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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语：资中筠先生的这篇讲话稿真心长，但当我静下心来逐字逐句阅读时，感觉又回到了中学的语文课上。当时的语文老师跟先生一样，不说教，也不是单纯传授知识，而是在与我们平等地交流他们所热爱和欣赏的作品。他们似乎完全陶醉在文学的美妙中，这种陶醉带有不可抗拒的魔力，让我们也不自觉随之开始那奇幻的旅程，真好！
我之所以被邀请到这里来讲话，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应该首先学好中文》。那是2008年，为了迎奥运，媒体大肆宣传学外文。打开电视，在记者的诱导下，街头各行各业的百姓似乎都在积极学外文，连在公园晨练的老大妈也说学了外文便于出国探亲云云。与此同时，电视的字幕充满错别字，广告乱改成语成风，所谓“历史剧”中半通不通的对话，人物的称谓混乱：称对方父亲为“家父”，自己的妹妹为“令妹”，把自己家叫作“府上”等等，不一而足，惨不忍睹。所以我有感而发写了那篇文章。
现在似乎忽然走到另一个极端，强调学中文、弘扬传统文化，就要压缩外文，在高考中降低外文的分量。似乎学中文和学外文互不相容。我必须首先声明，我主张学好中文绝不是与外文相对立，也与现在以传统文化抵制所谓的“西化”无关。更不赞成那种让小孩子穿着古装读《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的做法。现在讲讲我对学中文的看法，并且与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学中文的经历。
中国人为什么要学好中文？
我们每个人都是用母语思考的。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和他的母语的程度有很大关系。一个中国人除非生长在外国，从小就学那一国文字，自然就以那一国的文字为母语，如果那是英语，那么他的文化水平和他的英语水平有很大关系。
中文（我这里指的是汉文）有两大特点：
口语与书写文字是两套，这是汉语对用拼音文字的外国人说来最难学之处，等于要学两遍，所以普及比较难。好处是虽然方言非常复杂，文字是统一的，就是现在大家都归功于秦始皇的“书同文”。不像印度，由于每一个邦都有自己的文字，到现在还得用英语为官方语言。既然是中国人，说话已经不成问题，“学文化”就是从识字开始。能正确地读、写、用多少字和词就成为衡量基础文化程度的重要标准。
另一特点是成语、典故特别丰富，并已融入日常话语中，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正是汉文的魅力所在，也是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对成语、典故的运用也成为写文章的一大艺术。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文章高手，但是基础的语文教育至少应该严格规范，应该有一定的要求。依我设想，一所合格的完小（六年级），其毕业生应该能写通顺的白话文而极少出错别字，初中毕业则应掌握常用的成语、典故而不出错。能流畅地阅读一般文学作品，有进一步提高的自学能力，这就算有了文化基础，以后无论学什么专业，包括外文，那是个人的选择了。所以现在乱改成语是对中文极大的破坏。
个人的经历：
比起上一代的人，就是比我的老师或者父母辈，我的旧学底子差多了。但是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说再跟下一代比起来的话，我们又好像学得稍微多一些，这个情况很不一样。
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些人在随便聊天的时候说到了一些高层的丑闻，里头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就脱口而出说真是“墙有茨”。有一位专门研究古诗词的大学教授非常惊讶，说你一个学外文的人怎么还知道“墙有茨”？墙有茨出自《诗经》，开头就是：“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以后“墙有茨”就隐喻宫里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丑事。过去老一代的人说话不喜欢太露，一般爱用隐喻。而对我们这一代人，这是一个很寻常的比喻。那位教授年龄比我大约小六七岁，也就是说他是在1949年以后上的中学。在他看来，只有他那样的古诗词专家才懂，一般人，特别是学外文的，怎么居然还懂这个词？这说明有一个差别，就是我们这代读书人一般常用的，在现在的这一代人就成为专业知识。这还不是年龄的“代”，而是学校的教育和文化氛围的变化。因为我在改革开放以后初访美国，遇到台湾来的学理工的年轻人，谈吐就与我们这代人没有什么差别。
我的中文熏陶来自三个方面：家庭、学校和自己乱看书。我只是一个个案，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性，但是也有特殊性。
1.家庭
我最早知道的诗就是“春眠不觉晓”，那是我三岁的时候，早晨起来正好外头下雨了，我母亲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吟这首诗，用她的方言湖州调吟。我知道，你们请叶嘉莹先生来讲过，她是主张吟诗的，就是跟唱差不多的。每一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吟的调子也不一样。我母亲是湖州人，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话吟。我到现在想起“春眠不觉晓”自然心里就出现湖州调。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滕王阁序》后头的两首七绝，在我印象中也是湖州调，像唱歌一样，现在还会唱。
我中学有一位国文老师是河北人，他在课堂上教那个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就是用河北调来吟的。所以我现在想起这个诗的时候，就出现那个调，与湖州调完全不同。吟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记得住，就跟唱歌一样，而且对音韵、平仄什么的自然而然就熏出来了。但是用普通话是很难吟的，连有的韵脚都不对。前两年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好像常州的吟诗已经申请联合国非物质遗产，大概常州有一些诗人和文人特别积极去争取申遗，其实各个地方都有吟诗的特点。还有朗诵文章，也是有调子的。（后来据徐冬梅老师说现在正在申遗的是整个中国的吟诵，不是常州单项。）
我大约五岁上一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让我念《论语》，只是挑一点，不是念很多，也不逼我，就让你知道一点。
有一段经历虽然比较短，对我影响却很大。在我初中的国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是“郭子仪单骑退回纥”，选自《资治通鉴》。老师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郭子仪这个人发生很大的兴趣，于是对《资治通鉴》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很想知道《资治通鉴》是怎么样的一套书。特别是小学课本就有“司马光打破缸”的故事。原来作者就是这个司马光！更加好奇想看这书了。碰巧，我父亲有一个朋友家里头藏了很多线装书。我现在已经忘记具体情节，他怎么知道我想读《资治通鉴》，总之他对我非常嘉许，居然就送了我一套《资治通鉴》（可能他正好要搬家），我还记得是好几排木匣子摞起来，大概是很好的版本，当然现在早已没有了。 我那年暑假（大概是初中三）没事，就开始出于好奇，真的从头一本一本地看《资治通鉴》。其实也不见得都懂，挑着看。书里每隔几段，就有“臣光曰”，就是司马光的评语，表达他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因为《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它得称臣，这可能也是古史的一个传统。《史记》里头不是也常有“太史公曰”吗？我忽然兴起，一段一段把那个“臣光曰”抄在一个本子上，同时也作为练毛笔字。但是为了要说明他这一段评语说的是什么事，我就得把前头的那段历史事实用自己的话做一个简要说明。
这样抄了一段时间以后，被我们家的一个常客发现了。他姓郝，是我舅舅的同学，我母亲对他非常尊重，称他为“郝大哥”，让我叫他“郝寄爷”，是干爹的意思，不过不是正式的。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他是老头儿，但他事实上大概不到50岁。他非常有学问，什么都会，从前有一种全科的中学教员，从数理化到国文英文都会教，缺什么老师都能补上去。当然他英文发音不好，全是自学的，但是文法讲得特别清楚。他还会中医，我们家人小病都是他给开方子。最重要的是国文，他的旧学底子是非常之厚的。但是由于他恃才傲物，好顶撞领导，所以在一个单位待不长，经常失业，相当潦倒。他一失业就常来我们家吃饭。我最爱听他讲话，有一肚子掌故，外带发牢骚、骂一切看不惯的人和事。他看到了我抄“臣光曰”的笔记本，突然对我写的史实概要很欣赏，他说你的概括能力很强，觉得孺子可教，说了一句“可以与言《左传》矣”。于是乎他就开始主动教我《左传》，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左传》产生很大兴趣。因为《左传》从文字来讲，跟《资治通鉴》很不一样，它太简练、古奥，以我当时的程度要是没人讲解，是很难靠自学读下去的。他给我讲也是选读，加上他自己的见解，像讲故事一样，特别生动，而且常使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疲于奔命”这个成语典出何处？
