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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春，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亲临北京人艺，指导他的经典剧目《推销员之死》。曹禺邀请米勒到家里做客，其间拿出一封信，逐字逐句念给他听。信是画家黄永玉写来的，信中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
一旁担任翻译的英若诚为难了，这还翻吗？全都翻，曹禺说。在人艺演员蓝天野看来，这些话，说到了曹禺的心里。
在他天津的祖宅里，有一面墙上曾挂着几十幅表情生动、飞扬夸张的照片，那是少年万家宝看戏归来，一个人对着镜子反复表演的集结：愤怒、甜蜜、遐想、鄙视……从23岁到29岁，这位官家子弟密集地写出了《雷雨》《日出》《北京人》等7部剧本。文学界开始知道一个笔名叫曹禺的青年，许多人说他“有天才”。
然而，从39岁到去世，47年间他再也没能写出一部自己满意而外界也公认立得住的作品。笔下的枯竭和名位的丰盛同时到来：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著名戏剧大师，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中国文联执行主席……还有，北京人艺首任院长。
晚年，他在痛苦中煎熬，自称“精神残废”。女儿、剧作家万方说，父亲是被扭曲和异化了的；一直到死，他都没能真正回到那个写《雷雨》时的自由自在的心灵。
在北京人艺的排练场里，高悬“戏比天大”4个字，这是演戏的祖师爷们代代相传的话，也是曹禺经常说的。然而，他这一生，终究没能以自己之戏，招架住那个“天”，甚至连抗衡都未曾有过。
人艺老编剧、曾任曹禺秘书的梁秉堃曾请教八十多岁的曹禺：90年代以后大家都不玩政治了，开始玩哲理，甚至哲理也不玩了，直接玩钱，您怎么看？曹禺答：这些个，都不是艺术的本性。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天”。作为一种美好愿景的“戏比天大”，或者将长久地高悬在那里。
当《雷雨》遇上阶级分析
1933年暑假，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二楼阅览室里写出《雷雨》的曹禺，没想过它会成为“中国话剧百年一戏”。
此时的中国话剧也是二十多岁的小年轻，刚从“文明戏”过渡为“爱美剧”。“爱美”，Amateur，业余；“爱美剧”就是非职业话剧，主要是文化人组成的业余剧团和学生剧团在探索尝试。剧目外引易卜生，内有先驱郭沫若、田汉等人的剧本。
这个大户人家的乱伦故事在他的脑子里已经生长了5年，有些人物就活在他身边。比如繁漪的原型就是某同学的嫂子：南方人，会一点评弹，二十多岁嫁给同学的哥哥当续弦。丈夫是个木讷古板的工程师，满足不了她感情上、生理上的需求，于是她就跟小叔子好上了。而曹禺生活的環境里，多有周朴园、周萍的散体。
曹禺花了很大功夫去写剧中人物的小传和札记。剧本中，每一个人物出场前，都有一段简短生动的介绍，文字相当漂亮。曹禺后来说，这些草稿，当年堆满了他的床底。
巴金是在北平三座门大街14号的一间阴暗小屋里，一气读完《雷雨》原稿的。他流泪了，但同时感到一阵舒畅，决意推动出版。许多年后，巴金在给曹禺的信中说，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艺术家，你要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
《雷雨》很快被搬上舞台，郭沫若看后大加赞赏，李健吾评论：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今天，它在戏剧史上依然拥有突出地位。通常认为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戏剧走向成熟。
1953年，成立伊始的人艺着手选排优秀剧目，想从院长的成名作《雷雨》开始，此意得到周恩来的赞成。在他的帮助下，剧组找到了体验生活的去处。因为解放后，旧式的权贵大户之家基本绝迹，只有少数遗老能成特例，比如北洋政府高官朱启钤。
