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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投资基金制度是否会取代商业银行制度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大多数学者从莫顿和博迪提出的金融功能观出发进行了讨论，本文则试图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结合金融功能观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从现实来看，尚未出现投资基金制度代替商业银行制度的现象，而更多的是两种制度共存。投资基金制度若代替商业银行制度，应该是一个很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也是非均衡的制度结构到均衡的制度结构的演变过程，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包括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虽然目前尚无法进行量化分析，但从定性分析中也能得出较为肯定的结论。投资基金制度要代替商业银行制度，首先必须出现使得现有的商业银行制度偏离均衡状态的因素；其次，投资基金制度带来的预期净收益要大于商业银行制度内部化了的净收益，而预期净收益等于新制度的潜在利润减去制度变迁的成本。
现行商业银行制度偏离均衡状态的因素，主要包括金融产品和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偏好、金融市场规模的变化、技术进步、知识积累、变迁主体预期的改变、组织费用、国家权利的稳固性等。
二次大战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上都取得了持续稳定的发展，经济总量和GDP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居民收入的大幅度上升，其结果是人们对手中持有的货币这一要素的评价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已不再满足于消费和预防不测，而希望货币用于投资而获得增值。同时，金融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金融创新活跃，金融产品日益丰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迅猛发展，也为人们提供了多样化的投资途径；而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也有力地推动了知识的积累（比如统计方法得到改进）。这些变化使得商业银行盈利空间却不断收窄，金融风险大量地向银行集中，促使商业银行制度逐渐偏离均衡状态。
从以上分析来看，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确实存在有利于投资基金制度替代商业银行制度的因素，但金融市场在这个制度集合中究竟选择哪一种，还需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根据诺思的制度变迁模型：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制度变迁主体（经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而且只有当制度变迁的潜在利润大于变迁的成本时才会发生制度变迁。潜在利润就是外部利润，或者收益，是一种存在于新的制度安排中而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中经济主体无法获得的利润。同时，在面临两种制度的选择时，还需比较哪种制度的净收益大，大的就是最佳选择。于是，本文试图通过比较商业银行制度和投资基金制度净收益的大小来得出结论。净收益等于潜在利润（收益）减去成本。同时应该注意到，只有功能相似的制度或者至少存在部分相似功能的制度之间才具有替代性，由于某种金融制度的功能可以通过它所开展的业务来实现，本文拟从这个角度来比较。银行的主要业务包括存贷款、证券投资、租赁和信托、表外业务、结算业务、代理业务、咨询、国际融资、外汇业务等；投资基金的主要业务包括吸纳投资和证券投资。显然这两类金融机构的功能交叉的业务主要是资金融通和资金的运用，而商业银行开展的结算业务、代理业务、咨询、外汇业务等，投资基金根本没有，因此投资基金制度对商业银行制度的替代性可能仅在于两者业务相互交叉的资金融通和运用的功能上。影响这两种金融制度资金融通和资金的运用主要因素有：
1. 金融市场规模。亚当·斯密曾经论证过，社会分工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金融市场规模越大，资金融通的功能就越有可能由更加专业的融资机构来完成，投资基金就是一种更加专业的融资结构。投资基金汇集了众多大小投资者的资金，金融市场规模越大，投资基金就越有空间拓展自身的规模；于是规模扩大了的基金的固定成本分摊到每个投资者身上就越小，每个投资者所承担的金融风险也越小；同时大规模的投资基金有利于进行多样化投资，大大降低了资金运用的风险。虽然商业银行也能吸纳众多储户的资金，但贷款的分散化程度远不如投资基金的投资分散化程度，于是银行的金融风险比较大。而且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常常伴随着金融创新，而这又为投资基金提供了新的投资品种，有利于降低其投资风险。由此可知，投资基金制度具有大量由规模经济产生的潜在利润。
