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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此时，中国发展的主题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就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如何转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与之相关的问题就是采取何种发展模式。正如学者萧冬连说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计划经济曾是中国主流思潮，中共建政之后搞计划经济、搞大工业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本土资源与苏联模板—关于中国计划经济起源的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
学习的榜样主要是苏联，苏联模式的基本内涵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以中央集中管理为主、以行政指令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模式。苏联通过这个模式在比较短时间内优先发展了重工业，这一点无疑充满了极大的吸引力。
但中国又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领导革命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其间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早在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就这样说：“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經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他还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是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过程，说明共产党不仅会打军事仗，也会打经济仗。此后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并且是在保证国民经济基本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完成的，的确是历史性成就。“老大哥”苏联搞农业集体化的时候，整个农业生产总量就下降很多，还遭到了很多破坏和抵抗。
三大改造是1956年完成的。在中国发展道路探索过程中，1956年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国际上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既“捅了娄子”，也“揭了盖子”，有利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被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大大推动了中国对苏联模式的反思。
1950年，辽宁鞍山，鞍钢的大批钢块
4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他说，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4月25日，毛泽东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标志着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开始。
讲话开始就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而“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召开，标志着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初步成果。大会宣布：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这次大会充分发扬民主。会议期间，有100多人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而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作为补充。这个发言在理论上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有突破，为大会所采纳。董必武还建议尽快制定法律，并说：“对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包括这些发言在内，很多观点都属于有重要价值的思想和认识，体现了中共八大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所取得的探索成果。
针对此前经济建设中层层抬高计划指标的急躁冒进势头，八大还提出要吸取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
尽管对反冒进领导层的看法并不一致，但八届二中全会坚持了实事求是、民主讨论的作风，制定了稳健的1957年经济计划，保证了这一年的经济工作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但在赶超的急迫心情之下，要坚持一直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只能是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才开始“后退”。
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建立社会主义大工业，从农民那里积累一部分资金是必然的。正如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分析的，“先以农支工，然后以工促农”是个总趋势，像“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农业生产和农业出口对各自的工业化起步所作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工业化面临的是一个封闭半封闭的国际环境，工业化对农业积累的需求会压力更大。到底积累多少，是当时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不能不考虑的头等大事。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叙事中，这一点体现为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或者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
比如，经济学家、新中国第一任统计局局长薛暮桥就曾说，单从税金上看，过去农民提供的税金只占10%以下，工业所提供的税金和利润占90%以上，但因为农民所提供的积累，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通过不等价交换转移到工业中去实现，计算到工人的积累里面去了，“实际上农民所提供的积累，在财政收入中至少占1/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
但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正如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过程中反复讲的那样：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
费正清和赖肖尔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在讲到这段历史时也具体观察到：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事实上与1900年的俄国更为相似，而与1928年第一個五年计划开始时的苏联有所不同。俄国1900年生铁、钢和棉织品的人均产量和每平方公里拥有的铁路里程数均高于1952年的中国，而且俄国拥有更多的受过现代教育的专业人员和技术以及更发达的教育体系。因此，以牺牲农民为代价强调重工业的苏联模式并不真正适用于中国的情况。中国过多的人口（据1953年的普查估计，有5.83亿人，每年增加约1200万～1400万人）加上可供开垦的新地的相对缺乏，意味着中国人口对食品供给所造成的压力将大于俄国。”
