使用情况进行了描述性探讨。然而， 文献显示鲜有研究从社会文化理论视角大学生的英语学习策略进行研究。鉴于此，本研究拟以社会文化理论为视角，探讨信息技术环境对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策略使用的中介调节作用，旨在为外语学习策略培训提供反馈和参考。
2. 文献综述
2.1 学习策略研究与信息技术环境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外语学习策略研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和发展。近年来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方面：对优秀外语学习者的研究（孔文、李清华，2008）;优秀外语学习者与非优秀外语学习者的对比研究（丁怡，2006）;外语学习策略的使用与外语成绩的关系研究（刘振前、袁凤识、许保芳， 2005）;影响外语学习策略使用的因素研究（林莉兰，2006）;与特定语言技能相关的外语学习策略研究（吴红云、刘润清，2004）;外语学习策略培训与教学研究（程冰，2006）。
近年来，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学习策略研究已逐步引起学界的兴趣。林莉兰（2006）对网络学习环境下非英语专业大一学生的学习策略进行研究，发现学生学习策略使用的总体情况不甚理想。马武林、王露、蒋艳（2010）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法探讨了信息技术环境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大学生的英语学习现状，发现受试在语言学习中很少利用网络资源、对各种虚拟社区的应用更少，电子工具的利用率很低。陈彦、伍杏英（2011）对878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学习策略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些学生能较好地使用元认知策略和社交情感策略，但在使用认知策略方面还有待提高。凌茜、杨梅荣、杨改学（2012）对60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在网络学习环境下使用直接学习策略的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学生学习策略的使用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补偿策略、认知策略、记忆策略。李莎、张森、殷辉（2012）调查了261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网络环境下的学习策略使用情况，发现网络环境下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的使用存在缺失现象。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信息技术环境下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并发现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使用情况不甚理想。
2.2 学习策略研究理论转向
为了进一步解释学习者策略使用的深层原因，国外对学习策略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理论转向。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不断有声音呼吁从社会文化视角审视语言学习过程（Donato & McCormick， 1994; D?rnyei， 2009; Zuengler & Miller， 2006），即着重研究社会文化环境是如何影响学习者学习策略的选择和变化的。这些研究将Vygotsky （1978）的社会文化理论引入并嵌构到他们的研究中，认为学习策略的使用是外部社会文化因素中介调节与学习者能动协同作用的结果（Gao， 2010）。与国外相比，国内对外语学习策略的研究似乎还不够全面，尤其缺少从社会文化理论视角的相关研究（Gao， 2006）。
对本文有特别意义的是Gao （2006）、雷霄（2012）和苏翊翔（2012）等人的研究。Gao （2006）从社会文化视角调查了留英中国学生出国前后的学习策略变化情况。他发现学习环境的变化可能导致了这些学生学习策略的变化。雷霄（2012）从社会文化理论角度，对某重点大学的六名优秀英语专业学生进行了访谈，发现他们在写作活动中使用了四种写作策略：物理（实物）介入、规则介入、社区（学习共同体）介入和角色介入。她建议教师利用实物和建立社区来改变写作环境以帮助学生提高写作策略的运用能力。苏翊翔（2012）以社会文化理论为框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对留英TESOL硕士专业的中国学生学习策略的变化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她发现英国研究生教学环境、他人以及自我中介工具对中国留学生的学习策略产生中介作用，但中介作用对成功学习者与不成功学习者的影响有很大差异。学生自我中介水平是造成学习策略使用差异的重要原因。而学习者的自我中介水平与其能动性相关（Gao， 2010）。学习者能动性是个体在社会中介作用下的、有目的、有选择的行为能力，包括策略学习能力、社会文化能力、微观政治能力、个体内在能力如身体、认知、情感和动机等方面的能力（Mercer， 2011）。这些能力上的差异会影响学习者的自我中介水平，进而影响其学习策略的使用（Gao， 2010）。以上文献表明，社会文化环境对学习者学习策略使用具有中介调节作用：学习共同体（重要他人如父母、教师、同学和朋友）、物理介入工具（参与学习的媒介与评估方式，如学习材料、教材等）、自我中介（如学习者语言学习态度和观念）对学习者学习策略的使用具有重要影响（Gao， 2006）。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揭示了信息技术环境下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的使用特点，社会文化理论成为当前学习策略研究的新视角。然而，当前的学习策略研究存在一些遗憾：第一、已有研究主要关注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在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学习策略使用情况;第二、现有研究主要对信息技术环境下学生的学习策略使用情况进行静态调查，不能全面反映学习策略的使用与学习者所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