《左传》里头有一个人叫申公巫臣，他是楚庄王底下的一个官，名巫臣，“申”是他的封地。他地位并不高，但是点子很多，给楚庄王出了不少好主意，对楚庄王成就霸业有所贡献。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到处征伐。有一次灭了陈国。这个陈国有一个大美人叫夏姬，据说她青春永驻，无论长到几十岁永远“望之如二十许人”。那些公侯们打来打去，争夺她也是动机之一。所以她转嫁了好多国。楚庄王灭了陈国以后，也想把这个夏姬娶过来，巫臣就劝他说，你本来伐陈是“伐不义”（霸主总要给对方安个什么罪名，才师出有名，我忘了陈国是因何获罪），光明正大，如果你把夏姬给娶过来了，这不显得你是为了私利嘛，那你在道义上就站不住了。那个楚庄王确实有雄心壮志，就听了他的劝告，没有娶夏姬。他的弟弟公子子反也想娶，巫臣又劝他说，这个女人不祥，是个妖孽，你看她嫁了几个国家，亡了几个国家。于是子反也听了他的，没娶她。最后这个老兄自己带着这个夏姬私奔了，一下子跑到晋国（其中还有一些曲折的情节，不详细讲了）。另外他因为别的事得罪了楚庄王另一个弟弟子重。那两位公子气得要死，要求楚庄王向晋国要人，诛杀他。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求引渡。那楚庄王到底是一个霸主，比较大度，说巫臣也算立过功的，给我出了很多好主意，就算了罢。不久，楚庄王死了，楚共王继位，子重、子反两个公子权力就比较大了，还是觉得这口气非出不行，于是把巫臣还留在楚国的家属全给杀了，包括他的旁系亲属。巫臣知道后很生气，咬牙切齿地说我一定要叫你们两人“疲于奔命”而死，疲于奔命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他怎么做到呢？他就今天撺掇晋国联合吴国跟楚国闹事，明天又挑拨郑国寻衅，不断骚扰楚国各个方向的边境。他本来就鬼主意多，弄得这两位公子在国境内外来回奔波，“一岁七奔命”，就是一年里头七次出国，或是到边境。现在交通发达无所谓了，但是在他那个时代这么一个跑法，那是吃不消的，非累死不可。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好玩，而且那个申公巫臣也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人、特逗，还有很多有趣的事。
这样，我对《左传》越来越感兴趣，郝寄爷其实教我的时间并不长，他找到工作就不能常来了。但是他的启蒙好像为我打开了一扇门，不仅是对《左传》，而是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和故事在我心目中活起来了。至于下决心通读《左传》，那是很后来的事了。实际上也还是一知半解，并不是所有文字都通了，很多地方我还得看注解。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我最早以这种方式接触到的古典的东西，而且是当时那样年龄的孩子一般比较少接触到的。
我举这段经历是要说明一种自然的熏陶，也没有人逼着我去这么做，那位郝寄爷也不是母亲请的家教，专门教我念《左传》的，并没有这样的意思。自然而然地给碰上了，也算是我的幸运。这也形成我一种学习的模式，后来学外国文学也是一样，常常是由于一个篇章，一个人物，引起我查找原出处，了解某部著作全貌的兴趣，然后再四处开花，延伸开去。
我父亲是留学生，先留日后留美，他有一些我们认为很“洋派”的朋友。那时候天津也有外国学校，就类似现在的国际学校，所有一切课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学。在太平洋战争之后，学校里英文让位于日文，自然英文程度下降。我父亲的“洋派”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主要为了学好外文。我父亲对此略有动心，可是我母亲坚决反对，她认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话，这个人的思想不会深刻，他可以说流利的洋文，但是他毕竟还是中国人。外文以后可以补，中文错过了就补不回来了。所以我继续留在原来的学校。我很感谢她这个决定，也认同她的看法。
2.学校
我在天津上的耀华学校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三年级这样一所十二年完整的学校，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其他方面这里不讲了，只讲中文教学。它对中文特别重视。中文和数学是最主要的主课，一星期至少五堂。小学课本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第一课就是“小猫叫，小狗叫，小弟弟哈哈笑”。但是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另外加一点文言文选读。我最初读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朗朗上口，很快就会背。中学六年的课本大约文言白话各半，文言的课文好像是基本按年代排，例如初中一主要是先秦文章，初二秦汉文……高三是晚明和清朝的文章。但也许不完全按朝代排序，还有按难易排序。老师在课堂上重点教的都是文言文，他觉得白话文用不着太教，做一点提醒，自学就行，挑几篇将来考试的时候要考的。所以我印象深的都是古文。我们那个学校很特别，中学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国文老师的理论是，文言文做好了，不怕白话文做不好，以后有的是机会写白话文。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我后来当然主要都是写大白话，完全没有困难，但是文言文的底子无形中对文风通顺、简练，和遣词造句的推敲是有帮助的。 除了国文课之外，另外还加了“经训”，这好像也是我们学校特有的。每星期一堂，从小学六年级开始《论语》，初中一是《孟子》，初二是《大学》和《礼记》，初三是《诗经》，高一是《左传》然后到高二改成“中国文学史”，这是国文课以外的。到高三的时候我们有一位老师是个看起来很冬烘的老头儿，据说是前清的秀才，他教我们《小学》《尔雅》《说文解字》。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准备考大学了，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根本就听不进，他在黑板上写，我们在底下偷偷干别的，或者做数字习题或者做英文练习。所以应该说我对于说文解字一点没学进去，但是高二的中国文学史那个老师讲得非常好，非常生动，每个朝代都挑一点东西讲，而且讲很多野史里头的东西，我们都听得兴趣盎然。
这样说起来洋洋大观，好像读了一大堆古文，四书五经，其实我们只读了三书二经，还只是挑着念一点，不可能像前人那样从头到尾每一本都念。但是这样浅尝辄止跟没有接触过是非常不一样的，选读的多是比较精彩、有用的。我们对成语、典故的出处了解许多，而且对于汉文的美有了鉴赏力，对于过去的那些人和事觉得特别好玩，古代读书人的这种境界、他们的幽默感、他们的表达方式，都使我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非常深的感情，是很好玩的、很美丽的，这么一种感觉，而不是非常苦的、非常枯燥或是老朽不堪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感觉应该归功于老师，不管我家里头碰到的还是在学校碰到的，那些老师我想起来每一个都可以成为模范教师，他们都是全心全意的，教什么他自己非常投入，特别欣赏。他给讲一首诗的时候，自己就先摇头摆尾欣赏得不得了，甚至于自己就感动得都要落泪的地步，你就跟着他一块儿欣赏，一块儿感动。而不是为了将来要准备考试，我必须要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有人说“五四”以后文化断裂，我觉得至少在我身上，我自己感觉到是没有断裂的。
3.课外乱看书
我学生时代自己读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远远超过课堂教的。商务印书馆出的幼儿文库、少儿文库、中学生文库，是我最早的课外读物，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特别是其中有讲成语、谚语故事的，非常有趣而且有用。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读物。
我家其实藏书不多。一般人以为我算出身“书香门第”，一定家藏万卷书，因此有广泛阅读的条件。其实不然。由于住房一直不宽敞，我父亲没有自己的书房，家中几乎没有什么藏书。我父亲陆续买了不少书都放在办公室，说以后给我。但是他1950年调北京工作时全部捐给了天津图书馆，我根本没有见到。我较早的乱翻书是小学五、六年级，那两年住在上海舅舅家，他家有一个壁橱，堆满了各种新老书籍，没有整理。我没事就钻进去弄得灰头土脸，着实狼吞虎咽看了不少书。从武侠、神怪到红楼梦，到巴金的《家》《春》《秋》，冰心的《寄小读者》，还有翻译小说：福尔摩斯、大仲马、莫泊桑，等等。真正的“乱”翻书，完全自由放任，生吞活剥，没人管，也没人指导。不过每遇有趣的东西、或有心得，就与年龄相仿的表姐们交流、传阅，乐趣盎然。那个时候还接触到一些新文学，有些杂志里的作品，我感到很新颖，后来才知道那就是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
到高中的时候还有很多书是同学中互相传的。例如有些笔记、小品，就是有一个同学家里的藏书，像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在当时就有点属于“少年不宜”了。
我们那时学习比较宽松，放学后家庭作业比较少，所以有许多闲暇看闲书。母亲虽然对我管教比较严，但只要成绩单使她满意，对我看书从不加干涉。我主要是养成了“读字”的兴趣，不一定是看书，逮着什么看什么，对一切有字的东西都好奇，包括买东西包的报纸，都要看一看，有时竟然也会有意外的发现。
所有这一切对我主要是起文化熏陶的作用，形成一种审美趣味，后来不论怎样从事“西学”，周游列国，或是强制“思想改造”，这种熏陶形成的底色是很难改变的。过去是不自觉的。到了晚年日益精神“返祖”，才意识到什么叫“文化底蕴”。
文字是思想的载体
读文章、诗词，不是读字典，必然包含着思想、情怀，或者至少表达某种意境吧？那么我从这些古文中受到什么感染和影响呢？今天不说外国的或现代的东西，那是另外一个题目了。我觉得我得到的感染不是三纲五常、忠孝节义那些东西。有一些传统道德是自然而然贯穿在家教中，待人接物的态度，以及什么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等等，这不是从书本里头学来的。今天回头来看，读的那些中国书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士大夫的忧患意识
