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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反侵略册上，有两位著名的抗日将领，那便是吉鸿昌和方振武。1933年5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吉鸿昌、方振武响应冯玉祥的号召，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6月15日，方振武、吉鸿昌分别就任抗日同盟军前敌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6月21日，方振武、吉鸿昌率部出发，经浴血奋战，先后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4座县城，将日伪军逐出察哈尔省，是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民抗日的首次空前大捷，举国为之振奋。
8月5日，冯玉祥在蒋军及日军的双重压迫下，通电结束抗日军事行动，离开张家口。方振武、吉鸿昌将“民众抗日同盟军”易帜为“抗日讨贼军”，方振武任总司令，吉鸿昌任总指挥，兵分三路，南指北平，攻击蒋军，计划夺取北平作为抗日根据地。9月21日，抗日讨贼军攻占怀柔，密云，进入了《塘沽协定》规定的非武装区，逼近北平。10月初，何应钦调集中央军商震部，原西北军关麟征，庞炳勋部将抗日讨贼军包围在昌平，大小汤山一带，激战十余日，不得不宣布接受国民政府“改编”。
赤城县时属察哈尔省，虽不是同盟军活动的重点地区，但却留下了吉鸿昌和方振武将军一些重要遗物。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遗物显得越来越珍贵，为研究二位将军生平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兹介绍于后，以飨读者。
“洗耻”
吉鸿昌（1895-1934），乳名恒立，字世五，河南省扶沟人。1913年入冯玉祥部，从士兵递升至团长。骁勇善战，人称“吉大胆”。1926年任第36旅旅长，率部参加北伐，参与解西安之围。1927年任第19师师长。1928年任第30师师长，调防甘肃天水。1929年任第10军军长兼宁夏省政府主席。1930年参加蒋冯阎中原战争，后接受蒋介石收编，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因不愿打内战，进攻红军，被蒋介石解职，强令出国“考察”
1933年初，吉鸿昌得知冯玉祥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消息后，遂于3月25日乘车抵达张家口。见到吉鸿昌，冯玉祥高兴地说：“世五，我决定给你编一个军，你要在短时间内做好组军工作。”为了争取抗日力量，吉鸿昌决定亲自去见一见在西北军有过交情的孙殿英。孙殿英时任四十一军军长，在日军向承德大举进犯时，率部退却到怀来、赤城一线。吉鸿昌乘火车到沙城，通过四十一军驻沙城办事处，要了一部汽车，直奔赤城四十一军军部面见孙殿英。寒暄之后，吉鸿昌即表明来意，希望孙出人出枪，参加同盟军。但孙殿英抱着“投蒋”还是“抗日”的骑墙态度，对吉的动员不作明确表态。为了缓和关系，第二天，孙殿英请吉鸿昌去赤城温泉洗澡：“到赤城不洗温泉，等于没来赤城。”吉鸿昌附和道：“关外第一泉，闻名遐迩，前去洗涤污垢，方不虚此行。”吉鸿昌在浏览温泉时，看到康熙十年所立的“洗心”碑，触景生情，当即要来笔墨，在崖壁上写下“洗耻”二字，对孙殿英说：“小弟献丑了，在国难当头之际，聊以此二字与兄共勉。”第三天，吉鸿昌离赤返张前，仍在做最后努力：“民族危亡之秋，爱国之心，人皆有之，张家口组军抗日，时不我待，希望在抗日战场上与兄并肩作战。”
“驱寇安边”
方振武（1885——1941），字叔平，安徽寿县人。毕业于安庆武备练军学堂。曾在安徽新军任队长。武昌起义爆发后投入革命军，后加入中华革命党。1924年在奉系军阀张宗昌部任支队司令、旅长、师长等。1925年加入冯玉祥部，任副总指挥、总司令等。1928年以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安徽省政府主席等职。