为了弥补以上缺憾，本研究拟以社会文化理论为视角，对英语专业大学生的学习策略使用情况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信息技术环境对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策略使用的中介调节作用，旨在更为清晰地呈现信息技术对学生学习策略使用的影响特点，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丰富现有研究，为学习策略研究和学习策略培训提供建议和启示。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以社会文化理论为视角，关注信息技术环境对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策略的中介调节作用。具体探讨以下问题：
1）信息技术环境下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策略的使用有何特点？
2）信息技术环境对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策略的使用有何中介调节作用？
3.2 研究对象
调查对象为某地方本科院校的137名英语专业大学生。其中大二学生65名，大三学生72名;男生11名，女生126名。平均年龄21.76岁。19人表示“非常喜欢”学习英语，82人“喜欢”，22人“无所谓”，10人表示“不喜欢”，4人表示“非常不喜欢”。高考英语平均成绩为116.13分。说明大部分学生具备一定的英语水平和一定的信息技术素养。
3.3 研究工具
本研究调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涉及学生的背景信息，如年龄、性别、英语学习成绩等。第二部分为学生信息技术环境下学习策略使用情况的自编问卷调查表。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1、2、3、4、5分别代表“完全不适合”、“通常不适合”、“不确定”、“通常适合”、“完全适合”。题项设置参考了Oxford（1990）的《语言学习策略量表》和马武林、王露、蒋艳（2010）的《大学生英语学习现状调查问卷》，并结合信息技术环境下英语学习的特点设计而来，共设26个题项。问卷调查开始前，曾就问卷进行前测，在前侧结果和受试反馈的基础上对题项做了部分调整。通过SPSS统计分析，问卷的Cranach’s Alpha值为0.892，说明问卷达到较高的信度标准。
3.4 数据收集与分析
调查采取抽样形式，在某地方本科院校英语专业大二和大三年级中各抽取两个班共146人。委托任课教师在课间休息时对样本学生进行调查。学生作答时，教师先向学生介绍了调查的目的和答题方法。问卷收回144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为137份（有效问卷率为95%）。数据分析包含两个部分：
1）问卷数据均值分析：笔者首先将问卷数据输入SPSS统计软件，对问卷的单个题项进行描述性统计，以回答研究问题（1）;
2）问卷数据探索性因子分析：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以回答研究问题（2）。
4. 结果与讨论
4.1 受试学习策略使用特点
表1为量表中每个题项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采用Oxford （1990）的标准来评价受试的学习策略使用水平：均值在3.5-5.0之间说明受试学习策略使用居于较高水平;均值在2.5-3.4之间，说明受试学习策略使用居于中等水平，而均值在1.0-2.4之间则说明受试的学习策略使用水平较低。
表1 题项描述性统计（N=137）
序次 题项 均值 标准差 序次 题项 均值 标准差
1 26 3.8759 .96593 14 2 2.9270 .95205
2 14 3.6058 .99527 15 18 2.9197 1.12497
3 5 3.4088 .91197 16 10 2.8467 .99919
4 6 3.3869 .91754 17 13 2.8175 1.10626
5 1 3.2774 1.04128 18 24 2.7372 1.04509
6 22 3.2774 1.12282 19 23 2.7226 1.08282
7 4 3.2628 .95694 20 12 2.7080 1.05133
8 11 3.2628 .95694 21 15 2.6423 1.06230
9 3 3.2409 .95890 22 20 2.4161 1.04066
10 7 3.2263 .93142 23 19 2.3869 1.11308
11 9 3.1460 .94356 24 16 2.3577 1.18655
12 25 3.0219 1.07421 25 17 2.3066 1.16039
13 8 3.0146 1.06402 26 21 2.2190 1.10291
根据Oxford （1990）的标准，题项26（通过网络词典或手机词典查英语单词）和题项14（我在课外通过手机、mp3或mp4等练习英语听力）的均值都高于3.50。题项5（我根据学习任务特点选择不同的学习策略）的均值虽然没达到3.5的门槛值，但超过了3.4。说明受试在这三项具体的学习策略使用上居于较高水平。
有19个题项的均值落入2.5-3.4的区间，表明受试在大部分学习策略的使用上居于中等水平，如题项6 （我选择适合自己水平的材料来学习英语），1（我有自己的英语学习计划）， 22（我会使用英语学习软件如“英语小精灵”、“金山词霸”等）， 4（我评价自己英语学习进步的情况，从而找出薄弱环节和改进措施）， 11（我通过互联网搜索我感兴趣的英语资料，如听力、口语、过级考试资料等）， 3（我对自己的英语学习有明确的要求）， 9（我通过网络资源或英语课程网站去搞清楚不懂的问题）， 25（我反复听英文MP3以改进自己的语音语调）等。 另外有4个题项的均值低于2.40，如题项20 “我会通过MSN、QQ、飞信等和朋友用英语聊天”（2. 4161） 、题项19“我在博客上偶尔用英语写点东西”（2. 3869） 、题项16“我通过网络论坛或博客搜索和发表相关的照片以结识朋友、学习外语”（2. 3577） 、以及题项21“我去Iciba和Wordsmagic等专业英语词汇学习网站学习词汇”（2. 2190），上述题项的低均值显示受试较少使用这四条学习策略。