我所生活的时代经历的战乱特别多，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内忧、外患。我成长的最重要的时期是抗日战争。所以文天祥、岳飞、辛弃疾、陆游等的作品必然特别往心里去。像“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总之是痛感国土沦丧，总是想着要恢复国土是吧？还有杜甫写离乱的诗，等等。这个大家都熟悉，我就不多讲了。
2.厌战、渴望和平
中国几千年来，在这块土地上从来战乱不断。所以文学作品中这方面的内容很多，而且很动人。我小学六年级最早读到杜甫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就有一种感动。还有像“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是人人都耳熟能详的。作者曹松不太有名，全诗也很少人记得，但是这句话流传千古，因为太写实，太深刻了。很久以后，我见到一本加拿大作者写的小书，题目直译是《将军们死在床上（Generals Die in Bed）》，意思就是在战争中战死沙场的大量是普通士兵，而将军们功成名就，全身而退，得以死在病床上。有人问我，对这个题目有没有恰当的译法，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后来这本书是否有中译本，我不得而知。
还有两句名句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当年程砚秋曾经排过一出戏，就叫《春闺梦》，用的就是这首诗的意境，一个少妇思念远征的夫君，梦里相逢，其实他已经战死了。程砚秋是京剧演员中最有思想的。他是在抗日胜利后1940年代后期排这个戏，但是被国民党给禁演了，因为那时已爆发内战，这种反战剧影响士气，不利“剿共”。再到后来，他又想演这出戏，还是没有被批准，因为在“斗争哲学”统治下，“和平主义”自然在批判之列。从古到今，普通人受战争之苦，追求和平，与统治者的野心往往相左。 最使我动心，对战争的残酷表述得最深刻，反战最彻底的是《吊古战场文》，那也是我在中学时期读到的，一开头就气势非凡：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
作者感叹“伤心哉”！紧接着就问是秦、汉还是近代？其实都一样。以下大段文章历数自古以来的有名战役，想象战场的残酷和惨烈景象，结论是，秦起长城，汉击匈奴都使生灵涂炭，因此“功不补患”。把那些帝王的“丰功伟绩”都给否定了。最后一段有几句简直是撕心裂肺，我永远难忘：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
老百姓活着的时候得到过什么恩泽？现在他们犯了什么错，就这么给杀死了？而且“其存其没，家莫闻之。人或有言，将信将疑”，“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就是说家人对他们的生死还不明，连吊祭都不知到哪里去吊，死者不知魂归何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惨境界？最后只能归之于命，从古就是这样，“为之奈何”。这篇文章对一切征伐否定得非常彻底。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古今王侯的功名都建立在百姓的白骨之上，而他们是享受不到胜利成果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血泪之作，是对“一将功成万骨枯”最好的诠释。
3.民间疾苦
民间疾苦其实和战乱分不开，老百姓除了赋税之外，还有一项沉重负担是服徭役，就是征兵，或者劳役。例如杜甫的“三吏”“三别”是教科书经常选的。我现在想着重提的是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有好几十首，每一首诗都是讲一种人的疾苦，主要是手工艺者或者农民，写社会的各个方面，覆盖面极广，而且都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和宫廷、权贵的那些穷奢极侈享受作对比。作为诗，文章非常美，在形容各种美丽的东西的时候，既写实又浪漫，想象力十分丰富，然后最后总有点睛之笔，点出他要表达的感慨和悲愤。
我稍微用一点时间以《缭绫》为例，这是我特别欣赏的《新乐府》诗之一。
“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这四句开头就不凡。你想象一下，月光下的瀑布，哗！一大匹白缎子挂下来，接着是“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不是完全素的绸缎，而是有本色花的织锦。然后接着是什么呢？就是宫里来加工订货了：“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就把一匹白绫子给染成绿的了，“天上取样人间织”，该有多美！花色织好以后，就要做成衣服了。这里第一次点出：“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就是谁来穿？是皇宫里的宫女。谁来织呢？是江南贫寒人家的女子。他底下就接着讲怎么裁剪制成衣裳：从“广裁衫袖长制裙”到“转侧看花花不定”这四句是讲制成的衣服。你就可以想象那宽袖长裙，简直漂亮极了。“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值千金。”皇帝把这赐给跳舞的宫女了。但是这么精心制作的衣裳只穿一次。“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就给弄脏了，脚底下踩着，毫不爱惜。最后，白居易教训那些宫女：“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对这个“扎扎千声不盈尺”，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我在“文革”中下干校的时候，在河南农村，那里冬天妇女都织布，还是用那种相当原始的织布机，面幅很窄，她不是用丝线而是自纺的棉线，织的是粗布，但是效率也很低，一个冬天织不了多少。我经过老乡门口，听见“卡拉塔、卡拉塔”的声音就想起白居易的“扎扎千声不盈尺”。这首诗最后结尾是：“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
我举这首诗，因为它比较铺陈、辞藻丰富，那些对织锦的描述简直美不胜收，同时对“越溪寒女”的深刻的同情也跃然纸上。当然这种情况贯穿在很多首诗中。只能很简单地再举几个例子。
例如《红线毯》，也是宫里的加工订货，前半形容那地毯花色特别美，又厚又软，到什么程度？“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人踩上去整个脚就陷进去了。还有就是它大得不得了，织成跟宫里的大殿一样大，卷都卷不起来，“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想象一下：这么大一块地毯，一百个壮汉抬着它，从安徽一直走到长安，这是一个什么景象？宫里头特别喜欢，于是乎就“年年十月来宣州”，然后“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他特别地卖劲，讨好，这是“政绩”啊。最后白居易教训他了：“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这个几句话掷地有声，非常尖锐。《轻肥》，比较短小精悍，主要形容权贵们的宴席，全国各地的珍馐美食，吃得酒足饭饱。最后两句是大家都知道的名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跟前面的吃喝对比，有极大的震撼力。
还有《卖炭翁》，这篇好像课本里头常选的，不多讲了，不过我还想提一句是我印象深刻，每每为之心酸的，就是“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我们设想一下，那个老头儿，在冰天雪地里穿着单薄的衣服，还希望天冷一点，炭能够卖个好价钱。但是最后这个希望也落空，这里市场规律不起作用，他那一车炭全被“权力”抢走了，只扔给他两段绸子。这个比城管对小贩还厉害。
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几乎都是这样子的，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对那些奢侈的东西都是形容得特别美，对比出另一种人的悲苦，更加触目惊心。还有一个特点是他所讥刺的不是一般的达官贵人，而是直指宫廷。如《缭绫》《红线毯》是为宫里的订货，《轻肥》一开头就指出那些骄横跋扈的人，“人称是内臣”。这“内臣”不是正经八百的公卿大夫，而是皇帝“身边工作人员”，其实就是太监。可是他们还穿着文武官服，到军中去赴宴。我觉得那时的白居易确实是有点书生意气，有点胆量的。他不是一首两首，而是那么多首，从各个方面讥刺当朝，为百姓抱不平。而且他不但针对别人，自己还有反省，例如《观刈麦》，由农民的辛苦想到自己优越的生活。
有人批评白居易的诗像顺口溜，太浅了，不能登大雅之堂。本来他写的这些诗不是为在士大夫中间酬酢唱和的，就是有意让乡下老太婆都听得懂的。我这个城里老太婆也特别喜欢。我觉得一首诗不论深浅，主要是给你以美感。我前面说了，他的诗都非常美，像“天上取样人间织”这样的词，谁想得出来？顺便说到，我对现在许多流行歌曲不欣赏，先不说音乐，单说歌词，不是因为它浅显易懂，而是因为它不知所云，又没有文采。不论是诗还是文，为什么要晦涩难懂才算有学问，有深度？ 还有人说他虚伪，就是他那么关心民间疾苦，可是他自己的生活是比较奢侈的，他家里曾经养着歌妓，有私人的歌舞班子。今天不是白居易专场，不对他做全面道德评价。现在就诗论诗，至少他所有写的都是表达真性情。他如果没有认真观察和实际的体验的话，是根本写不出来的。如果他没有和卖炭翁交谈过，他怎么会知道他“心忧炭贱愿天寒”？而且他关注很广，每一个行业的操作程序和特点，他都写得出来，他如果没有对那些劳作者就近观察，没有深切的同情，无论如何写不出这样动人心弦的句子。而且他写这个不可能是为了沽名钓誉，像现在似的，在媒体宣传，树立自己形象。相反，他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不论如何，就诗而言，朗朗上口是优点。特别给低年级学生选诗，白居易很适合的，既有美感，又培养同情心。我这里只讲了白居易，其实如杜甫有许多诗尽管是近体诗，格律严谨，也是朗朗上口，很容易记住的，就没有时间多讲了。