朱启钤支持建国有功，蒙周恩来特别庇护，能够延续旧社会的生活：深宅大院，帷幔重重，朱老先生出来见客，左右有姨太太和儿媳搀扶。吃饭时，女眷环列陪侍。这一切，让多数生长在新社会的演员大开眼界，然而半年下来，他们仍然很难进入角色。
演周朴园的郑榕说，按当时搞运动的潮流，采取阶级分析法为《雷雨》中的人物排队：周朴园是极右，鲁大海当然是左……每个演员被要求带着阶级感情去深刻揭露所演角色。于是，扮演繁漪的吕恩哭了：我演了十几年戏，现在我不会演了；过去也演过《雷雨》，怎么现在就不对了呢。
同样不能入戏的还有作者本人。从演员们体验生活到案头功课，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曹禺没有对他们讲过一句自己的意见。剧团有党组织，负责把握剧目的方向。演员白天演戏晚上开会，理清思想，端正态度。
有一天，曹禺悄悄去探生病的朱琳，拿一个小板凳，坐在床前，聊起朱琳扮演的鲁侍萍。
“这鲁侍萍啊，你现在觉得有点别扭是不是。”
“对对，是觉得别扭。”
“你要知道，她这一辈子最爱的就是周朴园。一个人的初恋，是一生不能忘记的。”
1954年，新社会版《雷雨》上演，观众卷着铺盖连夜排队，各地兴起复排热潮。有段录音记下了曹禺当时看戏后的心情——“舞台上的人物不是在我脑子里所想象的那个人物，有演得不够足的，有演得过火了的，不真实的，尤其是被夸张的角色，使我感觉到就不如我当初写剧本的时候那么愉快。”
有一次，被演员长时间酝酿阶级感情弄得又拖又假的台词腔折磨着，曹禺冲进后台对郑榕喊：“快快快，受不了受不了，我那剧本里头没有那么多东西！”
“老同学”周恩来
周恩来比曹禺早11年在天津南开新剧团演戏，因男校没女生，二人都曾演女角，与黄宗江一道，并称为“南开三大女演员”。后来，在人艺，在其他场合，周恩来常亲切地称曹禺为“老同学”。
周恩来的新剧观在18岁左右就已成形，当然与那个“神州暗暗，天地为愁”的旧中国有关。他认为新剧有“感化劝导之功用”，是“通俗教育中之利器”，进一步，有“开民智、进民德”的效力。
1938年，周恩来在重庆给曹禺写了一封长信，谈到《雷雨》和《日出》，并邀请曹禺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做客。在那里，曹禺初识“老同学”，并接触到徐特立、董必武等人。 据万方说，左翼激活了曹禺的热血，带给他一种振奋的新鲜之感，他真心希望那个正在堕落的旧社会被彻底地摧毁，也真心体认文艺创作要服务于某个更大的目标，尽管这个目标是什么，他并不清楚。他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想参加革命，想到延安去。“但周总理跟他说，你还是留在这儿。意思是说你留在这儿用处更大。”
国共谈判时，毛泽东飞抵重庆，约请各界人士会谈，也请了曹禺。毛泽东对他说，你写了很多好的作品啊。1940年，毛泽东找到鲁迅艺术学院的负责人张庚说，延安也该演出国统区著名剧作家的戏，点名要演《日出》。为了保證演好，剧组成立了临时党支部。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梁秉堃曾说，老人艺有5根柱子：郭、老、曹、焦、周。周，即周恩来。如果晚上没有工作，周恩来十有八九是到首都剧场看话剧，通常坐在第七排或第八排中间的位置。建国到“文革”前的17年间，人艺先后演出了近百出戏，周总理也看了近百出戏，单是新排的《雷雨》，据说他就看了8遍，每次都有指点。
在许多“老人艺”的回忆里，周总理是懂行的、尊重艺术的首长，也是四十多年里人艺的护航人，但同时，他也是政治上的领航人，代表那个“天”。
查看“大跃进”期间人艺火速成立“炼钢办公室”、几天后在剧场后院出钢的传奇，能撞见恰好来访的日本戏剧家千田的诧异表情。查看三四天排出反映此运动的《烈火红心》的速度，能听到上面的声音：人艺明年应该放个大卫星。
翻阅1961年《潘金莲》被停演的讨论会记录，更能对当时的政治空气、艺术家们的姿态感知一二。比如，“对此剧院的人们不但没有反感，反而把这件事传为美谈。”因为人艺上百出戏，总理仅仅停了这一出。“是啊，周总理对待剧作家和演职员们那种诚挚、友好、尊重和体贴的态度，又怎么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呢？”