数据分析显示，信息技术环境下受试的学习策略使用水平偏低。这一结果印证了已有研究的结论（林丽兰， 2006; 李莎、 张森、殷辉， 2012），即信息技术环境下，大学生学习策略使用的总体情况不理想，他们较少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资源来辅助英语学习。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有三：一是地方本科院校英语专业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而且相当一部分学生是高考录取时通过志愿调剂过来的。这些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并不高，加上英语水平有限，因此在平时的学习中只求期末考试能够过关，学习策略意识不强。二是地方本科院校英语专业学生毕业后大都从事基础英语教育或者应用技能型工作，这些工作对英语水平要求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减弱了学生利用各种途径学习英语的动力。三是地方本科院校英语教师对信息技术与外语课堂整合的素质不高，在课堂上缺少对学生学习策略意识的培养，以及缺乏对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辅助英语学习的引导（马武林、王露、蒋艳，2010）。
4.2 信息技术环境对受试学习策略使用的中介作用
为了探寻信息技术对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策略的中介调节作用，笔者对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问卷分析显示， KMO值为0.848，Bartlett’s球型检定结果显著（卡方=1280.40，P=.000），数据适宜进行因子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极大似然法正交旋转后，剔除载荷值小于0.3的项目，并根据因子跟特值大于1的标准，得出包含22个题项的信息技术环境下英语学习策略的六个影响因子，累计解释总问卷方差的65.936%。六个因子的信度区间为0.401—0.879，具有较高的信度系数，其内在一致性较好（表2）。表3为各题项在各个影响因子上的负荷量。
表2 提取因子全部解释方差
因子 跟特质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信度系数
1 7.598 31.864 31.864 .788
2 2.999 12.578 44.442 .812
3 1.501 6.295 50.738 .594
4 1.317 5.522 56.26 .816
5 1.202 5.040 61.30 .401
6 1.105 4.636 65.936 .879
对这六个中介调节作用因子命名如下：因子l共有4项观测变量，包括学生“在课外通过手机、mp3或mp4等练习英语听力”（14）、“通过互联网搜索我感兴趣的英语资料，如听力、口语、过级考试资料”（11）等。这些变量都是指学生运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增加目的语语言输入的学习策略，因此这个因子命名为“利用信息技术扩大语言输入策略”。因子2共有6项观测变量，如“我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和日程以便有足够的时间学习英语”（2）、“我对自己的英语学习有明确的要求”（3）。这些变量与学习者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学习英语的计划和调控有关，因此这个因子被命名为“元认知策略”。因子3共有4项观测变量，如“我会去网上搜索不懂的语法”（24）、“我利用网络资源活化课本，搜集、筛选、整理相关资源来学习英语”（10）等。这些变量都是关于学习者利用信息技术来解决自己在英语学习中的困难的策略，因此这个因子被命名为“补偿策略”。因子4共有4项观测变量，如“我经常去自主学习中心（如语言实验室或多媒体教室）学习英语”（15）等。这些变量指学生如何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网络自主学习的策略，因此这个因子被命名为“自主学习策略”。因子5共有2项观测变量，如“我去图书馆，阅览室，资料室阅读英文报纸、杂志或小说”（8）等。这两个变量与学习者利用目的语文化制品进行学习的策略有关，因此这个因子被命名为“目的语文化制品中介策略”。因子6共有2项观测变量，如“我通过网络社区、博客或专业网站组建自己的学习社区，结识朋友，学习外语”（17）。这两个变量与受试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社交学习有关，因此这个因子被命名为“社交策略”。
表3 因子变量载荷
因子 1 利用信息技术扩大语言输入策略 载荷
18 我在英文学习网站（如BBC，VOA等）上收听音频材料。 0.786
13 我浏览英文新闻网站，如China Daily，BBC等，以便学习英语，了解世界动态。 0.659
14 我在课外通过手机、mp3或mp4等练习英语听力。 0.639
11 我通过互联网搜索我感兴趣的英语资料，如听力、口语、过级考试资料等。 0.616
因子 2 元认知策略
2 我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和日程以便有足够的时间学习英语。 0.751
3 我对自己的英语学习有明确的要求。 0.726
4 我评价自己英语学习进步的情况，从而找出薄弱环节和改进措施。 0.687
5 我根据学习任务特点选择不同的学习策略。 0.675
1 我有自己的英语学习计划。 0.673
6 我选择适合自己水平的材料来学习英语。 0.484
因子 3 补偿策略
22 我会使用英语学习软件如“英语小精灵”、“金山词霸”等。 0.85
9 我通过网络资源或英语课程网站去搞清楚不懂的问题。 0.583 24 我会去网上搜索不懂的语法。 0.416
10 我利用网络资源活化课本，搜集、筛选、整理相关资源来学习英语。 0.329
因子 4 自主学习策略
19 我在博客上偶尔用英语写点东西。 0.83
21 我去Iciba和Wordsmagic等专业英语词汇学习网站学习词汇。 0.654
20 我会通过MSN、QQ、飞信等和朋友用英语聊天。 0.584