4.政治和爱情难以区分
中国对于古诗词的解释，常常就是爱情和政治不分的，自从屈原的《离骚》中用了香草美人的比喻以来，后世解释诗词常常把貌似讲恋情的诗做政治解释。是失恋，怀念情人，还是政治上的失意，失去了皇帝的恩宠？我曾有一篇文章说过，中国的士大夫对皇帝有一种单相思的情结，老是在那儿望着金阙之上，希望皇帝对他有所青睐，但是皇帝常常看不见。
但是我觉得其实有很多诗就是爱情诗，后人硬要把它说成是政治诗，比如《诗经》的《国风》是吧？包括第一首“关关雎鸠”，朱熹就说他是讲文王后妃之德，其实人家就是谈恋爱，《诗经》里头有好多就是谈恋爱的诗，而且是那时候的大白话。可是后来的道学家要加入政治的和道德的因素。因为孔子说诗三百“思无邪”，道学先生们认为男欢女爱就不算“无邪”，总要加入点政治，有些就比较牵强。但是有的诗确实也有所寄托，说得很含蓄、模糊，让人去猜。李商隐的诗就有点这个味道。他的诗非常美，但很难确切知道他何所指，可算是古代朦胧诗。我刚才说我喜欢白居易的明朗易懂，同时我也喜欢李义山的朦胧之美，就是那么一种意境，让人无限低回，本不必求甚解。
现在我想举一个陶渊明《闲情赋》的例子。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读过，最有名的是那十行排句：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
读起来很美，如果变成白话，就怪肉麻的：就是希望做那人衣服上的领子，但又怕晚上脱衣服离开你的身体，害得我一夜都怨秋夜太长，老不天亮。接着一连串的愿附在那人身上各个部位，例如“愿在发而为泽”，就是做头发上的头油，又怕人家爱洗头，一下子随着脏水冲掉了，“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要做人家的鞋子，又怕一上床睡觉就把鞋子脱在床下了……这《闲情赋》是课本里不选，师长不会教的。《昭明文选》里也没选，那个梁太子萧统看不上，他还说过陶渊明“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是把它作为陶渊明的瑕疵来看的，也说明这个昭明太子还是脱不了道学气。我最初看到这篇赋是在高中时，同学里面偷偷传看的，虽然没有人说这是禁书，但根据当时的标准，这就接近“艳词”了。所以我们几个同学感到很神秘，偷着乐，那十个“愿……”常成为我们几个人说悄悄话的内容。从通篇来看，陶渊明见到了一个女士，只是远远望着，对她产生遐想，于是天天去等她，也没等着见一面，纯粹是单相思。
但是对这篇赋还有一种政治上的诠释，说是抒发他官场不得意。我怎么看怎么不像，因为陶渊明还写过一篇《感士不遇赋》，就是讲自己怀才不遇的，讲得很清楚，说当时衡量人的标准不是以才论，而是颠倒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逆淘汰”，所以他自己就是怀才不遇。那篇都写明白了，何必再写这么一篇用爱情来假托政治上的赋呢？何况从陶渊明的志趣来看，已经摆脱了对官场的眷恋，更不会像追情人一样那样肉麻地要依附到君王身上。这是我的看法。陶渊明看到一个美人，想入非非，如此而已。只是他想象力特别丰富，别人写不出来。
5.隐逸情怀，逃离官场
这更加避不开陶渊明，他绝对是这种情怀和这种文学的代表人物。不为五斗米折腰已经是通俗典故。无论哪个时代，大概中文课没有不读《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的，还有《五柳先生传》。我在《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一文中说过，中国读书人一方面对君王有一种单恋之情，但是有个性有才华的人又难长久在官场得意，所以留下来的优秀传世之作，大多数是失意时候的作品，多表现隐逸情怀和内心藐视权贵的傲气。应该说并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时候都坚守独立的人格，都想退居林下，但是表现在文学作品里的，这方面的感情居多。那些歌功颂德之作，奉命文学以及凑趣的宫廷诗，大多被时间所淘汰。
我个人印象较深的，从孟子开始。孟子在我心目中是比较可爱的。他见梁惠王、齐宣王，把他们训得一愣一愣的。他说：“说大人则邈之，勿视其巍巍然”，意思说，那些大人物是可以藐视的，别看他们那么神气活现的样子。比较突出的是魏晋六朝风骨，这方面著作已经很多。我个人接触到魏晋六朝文章时正是高中一到高二期间，是反叛的年龄，内心对他们非常向往。对《世说新语》里那些故事、特立独行的作风和充满机智的俏皮话特别入迷。跟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在一起，经常谈论竹林七贤，很想仿效他们的做派，当然实际上不敢。
古人和大自然比较近，那时当然不存在污染问题。我是在大城市长大的，对古人悠游山林十分羡慕，也就对所谓“隐士”很感兴趣。从东汉、魏晋以来由于乱世，隐逸成风，但是“盛世”也有不少读书人不愿做官而隐居的。孟浩然是一个。有一个词也是我中学时候听到后，觉得妙不可言，就是“泉石膏肓，烟霞痼疾”。后来查到，唐朝有一名高士叫田游岩，做了很短时间官就躲到山里隐居起来，唐高宗亲自登门拜访，问他身体如何，他说“臣所谓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就是得了绝症，离不开山林了。还有像南宋朱敦儒的几首《鹧鸪天》是我十分欣赏的：“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我最欣赏的是最后一句。后来发现毛泽东也写过“粪土当年万户侯”。但是前者看不起侯王是懒得做官，逃离政治；而后者蔑视万户侯是最终要消灭他们，自己称王，完全两码事。 今人不可能多读古文，但不可不读
我拉拉杂杂讲了这些，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学中文的经历，和我自己的一些体会。诸位都是专业的中文教师，我可能班门弄斧。我的体会算不上学术观点，纯粹是个人的感受，一得之愚。举例也是挂一漏万，免不了片面性。我绝不是提倡现在的小学生花很多时间大量学古文，更不提倡读经。我要说明的是，作为中国人打一点中文基础是一种文化底蕴，一种熏陶，不是作为实用的工具。有这个熏陶和没这个熏陶，跟人的思想深度、跟人的审美的品味是不一样的。然后在接纳外国文化时，在取舍之间你的品味也是会不一样的。而且中国文字、文学有那么丰富美好的东西，生为中国人，如果不知道欣赏，该多可惜！
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的旧学根底不算深，而现在的年轻人甚至要学我学过那些也没有那么多功夫。只能浅尝辄止，就是像到了一个精品店里，琳琅满目，你浏览过，知道有这种非常精致、漂亮的东西，你不可能有力量把它全买过来，但是你知道你看见过，以后想起来的时候知道还存在什么样的东西。如果你只进过卖粗糙、劣等货的商店，以为那个就是好东西，那见识、品味就是另一回事。进过精品店，有了这个见识，就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关于知识的古今差异，我少年时期已经感觉到了。我还可以讲我自己的一个故事：我们中学时候暑假是不留作业的，只要开学的时候交一两篇暑期读书心得的文章就可以了，读什么随便。有一年暑假我母亲让我读王勃的《滕王阁序》。那文章实在漂亮。王勃写的时候是十四岁，有名的神童才子，却英年早逝，活了不到三十岁。我那时刚好也是十四岁，少年轻狂，忽然觉得不服气。我说他也十四岁，现在我也十四岁，他假如从三四岁开始认字，整天念的就是古书，一天到晚就学写这种文章，那写到十四岁写出这样的文章来也不是什么太了不起。我现在光是中国历史就要比他多念一千年。我还得念外文、外国历史地理、数理化，等等。就是说，我会的东西他不会，他会的东西我不见得学不会，我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我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还批评他年纪轻轻就那么悲观，自叹“失路之人”，无病呻吟。这“无病呻吟”是我从那些“新文学”的评论文章中学来的词，用上了，很得意。其实王勃的“谁悲失路之人”不见得是说他自己。那时就是少年狂。我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与王勃同时代有多少读书人，读的同样的书，也没写出《滕王阁序》这样的美文来，所以王勃还是了不起。
不管怎么样，现在的小孩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现在那些层出不穷的新电子玩意儿我都玩不过10岁的孩子，所以学古典文学占多大的比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在于课本的编撰和老师的艺术，你怎么选，怎么教，怎么给学生以美感，为他们培育文化底蕴，为以后进一步登堂入室打下基础。
现在一天到晚讲爱国主义，其实爱国也不是空的，也不是专门为某一种政治服务。你有了这个熏陶，自然而然就对中国文化，对我们这个民族产生非常深厚的感情，觉得那是不可替代的，你的家乡、你的故土、你的这个精神故乡是不可替代的。不用人家来强制你，也不管是哪个朝代谁执政，都没有关系，这是一种永久的感情。
当年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教授叫皮名举，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读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读西洋历史不知道中国的落后。”就是说你一方面觉得它非常伟大，你非常热爱它，但你必须承认它在很多地方是落后了。他说这话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但是这个话我觉得什么时候都适用。说我们哪些地方不如人，落后了，并不等于你不爱这个国家、不爱这个民族。因为你知道它有这样的历史，它有这么美的东西，你已经欣赏了，你已经体验了。但是同时你觉得你应该承认它有哪些地方是那么不尽如人意，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维护鲁迅的地方。现在有很多人在骂鲁迅，但他的伟大和深刻也在于对我国我民深刻的认识。还有像胡适，表达的方式跟鲁迅非常不一样，而且后来政见也不一样，但是他们对国民的认识其实是相同的。包括陈独秀在内的这些人，都是热爱这个民族，但是同时他又特别深刻地感觉到它的不足之处。爱之深而虑之远，而责之切，觉得它需要改进的地方太多了。