周恩来对曹禺的体贴表现在许多方面。1950年，曹禺与发妻郑秀的离婚是在组织的过问下进行的，郑秀不想离婚而开出的500元赡养费——这在当时是一笔曹禺无力支付的巨款——也是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由组织出的。“文革”中，周恩来亲自赶到同时关押着彭真、刘仁等人的中央音乐学院小礼堂，从红卫兵手里救出了曹禺。
从旧社会大户人家走出来的曹禺向来礼数周全，小辈来访，临走时他也会恭敬送出门。对周恩来，他是目送汽车远去，再对着车尾鞠上一躬。1976年早春，周总理逝世，曹禺含泪说，仿佛自己的部分生命也随之而去。
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
1952年，周恩来找曹禺长谈过一次，问起他的生活和创作情况。曹禺说，生活很好也很愉快，谈到创作却卡住了。从最近的一次创作《艳阳天》算起，他已经5年没有写出东西了。
“我自己正想写点东西的时候，就感到生活贫乏，自己真正感到的东西，需要的资料没有多少，就悔恨，就难过。中国有句话，“江郎才尽”。我不说才尽，我有没有才，真是个问题。一拿起笔来写现在，就感觉到自己肚子里一无所有。不像从前那时候，拿起笔来顺溜极了。”研究者说，他知道应该怎么写，就不会写了，写出来，也就不会好。
除去“文革”10年空白，三十多年里，曹禺成形的创作总共只有两部半。一部是《明朗的天》，写协和医院的一群知识分子接受改造，但写完后他感到荒诞：“我也是个‘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怎么写别的知识分子改造好了，实在是捉摸不透。”翻案之作《王昭君》是周恩来派下的任务，意在“歌颂民族团结”。《胆剑篇》是“集体创作”风行时，领着于是之、梅阡创作的，当时全国各个院团都在重写卧薪尝胆的故事，用来号召正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老百姓扎紧裤腰带。
曹禺不是不明白。1956年，他在谈《家》的改编时说：“写剧本不应该老是被政治概念拖着走。作者所以被政治概念拖着走，这说明他还是落在政治的后面，作者的生活、思想没有赶上政治的要求，因此在写作的时候常常处于被动的状态。”
在蓝天野眼里，曹禺是一个带点孩子气的、很天真的人。万方说，父亲天然有一种对人的兴趣，哪怕坐在轮椅上被推进公园，他也在观看来来往往的人，留意他们的穿衣说话，留意他们的关系。女儿万昭说，父亲是一个很感性的作家，他这个人就是一团感情，但他的感情总是容易受周遭环境的影响。
曹禺谈到过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那个缥缈精灵爱丽儿：最可爱，最像人。她为主人效忠，施展千般能耐，待功德圆满，向主人要求，恢复她原来的自己。又谈孙悟空：他保唐三藏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了西天，后来在一片慈祥、圣洁的氤氲里成了正果，被封为‘斗战胜佛’，慈眉善目地坐在那里，不再想花果山，不再想原来的猴身。
1991年他写下一首短诗《玻璃翠》——
我不需要你说我美，/不稀罕你说我好看。/我只是一朵平常的花，/浓浓的花心，淡淡的瓣儿。/你夸我是个宝，/把我举上了天。/我为你真动了心，/我是个直心眼。/半道儿你把我踩在地下，/说我就是贱。/我才明白，/你是翻了脸。/我怕你花言巧语，/更怕你说我好看。/我是个傻姑娘，/不再受你的骗。
他在“文革”期间的表态文章被剧作家沙叶新归入“表态文化”。殊不知当年他每每过不了关，不得不从《红旗》杂志上抄口号，把自己骂得不是人了才算过场，回到家里难受得直抽自己嘴巴。
“文革”好像一幕10年大戏，演着演着也就演完了。其间，老舍投了湖，焦菊隐的骨灰装进了一个7块钱的骨灰盒，66岁的曹禺重回人艺，担任院长。他对人艺、对舞台还是一往情深：“我是爱这个剧院的。因为我和一些老同志在这个剧院天地里，翻滚了30年……戏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台。”
