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刿论战》选自《左传·庄公十年》，全文仅二百余字，记载了我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长勺之战。战前曹刿与鲁庄公的论战是全文的核心，短短的三问三答交代了长勺之战鲁国取胜的关键因素，透过这些简短的话语，我们看到的是鲁庄公在曹刿的一次次否定下政治思想的转变。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庄公好力”，《曹刿论战》一文开头写“十年春，齐师伐我”，接着“公将战”三个字充分说明了鲁庄公这一性格弱点，如果不是乡野之士曹刿冒死请见，鲁国在长勺之战中恐怕凶多吉少。
　　第一次对话：狭隘的人本思想
　　曹刿与鲁庄公论战，曹刿问：“何以战？”鲁庄公第一次回答：“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鲁庄公认为那些好的衣食，不敢独自享有，一定把它分给别人。这里的人并不是指鲁国的人民，而是指鲁国的贵族。由此可见，虽然鲁庄公一开始也认为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是人，但鲁庄公此时只想到依靠身边的贵族。把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贵族身上，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曹刿一针见血地指出“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冲锋陷阵，为国君出生入死的大多数是老百姓，鲁庄公的第一次回答体现了他人本思想的局限性。
　　春秋时期，战事频繁，诸侯国之间为了掠夺土地、人口或是争夺霸权常常大打出手。以公卿大夫为代表的贵族固然要领兵出征，但一点点小恩小惠并不一定能让他们为国君卖命，有时战事失利，反而成了他们弑君篡位的契机。《太史公自序》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所以说仅仅得到贵族的支持，是难以取得战争的胜利的。显然，曹刿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第二次对话：返祖的神本思想
　　虽然曹刿的第一次反驳就已经点到“民”的重要性，鲁庄公自己也意识到“人”的因素，但在曹刿的一口否定下，鲁庄公的思想开了历史倒车，说“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竟然又把“神”看作取得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
　　在这荒唐的理由背后，也有其合理性。春秋时期，各国祭祀多有僭越，比如《左桓六年传》记载，公（随侯）曰：“吾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左僖五年传》记载，公（虢公）曰：“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此类荒唐事多矣。鲁国因为是周公的封国，周公制礼，因此鲁国坚持周礼比其他诸侯国要严格一些。鲁庄公说祭品不敢自行增加，向神祷告忠诚老实，那么神一定能祝其胜利，看似有一定道理。
　　在春秋战国之前的夏商周时期，神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殷商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通过占卜的形式来请求神来裁定，但到西周时期，有识之士总结商亡的教训，既感觉“天命不可违”，又觉得“天命靡常”，对神的无条件信仰开始崩塌，意识到了“民”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因为之前曹刿的话已经点出“民”的重要性，这里曹刿仅仅就“神”论“神”，认为鲁庄公即使不在祭品上做手脚，诚实祷告，但因为他没有大的功德可以向神报告，神是不会赐福他的。这一次鲁庄公头脑中冒出的神本思想，只是精神上的返祖，无助于取得长勺之战的胜利。
　　第三次对话：现实的民本思想
　　经过曹刿的两次否定，“鄙陋”的鲁庄公终于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政治基础。“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鲁庄公认为大大小小的案件虽然不能一一明察，但一定拿出诚心来（判案），这一次鲁庄公的“论战”终于得到了曹刿的认可。
　　此次鲁庄公重新站在“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但又不同于第一次讨好贵族的狭隘的人本思想，鲁庄公终于明白了战争胜利的关键是要取信于民。而取信于民，对于鲁国国君庄公而言，在于“刑”。前文说鲁国重礼，礼是不成文的法典，以褒贬来控制“君子”，即贵族的行为；刑则是有条文的约束，专适用于“庶人”或“小人”，即约束民众的行为。鲁国是周公的封国，“礼”和“刑”是国君管理社会的两条基本原则。公平公正地处理案件，一定程度上保障民众的生命权、财产权，就能取信于民，于是君有求，民必从之。
　　鲁庄公取信于民的认识体现了他朴素的民本思想。从第一次对话流露的狭隘的人本思想，到第二次对话体现的神本思想，最后到现实的民本思想，鲁庄公的思考在曹刿的引导下一点点深入，终于找到了打败齐国的制胜法宝。
　　《左传》所记之事绝大部分发生在春秋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社会动荡，民心思变。但由于民在历史上一直是被压迫、被奴役的对象，各国国君几乎都以民为土芥，只有少数有识之士洞见到了“民心向背”对于国家兴亡、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鲁庄公正是在曹刿这样有远见的贤士启发下，转变了政治思想，最终取得长勺之战的重大胜利。
　　[作者通联：江苏南通市东方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