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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诺贝尔文学奖出结果前一周，我恰巧在巴黎参加法国电视二台著名的‘新书对话’（Apostrophes）节目，主持人毕沃（Bernard Pivot）没放过追问机会：‘我知道瑞典学院很多事都是高度机密，但请你告诉我，这次到底是哪5位作家进入决选名单？’我的回应是，‘如果我告诉你了，我就别想回斯德哥尔摩了。’”
82岁的谢尔?埃斯普马克，端坐在瑞典学院会议室专属于他的第16把椅子上，笑盈盈地向本刊记者讲述了这则小故事，并一再强调——“It’s very very secret！”
1981年进入学院的谢尔已是老院士了，曾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长达17年，他将专访定在5月10日（周四）下午3点，两小时后，他和其他院士就在这个地方讨论候选者名单——每周四下午5点开18院士的例会传统，从国王古斯塔夫三世1786年创立学院开始，至今已坚持了226年。
对全世界多数文学工作者而言，瑞典学院是一方神秘之地，甚至还散发着某种神圣气息。古老的学院位于斯德哥尔摩有七百多年历史的老城，紧邻诺贝尔博物馆，外面就是游人如织的露天广场。拐入鹅卵石小路，推开学院图书馆的厚重大门，一下便隔绝了室外喧嚣：肃穆沉静中，只听见那台仅容3人的木质旧电梯在老楼里上下的声音。
和这电梯一样颇有年头的，是18位终身任职的院士，他们精通英、法、德多门语言，都是著名作家和学者，其中包括历史学家及专业语言学家。谢尔戏称，“我们这个俱乐部，18个人都是学养深厚、才智卓绝的大家，但也都是极其固执的老家伙，你以为其中一两位可以主导整个局面？不，他们绝对做不到！”
曾考虑提名鲁迅，但被拒绝
会议室里，白色长桌边围着18把扶手镶金的蓝椅子，通常18位院士的座位都是固定的，中国人熟悉的汉学家马悦然，就坐在谢尔斜对面的第5把椅子上。
长桌一端有个托盘，盘中两只银杯，其中插有一支鹅毛笔。另一端的精美铜罐，是院士们的小“投票箱”，他们把意见——通常是“同意”或“不同意”——写在纸上，放进这个罐子，所有人投完票，打开罐子点票，多数人同意才算通过。
据谢尔介绍：“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初评委员会由院士中的5位组成，他们工作量巨大，要看很多作家的书，眼睛都快读伤了。自2月至5月，先从全球200位被提名作家中选出二十来人，5月底再筛选出5个决选名额，通常这5个作家来自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大洲。”
6月起，院士们开始放假，“看这5名作家的全部作品，成了18位院士整个夏天的‘暑假作业’，这5个名字，只有这18位读者知道，我们必须小心地守住秘密。当9月开会再聚时，所有院士都已看过作品了，经过3周激烈讨论，最后由全体院士投票决定今年的获奖者。”
——“近10 年来，你们特别关注的亚洲作家有哪些？”
“我们十分关注，但我不能给你任何作家的名字，即使是这200个提名同样是秘密，我只能向你保证，每位优秀作家都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
——“您怎么看村上春树？他不仅在日本很红，现在可谓畅销全球。”
“是的，他在这里很有名，大部分作品被译成了瑞典语。不过，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也被译成了瑞典语，要知道，‘我们这个俱乐部’对中国文学的熟悉程度不亚于日本文学，我有自己喜爱的中国作家，但不能告诉你名字，因为很可能与被提名者重合，那我就破规矩了。”