15 我经常去自主学习中心（如语言实验室或多媒体教室）学习英语。 0.559
因子 5 目的语文化制品中介策略
8 我去图书馆，阅览室，资料室阅读英文报纸、杂志或小说。 0.599
25 我反复听英文MP3以改进自己的语音语调。 0.522
因子 6 社交策略
17 我通过网络社区、博客或专业网站组建自己的学习社区，结识朋友，学习外语。 0.819
16 我通过网络论坛或博客搜索和发表相关的照片以结识朋友、学习外语。 0.806
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信息技术环境对受试学习策略的中介作用体现在6个方面：利用信息技术扩大语言输入策略、元认知策略、补偿策略、自主学习策略、目的语文化制品中介策略和社交策略。研究结果验证了已有相关研究结论。例如运用互联网及信息技术进行自主学习策略与李莎、张森、殷辉（2012）的研究结论一致。信息技术环境下，学生较多使用元认知策略的结论也与陈彦、伍杏英（2011）的调查结果相吻合。研究结果也说明信息技术有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其学习策略意识（冯霞，陈琳，2010）。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个体认知的发展是外部社会文化因素与个体主观能动性协同的结果（Vygotsky， 1978）。对这六个因子内容的进一步分析显示，信息技术环境对英语专业学生学习策略的中介作用也与受试的主观能动性有关：首先，学生使用信息技术来调节自身的英语学习，体现了学习者能动性中的策略学习能力;第二，学生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及目的语文化制品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并扩大目的语的语言输入，体现了学习者能动性中的社会文化能力;第三，学生利用网络资源进行社交学习活动，这个过程体现了学习者能动性中的微观政治能力。此外，这些学生在提高自身英语成绩和英语水平的目的驱使下，有意识地利用信息技术环境来扩大英语语言输入量、利用文化制品等来解决在英语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等，说明英语专业学生有意识地运用信息技术和资源来辅助并调控自己的英语学习，体现了个体能动性中内在个体能力的动机能力。
5. 结语
本研究以社会文化理论为视角探讨了信息技术对地方本科院校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策略的中介调节作用，发现受试学习策略使用的总体水平偏低。信息技术环境对英语专业学习策略具有中介调节作用，具体包括利用信息技术扩大语言输入策略、元认知策略、补偿策略、自主学习策略、目的语文化制品中介策略和社交策略。这一中介调节作用同时也与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如策略学习能力、社会文化能力、微观政治能力和个体内在能力有关。本研究结果表明学习策略的使用是社会文化因素中介调节作用于学习者能动协同的共同结果。
本研究结果验证了社会文化环境对学习者学习策略的中介调节作用，弥补了过往研究未能揭示社会文化环境对学习者学习策略使用的影响过程的遗憾，为学习策略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参考。本研究也进一步验证了学习者能动性的内涵，为应用语言学有关语言习得动态系统过程观提供了实证支持。本研究以我国英语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结果不仅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而且为信息技术环境下英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策略教学与培训提供了现实的指导意义。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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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actor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English Majors’ Deployment of Learning Strategies
LI Chi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68）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ing a socio-cultural approach， investigated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137 English majors’deployment of learning strategies by us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 factor analysis of the collected data reveals six mediating effects： input enlarging strategies，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compensation strategies， autonomous strategies， printed material-mediated strategies and social strategie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language learners’application of learning strategies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learner agency and contextual conditions. The findings are implicative for future in-depth studies of Chinese EFL learners’strategy use and for strategy training in EFL class.