冯玉祥辞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后，方振武、吉鸿昌明确表示：“不撤盟，不倒旗，誓死抗日到底。”方振武发表通电，出任抗日同盟军代理总司令，继续坚持抗日。9月9日，方振武与吉鸿昌在独石口会合。为鼓舞抗日斗志，二位将军在独石口召开誓师大会，张贴抗日标语，发表抗日演讲。方振武还亲手写下“驱寇安边”四个大字，以表抗战到底之决心。后由当地工匠镌刻于一通旧碑（原碑为“镇朔将军杨公之祠记”，是明正统十三年立石。）的阴面，碑的右下方刻着“民国二十二年九月一日”，左下方刻“抗日救国军总司令方振武。” “驱寇安边”碑最初立于独石城南的“独石”之上，后被移到南城门一侧，1986年被县内文史工作者发现，现移存于赤城县“平北抗日根据地纪念馆”。
马 缇
马绨，即马鞍上的垫子，赤城县博物馆就收藏着一件。这件马绨为军绿色帆布，双层，长1.5米，宽1.2米，两侧各有一个大兜，左侧竖写着“吉鸿昌备用，民国□年□月□日。据考，抗日同盟军打下多伦后，吉鸿昌身体不适，其部下便从多伦附近请来一个叫张秉忠的村医，为他看病。看病之后，偏巧下起大雨，张秉忠怕医书湿了，想找件东西包起来。吉鸿昌让卫兵找出一块马绨，给张秉忠把医书包好。隔日张秉忠来还马绨，吉鸿昌说，就送给你留作纪念吧。张秉忠去世后，家人将马绨改作窗帘。“文革”时，有人看到窗帘上的字，说吉鸿昌是国民党军官。张秉忠家人怕受牵连，就将窗帘藏进了地窖。后来，由张秉忠的外甥李利锋将这块马绨献给赤城县博物馆收藏。
“抗击”“纪念”银币
2011年初夏，赤城县历史学者孙登海从民间收购到一枚银币。银币直径40毫米、厚1.2毫米、重17.2克，由纯银铸造。银币正面主图案为国民党党徽，党徽中央交叉着两支步枪，左右两侧空白处，分别铸有篆书“抗击”和“纪念”字样，枪柄交叉的空白处，铸有“吉鸿昌赠”四字。背面轧阴文“076”号，同时轧有“汉庆孚”戳记。
银币是赤城县猫峪村的一个牧羊人在山中拣的。猫峪村，在独石口南部，曾是当年吉、方将军率部翻越长城所经之地。据考，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吉鸿昌闻讯，立即结束欧美之行，于2月底回到祖国。他与旧部联络，并变卖家产6万多元，购买枪械并在上海“汉庆孚”私家银楼，制作了一批银币。后携带至张家口，赠予抗日将士们，意在鼓舞士气，奋勇杀敌。这枚银币有可能是吉鸿昌的某位部下，在行军途中不慎遗失的。
8月5日，冯玉祥在蒋军及日军的双重压迫下，通电结束抗日军事行动，离开张家口。方振武、吉鸿昌将“民众抗日同盟军”易帜为“抗日讨贼军”，方振武任总司令，吉鸿昌任总指挥，兵分三路，南指北平，攻击蒋军，计划夺取北平作为抗日根据地。9月21日，抗日讨贼军攻占怀柔，密云，进入了《塘沽协定》规定的非武装区，逼近北平。10月初，何应钦调集中央军商震部，原西北军关麟征，庞炳勋部将抗日讨贼军包围在昌平，大小汤山一带，激战十余日，不得不宣布接受国民政府“改编”。
赤城县时属察哈尔省，虽不是同盟军活动的重点地区，但却留下了吉鸿昌和方振武将军一些重要遗物。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遗物显得越来越珍贵，为研究二位将军生平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兹介绍于后，以飨读者。
“洗耻”
吉鸿昌（1895-1934），乳名恒立，字世五，河南省扶沟人。1913年入冯玉祥部，从士兵递升至团长。骁勇善战，人称“吉大胆”。1926年任第36旅旅长，率部参加北伐，参与解西安之围。1927年任第19师师长。1928年任第30师师长，调防甘肃天水。1929年任第10军军长兼宁夏省政府主席。1930年参加蒋冯阎中原战争，后接受蒋介石收编，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因不愿打内战，进攻红军，被蒋介石解职，强令出国“考察”