早在1986年瑞典学院建立200周年时，谢尔就出版了介绍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情况的著作（中文版译作《诺贝尔文学奖内幕》），此次接受专访，他递给记者一本近年刚出版的英文小册子，这是他与院士斯图?阿伦（Sture Allén）合著的《诺贝尔文学奖简介》（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在这本薄薄的小书里，能找到你所有问题的答案；至于书里没提的内容，那我也不能多说了。”
小册子里的“全球分配”这一章，有3位已故中国作家被提及：“1930年代前，瑞典学院并没收到多少来自亚洲国家的提名，学院自身也没发展起相应的报告系统（1913年印度作家泰戈尔获奖的提名来自英国，且基于其本人的英译作品）。直到1936年学院谨慎地迈了一步，曾考虑提名中国作家鲁迅，但结果是，这次不同寻常的尝试出现一则‘插曲’：鲁迅不仅拒绝了提名，而且认为当时全中国没有作家能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没过多久，鲁迅去世。随后战争期间，惟一被学院讨论过的东亚作家是赛珍珠和斯文?赫定推选的林语堂，人们称赞他呈现的中国图景有价值，但最终觉得他在陈述整个中国的转变时作品尚缺‘精准的人物描写’及‘力量和深度’……（此外，沈从文曾离诺贝尔文学奖一步之遥）。”
北岛就像特朗斯特罗姆的远亲
“院士里最有名的亚德?隆德奎斯特（Artur Lundkvist）经常有些奇怪论调，他曾说，全球文学创作进程中，亚洲国家有些落后。但什么叫落后？出产过李白、杜甫的国家怎么会在文学上是落后的？”
虽有院士对亚洲文学存在偏见，但谢尔表示，“我对丰富的中国文学，远自《道德经》、唐代大师乃至当代诗人，一直怀有敬慕之意。”这位老院士是位诗人，他对中国文化、历史的兴趣与同情，生动地呈现于《焚书》、《西安兵马俑》等诗作中。
《焚书》的创作基于谢尔对李贽其人其作的认识，“我曾读过一本讨论李贽的法文书，他所处的明朝，差不多是欧洲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代，李在当时本有机会成为中国伟大的改革家，但他身上担子太重，要养活一家三十多口人，阻力重重，最终成了被压迫被禁止的受害者。我读他的作品，欣赏他的思想，我诗中‘写作时我轻跃如野兔/出击如猎鹰’，‘在头发的最尖端/他们再次立起庙宇’等意象都是受其作品的启发，我想借李贽在《焚书》中的思想说出：‘不要人云亦云/请怀疑我说的一切。’”
1980年代，谢尔曾两次造访中国，“见过艾青、丁玲、王蒙等多位中国老作家，1982年在上海和巴金聊了一个多小时，两年前（2010年11月）还参加了安徽黄山的诗歌节。” 他创作的《西安兵马俑》，还与中国诗人北岛有关，“我以前去过西安，后来北岛来看我时带来一个陶制兵马俑，但当我们打开盒子时，它已经碎了，因着这个意外，我写了那首《西安兵马俑》。有位中国诗人读后就问我，你是怎么做到既进入自己内心又进入他人的世界？我说这就像摄影的双重曝光，我写的既是古代西安的一支军队，也是当今面临核战的一支军队，所以你读诗时可以栖身于这些士兵中。”
据谢尔回忆，他和北岛很早就相识了，“大约是1970年代，我见了北岛、顾城，还有顾城美丽的妻子。北岛和顾城非常不同，顾城的作品更复杂也更具画面感，他是很棒的诗人，后来的悲剧真令人痛心。北岛和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瑞典诗人、上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很像，我知道他很爱托马斯的诗，我觉得他就像是托马斯的某位远亲。”
同为瑞典诗人，谢尔和托马斯是密友，去年就是他代表瑞典学院为托马斯致的授奖词。
