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师生与北京大学胡适派文人历史观念上的矛盾冲突，源于柳诒徵（字翼谋）发表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一日《史地学报》创刊号上的《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文章对胡适的历史研究提出批评，之后是“古史辨”讨论中的南北对立。前后多年的“疑古”与“信古”争论和历史研究中的学分南北，我在 《“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中已有翔实的论述。这里再次说起缪凤林，缘于一位年轻学者为研究缪凤林来信求证相关事实之事。我将傅斯年、缪凤林、唐德刚串联为一个相关的话题，在历史的庄严神圣和鲜活风趣中，寻得一点史实和趣味。至于傅、缪之间历史研究本身的话题，已有多人论及，从略。
　　日军侵华的炮声，将在河南安阳小屯领导殷商考古挖掘的傅斯年惊起，让他开始关注自己并不熟悉的东北历史。一九三二年，为配合李顿调查团对东北问题的解决，傅斯年联合方壮猷、余逊、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匆匆合著一册《东北史纲》，即计划编著的《东北通史》第一卷。一九三三年，“学衡派”成员、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缪凤林在吴宓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连载长文《评傅斯年君〈东北史纲〉卷首》，对傅斯年民族史观和学术态度展开了猛烈的批评。缪凤林等人的批评，直接导致了《东北通史》成为断残。
　　《大公报·文学副刊》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第二百七十八期先行刊出邵循正的《评傅斯年〈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东北〉》，随后，是缪凤林三万多字的长文八期连载。这是吴宓有意为之，因为此时《大公报》的主持人受胡适的影响，决心全面使用白话，正在动议撤销坚持使用文言、拒绝使用白话标点符号、只用句读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他们先让胡适的门生杨振声、沈从文创办《大公报·文艺副刊》，九月二十三日出版发行。也就是说让一字之差的两个副刊（前者文言，后者白话）同时并存，随后迫使吴宓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出版第三百一十三期后，主动停办了《大公报·文学副刊》。
　　这次批判与新旧史学无关，但却是傅斯年及北方重视新材料和新问题的史学家遭遇到的最为严厉的一次冲撞。缪凤林主要指出傅斯年为反日政治的急需，仓促出版的著作中旧有史书的史料严重不足，对新出土的文物文献更是不了解，以及书中大量的史料错误：
　　书中所引史文，颇多不明文理、不通句读之处。……文意不明，句读不通，便肆解释，下断语，其欲免于纰缪缺漏，难矣。（缪凤林：《评傅斯年君〈东北史纲〉卷首》（八），《大公报·文学副刊》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二九九期）
　　因为傅斯年本人是注重史料的学者，使用的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史学策略，以他的学术素养和地位，其著作水平代表的是中国国家的学术水平，是要和日本学者对决高下的。然而，被缪凤林指出的问题无一不是学术上的硬伤，是学者之大忌。事实让傅斯年无言以对，亦无还手之力，只好沉默。这和十年前的“古史辨”论争时的情况完全不同。那场论争，南北力量悬殊，新旧阵营清晰，文化精神上的差异尤为明显。柳诒徵师徒明显寡不敌众，南不敌北。而这一次，配合缪凤林出场的还有他的南京高师同学郑鹤声。郑鹤声在文章中明确表示，他的一些观点和论据是和缪凤林讨论沟通过的。这就像是原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史学派系的报复性反击。如缪凤林文章一开始所说的“傅君所著，虽仅寥寥数十页，其缺漏纰缪，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记录也”（缪凤林：《评傅斯年君〈东北史纲〉卷首》（一），《大公报·文学副刊》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二日第二八四期），这样的评语，显然是受到了宿怨发酵作用的影响。缪凤林对二十四史十分熟悉，他的史学基础不在傅斯年之下，虽然不曾出国留学，对北方学者所谓三大新学问也不熟悉，但他是专门研究日本历史的学者。受柳诒徵写通史通论的影响，他的愿望就是继黄遵宪之后，续写《日本国志》（此时，他研究日本的文章已结集出版为《日本论丛》，一九三三年在张其昀主持的钟山书局出版。随后又出版《中国通史纲要》、《日本史鸟瞰》） 。吴宓在清华大学主编《学衡》第七十九期后，曾计划将主编权自八十期开始交给缪凤林，甚至连主编易人的广告都已登出，但缪凤林并没有接手《学衡》，而是和张其昀联手，抛弃《学衡》的老招牌，另起炉灶，成立了新的“国风社”，推柳诒徵为社长，张其昀、缪凤林、倪尚达为编辑委员，出版《国风》半月刊，出版发行归钟山书局。我在《“学衡派”谱系》中曾有一节专门介绍《国风》是如何“关注日本及中国的东北、华北”问题的。
　　北方最大的报纸副刊以八期篇幅连载的这篇《评傅斯年君〈东北史纲〉卷首》书评，使缪凤林成为民国东南史学界国内学者中挑战傅斯年的第一人，是从后背刺向北平傅斯年的具有十足杀伤力的一枪。具体的批评文字，特别是史实分析部分从略，这里只摘引缪凤林的结语：
　　傅君此书之作，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篇首所述编此书之动机，吾人实具无限之同情。然日人之研究东北史，则远在二十余年之前。时当日俄战役结果（光绪三十一年） ，白鸟库吉氏已提倡对于东北朝鲜，做学术上根本的研究，以为侵略东北及统治朝鲜之助。嗣得南满洲铁道公司总裁后藤新平氏之赞助，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于公司中设立“历史调查室”，专以研究东北朝鲜史为务。聘白鸟氏主其事，箭内亘稻叶岩吉津田左右吉及松井等氏辅之，从研究历史地理入手，越四载余。至民国二年九月，有《满洲历史地理》二厚册及附图《朝鲜历史地理》二厚册附图以南满洲铁道公司名义出版。……傅君此书之体裁，略与《满洲历史地理》同。然白鸟之书，出版在二十年前，虽亦间有缺误，而其可供吾人指斥者，实远不如《东北史纲》之多。此则吾人所认为史学界之不幸者也。吾民族今已与日人立于永久斗争之地位。欲斗争之成功，必求全民族活动之任何方面皆能与日人之相当方面相抗衡。往者已矣，来者可追。窃愿后之治东北史者，慎重立言，民族前途，学术荣誉，两利赖之矣。（缪凤林：《评傅斯年君〈东北史纲〉卷首》（八），《大公报·文学副刊》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二九九期）
　　被胡文辉称为“天机星智多星吴用”的傅斯年，在学术的江湖上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一向专横独断、快人快语的傅斯年被缪凤林一剑封喉。傅斯年对此没有作公开回应（尽管坊间传出傅斯年要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平息此事的细语），但缪凤林还是感受到了来自北方学界，特别是傅斯年给他的压力。借着陈垣邀请他北上就职辅仁大学之机会，他在六月三十日给陈垣的信中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