Key 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glish majors; learning strategies; Socio-cultural theory
作者简介：李池利，男，博士，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李路28号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430068
E-mail： sundaylcl@126.com
（责任编辑：柯贤兵）
关键词：信息技术环境;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策略;社会文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1003-6822（2015）06-0098-08
1. 引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各高校应鼓励学生利用信息手段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增强运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信息技术环境下，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如何已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陈彦， 伍杏英， 2011;李莎，张森， 殷辉， 2012;马武林，王露， 蒋艳，2010）。这些研究主要从认知视角对信息技术环境下大学生的英语学习策略使用情况进行了描述性探讨。然而， 文献显示鲜有研究从社会文化理论视角大学生的英语学习策略进行研究。鉴于此，本研究拟以社会文化理论为视角，探讨信息技术环境对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策略使用的中介调节作用，旨在为外语学习策略培训提供反馈和参考。
2. 文献综述
2.1 学习策略研究与信息技术环境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外语学习策略研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和发展。近年来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方面：对优秀外语学习者的研究（孔文、李清华，2008）;优秀外语学习者与非优秀外语学习者的对比研究（丁怡，2006）;外语学习策略的使用与外语成绩的关系研究（刘振前、袁凤识、许保芳， 2005）;影响外语学习策略使用的因素研究（林莉兰，2006）;与特定语言技能相关的外语学习策略研究（吴红云、刘润清，2004）;外语学习策略培训与教学研究（程冰，2006）。
近年来，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学习策略研究已逐步引起学界的兴趣。林莉兰（2006）对网络学习环境下非英语专业大一学生的学习策略进行研究，发现学生学习策略使用的总体情况不甚理想。马武林、王露、蒋艳（2010）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法探讨了信息技术环境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大学生的英语学习现状，发现受试在语言学习中很少利用网络资源、对各种虚拟社区的应用更少，电子工具的利用率很低。陈彦、伍杏英（2011）对878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学习策略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些学生能较好地使用元认知策略和社交情感策略，但在使用认知策略方面还有待提高。凌茜、杨梅荣、杨改学（2012）对60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在网络学习环境下使用直接学习策略的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学生学习策略的使用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补偿策略、认知策略、记忆策略。李莎、张森、殷辉（2012）调查了261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网络环境下的学习策略使用情况，发现网络环境下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的使用存在缺失现象。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信息技术环境下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并发现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使用情况不甚理想。
2.2 学习策略研究理论转向
为了进一步解释学习者策略使用的深层原因，国外对学习策略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理论转向。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不断有声音呼吁从社会文化视角审视语言学习过程（Donato & McCormick， 1994; D?rnyei， 2009; Zuengler & Miller， 2006），即着重研究社会文化环境是如何影响学习者学习策略的选择和变化的。这些研究将Vygotsky （1978）的社会文化理论引入并嵌构到他们的研究中，认为学习策略的使用是外部社会文化因素中介调节与学习者能动协同作用的结果（Gao， 2010）。与国外相比，国内对外语学习策略的研究似乎还不够全面，尤其缺少从社会文化理论视角的相关研究（Gao， 2006）。
对本文有特别意义的是Gao （2006）、雷霄（2012）和苏翊翔（2012）等人的研究。Gao （2006）从社会文化视角调查了留英中国学生出国前后的学习策略变化情况。他发现学习环境的变化可能导致了这些学生学习策略的变化。雷霄（2012）从社会文化理论角度，对某重点大学的六名优秀英语专业学生进行了访谈，发现他们在写作活动中使用了四种写作策略：物理（实物）介入、规则介入、社区（学习共同体）介入和角色介入。她建议教师利用实物和建立社区来改变写作环境以帮助学生提高写作策略的运用能力。苏翊翔（2012）以社会文化理论为框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对留英TESOL硕士专业的中国学生学习策略的变化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她发现英国研究生教学环境、他人以及自我中介工具对中国留学生的学习策略产生中介作用，但中介作用对成功学习者与不成功学习者的影响有很大差异。学生自我中介水平是造成学习策略使用差异的重要原因。而学习者的自我中介水平与其能动性相关（Gao， 2010）。