他还说，舞台是一处魅惑无限之地，是地狱，是天堂。一场惊心动魄的好戏，是从苦恼到苦恼，经过地狱般的折磨才出现的。只有看见了万象人生的苦与乐，才能在舞台上得到千变万化的永生。只是他的生活已被置换、抽空。
复出后，曹禺的社会活动非常多，每次回到家，就只剩下疲倦和沮丧。他对女儿说，我知道写不出来，我用社会活动来填补痛苦。他因神经衰弱而服用安眠药，每次吃了药，整个人才能放松下来，很多心里话才能说出来，他一个人，自己对着自己说。
80年代末，曹禺决心抛开诸多应酬，找回原来那个自己。他把自己关在上海的寓所里，重拾起解放前未完成的剧作《桥》。他给女儿写信谈，找人谈，费了很大的心力，常常夜里醒来趴在那里想写下去，可总有那么多想不通的关、过不去的坎，最后，心气越来越弱，终于没能写成。
万方在父亲身后整理遗稿时，看到了这一时期曹禺留下的大量剧本大纲和对白残篇，它们大多只在稿纸上开了一个头。
万方说，创作不像制造产品，也不像科学研究，有一个客观标准。文学创作完全是依靠人的生命，如果生命被扭曲，很难写出东西。父亲那时常对她说：“我觉得我不知道被一种什么无形的东西锢得这么紧，总是放不开。”
万方看着晚年的父亲依赖安眠药寻求安宁。有一天清早醒来，她看到父亲满面是血，玻璃渣子插在头发里，样子骇人。在药物的作用下，他夜里昏昏沉沉一头撞上书橱，自己却浑然不觉。
那段时间，曹禺枕边总放着一本《托尔斯泰评传》。有时，他读着读着突然撒手，嚷嚷起来：“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她时常被父亲房里突然爆出的一串呼喊惊醒：“小方子！我要跳下去！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每天用嘴活着！托尔斯泰那么大岁数还要离家出走，我也要走！”第二天早晨醒来，他又怏怏自嘲，“就我，还想成托尔斯泰？”
病榻上的曹禺在心境灰暗时，会找来弘一法师的书，翻到其中一页，念给万方听：“水月不真，惟有虚影，人亦如是，终莫之领。”他放下书本，静一静说，“这是另一个世界，和马克思的世界不一样，和资本主义世界也不一样。你觉得如何？”
曹禺去世那天，于是之涕泗滂沱，许多人没见过他哭得这样伤心。于是之说，“中国诞生过许多剧作家，我心目中的曹禺是最杰出的。我读过他的每部剧本，感受到作家的天才和灵性。我也曾跟随他学着写戏，从中体悟到他的睿智、严谨和热情。他有怀霜之心，凌云之志。”
一旁担任翻译的英若诚为难了，这还翻吗？全都翻，曹禺说。在人艺演员蓝天野看来，这些话，说到了曹禺的心里。
在他天津的祖宅里，有一面墙上曾挂着几十幅表情生动、飞扬夸张的照片，那是少年万家宝看戏归来，一个人对着镜子反复表演的集结：愤怒、甜蜜、遐想、鄙视……从23岁到29岁，这位官家子弟密集地写出了《雷雨》《日出》《北京人》等7部剧本。文学界开始知道一个笔名叫曹禺的青年，许多人说他“有天才”。
然而，从39岁到去世，47年间他再也没能写出一部自己满意而外界也公认立得住的作品。笔下的枯竭和名位的丰盛同时到来：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著名戏剧大师，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中国文联执行主席……还有，北京人艺首任院长。
晚年，他在痛苦中煎熬，自称“精神残废”。女儿、剧作家万方说，父亲是被扭曲和异化了的；一直到死，他都没能真正回到那个写《雷雨》时的自由自在的心灵。
在北京人艺的排练场里，高悬“戏比天大”4个字，这是演戏的祖师爷们代代相传的话，也是曹禺经常说的。然而，他这一生，终究没能以自己之戏，招架住那个“天”，甚至连抗衡都未曾有过。
人艺老编剧、曾任曹禺秘书的梁秉堃曾请教八十多岁的曹禺：90年代以后大家都不玩政治了，开始玩哲理，甚至哲理也不玩了，直接玩钱，您怎么看？曹禺答：这些个，都不是艺术的本性。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天”。作为一种美好愿景的“戏比天大”，或者将长久地高悬在那里。
当《雷雨》遇上阶级分析
1933年暑假，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二楼阅览室里写出《雷雨》的曹禺，没想过它会成为“中国话剧百年一戏”。