以上是我学中文的体会，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谢谢。
（本文为2014年4月13日，资中筠先生在南京亲近母语论坛的讲话增订和补充。）
我之所以被邀请到这里来讲话，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应该首先学好中文》。那是2008年，为了迎奥运，媒体大肆宣传学外文。打开电视，在记者的诱导下，街头各行各业的百姓似乎都在积极学外文，连在公园晨练的老大妈也说学了外文便于出国探亲云云。与此同时，电视的字幕充满错别字，广告乱改成语成风，所谓“历史剧”中半通不通的对话，人物的称谓混乱：称对方父亲为“家父”，自己的妹妹为“令妹”，把自己家叫作“府上”等等，不一而足，惨不忍睹。所以我有感而发写了那篇文章。
现在似乎忽然走到另一个极端，强调学中文、弘扬传统文化，就要压缩外文，在高考中降低外文的分量。似乎学中文和学外文互不相容。我必须首先声明，我主张学好中文绝不是与外文相对立，也与现在以传统文化抵制所谓的“西化”无关。更不赞成那种让小孩子穿着古装读《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的做法。现在讲讲我对学中文的看法，并且与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学中文的经历。
中国人为什么要学好中文？
我们每个人都是用母语思考的。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和他的母语的程度有很大关系。一个中国人除非生长在外国，从小就学那一国文字，自然就以那一国的文字为母语，如果那是英语，那么他的文化水平和他的英语水平有很大关系。
中文（我这里指的是汉文）有两大特点：
口语与书写文字是两套，这是汉语对用拼音文字的外国人说来最难学之处，等于要学两遍，所以普及比较难。好处是虽然方言非常复杂，文字是统一的，就是现在大家都归功于秦始皇的“书同文”。不像印度，由于每一个邦都有自己的文字，到现在还得用英语为官方语言。既然是中国人，说话已经不成问题，“学文化”就是从识字开始。能正确地读、写、用多少字和词就成为衡量基础文化程度的重要标准。
另一特点是成语、典故特别丰富，并已融入日常话语中，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正是汉文的魅力所在，也是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对成语、典故的运用也成为写文章的一大艺术。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文章高手，但是基础的语文教育至少应该严格规范，应该有一定的要求。依我设想，一所合格的完小（六年级），其毕业生应该能写通顺的白话文而极少出错别字，初中毕业则应掌握常用的成语、典故而不出错。能流畅地阅读一般文学作品，有进一步提高的自学能力，这就算有了文化基础，以后无论学什么专业，包括外文，那是个人的选择了。所以现在乱改成语是对中文极大的破坏。
个人的经历：
比起上一代的人，就是比我的老师或者父母辈，我的旧学底子差多了。但是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说再跟下一代比起来的话，我们又好像学得稍微多一些，这个情况很不一样。
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些人在随便聊天的时候说到了一些高层的丑闻，里头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就脱口而出说真是“墙有茨”。有一位专门研究古诗词的大学教授非常惊讶，说你一个学外文的人怎么还知道“墙有茨”？墙有茨出自《诗经》，开头就是：“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以后“墙有茨”就隐喻宫里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丑事。过去老一代的人说话不喜欢太露，一般爱用隐喻。而对我们这一代人，这是一个很寻常的比喻。那位教授年龄比我大约小六七岁，也就是说他是在1949年以后上的中学。在他看来，只有他那样的古诗词专家才懂，一般人，特别是学外文的，怎么居然还懂这个词？这说明有一个差别，就是我们这代读书人一般常用的，在现在的这一代人就成为专业知识。这还不是年龄的“代”，而是学校的教育和文化氛围的变化。因为我在改革开放以后初访美国，遇到台湾来的学理工的年轻人，谈吐就与我们这代人没有什么差别。
我的中文熏陶来自三个方面：家庭、学校和自己乱看书。我只是一个个案，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性，但是也有特殊性。
1.家庭
我最早知道的诗就是“春眠不觉晓”，那是我三岁的时候，早晨起来正好外头下雨了，我母亲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吟这首诗，用她的方言湖州调吟。我知道，你们请叶嘉莹先生来讲过，她是主张吟诗的，就是跟唱差不多的。每一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吟的调子也不一样。我母亲是湖州人，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话吟。我到现在想起“春眠不觉晓”自然心里就出现湖州调。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滕王阁序》后头的两首七绝，在我印象中也是湖州调，像唱歌一样，现在还会唱。
我中学有一位国文老师是河北人，他在课堂上教那个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就是用河北调来吟的。所以我现在想起这个诗的时候，就出现那个调，与湖州调完全不同。吟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记得住，就跟唱歌一样，而且对音韵、平仄什么的自然而然就熏出来了。但是用普通话是很难吟的，连有的韵脚都不对。前两年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好像常州的吟诗已经申请联合国非物质遗产，大概常州有一些诗人和文人特别积极去争取申遗，其实各个地方都有吟诗的特点。还有朗诵文章，也是有调子的。（后来据徐冬梅老师说现在正在申遗的是整个中国的吟诵，不是常州单项。）
我大约五岁上一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让我念《论语》，只是挑一点，不是念很多，也不逼我，就让你知道一点。
有一段经历虽然比较短，对我影响却很大。在我初中的国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是“郭子仪单骑退回纥”，选自《资治通鉴》。老师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郭子仪这个人发生很大的兴趣，于是对《资治通鉴》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很想知道《资治通鉴》是怎么样的一套书。特别是小学课本就有“司马光打破缸”的故事。原来作者就是这个司马光！更加好奇想看这书了。碰巧，我父亲有一个朋友家里头藏了很多线装书。我现在已经忘记具体情节，他怎么知道我想读《资治通鉴》，总之他对我非常嘉许，居然就送了我一套《资治通鉴》（可能他正好要搬家），我还记得是好几排木匣子摞起来，大概是很好的版本，当然现在早已没有了。 我那年暑假（大概是初中三）没事，就开始出于好奇，真的从头一本一本地看《资治通鉴》。其实也不见得都懂，挑着看。书里每隔几段，就有“臣光曰”，就是司马光的评语，表达他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因为《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它得称臣，这可能也是古史的一个传统。《史记》里头不是也常有“太史公曰”吗？我忽然兴起，一段一段把那个“臣光曰”抄在一个本子上，同时也作为练毛笔字。但是为了要说明他这一段评语说的是什么事，我就得把前头的那段历史事实用自己的话做一个简要说明。
这样抄了一段时间以后，被我们家的一个常客发现了。他姓郝，是我舅舅的同学，我母亲对他非常尊重，称他为“郝大哥”，让我叫他“郝寄爷”，是干爹的意思，不过不是正式的。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他是老头儿，但他事实上大概不到50岁。他非常有学问，什么都会，从前有一种全科的中学教员，从数理化到国文英文都会教，缺什么老师都能补上去。当然他英文发音不好，全是自学的，但是文法讲得特别清楚。他还会中医，我们家人小病都是他给开方子。最重要的是国文，他的旧学底子是非常之厚的。但是由于他恃才傲物，好顶撞领导，所以在一个单位待不长，经常失业，相当潦倒。他一失业就常来我们家吃饭。我最爱听他讲话，有一肚子掌故，外带发牢骚、骂一切看不惯的人和事。他看到了我抄“臣光曰”的笔记本，突然对我写的史实概要很欣赏，他说你的概括能力很强，觉得孺子可教，说了一句“可以与言《左传》矣”。于是乎他就开始主动教我《左传》，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左传》产生很大兴趣。因为《左传》从文字来讲，跟《资治通鉴》很不一样，它太简练、古奥，以我当时的程度要是没人讲解，是很难靠自学读下去的。他给我讲也是选读，加上他自己的见解，像讲故事一样，特别生动，而且常使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疲于奔命”这个成语典出何处？