他们还进一步下结论说：“由于其众多的人口，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特殊问题是如何在避免忽视乡村方面的同时加强工业、如何在建设强大的国家工业的同时使乡村的民众摆脱物质上的贫困。”
而毛泽东论述的十大关系的第一个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1956年11月10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要重工业，也要人民”，在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追求平衡，因为与人民利益直接相关的是轻工业和农业，“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当中过高的积累率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影响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工业生产也会随之被迫下降。根据薛暮桥的分析，1958年到1960年，积累率猛升到30%以上，甚至40%上下，在当时的情况下，积累率只能保持在25%上下，超过这个限度，不但不能保证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相反地还会使生产停滞甚至倒退。
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共产党很早就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方针，因为粮食对工业建设和城市规模的制约作用，这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多次被深刻感受到了。1961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就说，建国以来，出现过四次粮食供应比较严重的紧张状态，这四次当中有三次是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过多、超过了当时商品粮食负担的可能产生的，“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这已经有了几次教训”。
在政策上，新中国成立后对粮食实现的是统购统销制度。建设规模搞多大，首先就取决于粮食征购量多少。如果片面强调工业化高速度而又错误地估计了粮食产量，那么征购负担势必要加重，高估产高征购势必加剧党和政府同农民的紧张关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中出现的严重失误，就印证了这一点。
经济学家、多年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任职的柳随年后来总结说，1958年至1960年基建投资合计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合计还多80%，这个规模是建立在1958年粮食产量七千亿斤、棉花产量七百万担，农业已经过关的基础上的，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个规模不仅脱离了农业这个基础，而且也超过了工业基础的可能性。1960年粮食产量只有2880亿斤，比1957年减产1031亿斤，还低于1952年水平，“但征购数量仍达1021亿斤，比1959年增加60亿斤，这样不仅挤了农民口粮，使一部分农民吃不饱，而且也挤了饲料粮，甚至种子粮，影响农业生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及执行情况》，《中共党史研究》1980年第6期）
1956年1月4日，苏联专家和中国的技术人员在汽车厂交流
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总结的那样：“大跃进”运动最大的失误是急于求成，在建设速度上盲目求快；人民公社化运动最大的失误是片面追求提高公有化程度。“两者的共同教训，是背离了党一向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脱离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农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土地公有制之后，如何看待农民的家庭经营、如何看待农民发展个体经济的特点，在很长时间内，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涉到意识形态的政治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所有关于中国革命和前途的争论中，无论赞成的是什么主义，无论提出的是什么样的救国主张，农民占人口多数、而生产形式又是家庭经营为主的基本国情始终是难以回避的关键问题。毛泽东就曾经指出：“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张培刚也曾经引用一句俗语来反映这个基本国情：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
实际上，中国不同于苏联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走（土地农民所有的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独特的建党学说（党员大多数不是来自工人阶级的政党如何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等，从根源上说无不是基于这个基本国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动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中国化，以他为代表的对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正确做法，还曾经被教条主义者们讥讽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小农经济如何走上合作化和集体化道路是真问题，但这不等于就在小农经济和落后之间直接划等号。学者张静就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结合本土化研究提出，农民家庭经营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适应性较强的经营模式，具有自发的激励功能和随市场发展的适应转化功能。她还引用学者的统计成果指出，除了1952年至1957年间中国农业总要素生产率有过一个增量极小的上升之外，整个1983年以前的农业集体化生产率明显低于1952年个体农业的水平。（《20世纪中期中国地权变迁与农家经济研究（1946-1956）》，人民出版社）
需要注意的是，家庭经营不仅代表着历史形成的农民对自身拥有的劳动力产权的习惯，更是与全国各地不同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下形成的农业生产的合理安排联系在一起。就拿作物安排来作为一个例子，中共中央1960年11月3日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就要求，作物安排、产量指标和技术措施，应该经过社员群众讨论，由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共同商量制定，由社员当家作主，“公社不能不问实际情况，不听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社员的意见，任意安排产量指标，机械安排作物面积，硬性推行技术措施”。