学习者能动性是个体在社会中介作用下的、有目的、有选择的行为能力，包括策略学习能力、社会文化能力、微观政治能力、个体内在能力如身体、认知、情感和动机等方面的能力（Mercer， 2011）。这些能力上的差异会影响学习者的自我中介水平，进而影响其学习策略的使用（Gao， 2010）。以上文献表明，社会文化环境对学习者学习策略使用具有中介调节作用：学习共同体（重要他人如父母、教师、同学和朋友）、物理介入工具（参与学习的媒介与评估方式，如学习材料、教材等）、自我中介（如学习者语言学习态度和观念）对学习者学习策略的使用具有重要影响（Gao， 2006）。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揭示了信息技术环境下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的使用特点，社会文化理论成为当前学习策略研究的新视角。然而，当前的学习策略研究存在一些遗憾：第一、已有研究主要关注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在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学习策略使用情况;第二、现有研究主要对信息技术环境下学生的学习策略使用情况进行静态调查，不能全面反映学习策略的使用与学习者所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
为了弥补以上缺憾，本研究拟以社会文化理论为视角，对英语专业大学生的学习策略使用情况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信息技术环境对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策略使用的中介调节作用，旨在更为清晰地呈现信息技术对学生学习策略使用的影响特点，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丰富现有研究，为学习策略研究和学习策略培训提供建议和启示。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以社会文化理论为视角，关注信息技术环境对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策略的中介调节作用。具体探讨以下问题：
1）信息技术环境下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策略的使用有何特点？
2）信息技术环境对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策略的使用有何中介调节作用？
3.2 研究对象
调查对象为某地方本科院校的137名英语专业大学生。其中大二学生65名，大三学生72名;男生11名，女生126名。平均年龄21.76岁。19人表示“非常喜欢”学习英语，82人“喜欢”，22人“无所谓”，10人表示“不喜欢”，4人表示“非常不喜欢”。高考英语平均成绩为116.13分。说明大部分学生具备一定的英语水平和一定的信息技术素养。
3.3 研究工具
本研究调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涉及学生的背景信息，如年龄、性别、英语学习成绩等。第二部分为学生信息技术环境下学习策略使用情况的自编问卷调查表。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1、2、3、4、5分别代表“完全不适合”、“通常不适合”、“不确定”、“通常适合”、“完全适合”。题项设置参考了Oxford（1990）的《语言学习策略量表》和马武林、王露、蒋艳（2010）的《大学生英语学习现状调查问卷》，并结合信息技术环境下英语学习的特点设计而来，共设26个题项。问卷调查开始前，曾就问卷进行前测，在前侧结果和受试反馈的基础上对题项做了部分调整。通过SPSS统计分析，问卷的Cranach’s Alpha值为0.892，说明问卷达到较高的信度标准。
3.4 数据收集与分析
调查采取抽样形式，在某地方本科院校英语专业大二和大三年级中各抽取两个班共146人。委托任课教师在课间休息时对样本学生进行调查。学生作答时，教师先向学生介绍了调查的目的和答题方法。问卷收回144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为137份（有效问卷率为95%）。数据分析包含两个部分：
1）问卷数据均值分析：笔者首先将问卷数据输入SPSS统计软件，对问卷的单个题项进行描述性统计，以回答研究问题（1）;
2）问卷数据探索性因子分析：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以回答研究问题（2）。
4. 结果与讨论
4.1 受试学习策略使用特点
表1为量表中每个题项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采用Oxford （1990）的标准来评价受试的学习策略使用水平：均值在3.5-5.0之间说明受试学习策略使用居于较高水平;均值在2.5-3.4之间，说明受试学习策略使用居于中等水平，而均值在1.0-2.4之间则说明受试的学习策略使用水平较低。
表1 题项描述性统计（N=137）
序次 题项 均值 标准差 序次 题项 均值 标准差
1 26 3.8759 .96593 14 2 2.9270 .95205
2 14 3.6058 .99527 15 18 2.9197 1.12497
3 5 3.4088 .91197 16 10 2.8467 .99919
4 6 3.3869 .91754 17 13 2.8175 1.10626
5 1 3.2774 1.04128 18 24 2.7372 1.04509
6 22 3.2774 1.12282 19 23 2.7226 1.08282
7 4 3.2628 .95694 20 12 2.7080 1.05133
8 11 3.2628 .95694 21 15 2.6423 1.06230
9 3 3.2409 .95890 22 20 2.4161 1.04066
10 7 3.2263 .93142 23 19 2.3869 1.11308
11 9 3.1460 .94356 24 16 2.3577 1.18655
12 25 3.0219 1.07421 25 17 2.3066 1.16039
13 8 3.0146 1.06402 26 21 2.2190 1.10291
根据Oxford （1990）的标准，题项26（通过网络词典或手机词典查英语单词）和题项14（我在课外通过手机、mp3或mp4等练习英语听力）的均值都高于3.50。题项5（我根据学习任务特点选择不同的学习策略）的均值虽然没达到3.5的门槛值，但超过了3.4。说明受试在这三项具体的学习策略使用上居于较高水平。