2. 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以及金融产品和要素的价格相对变化是金融制度变迁的源泉。技术进步为商业银行收集分析经济形势和借款者的资信状况提供了技术保证，有效地降低了贷款风险，同时也为投资基金分析市场行情和基金管理提供了技术保证，实际上若没有通信和计算机以及软件技术的支持，根本就不太可能会出现象现在如此大规模的证券市场，也就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投资基金，更不用讨论投资基金制度能否替代商业银行制度。而知识积累是和技术进步紧密相关的因素，至少为设计投资基金制度提供了知识基础，而且创造了一些非常有用的统计方法，为收集关键的统计数据提供了途径，比如方便了商业银行计算风险和贷款利率。由此看来，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对两种金融制度都产生了影响，降低了两者的金融风险和交易成本，增加了两者的潜在利润。
3. 风险分散。投资基金制度分散风险的能力要大于商业银行制度，主要是因为投资基金的投资分散化程度比商业银行贷款的分散化程度高。而且前者是直接融资中介，金融风险由众多的投资者分摊，同时大部分投资处于市场的监控之中，经营透明度高，内部人控制的风险较小，而后者是间接融资中介，风险由银行自身承担，无法向储户分摊，因此银行集中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同时经营透明度较低，内部人控制的风险较大。
4. 交易费用。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简单的个人交换形式比例下降，而复杂的涉及多个交易主体的非个人交换形式比重上升，这种现象成了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非个人交换形式增加了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从现状来看，表现为大部分借款被用于复杂的交易，于是商业银行对贷款的贷后监督成本上升，而制度的功能之一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如果通过投资基金进行融资，则可降低交易成本，于是客观上就会要求投资基金制度代替商业银行制度。
5. 金融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封闭式基金开始向开放式基金转变，基金单位面值也大大降低，市场既有单位面值1000万美元的基金也有低至10美元甚至1美元的基金，这为中小投资者参与投资基金提供了机会，这导致了大量的资金从银行向投资基金转移。银行利率不断下降而投资基金收益率通常高于银行存款也是导致这个结果的重要原因。而且近几十年来居民收入大幅度上升，收入表现为货币，此时居民手中已经有盈余的货币用于投资了，对货币这一要素的价格要求发生了变化，不再满足于获得存款利息，而且大规模的投资增加了对资本的需求，于是居民倾向于通过投资基金来投资以获得高于银行利息的收益。
从以上几点来看，投资基金制度在很多方面的预期净收益倾向于大于商业银行的净收益，在未来一段时间前者在融资和投资方面很有可能取代后者而居于主导地位，但是这两种金融制度的比较还涉及到除融资和投资之外的其他方面，应该进行全面的比较。这些方面可能使得投资基金制度难以在可预见的将来替代商业银行制度。
1. 商业银行除存贷款、证券投资之外还有租赁和信托、表外业务、结算业务、代理业务、咨询、国际融资、外汇业务等，因此即便在资金融通和运用方面存在投资基金替代商业银行的可能性，但在这些业务方面根本无替代性可言，因为这几项业务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商业银行作为社会结算中心和信息中心基础之上的，很难想象投资基金花费高昂的成本去建立一个强大的结算系统跟银行竞争，事实上投资基金最后结算也必须通过银行结算系统才能完成。正如道格拉斯·C·诺思所说，history matter（历史在起作用），可以解释为初始的制度选择对现在的制度变迁具有强烈的惯性和刺激作用，沿着原有制度的变迁方向和路径前进总比另辟蹊径方便得多，这就是制度变迁中存在的路径依赖问题，于是可以认为投资基金不太可能避开商业银行另建立一个新的结算系统。
2. 由于这两种金融制度都属于正式约束的范畴，制度变迁的过程必定是个利益调整过程。如果个人的成本——收益结构与社会的成本——收益结构不一致，会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也即是个非帕累托改进过程，不可能达到“一致同意” （詹姆斯·M·布坎南），于是变迁通常需借助国家的暴力潜能来实现，这就涉及到支持变迁和反对变迁两种政治力量的较量。而且通常在原来的商业银行制度下形成了决策者的利益格局，投资基金制度替代商业银行制度必然会引起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如果决策者的反对力量占了上风，即使从整个社会来看，制度变迁的净收益大于零，也不会发生制度变迁，特别是在强调专制的宪法秩序制度环境下尤其如此。
3. 非正式约束。商业银行制度和投资基金制度属于正式约束的范畴，它们的有效性受到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的制约。具体说来，这两种制度是否有效，受制于它们与当地的习俗、意识形态和社会观念等是冲突还是匹配，有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实施机制保证制度得到有效实施。实际上，这是个资产专用性问题，其含义是某些投资一旦形成资产，这一资产就很难进行重新配置，除非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投资基金制度，虽然可以像技术一样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但非正式约束如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却难以移植，因为它是植根于一个国家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积淀之上的，其变迁的过程缓慢而长久，又因为正式约束必须同非正式约束相匹配才能有效运行，这就是为什么投资基金在日本、德国和中国等国运行的效率远不如在美国的原因，于是投资基金制度的整体运行效率很可能还不如原有的商业银行制度。