此时的中国话剧也是二十多岁的小年轻，刚从“文明戏”过渡为“爱美剧”。“爱美”，Amateur，业余；“爱美剧”就是非职业话剧，主要是文化人组成的业余剧团和学生剧团在探索尝试。剧目外引易卜生，内有先驱郭沫若、田汉等人的剧本。
这个大户人家的乱伦故事在他的脑子里已经生长了5年，有些人物就活在他身边。比如繁漪的原型就是某同学的嫂子：南方人，会一点评弹，二十多岁嫁给同学的哥哥当续弦。丈夫是个木讷古板的工程师，满足不了她感情上、生理上的需求，于是她就跟小叔子好上了。而曹禺生活的環境里，多有周朴园、周萍的散体。
曹禺花了很大功夫去写剧中人物的小传和札记。剧本中，每一个人物出场前，都有一段简短生动的介绍，文字相当漂亮。曹禺后来说，这些草稿，当年堆满了他的床底。
巴金是在北平三座门大街14号的一间阴暗小屋里，一气读完《雷雨》原稿的。他流泪了，但同时感到一阵舒畅，决意推动出版。许多年后，巴金在给曹禺的信中说，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艺术家，你要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
《雷雨》很快被搬上舞台，郭沫若看后大加赞赏，李健吾评论：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今天，它在戏剧史上依然拥有突出地位。通常认为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戏剧走向成熟。
1953年，成立伊始的人艺着手选排优秀剧目，想从院长的成名作《雷雨》开始，此意得到周恩来的赞成。在他的帮助下，剧组找到了体验生活的去处。因为解放后，旧式的权贵大户之家基本绝迹，只有少数遗老能成特例，比如北洋政府高官朱启钤。
朱启钤支持建国有功，蒙周恩来特别庇护，能够延续旧社会的生活：深宅大院，帷幔重重，朱老先生出来见客，左右有姨太太和儿媳搀扶。吃饭时，女眷环列陪侍。这一切，让多数生长在新社会的演员大开眼界，然而半年下来，他们仍然很难进入角色。
演周朴园的郑榕说，按当时搞运动的潮流，采取阶级分析法为《雷雨》中的人物排队：周朴园是极右，鲁大海当然是左……每个演员被要求带着阶级感情去深刻揭露所演角色。于是，扮演繁漪的吕恩哭了：我演了十几年戏，现在我不会演了；过去也演过《雷雨》，怎么现在就不对了呢。
同样不能入戏的还有作者本人。从演员们体验生活到案头功课，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曹禺没有对他们讲过一句自己的意见。剧团有党组织，负责把握剧目的方向。演员白天演戏晚上开会，理清思想，端正态度。
有一天，曹禺悄悄去探生病的朱琳，拿一个小板凳，坐在床前，聊起朱琳扮演的鲁侍萍。
“这鲁侍萍啊，你现在觉得有点别扭是不是。”
“对对，是觉得别扭。”
“你要知道，她这一辈子最爱的就是周朴园。一个人的初恋，是一生不能忘记的。”
1954年，新社会版《雷雨》上演，观众卷着铺盖连夜排队，各地兴起复排热潮。有段录音记下了曹禺当时看戏后的心情——“舞台上的人物不是在我脑子里所想象的那个人物，有演得不够足的，有演得过火了的，不真实的，尤其是被夸张的角色，使我感觉到就不如我当初写剧本的时候那么愉快。”
有一次，被演员长时间酝酿阶级感情弄得又拖又假的台词腔折磨着，曹禺冲进后台对郑榕喊：“快快快，受不了受不了，我那剧本里头没有那么多东西！”
“老同学”周恩来
周恩来比曹禺早11年在天津南开新剧团演戏，因男校没女生，二人都曾演女角，与黄宗江一道，并称为“南开三大女演员”。后来，在人艺，在其他场合，周恩来常亲切地称曹禺为“老同学”。
周恩来的新剧观在18岁左右就已成形，当然与那个“神州暗暗，天地为愁”的旧中国有关。他认为新剧有“感化劝导之功用”，是“通俗教育中之利器”，进一步，有“开民智、进民德”的效力。
1938年，周恩来在重庆给曹禺写了一封长信，谈到《雷雨》和《日出》，并邀请曹禺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做客。在那里，曹禺初识“老同学”，并接触到徐特立、董必武等人。 据万方说，左翼激活了曹禺的热血，带给他一种振奋的新鲜之感，他真心希望那个正在堕落的旧社会被彻底地摧毁，也真心体认文艺创作要服务于某个更大的目标，尽管这个目标是什么，他并不清楚。他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想参加革命，想到延安去。“但周总理跟他说，你还是留在这儿。意思是说你留在这儿用处更大。”