有19个题项的均值落入2.5-3.4的区间，表明受试在大部分学习策略的使用上居于中等水平，如题项6 （我选择适合自己水平的材料来学习英语），1（我有自己的英语学习计划）， 22（我会使用英语学习软件如“英语小精灵”、“金山词霸”等）， 4（我评价自己英语学习进步的情况，从而找出薄弱环节和改进措施）， 11（我通过互联网搜索我感兴趣的英语资料，如听力、口语、过级考试资料等）， 3（我对自己的英语学习有明确的要求）， 9（我通过网络资源或英语课程网站去搞清楚不懂的问题）， 25（我反复听英文MP3以改进自己的语音语调）等。 另外有4个题项的均值低于2.40，如题项20 “我会通过MSN、QQ、飞信等和朋友用英语聊天”（2. 4161） 、题项19“我在博客上偶尔用英语写点东西”（2. 3869） 、题项16“我通过网络论坛或博客搜索和发表相关的照片以结识朋友、学习外语”（2. 3577） 、以及题项21“我去Iciba和Wordsmagic等专业英语词汇学习网站学习词汇”（2. 2190），上述题项的低均值显示受试较少使用这四条学习策略。
数据分析显示，信息技术环境下受试的学习策略使用水平偏低。这一结果印证了已有研究的结论（林丽兰， 2006; 李莎、 张森、殷辉， 2012），即信息技术环境下，大学生学习策略使用的总体情况不理想，他们较少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资源来辅助英语学习。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有三：一是地方本科院校英语专业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而且相当一部分学生是高考录取时通过志愿调剂过来的。这些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并不高，加上英语水平有限，因此在平时的学习中只求期末考试能够过关，学习策略意识不强。二是地方本科院校英语专业学生毕业后大都从事基础英语教育或者应用技能型工作，这些工作对英语水平要求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减弱了学生利用各种途径学习英语的动力。三是地方本科院校英语教师对信息技术与外语课堂整合的素质不高，在课堂上缺少对学生学习策略意识的培养，以及缺乏对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辅助英语学习的引导（马武林、王露、蒋艳，2010）。
4.2 信息技术环境对受试学习策略使用的中介作用
为了探寻信息技术对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策略的中介调节作用，笔者对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问卷分析显示， KMO值为0.848，Bartlett’s球型检定结果显著（卡方=1280.40，P=.000），数据适宜进行因子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极大似然法正交旋转后，剔除载荷值小于0.3的项目，并根据因子跟特值大于1的标准，得出包含22个题项的信息技术环境下英语学习策略的六个影响因子，累计解释总问卷方差的65.936%。六个因子的信度区间为0.401—0.879，具有较高的信度系数，其内在一致性较好（表2）。表3为各题项在各个影响因子上的负荷量。
表2 提取因子全部解释方差
因子 跟特质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信度系数
1 7.598 31.864 31.864 .788
2 2.999 12.578 44.442 .812
3 1.501 6.295 50.738 .594
4 1.317 5.522 56.26 .816
5 1.202 5.040 61.30 .401
6 1.105 4.636 65.936 .879
对这六个中介调节作用因子命名如下：因子l共有4项观测变量，包括学生“在课外通过手机、mp3或mp4等练习英语听力”（14）、“通过互联网搜索我感兴趣的英语资料，如听力、口语、过级考试资料”（11）等。这些变量都是指学生运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增加目的语语言输入的学习策略，因此这个因子命名为“利用信息技术扩大语言输入策略”。因子2共有6项观测变量，如“我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和日程以便有足够的时间学习英语”（2）、“我对自己的英语学习有明确的要求”（3）。这些变量与学习者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学习英语的计划和调控有关，因此这个因子被命名为“元认知策略”。因子3共有4项观测变量，如“我会去网上搜索不懂的语法”（24）、“我利用网络资源活化课本，搜集、筛选、整理相关资源来学习英语”（10）等。这些变量都是关于学习者利用信息技术来解决自己在英语学习中的困难的策略，因此这个因子被命名为“补偿策略”。因子4共有4项观测变量，如“我经常去自主学习中心（如语言实验室或多媒体教室）学习英语”（15）等。这些变量指学生如何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网络自主学习的策略，因此这个因子被命名为“自主学习策略”。因子5共有2项观测变量，如“我去图书馆，阅览室，资料室阅读英文报纸、杂志或小说”（8）等。这两个变量与学习者利用目的语文化制品进行学习的策略有关，因此这个因子被命名为“目的语文化制品中介策略”。因子6共有2项观测变量，如“我通过网络社区、博客或专业网站组建自己的学习社区，结识朋友，学习外语”（17）。这两个变量与受试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社交学习有关，因此这个因子被命名为“社交策略”。
表3 因子变量载荷
因子 1 利用信息技术扩大语言输入策略 载荷
18 我在英文学习网站（如BBC，VOA等）上收听音频材料。 0.786
13 我浏览英文新闻网站，如China Daily，BBC等，以便学习英语，了解世界动态。 0.659
14 我在课外通过手机、mp3或mp4等练习英语听力。 0.639
11 我通过互联网搜索我感兴趣的英语资料，如听力、口语、过级考试资料等。 0.616
因子 2 元认知策略
2 我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和日程以便有足够的时间学习英语。 0.751
3 我对自己的英语学习有明确的要求。 0.726
4 我评价自己英语学习进步的情况，从而找出薄弱环节和改进措施。 0.687
5 我根据学习任务特点选择不同的学习策略。 0.675
1 我有自己的英语学习计划。 0.673
6 我选择适合自己水平的材料来学习英语。 0.484
因子 3 补偿策略
22 我会使用英语学习软件如“英语小精灵”、“金山词霸”等。 0.85
9 我通过网络资源或英语课程网站去搞清楚不懂的问题。 0.583 24 我会去网上搜索不懂的语法。 0.416
10 我利用网络资源活化课本，搜集、筛选、整理相关资源来学习英语。 0.329
因子 4 自主学习策略
19 我在博客上偶尔用英语写点东西。 0.83
21 我去Iciba和Wordsmagic等专业英语词汇学习网站学习词汇。 0.654
20 我会通过MSN、QQ、飞信等和朋友用英语聊天。 0.584
15 我经常去自主学习中心（如语言实验室或多媒体教室）学习英语。 0.559
因子 5 目的语文化制品中介策略
8 我去图书馆，阅览室，资料室阅读英文报纸、杂志或小说。 0.599
25 我反复听英文MP3以改进自己的语音语调。 0.522