4. 路径依赖。商业银行制度先于投资基金制度盛行于世界各国。金融制度的变迁有着沿着原有的商业银行制度继续前进的惯性，这种惯性强化了商业银行制度稳固性，使得投资基金制度替代商业银行制度的成本很大，无疑会大大减少投资基金制度变迁的净收益，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前者要替代后者是很困难的。
5. 由于证券市场属于市场的上层组织（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国），市场主体进入上层组织的要求比进入下层组织（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简单交换构成）严格得多。所有融资和投资都证券化不太可能，因此商业银行制度难以被投资基金制度取代；再者人们通常只注意到市场具有竞争性的一面，竞争能产生效率，而忽略了市场还具有合作性的一面，合作能产生合作效率，而且不少时候竞争会导致无效率，原因在于个人理性有时会与集体理性出现不一致，囚犯困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于是，商业银行制度与投资基金制度共存可能比相互竞争以导致一方替代另一方更有效率。
中国的投资基金发展始于1992年，但直至1998年3月第一只证券投资基金成立后才真正走上了正轨。在我国证券市场尚不完善，政府高度控制的、国有商业银行主导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制度仍将持续下去的条件下，可以预测我国将出现类似于德国的态势。我国正在进行银行改革，这为商业银行与投资基金获得最大的合作效率提供了机会，在严格分业经营的框架下，两者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商业银行参与基金托管和基金代销，而直接设立或控股投资基金尚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但混业经营是大趋势，两者的竞争主要体现在银行与投资基金争夺资金来源和投资机会。于是提出以下建议：一、银行可以只发起但不管理投资基金，等基金成立后再寻找合适的基金管理公司，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大商业银行的业务领域，另一方面又可充分利用银行遍布各地的销售网络优势；二、银行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可以为基金管理公司提供信息服务。随着基金和证券市场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基金管理公司可能仅仅依靠自身掌握的信息资源难以满足投资决策的需要，而银行可以满足其需要；三、修改相关的法律，破除银行全面参与基金的法律障碍。四、基金公司也存在金融风险，要加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投资组合管理，完善日常和大额赎回的融资制度。由于投资基金和商业银行都存在风险和收益的权衡，所以投资基金可以借鉴商业银行的管理方法。
从现实来看，尚未出现投资基金制度代替商业银行制度的现象，而更多的是两种制度共存。投资基金制度若代替商业银行制度，应该是一个很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也是非均衡的制度结构到均衡的制度结构的演变过程，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包括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虽然目前尚无法进行量化分析，但从定性分析中也能得出较为肯定的结论。投资基金制度要代替商业银行制度，首先必须出现使得现有的商业银行制度偏离均衡状态的因素；其次，投资基金制度带来的预期净收益要大于商业银行制度内部化了的净收益，而预期净收益等于新制度的潜在利润减去制度变迁的成本。
现行商业银行制度偏离均衡状态的因素，主要包括金融产品和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偏好、金融市场规模的变化、技术进步、知识积累、变迁主体预期的改变、组织费用、国家权利的稳固性等。
二次大战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上都取得了持续稳定的发展，经济总量和GDP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居民收入的大幅度上升，其结果是人们对手中持有的货币这一要素的评价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已不再满足于消费和预防不测，而希望货币用于投资而获得增值。同时，金融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金融创新活跃，金融产品日益丰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迅猛发展，也为人们提供了多样化的投资途径；而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也有力地推动了知识的积累（比如统计方法得到改进）。这些变化使得商业银行盈利空间却不断收窄，金融风险大量地向银行集中，促使商业银行制度逐渐偏离均衡状态。