“事实上，我俩的诗歌创作有位共同的父亲：上世纪40年代的瑞典诗人托尔谢（Ragnar Thoursie），他可能只写了两册诗集，却是我们写作的源头，托尔谢深受电影和‘格式塔心理学’影响，他的诗中有强烈的画面感，这是托马斯和我共同追随的，并试图在隐喻中发展更多意象，例如托马斯在《尾声》中这样开头：‘十二月。瑞典是一艘被拖起的/破旧的船。它的桅杆/斜向黄昏的天空’。诗中，瑞典既像一艘船，又像一棵树。接着，托马斯一次又一次，在画面中展开更繁复的各种意象……我和托马斯的不同在于，他的画面是神秘的大自然，而我诗歌作品里更多是人的肖像。”
——“托马斯那些诗作很久前就已经完成了，为何直到去年才给他颁奖？”
“好吧，告诉你一个或许不该说的事实：因为他太有名了！瑞典学院每次讨论都要小心翼翼地对待他的大名鼎鼎。有时人会问，你们是不是从来不考虑他或她？我们当然考虑过，但奖项评定依据的是大多数的意见，个别评委有时也希望某位作家获奖，但如果不能说服其他评委，就只能承认自己是少数。这得经过时间考验，例如多丽丝?莱辛早就成名，但直到2007年才得奖。有些作家或许会在候选名单上呆很多年，直到获得大多数的投票。”
“我最关心集权主义”
我自己住在一个更大的文本，/置身诸多不值得一读的官员之中，/喃喃道出君王的天职，/而在他背后/严峻的文体被形塑出，/不含一丝个人的声音。（摘自《焚书》，译者陈黎）
——“目前，您最关注的社会问题是什么？”
“集权主义。我写了一系列关于瑞典社会现实的小说，但那些问题世界各地都存在。我的观点是，你需要一股强大的力量建立国家，但同时你也需要另一种力量去护卫个人利益，我觉得制约平衡是必须的，只有公平的、给予个体发展空间的国家才能建设一个繁荣社会，这在我的小说中是核心。”
创作诗歌时，谢尔能自旁征博引的典故中创造出反映眼前现实的富含张力的诗句；他的小说则更具野心，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其《失忆的年代》系列，由7卷互相呼应但相对独立的长篇小说构成，“事实上，我试图用它们描绘出一幅批判西方社会的图景。”
谢尔向记者大致介绍了这7卷作品的内容，“第一部《失忆》，主角是负责教育的官僚，故事涉及贪污腐败及人心的负疚感。第二部《误解》，主角是个善于收买人心的报刊主编，你会读到对于文化现状的批判。第三部《蔑视》讲述一位卧病在床的老妇人，故事反映出医疗系统中的各种问题，以及人们在被漠视压迫的怒火中如何奋起反抗。第四部《忠诚》说的是斯德哥尔摩剧院附近的一个建筑工人，他回望自己的人生，开始反思自己当初所参与的工人运动的正确性。第五部《仇恨》的主角是位被谋杀的首相，我把许多人的素材融进这个人物的故事中，试图绘出政治家的生存状况。第六部《复仇》里有个年轻的金融巨头，他对自己不负责任的经济活动做出描述，呈现经济世界的一个缩影；最后一卷名叫《欢乐》，标题具有反讽意味，故事讲述了一个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妇女，她试图融入但从未成功，备受打击，作为叙述者，她向我们道出一个底层人的心声，或许，可以发出声音，就是她的欢乐了。”
1987年，谢尔出版第一卷《失忆》，10年后出版第7卷《欢乐》。今年10月中旬，由世纪文睿出品的《失忆》中文版即将面世，谢尔很快将再次来中国，他对中国读者的反馈很是期待。“这7部小说从不同角度审视当代社会。有趣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各国反响来观察每个国家的关注点。在法国，第1卷及关于被谋杀首相的第5卷较受欢迎；在意大利，第一卷被翻译后，他们很快希望看到整个系列；在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对第4卷和工人运动有关的内容感兴趣……就像是一面镜子，可以映现出各国的社会现实点。”
（感谢瑞典驻沪总领事馆、The Swedish Institute协助联络）
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