国共谈判时，毛泽东飞抵重庆，约请各界人士会谈，也请了曹禺。毛泽东对他说，你写了很多好的作品啊。1940年，毛泽东找到鲁迅艺术学院的负责人张庚说，延安也该演出国统区著名剧作家的戏，点名要演《日出》。为了保證演好，剧组成立了临时党支部。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梁秉堃曾说，老人艺有5根柱子：郭、老、曹、焦、周。周，即周恩来。如果晚上没有工作，周恩来十有八九是到首都剧场看话剧，通常坐在第七排或第八排中间的位置。建国到“文革”前的17年间，人艺先后演出了近百出戏，周总理也看了近百出戏，单是新排的《雷雨》，据说他就看了8遍，每次都有指点。
在许多“老人艺”的回忆里，周总理是懂行的、尊重艺术的首长，也是四十多年里人艺的护航人，但同时，他也是政治上的领航人，代表那个“天”。
查看“大跃进”期间人艺火速成立“炼钢办公室”、几天后在剧场后院出钢的传奇，能撞见恰好来访的日本戏剧家千田的诧异表情。查看三四天排出反映此运动的《烈火红心》的速度，能听到上面的声音：人艺明年应该放个大卫星。
翻阅1961年《潘金莲》被停演的讨论会记录，更能对当时的政治空气、艺术家们的姿态感知一二。比如，“对此剧院的人们不但没有反感，反而把这件事传为美谈。”因为人艺上百出戏，总理仅仅停了这一出。“是啊，周总理对待剧作家和演职员们那种诚挚、友好、尊重和体贴的态度，又怎么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呢？”
周恩来对曹禺的体贴表现在许多方面。1950年，曹禺与发妻郑秀的离婚是在组织的过问下进行的，郑秀不想离婚而开出的500元赡养费——这在当时是一笔曹禺无力支付的巨款——也是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由组织出的。“文革”中，周恩来亲自赶到同时关押着彭真、刘仁等人的中央音乐学院小礼堂，从红卫兵手里救出了曹禺。
从旧社会大户人家走出来的曹禺向来礼数周全，小辈来访，临走时他也会恭敬送出门。对周恩来，他是目送汽车远去，再对着车尾鞠上一躬。1976年早春，周总理逝世，曹禺含泪说，仿佛自己的部分生命也随之而去。
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
1952年，周恩来找曹禺长谈过一次，问起他的生活和创作情况。曹禺说，生活很好也很愉快，谈到创作却卡住了。从最近的一次创作《艳阳天》算起，他已经5年没有写出东西了。
“我自己正想写点东西的时候，就感到生活贫乏，自己真正感到的东西，需要的资料没有多少，就悔恨，就难过。中国有句话，“江郎才尽”。我不说才尽，我有没有才，真是个问题。一拿起笔来写现在，就感觉到自己肚子里一无所有。不像从前那时候，拿起笔来顺溜极了。”研究者说，他知道应该怎么写，就不会写了，写出来，也就不会好。
除去“文革”10年空白，三十多年里，曹禺成形的创作总共只有两部半。一部是《明朗的天》，写协和医院的一群知识分子接受改造，但写完后他感到荒诞：“我也是个‘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怎么写别的知识分子改造好了，实在是捉摸不透。”翻案之作《王昭君》是周恩来派下的任务，意在“歌颂民族团结”。《胆剑篇》是“集体创作”风行时，领着于是之、梅阡创作的，当时全国各个院团都在重写卧薪尝胆的故事，用来号召正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老百姓扎紧裤腰带。
曹禺不是不明白。1956年，他在谈《家》的改编时说：“写剧本不应该老是被政治概念拖着走。作者所以被政治概念拖着走，这说明他还是落在政治的后面，作者的生活、思想没有赶上政治的要求，因此在写作的时候常常处于被动的状态。”