《左传》里头有一个人叫申公巫臣，他是楚庄王底下的一个官，名巫臣，“申”是他的封地。他地位并不高，但是点子很多，给楚庄王出了不少好主意，对楚庄王成就霸业有所贡献。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到处征伐。有一次灭了陈国。这个陈国有一个大美人叫夏姬，据说她青春永驻，无论长到几十岁永远“望之如二十许人”。那些公侯们打来打去，争夺她也是动机之一。所以她转嫁了好多国。楚庄王灭了陈国以后，也想把这个夏姬娶过来，巫臣就劝他说，你本来伐陈是“伐不义”（霸主总要给对方安个什么罪名，才师出有名，我忘了陈国是因何获罪），光明正大，如果你把夏姬给娶过来了，这不显得你是为了私利嘛，那你在道义上就站不住了。那个楚庄王确实有雄心壮志，就听了他的劝告，没有娶夏姬。他的弟弟公子子反也想娶，巫臣又劝他说，这个女人不祥，是个妖孽，你看她嫁了几个国家，亡了几个国家。于是子反也听了他的，没娶她。最后这个老兄自己带着这个夏姬私奔了，一下子跑到晋国（其中还有一些曲折的情节，不详细讲了）。另外他因为别的事得罪了楚庄王另一个弟弟子重。那两位公子气得要死，要求楚庄王向晋国要人，诛杀他。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求引渡。那楚庄王到底是一个霸主，比较大度，说巫臣也算立过功的，给我出了很多好主意，就算了罢。不久，楚庄王死了，楚共王继位，子重、子反两个公子权力就比较大了，还是觉得这口气非出不行，于是把巫臣还留在楚国的家属全给杀了，包括他的旁系亲属。巫臣知道后很生气，咬牙切齿地说我一定要叫你们两人“疲于奔命”而死，疲于奔命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他怎么做到呢？他就今天撺掇晋国联合吴国跟楚国闹事，明天又挑拨郑国寻衅，不断骚扰楚国各个方向的边境。他本来就鬼主意多，弄得这两位公子在国境内外来回奔波，“一岁七奔命”，就是一年里头七次出国，或是到边境。现在交通发达无所谓了，但是在他那个时代这么一个跑法，那是吃不消的，非累死不可。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好玩，而且那个申公巫臣也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人、特逗，还有很多有趣的事。
这样，我对《左传》越来越感兴趣，郝寄爷其实教我的时间并不长，他找到工作就不能常来了。但是他的启蒙好像为我打开了一扇门，不仅是对《左传》，而是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和故事在我心目中活起来了。至于下决心通读《左传》，那是很后来的事了。实际上也还是一知半解，并不是所有文字都通了，很多地方我还得看注解。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我最早以这种方式接触到的古典的东西，而且是当时那样年龄的孩子一般比较少接触到的。
我举这段经历是要说明一种自然的熏陶，也没有人逼着我去这么做，那位郝寄爷也不是母亲请的家教，专门教我念《左传》的，并没有这样的意思。自然而然地给碰上了，也算是我的幸运。这也形成我一种学习的模式，后来学外国文学也是一样，常常是由于一个篇章，一个人物，引起我查找原出处，了解某部著作全貌的兴趣，然后再四处开花，延伸开去。
我父亲是留学生，先留日后留美，他有一些我们认为很“洋派”的朋友。那时候天津也有外国学校，就类似现在的国际学校，所有一切课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学。在太平洋战争之后，学校里英文让位于日文，自然英文程度下降。我父亲的“洋派”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主要为了学好外文。我父亲对此略有动心，可是我母亲坚决反对，她认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话，这个人的思想不会深刻，他可以说流利的洋文，但是他毕竟还是中国人。外文以后可以补，中文错过了就补不回来了。所以我继续留在原来的学校。我很感谢她这个决定，也认同她的看法。
2.学校
我在天津上的耀华学校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三年级这样一所十二年完整的学校，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其他方面这里不讲了，只讲中文教学。它对中文特别重视。中文和数学是最主要的主课，一星期至少五堂。小学课本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第一课就是“小猫叫，小狗叫，小弟弟哈哈笑”。但是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另外加一点文言文选读。我最初读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朗朗上口，很快就会背。中学六年的课本大约文言白话各半，文言的课文好像是基本按年代排，例如初中一主要是先秦文章，初二秦汉文……高三是晚明和清朝的文章。但也许不完全按朝代排序，还有按难易排序。老师在课堂上重点教的都是文言文，他觉得白话文用不着太教，做一点提醒，自学就行，挑几篇将来考试的时候要考的。所以我印象深的都是古文。我们那个学校很特别，中学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国文老师的理论是，文言文做好了，不怕白话文做不好，以后有的是机会写白话文。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我后来当然主要都是写大白话，完全没有困难，但是文言文的底子无形中对文风通顺、简练，和遣词造句的推敲是有帮助的。 除了国文课之外，另外还加了“经训”，这好像也是我们学校特有的。每星期一堂，从小学六年级开始《论语》，初中一是《孟子》，初二是《大学》和《礼记》，初三是《诗经》，高一是《左传》然后到高二改成“中国文学史”，这是国文课以外的。到高三的时候我们有一位老师是个看起来很冬烘的老头儿，据说是前清的秀才，他教我们《小学》《尔雅》《说文解字》。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准备考大学了，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根本就听不进，他在黑板上写，我们在底下偷偷干别的，或者做数字习题或者做英文练习。所以应该说我对于说文解字一点没学进去，但是高二的中国文学史那个老师讲得非常好，非常生动，每个朝代都挑一点东西讲，而且讲很多野史里头的东西，我们都听得兴趣盎然。
这样说起来洋洋大观，好像读了一大堆古文，四书五经，其实我们只读了三书二经，还只是挑着念一点，不可能像前人那样从头到尾每一本都念。但是这样浅尝辄止跟没有接触过是非常不一样的，选读的多是比较精彩、有用的。我们对成语、典故的出处了解许多，而且对于汉文的美有了鉴赏力，对于过去的那些人和事觉得特别好玩，古代读书人的这种境界、他们的幽默感、他们的表达方式，都使我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非常深的感情，是很好玩的、很美丽的，这么一种感觉，而不是非常苦的、非常枯燥或是老朽不堪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感觉应该归功于老师，不管我家里头碰到的还是在学校碰到的，那些老师我想起来每一个都可以成为模范教师，他们都是全心全意的，教什么他自己非常投入，特别欣赏。他给讲一首诗的时候，自己就先摇头摆尾欣赏得不得了，甚至于自己就感动得都要落泪的地步，你就跟着他一块儿欣赏，一块儿感动。而不是为了将来要准备考试，我必须要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有人说“五四”以后文化断裂，我觉得至少在我身上，我自己感觉到是没有断裂的。
3.课外乱看书
我学生时代自己读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远远超过课堂教的。商务印书馆出的幼儿文库、少儿文库、中学生文库，是我最早的课外读物，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特别是其中有讲成语、谚语故事的，非常有趣而且有用。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读物。
我家其实藏书不多。一般人以为我算出身“书香门第”，一定家藏万卷书，因此有广泛阅读的条件。其实不然。由于住房一直不宽敞，我父亲没有自己的书房，家中几乎没有什么藏书。我父亲陆续买了不少书都放在办公室，说以后给我。但是他1950年调北京工作时全部捐给了天津图书馆，我根本没有见到。我较早的乱翻书是小学五、六年级，那两年住在上海舅舅家，他家有一个壁橱，堆满了各种新老书籍，没有整理。我没事就钻进去弄得灰头土脸，着实狼吞虎咽看了不少书。从武侠、神怪到红楼梦，到巴金的《家》《春》《秋》，冰心的《寄小读者》，还有翻译小说：福尔摩斯、大仲马、莫泊桑，等等。真正的“乱”翻书，完全自由放任，生吞活剥，没人管，也没人指导。不过每遇有趣的东西、或有心得，就与年龄相仿的表姐们交流、传阅，乐趣盎然。那个时候还接触到一些新文学，有些杂志里的作品，我感到很新颖，后来才知道那就是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
到高中的时候还有很多书是同学中互相传的。例如有些笔记、小品，就是有一个同学家里的藏书，像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在当时就有点属于“少年不宜”了。
我们那时学习比较宽松，放学后家庭作业比较少，所以有许多闲暇看闲书。母亲虽然对我管教比较严，但只要成绩单使她满意，对我看书从不加干涉。我主要是养成了“读字”的兴趣，不一定是看书，逮着什么看什么，对一切有字的东西都好奇，包括买东西包的报纸，都要看一看，有时竟然也会有意外的发现。
所有这一切对我主要是起文化熏陶的作用，形成一种审美趣味，后来不论怎样从事“西学”，周游列国，或是强制“思想改造”，这种熏陶形成的底色是很难改变的。过去是不自觉的。到了晚年日益精神“返祖”，才意识到什么叫“文化底蕴”。
文字是思想的载体
读文章、诗词，不是读字典，必然包含着思想、情怀，或者至少表达某种意境吧？那么我从这些古文中受到什么感染和影响呢？今天不说外国的或现代的东西，那是另外一个题目了。我觉得我得到的感染不是三纲五常、忠孝节义那些东西。有一些传统道德是自然而然贯穿在家教中，待人接物的态度，以及什么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等等，这不是从书本里头学来的。今天回头来看，读的那些中国书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士大夫的忧患意识
我所生活的时代经历的战乱特别多，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内忧、外患。我成长的最重要的时期是抗日战争。所以文天祥、岳飞、辛弃疾、陆游等的作品必然特别往心里去。像“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总之是痛感国土沦丧，总是想着要恢复国土是吧？还有杜甫写离乱的诗，等等。这个大家都熟悉，我就不多讲了。