生于1930年，瑞典诗人、小说家、文学史家。1981年获选为瑞典学院院士、1987年至2004年间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出版有《借我你的声音》、《日历之外》等13本诗集、《失忆的年代》、《伏尔泰的旅程》等8部小说，及《诺贝尔文学奖：选择标准的探讨》等多部评论集。
82岁的谢尔?埃斯普马克，端坐在瑞典学院会议室专属于他的第16把椅子上，笑盈盈地向本刊记者讲述了这则小故事，并一再强调——“It’s very very secret！”
1981年进入学院的谢尔已是老院士了，曾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长达17年，他将专访定在5月10日（周四）下午3点，两小时后，他和其他院士就在这个地方讨论候选者名单——每周四下午5点开18院士的例会传统，从国王古斯塔夫三世1786年创立学院开始，至今已坚持了226年。
对全世界多数文学工作者而言，瑞典学院是一方神秘之地，甚至还散发着某种神圣气息。古老的学院位于斯德哥尔摩有七百多年历史的老城，紧邻诺贝尔博物馆，外面就是游人如织的露天广场。拐入鹅卵石小路，推开学院图书馆的厚重大门，一下便隔绝了室外喧嚣：肃穆沉静中，只听见那台仅容3人的木质旧电梯在老楼里上下的声音。
和这电梯一样颇有年头的，是18位终身任职的院士，他们精通英、法、德多门语言，都是著名作家和学者，其中包括历史学家及专业语言学家。谢尔戏称，“我们这个俱乐部，18个人都是学养深厚、才智卓绝的大家，但也都是极其固执的老家伙，你以为其中一两位可以主导整个局面？不，他们绝对做不到！”
曾考虑提名鲁迅，但被拒绝
会议室里，白色长桌边围着18把扶手镶金的蓝椅子，通常18位院士的座位都是固定的，中国人熟悉的汉学家马悦然，就坐在谢尔斜对面的第5把椅子上。
长桌一端有个托盘，盘中两只银杯，其中插有一支鹅毛笔。另一端的精美铜罐，是院士们的小“投票箱”，他们把意见——通常是“同意”或“不同意”——写在纸上，放进这个罐子，所有人投完票，打开罐子点票，多数人同意才算通过。
据谢尔介绍：“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初评委员会由院士中的5位组成，他们工作量巨大，要看很多作家的书，眼睛都快读伤了。自2月至5月，先从全球200位被提名作家中选出二十来人，5月底再筛选出5个决选名额，通常这5个作家来自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大洲。”
6月起，院士们开始放假，“看这5名作家的全部作品，成了18位院士整个夏天的‘暑假作业’，这5个名字，只有这18位读者知道，我们必须小心地守住秘密。当9月开会再聚时，所有院士都已看过作品了，经过3周激烈讨论，最后由全体院士投票决定今年的获奖者。”
——“近10 年来，你们特别关注的亚洲作家有哪些？”
“我们十分关注，但我不能给你任何作家的名字，即使是这200个提名同样是秘密，我只能向你保证，每位优秀作家都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
——“您怎么看村上春树？他不仅在日本很红，现在可谓畅销全球。”
“是的，他在这里很有名，大部分作品被译成了瑞典语。不过，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也被译成了瑞典语，要知道，‘我们这个俱乐部’对中国文学的熟悉程度不亚于日本文学，我有自己喜爱的中国作家，但不能告诉你名字，因为很可能与被提名者重合，那我就破规矩了。”
早在1986年瑞典学院建立200周年时，谢尔就出版了介绍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情况的著作（中文版译作《诺贝尔文学奖内幕》），此次接受专访，他递给记者一本近年刚出版的英文小册子，这是他与院士斯图?阿伦（Sture Allén）合著的《诺贝尔文学奖简介》（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在这本薄薄的小书里，能找到你所有问题的答案；至于书里没提的内容，那我也不能多说了。”