从以上分析来看，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确实存在有利于投资基金制度替代商业银行制度的因素，但金融市场在这个制度集合中究竟选择哪一种，还需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根据诺思的制度变迁模型：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制度变迁主体（经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而且只有当制度变迁的潜在利润大于变迁的成本时才会发生制度变迁。潜在利润就是外部利润，或者收益，是一种存在于新的制度安排中而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中经济主体无法获得的利润。同时，在面临两种制度的选择时，还需比较哪种制度的净收益大，大的就是最佳选择。于是，本文试图通过比较商业银行制度和投资基金制度净收益的大小来得出结论。净收益等于潜在利润（收益）减去成本。同时应该注意到，只有功能相似的制度或者至少存在部分相似功能的制度之间才具有替代性，由于某种金融制度的功能可以通过它所开展的业务来实现，本文拟从这个角度来比较。银行的主要业务包括存贷款、证券投资、租赁和信托、表外业务、结算业务、代理业务、咨询、国际融资、外汇业务等；投资基金的主要业务包括吸纳投资和证券投资。显然这两类金融机构的功能交叉的业务主要是资金融通和资金的运用，而商业银行开展的结算业务、代理业务、咨询、外汇业务等，投资基金根本没有，因此投资基金制度对商业银行制度的替代性可能仅在于两者业务相互交叉的资金融通和运用的功能上。影响这两种金融制度资金融通和资金的运用主要因素有：
1. 金融市场规模。亚当·斯密曾经论证过，社会分工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金融市场规模越大，资金融通的功能就越有可能由更加专业的融资机构来完成，投资基金就是一种更加专业的融资结构。投资基金汇集了众多大小投资者的资金，金融市场规模越大，投资基金就越有空间拓展自身的规模；于是规模扩大了的基金的固定成本分摊到每个投资者身上就越小，每个投资者所承担的金融风险也越小；同时大规模的投资基金有利于进行多样化投资，大大降低了资金运用的风险。虽然商业银行也能吸纳众多储户的资金，但贷款的分散化程度远不如投资基金的投资分散化程度，于是银行的金融风险比较大。而且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常常伴随着金融创新，而这又为投资基金提供了新的投资品种，有利于降低其投资风险。由此可知，投资基金制度具有大量由规模经济产生的潜在利润。
2. 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以及金融产品和要素的价格相对变化是金融制度变迁的源泉。技术进步为商业银行收集分析经济形势和借款者的资信状况提供了技术保证，有效地降低了贷款风险，同时也为投资基金分析市场行情和基金管理提供了技术保证，实际上若没有通信和计算机以及软件技术的支持，根本就不太可能会出现象现在如此大规模的证券市场，也就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投资基金，更不用讨论投资基金制度能否替代商业银行制度。而知识积累是和技术进步紧密相关的因素，至少为设计投资基金制度提供了知识基础，而且创造了一些非常有用的统计方法，为收集关键的统计数据提供了途径，比如方便了商业银行计算风险和贷款利率。由此看来，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对两种金融制度都产生了影响，降低了两者的金融风险和交易成本，增加了两者的潜在利润。
3. 风险分散。投资基金制度分散风险的能力要大于商业银行制度，主要是因为投资基金的投资分散化程度比商业银行贷款的分散化程度高。而且前者是直接融资中介，金融风险由众多的投资者分摊，同时大部分投资处于市场的监控之中，经营透明度高，内部人控制的风险较小，而后者是间接融资中介，风险由银行自身承担，无法向储户分摊，因此银行集中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同时经营透明度较低，内部人控制的风险较大。
4. 交易费用。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简单的个人交换形式比例下降，而复杂的涉及多个交易主体的非个人交换形式比重上升，这种现象成了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非个人交换形式增加了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从现状来看，表现为大部分借款被用于复杂的交易，于是商业银行对贷款的贷后监督成本上升，而制度的功能之一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如果通过投资基金进行融资，则可降低交易成本，于是客观上就会要求投资基金制度代替商业银行制度。
5. 金融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封闭式基金开始向开放式基金转变，基金单位面值也大大降低，市场既有单位面值1000万美元的基金也有低至10美元甚至1美元的基金，这为中小投资者参与投资基金提供了机会，这导致了大量的资金从银行向投资基金转移。银行利率不断下降而投资基金收益率通常高于银行存款也是导致这个结果的重要原因。而且近几十年来居民收入大幅度上升，收入表现为货币，此时居民手中已经有盈余的货币用于投资了，对货币这一要素的价格要求发生了变化，不再满足于获得存款利息，而且大规模的投资增加了对资本的需求，于是居民倾向于通过投资基金来投资以获得高于银行利息的收益。
从以上几点来看，投资基金制度在很多方面的预期净收益倾向于大于商业银行的净收益，在未来一段时间前者在融资和投资方面很有可能取代后者而居于主导地位，但是这两种金融制度的比较还涉及到除融资和投资之外的其他方面，应该进行全面的比较。这些方面可能使得投资基金制度难以在可预见的将来替代商业银行制度。