在蓝天野眼里，曹禺是一个带点孩子气的、很天真的人。万方说，父亲天然有一种对人的兴趣，哪怕坐在轮椅上被推进公园，他也在观看来来往往的人，留意他们的穿衣说话，留意他们的关系。女儿万昭说，父亲是一个很感性的作家，他这个人就是一团感情，但他的感情总是容易受周遭环境的影响。
曹禺谈到过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那个缥缈精灵爱丽儿：最可爱，最像人。她为主人效忠，施展千般能耐，待功德圆满，向主人要求，恢复她原来的自己。又谈孙悟空：他保唐三藏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了西天，后来在一片慈祥、圣洁的氤氲里成了正果，被封为‘斗战胜佛’，慈眉善目地坐在那里，不再想花果山，不再想原来的猴身。
1991年他写下一首短诗《玻璃翠》——
我不需要你说我美，/不稀罕你说我好看。/我只是一朵平常的花，/浓浓的花心，淡淡的瓣儿。/你夸我是个宝，/把我举上了天。/我为你真动了心，/我是个直心眼。/半道儿你把我踩在地下，/说我就是贱。/我才明白，/你是翻了脸。/我怕你花言巧语，/更怕你说我好看。/我是个傻姑娘，/不再受你的骗。
他在“文革”期间的表态文章被剧作家沙叶新归入“表态文化”。殊不知当年他每每过不了关，不得不从《红旗》杂志上抄口号，把自己骂得不是人了才算过场，回到家里难受得直抽自己嘴巴。
“文革”好像一幕10年大戏，演着演着也就演完了。其间，老舍投了湖，焦菊隐的骨灰装进了一个7块钱的骨灰盒，66岁的曹禺重回人艺，担任院长。他对人艺、对舞台还是一往情深：“我是爱这个剧院的。因为我和一些老同志在这个剧院天地里，翻滚了30年……戏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台。”
他还说，舞台是一处魅惑无限之地，是地狱，是天堂。一场惊心动魄的好戏，是从苦恼到苦恼，经过地狱般的折磨才出现的。只有看见了万象人生的苦与乐，才能在舞台上得到千变万化的永生。只是他的生活已被置换、抽空。
复出后，曹禺的社会活动非常多，每次回到家，就只剩下疲倦和沮丧。他对女儿说，我知道写不出来，我用社会活动来填补痛苦。他因神经衰弱而服用安眠药，每次吃了药，整个人才能放松下来，很多心里话才能说出来，他一个人，自己对着自己说。
80年代末，曹禺决心抛开诸多应酬，找回原来那个自己。他把自己关在上海的寓所里，重拾起解放前未完成的剧作《桥》。他给女儿写信谈，找人谈，费了很大的心力，常常夜里醒来趴在那里想写下去，可总有那么多想不通的关、过不去的坎，最后，心气越来越弱，终于没能写成。
万方在父亲身后整理遗稿时，看到了这一时期曹禺留下的大量剧本大纲和对白残篇，它们大多只在稿纸上开了一个头。
万方说，创作不像制造产品，也不像科学研究，有一个客观标准。文学创作完全是依靠人的生命，如果生命被扭曲，很难写出东西。父亲那时常对她说：“我觉得我不知道被一种什么无形的东西锢得这么紧，总是放不开。”
万方看着晚年的父亲依赖安眠药寻求安宁。有一天清早醒来，她看到父亲满面是血，玻璃渣子插在头发里，样子骇人。在药物的作用下，他夜里昏昏沉沉一头撞上书橱，自己却浑然不觉。
那段时间，曹禺枕边总放着一本《托尔斯泰评传》。有时，他读着读着突然撒手，嚷嚷起来：“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她时常被父亲房里突然爆出的一串呼喊惊醒：“小方子！我要跳下去！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每天用嘴活着！托尔斯泰那么大岁数还要离家出走，我也要走！”第二天早晨醒来，他又怏怏自嘲，“就我，还想成托尔斯泰？”
病榻上的曹禺在心境灰暗时，会找来弘一法师的书，翻到其中一页，念给万方听：“水月不真，惟有虚影，人亦如是，终莫之领。”他放下书本，静一静说，“这是另一个世界，和马克思的世界不一样，和资本主义世界也不一样。你觉得如何？”
曹禺去世那天，于是之涕泗滂沱，许多人没见过他哭得这样伤心。于是之说，“中国诞生过许多剧作家，我心目中的曹禺是最杰出的。我读过他的每部剧本，感受到作家的天才和灵性。我也曾跟随他学着写戏，从中体悟到他的睿智、严谨和热情。他有怀霜之心，凌云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