小册子里的“全球分配”这一章，有3位已故中国作家被提及：“1930年代前，瑞典学院并没收到多少来自亚洲国家的提名，学院自身也没发展起相应的报告系统（1913年印度作家泰戈尔获奖的提名来自英国，且基于其本人的英译作品）。直到1936年学院谨慎地迈了一步，曾考虑提名中国作家鲁迅，但结果是，这次不同寻常的尝试出现一则‘插曲’：鲁迅不仅拒绝了提名，而且认为当时全中国没有作家能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没过多久，鲁迅去世。随后战争期间，惟一被学院讨论过的东亚作家是赛珍珠和斯文?赫定推选的林语堂，人们称赞他呈现的中国图景有价值，但最终觉得他在陈述整个中国的转变时作品尚缺‘精准的人物描写’及‘力量和深度’……（此外，沈从文曾离诺贝尔文学奖一步之遥）。”
北岛就像特朗斯特罗姆的远亲
“院士里最有名的亚德?隆德奎斯特（Artur Lundkvist）经常有些奇怪论调，他曾说，全球文学创作进程中，亚洲国家有些落后。但什么叫落后？出产过李白、杜甫的国家怎么会在文学上是落后的？”
虽有院士对亚洲文学存在偏见，但谢尔表示，“我对丰富的中国文学，远自《道德经》、唐代大师乃至当代诗人，一直怀有敬慕之意。”这位老院士是位诗人，他对中国文化、历史的兴趣与同情，生动地呈现于《焚书》、《西安兵马俑》等诗作中。
《焚书》的创作基于谢尔对李贽其人其作的认识，“我曾读过一本讨论李贽的法文书，他所处的明朝，差不多是欧洲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代，李在当时本有机会成为中国伟大的改革家，但他身上担子太重，要养活一家三十多口人，阻力重重，最终成了被压迫被禁止的受害者。我读他的作品，欣赏他的思想，我诗中‘写作时我轻跃如野兔/出击如猎鹰’，‘在头发的最尖端/他们再次立起庙宇’等意象都是受其作品的启发，我想借李贽在《焚书》中的思想说出：‘不要人云亦云/请怀疑我说的一切。’”
1980年代，谢尔曾两次造访中国，“见过艾青、丁玲、王蒙等多位中国老作家，1982年在上海和巴金聊了一个多小时，两年前（2010年11月）还参加了安徽黄山的诗歌节。” 他创作的《西安兵马俑》，还与中国诗人北岛有关，“我以前去过西安，后来北岛来看我时带来一个陶制兵马俑，但当我们打开盒子时，它已经碎了，因着这个意外，我写了那首《西安兵马俑》。有位中国诗人读后就问我，你是怎么做到既进入自己内心又进入他人的世界？我说这就像摄影的双重曝光，我写的既是古代西安的一支军队，也是当今面临核战的一支军队，所以你读诗时可以栖身于这些士兵中。”
据谢尔回忆，他和北岛很早就相识了，“大约是1970年代，我见了北岛、顾城，还有顾城美丽的妻子。北岛和顾城非常不同，顾城的作品更复杂也更具画面感，他是很棒的诗人，后来的悲剧真令人痛心。北岛和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瑞典诗人、上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很像，我知道他很爱托马斯的诗，我觉得他就像是托马斯的某位远亲。”
同为瑞典诗人，谢尔和托马斯是密友，去年就是他代表瑞典学院为托马斯致的授奖词。
“事实上，我俩的诗歌创作有位共同的父亲：上世纪40年代的瑞典诗人托尔谢（Ragnar Thoursie），他可能只写了两册诗集，却是我们写作的源头，托尔谢深受电影和‘格式塔心理学’影响，他的诗中有强烈的画面感，这是托马斯和我共同追随的，并试图在隐喻中发展更多意象，例如托马斯在《尾声》中这样开头：‘十二月。瑞典是一艘被拖起的/破旧的船。它的桅杆/斜向黄昏的天空’。诗中，瑞典既像一艘船，又像一棵树。接着，托马斯一次又一次，在画面中展开更繁复的各种意象……我和托马斯的不同在于，他的画面是神秘的大自然，而我诗歌作品里更多是人的肖像。”