此前的1961年8月，在对上海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等进行调查之后，陈云给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三个调查报告，报告被提交给了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小蒸地区，关于农作物的安排，争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种不种双季稻，一个是多种小麦还是多种蚕豆。农民并不赞成种双季稻和多种小麦，调查报告算了非常细的账，肯定了农民的意见是对的，并提出：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不宜轻易变更，种双季稻和多种小麦的安排违反了当地的具体条件（无霜期不够长、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相对人少地多导致的劳动力安排紧张等），使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受到损失，“从长远着想，必须下决心把这种不合理的耕作制度迅速改变过来”。
而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公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都被收归社有。在各种“大办”中，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劳动力和农民的财物。全社范围内贫富拉平、平均分配。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的剥夺。农村原有的集市贸易、小商小贩乃至家庭副业也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
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所描述的那样，1958年秋冬，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后果开始显现出来，有的农村发生杀牲口、砍树、藏粮等現象；有的地方遭灾歉收后仍高报产量，导致征了过头粮，发生饿死人的事情；还有的地方人民公社的牌子刚挂，就急匆匆地搞“向共产主义过渡”。有些地方的“共产风”之猛，甚至到了“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的地步。
1958年10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党和政府就着手纠正错误。但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和继续“大跃进”，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党和人民面临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为标志，共产党的指导方针发生重要转变，到1965年胜利完成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
在整个纠正错误的过程中，通过调查，毛泽东发现了问题的症结在于所有制问题上走得过远，于是从公社所有制的分级问题入手，调整农民集体经济内部的基本核算单位，确立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此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及处于经济领导工作第一线的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具体组织调整工作，采取发还和扩大农民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向农民退赔等措施，本质上都是农村生产关系和经营管理体制的重要调整，也可以说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对农民部分产权的承认。同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减少粮食收购量，增加粮食进口，让农民休养生息。
当然，局限于人民公社框架内的调整毕竟不彻底。包产到户的探索虽然获得不少领导人的肯定，比如邓小平就用民间谚语“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来表明自己的支持态度，但因为意识形态的禁区而没有变成正式的全国性政策，一直到“文革”结束。
此后，中国的对内改革，也正是从农村开始率先突破的。
此时，中国发展的主题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就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如何转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与之相关的问题就是采取何种发展模式。正如学者萧冬连说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计划经济曾是中国主流思潮，中共建政之后搞计划经济、搞大工业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本土资源与苏联模板—关于中国计划经济起源的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
学习的榜样主要是苏联，苏联模式的基本内涵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以中央集中管理为主、以行政指令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模式。苏联通过这个模式在比较短时间内优先发展了重工业，这一点无疑充满了极大的吸引力。
但中国又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领导革命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其间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反思苏联模式
早在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就这样说：“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經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他还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是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在中国发展道路探索过程中，1956年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过程，说明共产党不仅会打军事仗，也会打经济仗。此后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并且是在保证国民经济基本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完成的，的确是历史性成就。“老大哥”苏联搞农业集体化的时候，整个农业生产总量就下降很多，还遭到了很多破坏和抵抗。
三大改造是1956年完成的。在中国发展道路探索过程中，1956年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国际上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既“捅了娄子”，也“揭了盖子”，有利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被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大大推动了中国对苏联模式的反思。
4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他说，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4月25日，毛泽东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标志着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开始。