1. 商业银行除存贷款、证券投资之外还有租赁和信托、表外业务、结算业务、代理业务、咨询、国际融资、外汇业务等，因此即便在资金融通和运用方面存在投资基金替代商业银行的可能性，但在这些业务方面根本无替代性可言，因为这几项业务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商业银行作为社会结算中心和信息中心基础之上的，很难想象投资基金花费高昂的成本去建立一个强大的结算系统跟银行竞争，事实上投资基金最后结算也必须通过银行结算系统才能完成。正如道格拉斯·C·诺思所说，history matter（历史在起作用），可以解释为初始的制度选择对现在的制度变迁具有强烈的惯性和刺激作用，沿着原有制度的变迁方向和路径前进总比另辟蹊径方便得多，这就是制度变迁中存在的路径依赖问题，于是可以认为投资基金不太可能避开商业银行另建立一个新的结算系统。
2. 由于这两种金融制度都属于正式约束的范畴，制度变迁的过程必定是个利益调整过程。如果个人的成本——收益结构与社会的成本——收益结构不一致，会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也即是个非帕累托改进过程，不可能达到“一致同意” （詹姆斯·M·布坎南），于是变迁通常需借助国家的暴力潜能来实现，这就涉及到支持变迁和反对变迁两种政治力量的较量。而且通常在原来的商业银行制度下形成了决策者的利益格局，投资基金制度替代商业银行制度必然会引起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如果决策者的反对力量占了上风，即使从整个社会来看，制度变迁的净收益大于零，也不会发生制度变迁，特别是在强调专制的宪法秩序制度环境下尤其如此。
3. 非正式约束。商业银行制度和投资基金制度属于正式约束的范畴，它们的有效性受到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的制约。具体说来，这两种制度是否有效，受制于它们与当地的习俗、意识形态和社会观念等是冲突还是匹配，有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实施机制保证制度得到有效实施。实际上，这是个资产专用性问题，其含义是某些投资一旦形成资产，这一资产就很难进行重新配置，除非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投资基金制度，虽然可以像技术一样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但非正式约束如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却难以移植，因为它是植根于一个国家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积淀之上的，其变迁的过程缓慢而长久，又因为正式约束必须同非正式约束相匹配才能有效运行，这就是为什么投资基金在日本、德国和中国等国运行的效率远不如在美国的原因，于是投资基金制度的整体运行效率很可能还不如原有的商业银行制度。
4. 路径依赖。商业银行制度先于投资基金制度盛行于世界各国。金融制度的变迁有着沿着原有的商业银行制度继续前进的惯性，这种惯性强化了商业银行制度稳固性，使得投资基金制度替代商业银行制度的成本很大，无疑会大大减少投资基金制度变迁的净收益，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前者要替代后者是很困难的。
5. 由于证券市场属于市场的上层组织（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国），市场主体进入上层组织的要求比进入下层组织（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简单交换构成）严格得多。所有融资和投资都证券化不太可能，因此商业银行制度难以被投资基金制度取代；再者人们通常只注意到市场具有竞争性的一面，竞争能产生效率，而忽略了市场还具有合作性的一面，合作能产生合作效率，而且不少时候竞争会导致无效率，原因在于个人理性有时会与集体理性出现不一致，囚犯困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于是，商业银行制度与投资基金制度共存可能比相互竞争以导致一方替代另一方更有效率。
中国的投资基金发展始于1992年，但直至1998年3月第一只证券投资基金成立后才真正走上了正轨。在我国证券市场尚不完善，政府高度控制的、国有商业银行主导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制度仍将持续下去的条件下，可以预测我国将出现类似于德国的态势。我国正在进行银行改革，这为商业银行与投资基金获得最大的合作效率提供了机会，在严格分业经营的框架下，两者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商业银行参与基金托管和基金代销，而直接设立或控股投资基金尚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但混业经营是大趋势，两者的竞争主要体现在银行与投资基金争夺资金来源和投资机会。于是提出以下建议：一、银行可以只发起但不管理投资基金，等基金成立后再寻找合适的基金管理公司，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大商业银行的业务领域，另一方面又可充分利用银行遍布各地的销售网络优势；二、银行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可以为基金管理公司提供信息服务。随着基金和证券市场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基金管理公司可能仅仅依靠自身掌握的信息资源难以满足投资决策的需要，而银行可以满足其需要；三、修改相关的法律，破除银行全面参与基金的法律障碍。四、基金公司也存在金融风险，要加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投资组合管理，完善日常和大额赎回的融资制度。由于投资基金和商业银行都存在风险和收益的权衡，所以投资基金可以借鉴商业银行的管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