2.厌战、渴望和平
中国几千年来，在这块土地上从来战乱不断。所以文学作品中这方面的内容很多，而且很动人。我小学六年级最早读到杜甫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就有一种感动。还有像“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是人人都耳熟能详的。作者曹松不太有名，全诗也很少人记得，但是这句话流传千古，因为太写实，太深刻了。很久以后，我见到一本加拿大作者写的小书，题目直译是《将军们死在床上（Generals Die in Bed）》，意思就是在战争中战死沙场的大量是普通士兵，而将军们功成名就，全身而退，得以死在病床上。有人问我，对这个题目有没有恰当的译法，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后来这本书是否有中译本，我不得而知。
还有两句名句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当年程砚秋曾经排过一出戏，就叫《春闺梦》，用的就是这首诗的意境，一个少妇思念远征的夫君，梦里相逢，其实他已经战死了。程砚秋是京剧演员中最有思想的。他是在抗日胜利后1940年代后期排这个戏，但是被国民党给禁演了，因为那时已爆发内战，这种反战剧影响士气，不利“剿共”。再到后来，他又想演这出戏，还是没有被批准，因为在“斗争哲学”统治下，“和平主义”自然在批判之列。从古到今，普通人受战争之苦，追求和平，与统治者的野心往往相左。 最使我动心，对战争的残酷表述得最深刻，反战最彻底的是《吊古战场文》，那也是我在中学时期读到的，一开头就气势非凡：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
作者感叹“伤心哉”！紧接着就问是秦、汉还是近代？其实都一样。以下大段文章历数自古以来的有名战役，想象战场的残酷和惨烈景象，结论是，秦起长城，汉击匈奴都使生灵涂炭，因此“功不补患”。把那些帝王的“丰功伟绩”都给否定了。最后一段有几句简直是撕心裂肺，我永远难忘：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
老百姓活着的时候得到过什么恩泽？现在他们犯了什么错，就这么给杀死了？而且“其存其没，家莫闻之。人或有言，将信将疑”，“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就是说家人对他们的生死还不明，连吊祭都不知到哪里去吊，死者不知魂归何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惨境界？最后只能归之于命，从古就是这样，“为之奈何”。这篇文章对一切征伐否定得非常彻底。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古今王侯的功名都建立在百姓的白骨之上，而他们是享受不到胜利成果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血泪之作，是对“一将功成万骨枯”最好的诠释。
3.民间疾苦
民间疾苦其实和战乱分不开，老百姓除了赋税之外，还有一项沉重负担是服徭役，就是征兵，或者劳役。例如杜甫的“三吏”“三别”是教科书经常选的。我现在想着重提的是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有好几十首，每一首诗都是讲一种人的疾苦，主要是手工艺者或者农民，写社会的各个方面，覆盖面极广，而且都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和宫廷、权贵的那些穷奢极侈享受作对比。作为诗，文章非常美，在形容各种美丽的东西的时候，既写实又浪漫，想象力十分丰富，然后最后总有点睛之笔，点出他要表达的感慨和悲愤。
我稍微用一点时间以《缭绫》为例，这是我特别欣赏的《新乐府》诗之一。
“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这四句开头就不凡。你想象一下，月光下的瀑布，哗！一大匹白缎子挂下来，接着是“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不是完全素的绸缎，而是有本色花的织锦。然后接着是什么呢？就是宫里来加工订货了：“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就把一匹白绫子给染成绿的了，“天上取样人间织”，该有多美！花色织好以后，就要做成衣服了。这里第一次点出：“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就是谁来穿？是皇宫里的宫女。谁来织呢？是江南贫寒人家的女子。他底下就接着讲怎么裁剪制成衣裳：从“广裁衫袖长制裙”到“转侧看花花不定”这四句是讲制成的衣服。你就可以想象那宽袖长裙，简直漂亮极了。“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值千金。”皇帝把这赐给跳舞的宫女了。但是这么精心制作的衣裳只穿一次。“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就给弄脏了，脚底下踩着，毫不爱惜。最后，白居易教训那些宫女：“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对这个“扎扎千声不盈尺”，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我在“文革”中下干校的时候，在河南农村，那里冬天妇女都织布，还是用那种相当原始的织布机，面幅很窄，她不是用丝线而是自纺的棉线，织的是粗布，但是效率也很低，一个冬天织不了多少。我经过老乡门口，听见“卡拉塔、卡拉塔”的声音就想起白居易的“扎扎千声不盈尺”。这首诗最后结尾是：“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
我举这首诗，因为它比较铺陈、辞藻丰富，那些对织锦的描述简直美不胜收，同时对“越溪寒女”的深刻的同情也跃然纸上。当然这种情况贯穿在很多首诗中。只能很简单地再举几个例子。
例如《红线毯》，也是宫里的加工订货，前半形容那地毯花色特别美，又厚又软，到什么程度？“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人踩上去整个脚就陷进去了。还有就是它大得不得了，织成跟宫里的大殿一样大，卷都卷不起来，“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想象一下：这么大一块地毯，一百个壮汉抬着它，从安徽一直走到长安，这是一个什么景象？宫里头特别喜欢，于是乎就“年年十月来宣州”，然后“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他特别地卖劲，讨好，这是“政绩”啊。最后白居易教训他了：“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这个几句话掷地有声，非常尖锐。《轻肥》，比较短小精悍，主要形容权贵们的宴席，全国各地的珍馐美食，吃得酒足饭饱。最后两句是大家都知道的名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跟前面的吃喝对比，有极大的震撼力。
还有《卖炭翁》，这篇好像课本里头常选的，不多讲了，不过我还想提一句是我印象深刻，每每为之心酸的，就是“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我们设想一下，那个老头儿，在冰天雪地里穿着单薄的衣服，还希望天冷一点，炭能够卖个好价钱。但是最后这个希望也落空，这里市场规律不起作用，他那一车炭全被“权力”抢走了，只扔给他两段绸子。这个比城管对小贩还厉害。
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几乎都是这样子的，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对那些奢侈的东西都是形容得特别美，对比出另一种人的悲苦，更加触目惊心。还有一个特点是他所讥刺的不是一般的达官贵人，而是直指宫廷。如《缭绫》《红线毯》是为宫里的订货，《轻肥》一开头就指出那些骄横跋扈的人，“人称是内臣”。这“内臣”不是正经八百的公卿大夫，而是皇帝“身边工作人员”，其实就是太监。可是他们还穿着文武官服，到军中去赴宴。我觉得那时的白居易确实是有点书生意气，有点胆量的。他不是一首两首，而是那么多首，从各个方面讥刺当朝，为百姓抱不平。而且他不但针对别人，自己还有反省，例如《观刈麦》，由农民的辛苦想到自己优越的生活。
有人批评白居易的诗像顺口溜，太浅了，不能登大雅之堂。本来他写的这些诗不是为在士大夫中间酬酢唱和的，就是有意让乡下老太婆都听得懂的。我这个城里老太婆也特别喜欢。我觉得一首诗不论深浅，主要是给你以美感。我前面说了，他的诗都非常美，像“天上取样人间织”这样的词，谁想得出来？顺便说到，我对现在许多流行歌曲不欣赏，先不说音乐，单说歌词，不是因为它浅显易懂，而是因为它不知所云，又没有文采。不论是诗还是文，为什么要晦涩难懂才算有学问，有深度？ 还有人说他虚伪，就是他那么关心民间疾苦，可是他自己的生活是比较奢侈的，他家里曾经养着歌妓，有私人的歌舞班子。今天不是白居易专场，不对他做全面道德评价。现在就诗论诗，至少他所有写的都是表达真性情。他如果没有认真观察和实际的体验的话，是根本写不出来的。如果他没有和卖炭翁交谈过，他怎么会知道他“心忧炭贱愿天寒”？而且他关注很广，每一个行业的操作程序和特点，他都写得出来，他如果没有对那些劳作者就近观察，没有深切的同情，无论如何写不出这样动人心弦的句子。而且他写这个不可能是为了沽名钓誉，像现在似的，在媒体宣传，树立自己形象。相反，他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不论如何，就诗而言，朗朗上口是优点。特别给低年级学生选诗，白居易很适合的，既有美感，又培养同情心。我这里只讲了白居易，其实如杜甫有许多诗尽管是近体诗，格律严谨，也是朗朗上口，很容易记住的，就没有时间多讲了。
4.政治和爱情难以区分
中国对于古诗词的解释，常常就是爱情和政治不分的，自从屈原的《离骚》中用了香草美人的比喻以来，后世解释诗词常常把貌似讲恋情的诗做政治解释。是失恋，怀念情人，还是政治上的失意，失去了皇帝的恩宠？我曾有一篇文章说过，中国的士大夫对皇帝有一种单相思的情结，老是在那儿望着金阙之上，希望皇帝对他有所青睐，但是皇帝常常看不见。