讲话开始就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而“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召开，标志着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初步成果。大会宣布：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这次大会充分发扬民主。会议期间，有100多人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而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作为补充。这个发言在理论上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有突破，为大会所采纳。董必武还建议尽快制定法律，并说：“对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包括这些发言在内，很多观点都属于有重要价值的思想和认识，体现了中共八大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所取得的探索成果。
针对此前经济建设中层层抬高计划指标的急躁冒进势头，八大还提出要吸取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
尽管对反冒进领导层的看法并不一致，但八届二中全会坚持了实事求是、民主讨论的作风，制定了稳健的1957年经济计划，保证了这一年的经济工作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但在赶超的急迫心情之下，要坚持一直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只能是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才开始“后退”。
要重工业，也要人民
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建立社会主义大工业，从农民那里积累一部分资金是必然的。正如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分析的，“先以农支工，然后以工促农”是个总趋势，像“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农业生产和农业出口对各自的工业化起步所作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工业化面临的是一个封闭半封闭的国际环境，工业化对农业积累的需求会压力更大。到底积累多少，是当时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不能不考虑的头等大事。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叙事中，这一点体现为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或者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
比如，经济学家、新中国第一任统计局局长薛暮桥就曾说，单从税金上看，过去农民提供的税金只占10%以下，工业所提供的税金和利润占90%以上，但因为农民所提供的积累，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通过不等价交换转移到工业中去实现，计算到工人的积累里面去了，“实际上农民所提供的积累，在财政收入中至少占1/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
但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正如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过程中反复讲的那样：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
费正清和赖肖尔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在讲到这段历史时也具体观察到：
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特殊问题是如何在避免忽视乡村方面的同时加强工业、如何在建设强大的国家工业的同时使乡村的民众摆脱物质上的贫困。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事实上与1900年的俄国更为相似，而与1928年第一個五年计划开始时的苏联有所不同。俄国1900年生铁、钢和棉织品的人均产量和每平方公里拥有的铁路里程数均高于1952年的中国，而且俄国拥有更多的受过现代教育的专业人员和技术以及更发达的教育体系。因此，以牺牲农民为代价强调重工业的苏联模式并不真正适用于中国的情况。中国过多的人口（据1953年的普查估计，有5.83亿人，每年增加约1200万～1400万人）加上可供开垦的新地的相对缺乏，意味着中国人口对食品供给所造成的压力将大于俄国。”
他们还进一步下结论说：“由于其众多的人口，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特殊问题是如何在避免忽视乡村方面的同时加强工业、如何在建设强大的国家工业的同时使乡村的民众摆脱物质上的贫困。”
而毛泽东论述的十大关系的第一个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1956年11月10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要重工业，也要人民”，在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追求平衡，因为与人民利益直接相关的是轻工业和农业，“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当中过高的积累率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影响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工业生产也会随之被迫下降。根据薛暮桥的分析，1958年到1960年，积累率猛升到30%以上，甚至40%上下，在当时的情况下，积累率只能保持在25%上下，超过这个限度，不但不能保证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相反地还会使生产停滞甚至倒退。
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共产党很早就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方针，因为粮食对工业建设和城市规模的制约作用，这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多次被深刻感受到了。1961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就说，建国以来，出现过四次粮食供应比较严重的紧张状态，这四次当中有三次是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过多、超过了当时商品粮食负担的可能产生的，“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这已经有了几次教训”。
在政策上，新中国成立后对粮食实现的是统购统销制度。建设规模搞多大，首先就取决于粮食征购量多少。如果片面强调工业化高速度而又错误地估计了粮食产量，那么征购负担势必要加重，高估产高征购势必加剧党和政府同农民的紧张关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中出现的严重失误，就印证了这一点。
经济学家、多年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任职的柳随年后来总结说，1958年至1960年基建投资合计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合计还多80%，这个规模是建立在1958年粮食产量七千亿斤、棉花产量七百万担，农业已经过关的基础上的，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个规模不仅脱离了农业这个基础，而且也超过了工业基础的可能性。1960年粮食产量只有2880亿斤，比1957年减产1031亿斤，还低于1952年水平，“但征购数量仍达1021亿斤，比1959年增加60亿斤，这样不仅挤了农民口粮，使一部分农民吃不饱，而且也挤了饲料粮，甚至种子粮，影响农业生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及执行情况》，《中共党史研究》1980年第6期）
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总结的那样：“大跃进”运动最大的失误是急于求成，在建设速度上盲目求快；人民公社化运动最大的失误是片面追求提高公有化程度。“两者的共同教训，是背离了党一向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脱离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家庭经营的合理性