1933年初，吉鸿昌得知冯玉祥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消息后，遂于3月25日乘车抵达张家口。见到吉鸿昌，冯玉祥高兴地说：“世五，我决定给你编一个军，你要在短时间内做好组军工作。”为了争取抗日力量，吉鸿昌决定亲自去见一见在西北军有过交情的孙殿英。孙殿英时任四十一军军长，在日军向承德大举进犯时，率部退却到怀来、赤城一线。吉鸿昌乘火车到沙城，通过四十一军驻沙城办事处，要了一部汽车，直奔赤城四十一军军部面见孙殿英。寒暄之后，吉鸿昌即表明来意，希望孙出人出枪，参加同盟军。但孙殿英抱着“投蒋”还是“抗日”的骑墙态度，对吉的动员不作明确表态。为了缓和关系，第二天，孙殿英请吉鸿昌去赤城温泉洗澡：“到赤城不洗温泉，等于没来赤城。”吉鸿昌附和道：“关外第一泉，闻名遐迩，前去洗涤污垢，方不虚此行。”吉鸿昌在浏览温泉时，看到康熙十年所立的“洗心”碑，触景生情，当即要来笔墨，在崖壁上写下“洗耻”二字，对孙殿英说：“小弟献丑了，在国难当头之际，聊以此二字与兄共勉。”第三天，吉鸿昌离赤返张前，仍在做最后努力：“民族危亡之秋，爱国之心，人皆有之，张家口组军抗日，时不我待，希望在抗日战场上与兄并肩作战。”
“驱寇安边”
方振武（1885——1941），字叔平，安徽寿县人。毕业于安庆武备练军学堂。曾在安徽新军任队长。武昌起义爆发后投入革命军，后加入中华革命党。1924年在奉系军阀张宗昌部任支队司令、旅长、师长等。1925年加入冯玉祥部，任副总指挥、总司令等。1928年以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安徽省政府主席等职。
冯玉祥辞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后，方振武、吉鸿昌明确表示：“不撤盟，不倒旗，誓死抗日到底。”方振武发表通电，出任抗日同盟军代理总司令，继续坚持抗日。9月9日，方振武与吉鸿昌在独石口会合。为鼓舞抗日斗志，二位将军在独石口召开誓师大会，张贴抗日标语，发表抗日演讲。方振武还亲手写下“驱寇安边”四个大字，以表抗战到底之决心。后由当地工匠镌刻于一通旧碑（原碑为“镇朔将军杨公之祠记”，是明正统十三年立石。）的阴面，碑的右下方刻着“民国二十二年九月一日”，左下方刻“抗日救国军总司令方振武。” “驱寇安边”碑最初立于独石城南的“独石”之上，后被移到南城门一侧，1986年被县内文史工作者发现，现移存于赤城县“平北抗日根据地纪念馆”。
马 缇
马绨，即马鞍上的垫子，赤城县博物馆就收藏着一件。这件马绨为军绿色帆布，双层，长1.5米，宽1.2米，两侧各有一个大兜，左侧竖写着“吉鸿昌备用，民国□年□月□日。据考，抗日同盟军打下多伦后，吉鸿昌身体不适，其部下便从多伦附近请来一个叫张秉忠的村医，为他看病。看病之后，偏巧下起大雨，张秉忠怕医书湿了，想找件东西包起来。吉鸿昌让卫兵找出一块马绨，给张秉忠把医书包好。隔日张秉忠来还马绨，吉鸿昌说，就送给你留作纪念吧。张秉忠去世后，家人将马绨改作窗帘。“文革”时，有人看到窗帘上的字，说吉鸿昌是国民党军官。张秉忠家人怕受牵连，就将窗帘藏进了地窖。后来，由张秉忠的外甥李利锋将这块马绨献给赤城县博物馆收藏。
“抗击”“纪念”银币
2011年初夏，赤城县历史学者孙登海从民间收购到一枚银币。银币直径40毫米、厚1.2毫米、重17.2克，由纯银铸造。银币正面主图案为国民党党徽，党徽中央交叉着两支步枪，左右两侧空白处，分别铸有篆书“抗击”和“纪念”字样，枪柄交叉的空白处，铸有“吉鸿昌赠”四字。背面轧阴文“076”号，同时轧有“汉庆孚”戳记。
银币是赤城县猫峪村的一个牧羊人在山中拣的。猫峪村，在独石口南部，曾是当年吉、方将军率部翻越长城所经之地。据考，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吉鸿昌闻讯，立即结束欧美之行，于2月底回到祖国。他与旧部联络，并变卖家产6万多元，购买枪械并在上海“汉庆孚”私家银楼，制作了一批银币。后携带至张家口，赠予抗日将士们，意在鼓舞士气，奋勇杀敌。这枚银币有可能是吉鸿昌的某位部下，在行军途中不慎遗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