——“托马斯那些诗作很久前就已经完成了，为何直到去年才给他颁奖？”
“好吧，告诉你一个或许不该说的事实：因为他太有名了！瑞典学院每次讨论都要小心翼翼地对待他的大名鼎鼎。有时人会问，你们是不是从来不考虑他或她？我们当然考虑过，但奖项评定依据的是大多数的意见，个别评委有时也希望某位作家获奖，但如果不能说服其他评委，就只能承认自己是少数。这得经过时间考验，例如多丽丝?莱辛早就成名，但直到2007年才得奖。有些作家或许会在候选名单上呆很多年，直到获得大多数的投票。”
“我最关心集权主义”
我自己住在一个更大的文本，/置身诸多不值得一读的官员之中，/喃喃道出君王的天职，/而在他背后/严峻的文体被形塑出，/不含一丝个人的声音。（摘自《焚书》，译者陈黎）
——“目前，您最关注的社会问题是什么？”
“集权主义。我写了一系列关于瑞典社会现实的小说，但那些问题世界各地都存在。我的观点是，你需要一股强大的力量建立国家，但同时你也需要另一种力量去护卫个人利益，我觉得制约平衡是必须的，只有公平的、给予个体发展空间的国家才能建设一个繁荣社会，这在我的小说中是核心。”
创作诗歌时，谢尔能自旁征博引的典故中创造出反映眼前现实的富含张力的诗句；他的小说则更具野心，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其《失忆的年代》系列，由7卷互相呼应但相对独立的长篇小说构成，“事实上，我试图用它们描绘出一幅批判西方社会的图景。”
谢尔向记者大致介绍了这7卷作品的内容，“第一部《失忆》，主角是负责教育的官僚，故事涉及贪污腐败及人心的负疚感。第二部《误解》，主角是个善于收买人心的报刊主编，你会读到对于文化现状的批判。第三部《蔑视》讲述一位卧病在床的老妇人，故事反映出医疗系统中的各种问题，以及人们在被漠视压迫的怒火中如何奋起反抗。第四部《忠诚》说的是斯德哥尔摩剧院附近的一个建筑工人，他回望自己的人生，开始反思自己当初所参与的工人运动的正确性。第五部《仇恨》的主角是位被谋杀的首相，我把许多人的素材融进这个人物的故事中，试图绘出政治家的生存状况。第六部《复仇》里有个年轻的金融巨头，他对自己不负责任的经济活动做出描述，呈现经济世界的一个缩影；最后一卷名叫《欢乐》，标题具有反讽意味，故事讲述了一个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妇女，她试图融入但从未成功，备受打击，作为叙述者，她向我们道出一个底层人的心声，或许，可以发出声音，就是她的欢乐了。”
1987年，谢尔出版第一卷《失忆》，10年后出版第7卷《欢乐》。今年10月中旬，由世纪文睿出品的《失忆》中文版即将面世，谢尔很快将再次来中国，他对中国读者的反馈很是期待。“这7部小说从不同角度审视当代社会。有趣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各国反响来观察每个国家的关注点。在法国，第1卷及关于被谋杀首相的第5卷较受欢迎；在意大利，第一卷被翻译后，他们很快希望看到整个系列；在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对第4卷和工人运动有关的内容感兴趣……就像是一面镜子，可以映现出各国的社会现实点。”
（感谢瑞典驻沪总领事馆、The Swedish Institute协助联络）
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
生于1930年，瑞典诗人、小说家、文学史家。1981年获选为瑞典学院院士、1987年至2004年间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出版有《借我你的声音》、《日历之外》等13本诗集、《失忆的年代》、《伏尔泰的旅程》等8部小说，及《诺贝尔文学奖：选择标准的探讨》等多部评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