因子 6 社交策略
17 我通过网络社区、博客或专业网站组建自己的学习社区，结识朋友，学习外语。 0.819
16 我通过网络论坛或博客搜索和发表相关的照片以结识朋友、学习外语。 0.806
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信息技术环境对受试学习策略的中介作用体现在6个方面：利用信息技术扩大语言输入策略、元认知策略、补偿策略、自主学习策略、目的语文化制品中介策略和社交策略。研究结果验证了已有相关研究结论。例如运用互联网及信息技术进行自主学习策略与李莎、张森、殷辉（2012）的研究结论一致。信息技术环境下，学生较多使用元认知策略的结论也与陈彦、伍杏英（2011）的调查结果相吻合。研究结果也说明信息技术有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其学习策略意识（冯霞，陈琳，2010）。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个体认知的发展是外部社会文化因素与个体主观能动性协同的结果（Vygotsky， 1978）。对这六个因子内容的进一步分析显示，信息技术环境对英语专业学生学习策略的中介作用也与受试的主观能动性有关：首先，学生使用信息技术来调节自身的英语学习，体现了学习者能动性中的策略学习能力;第二，学生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及目的语文化制品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并扩大目的语的语言输入，体现了学习者能动性中的社会文化能力;第三，学生利用网络资源进行社交学习活动，这个过程体现了学习者能动性中的微观政治能力。此外，这些学生在提高自身英语成绩和英语水平的目的驱使下，有意识地利用信息技术环境来扩大英语语言输入量、利用文化制品等来解决在英语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等，说明英语专业学生有意识地运用信息技术和资源来辅助并调控自己的英语学习，体现了个体能动性中内在个体能力的动机能力。
5. 结语
本研究以社会文化理论为视角探讨了信息技术对地方本科院校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策略的中介调节作用，发现受试学习策略使用的总体水平偏低。信息技术环境对英语专业学习策略具有中介调节作用，具体包括利用信息技术扩大语言输入策略、元认知策略、补偿策略、自主学习策略、目的语文化制品中介策略和社交策略。这一中介调节作用同时也与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如策略学习能力、社会文化能力、微观政治能力和个体内在能力有关。本研究结果表明学习策略的使用是社会文化因素中介调节作用于学习者能动协同的共同结果。
本研究结果验证了社会文化环境对学习者学习策略的中介调节作用，弥补了过往研究未能揭示社会文化环境对学习者学习策略使用的影响过程的遗憾，为学习策略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参考。本研究也进一步验证了学习者能动性的内涵，为应用语言学有关语言习得动态系统过程观提供了实证支持。本研究以我国英语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结果不仅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而且为信息技术环境下英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策略教学与培训提供了现实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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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actor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English Majors’ Deployment of Learning Strategies
LI Chi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68）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ing a socio-cultural approach， investigated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137 English majors’deployment of learning strategies by us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 factor analysis of the collected data reveals six mediating effects： input enlarging strategies，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compensation strategies， autonomous strategies， printed material-mediated strategies and social strategie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language learners’application of learning strategies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learner agency and contextual conditions. The findings are implicative for future in-depth studies of Chinese EFL learners’strategy use and for strategy training in EFL class.
Key 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glish majors; learning strategies; Socio-cultural theory
作者简介：李池利，男，博士，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李路28号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43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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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柯贤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