但是我觉得其实有很多诗就是爱情诗，后人硬要把它说成是政治诗，比如《诗经》的《国风》是吧？包括第一首“关关雎鸠”，朱熹就说他是讲文王后妃之德，其实人家就是谈恋爱，《诗经》里头有好多就是谈恋爱的诗，而且是那时候的大白话。可是后来的道学家要加入政治的和道德的因素。因为孔子说诗三百“思无邪”，道学先生们认为男欢女爱就不算“无邪”，总要加入点政治，有些就比较牵强。但是有的诗确实也有所寄托，说得很含蓄、模糊，让人去猜。李商隐的诗就有点这个味道。他的诗非常美，但很难确切知道他何所指，可算是古代朦胧诗。我刚才说我喜欢白居易的明朗易懂，同时我也喜欢李义山的朦胧之美，就是那么一种意境，让人无限低回，本不必求甚解。
现在我想举一个陶渊明《闲情赋》的例子。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读过，最有名的是那十行排句：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
读起来很美，如果变成白话，就怪肉麻的：就是希望做那人衣服上的领子，但又怕晚上脱衣服离开你的身体，害得我一夜都怨秋夜太长，老不天亮。接着一连串的愿附在那人身上各个部位，例如“愿在发而为泽”，就是做头发上的头油，又怕人家爱洗头，一下子随着脏水冲掉了，“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要做人家的鞋子，又怕一上床睡觉就把鞋子脱在床下了……这《闲情赋》是课本里不选，师长不会教的。《昭明文选》里也没选，那个梁太子萧统看不上，他还说过陶渊明“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是把它作为陶渊明的瑕疵来看的，也说明这个昭明太子还是脱不了道学气。我最初看到这篇赋是在高中时，同学里面偷偷传看的，虽然没有人说这是禁书，但根据当时的标准，这就接近“艳词”了。所以我们几个同学感到很神秘，偷着乐，那十个“愿……”常成为我们几个人说悄悄话的内容。从通篇来看，陶渊明见到了一个女士，只是远远望着，对她产生遐想，于是天天去等她，也没等着见一面，纯粹是单相思。
但是对这篇赋还有一种政治上的诠释，说是抒发他官场不得意。我怎么看怎么不像，因为陶渊明还写过一篇《感士不遇赋》，就是讲自己怀才不遇的，讲得很清楚，说当时衡量人的标准不是以才论，而是颠倒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逆淘汰”，所以他自己就是怀才不遇。那篇都写明白了，何必再写这么一篇用爱情来假托政治上的赋呢？何况从陶渊明的志趣来看，已经摆脱了对官场的眷恋，更不会像追情人一样那样肉麻地要依附到君王身上。这是我的看法。陶渊明看到一个美人，想入非非，如此而已。只是他想象力特别丰富，别人写不出来。
5.隐逸情怀，逃离官场
这更加避不开陶渊明，他绝对是这种情怀和这种文学的代表人物。不为五斗米折腰已经是通俗典故。无论哪个时代，大概中文课没有不读《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的，还有《五柳先生传》。我在《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一文中说过，中国读书人一方面对君王有一种单恋之情，但是有个性有才华的人又难长久在官场得意，所以留下来的优秀传世之作，大多数是失意时候的作品，多表现隐逸情怀和内心藐视权贵的傲气。应该说并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时候都坚守独立的人格，都想退居林下，但是表现在文学作品里的，这方面的感情居多。那些歌功颂德之作，奉命文学以及凑趣的宫廷诗，大多被时间所淘汰。
我个人印象较深的，从孟子开始。孟子在我心目中是比较可爱的。他见梁惠王、齐宣王，把他们训得一愣一愣的。他说：“说大人则邈之，勿视其巍巍然”，意思说，那些大人物是可以藐视的，别看他们那么神气活现的样子。比较突出的是魏晋六朝风骨，这方面著作已经很多。我个人接触到魏晋六朝文章时正是高中一到高二期间，是反叛的年龄，内心对他们非常向往。对《世说新语》里那些故事、特立独行的作风和充满机智的俏皮话特别入迷。跟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在一起，经常谈论竹林七贤，很想仿效他们的做派，当然实际上不敢。
古人和大自然比较近，那时当然不存在污染问题。我是在大城市长大的，对古人悠游山林十分羡慕，也就对所谓“隐士”很感兴趣。从东汉、魏晋以来由于乱世，隐逸成风，但是“盛世”也有不少读书人不愿做官而隐居的。孟浩然是一个。有一个词也是我中学时候听到后，觉得妙不可言，就是“泉石膏肓，烟霞痼疾”。后来查到，唐朝有一名高士叫田游岩，做了很短时间官就躲到山里隐居起来，唐高宗亲自登门拜访，问他身体如何，他说“臣所谓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就是得了绝症，离不开山林了。还有像南宋朱敦儒的几首《鹧鸪天》是我十分欣赏的：“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我最欣赏的是最后一句。后来发现毛泽东也写过“粪土当年万户侯”。但是前者看不起侯王是懒得做官，逃离政治；而后者蔑视万户侯是最终要消灭他们，自己称王，完全两码事。 今人不可能多读古文，但不可不读
我拉拉杂杂讲了这些，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学中文的经历，和我自己的一些体会。诸位都是专业的中文教师，我可能班门弄斧。我的体会算不上学术观点，纯粹是个人的感受，一得之愚。举例也是挂一漏万，免不了片面性。我绝不是提倡现在的小学生花很多时间大量学古文，更不提倡读经。我要说明的是，作为中国人打一点中文基础是一种文化底蕴，一种熏陶，不是作为实用的工具。有这个熏陶和没这个熏陶，跟人的思想深度、跟人的审美的品味是不一样的。然后在接纳外国文化时，在取舍之间你的品味也是会不一样的。而且中国文字、文学有那么丰富美好的东西，生为中国人，如果不知道欣赏，该多可惜！
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的旧学根底不算深，而现在的年轻人甚至要学我学过那些也没有那么多功夫。只能浅尝辄止，就是像到了一个精品店里，琳琅满目，你浏览过，知道有这种非常精致、漂亮的东西，你不可能有力量把它全买过来，但是你知道你看见过，以后想起来的时候知道还存在什么样的东西。如果你只进过卖粗糙、劣等货的商店，以为那个就是好东西，那见识、品味就是另一回事。进过精品店，有了这个见识，就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关于知识的古今差异，我少年时期已经感觉到了。我还可以讲我自己的一个故事：我们中学时候暑假是不留作业的，只要开学的时候交一两篇暑期读书心得的文章就可以了，读什么随便。有一年暑假我母亲让我读王勃的《滕王阁序》。那文章实在漂亮。王勃写的时候是十四岁，有名的神童才子，却英年早逝，活了不到三十岁。我那时刚好也是十四岁，少年轻狂，忽然觉得不服气。我说他也十四岁，现在我也十四岁，他假如从三四岁开始认字，整天念的就是古书，一天到晚就学写这种文章，那写到十四岁写出这样的文章来也不是什么太了不起。我现在光是中国历史就要比他多念一千年。我还得念外文、外国历史地理、数理化，等等。就是说，我会的东西他不会，他会的东西我不见得学不会，我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我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还批评他年纪轻轻就那么悲观，自叹“失路之人”，无病呻吟。这“无病呻吟”是我从那些“新文学”的评论文章中学来的词，用上了，很得意。其实王勃的“谁悲失路之人”不见得是说他自己。那时就是少年狂。我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与王勃同时代有多少读书人，读的同样的书，也没写出《滕王阁序》这样的美文来，所以王勃还是了不起。
不管怎么样，现在的小孩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现在那些层出不穷的新电子玩意儿我都玩不过10岁的孩子，所以学古典文学占多大的比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在于课本的编撰和老师的艺术，你怎么选，怎么教，怎么给学生以美感，为他们培育文化底蕴，为以后进一步登堂入室打下基础。
现在一天到晚讲爱国主义，其实爱国也不是空的，也不是专门为某一种政治服务。你有了这个熏陶，自然而然就对中国文化，对我们这个民族产生非常深厚的感情，觉得那是不可替代的，你的家乡、你的故土、你的这个精神故乡是不可替代的。不用人家来强制你，也不管是哪个朝代谁执政，都没有关系，这是一种永久的感情。
当年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教授叫皮名举，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读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读西洋历史不知道中国的落后。”就是说你一方面觉得它非常伟大，你非常热爱它，但你必须承认它在很多地方是落后了。他说这话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但是这个话我觉得什么时候都适用。说我们哪些地方不如人，落后了，并不等于你不爱这个国家、不爱这个民族。因为你知道它有这样的历史，它有这么美的东西，你已经欣赏了，你已经体验了。但是同时你觉得你应该承认它有哪些地方是那么不尽如人意，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维护鲁迅的地方。现在有很多人在骂鲁迅，但他的伟大和深刻也在于对我国我民深刻的认识。还有像胡适，表达的方式跟鲁迅非常不一样，而且后来政见也不一样，但是他们对国民的认识其实是相同的。包括陈独秀在内的这些人，都是热爱这个民族，但是同时他又特别深刻地感觉到它的不足之处。爱之深而虑之远，而责之切，觉得它需要改进的地方太多了。
以上是我学中文的体会，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谢谢。
（本文为2014年4月13日，资中筠先生在南京亲近母语论坛的讲话增订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