在农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土地公有制之后，如何看待农民的家庭经营、如何看待农民发展个体经济的特点，在很长时间内，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涉到意识形态的政治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所有关于中国革命和前途的争论中，无论赞成的是什么主义，无论提出的是什么样的救国主张，农民占人口多数、而生产形式又是家庭经营为主的基本国情始终是难以回避的关键问题。毛泽东就曾经指出：“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张培刚也曾经引用一句俗语来反映这个基本国情：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
实际上，中国不同于苏联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走（土地农民所有的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独特的建党学说（党员大多数不是来自工人阶级的政党如何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等，从根源上说无不是基于这个基本国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动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中国化，以他为代表的对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正确做法，还曾经被教条主义者们讥讽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小农经济如何走上合作化和集体化道路是真问题，但这不等于就在小农经济和落后之间直接划等号。学者张静就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结合本土化研究提出，农民家庭经营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适应性较强的经营模式，具有自发的激励功能和随市场发展的适应转化功能。她还引用学者的统计成果指出，除了1952年至1957年间中国农业总要素生产率有过一个增量极小的上升之外，整个1983年以前的农业集体化生产率明显低于1952年个体农业的水平。（《20世纪中期中国地权变迁与农家经济研究（1946-1956）》，人民出版社）
需要注意的是，家庭经营不仅代表着历史形成的农民对自身拥有的劳动力产权的习惯，更是与全国各地不同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下形成的农业生产的合理安排联系在一起。就拿作物安排来作为一个例子，中共中央1960年11月3日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就要求，作物安排、产量指标和技术措施，应该经过社员群众讨论，由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共同商量制定，由社员当家作主，“公社不能不问实际情况，不听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社员的意见，任意安排产量指标，机械安排作物面积，硬性推行技术措施”。
此前的1961年8月，在对上海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等进行调查之后，陈云给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三个调查报告，报告被提交给了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小蒸地区，关于农作物的安排，争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种不种双季稻，一个是多种小麦还是多种蚕豆。农民并不赞成种双季稻和多种小麦，调查报告算了非常细的账，肯定了农民的意见是对的，并提出：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不宜轻易变更，种双季稻和多种小麦的安排违反了当地的具体条件（无霜期不够长、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相对人少地多导致的劳动力安排紧张等），使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受到损失，“从长远着想，必须下决心把这种不合理的耕作制度迅速改变过来”。
而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公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都被收归社有。在各种“大办”中，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劳动力和农民的财物。全社范围内贫富拉平、平均分配。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的剥夺。农村原有的集市贸易、小商小贩乃至家庭副业也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
小农经济如何走上合作化和集体化道路是真问题，但这不等于就在小农经济和落后之间直接划等号。
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所描述的那样，1958年秋冬，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后果开始显现出来，有的农村发生杀牲口、砍树、藏粮等現象；有的地方遭灾歉收后仍高报产量，导致征了过头粮，发生饿死人的事情；还有的地方人民公社的牌子刚挂，就急匆匆地搞“向共产主义过渡”。有些地方的“共产风”之猛，甚至到了“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的地步。
1958年10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党和政府就着手纠正错误。但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和继续“大跃进”，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党和人民面临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为标志，共产党的指导方针发生重要转变，到1965年胜利完成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
在整个纠正错误的过程中，通过调查，毛泽东发现了问题的症结在于所有制问题上走得过远，于是从公社所有制的分级问题入手，调整农民集体经济内部的基本核算单位，确立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此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及处于经济领导工作第一线的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具体组织调整工作，采取发还和扩大农民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向农民退赔等措施，本质上都是农村生产关系和经营管理体制的重要调整，也可以说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对农民部分产权的承认。同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减少粮食收购量，增加粮食进口，让农民休养生息。
当然，局限于人民公社框架内的调整毕竟不彻底。包产到户的探索虽然获得不少领导人的肯定，比如邓小平就用民间谚语“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来表明自己的支持态度，但因为意识形态的禁区而没有变成正式的全国性政策，一直到“文革”结束。
此后，中国的对内改革，也正是从农村开始率先突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