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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上卷第五章第十三节《斯拉夫派》：
斯拉夫主义（slavophilism；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在成为一种学说之前仅为一种情感态度。狭义的斯拉夫主义由霍米亚科夫和基列耶夫斯基于30年代创建，但斯拉夫主义情感在此前很久便已存在于许多俄国人的意识。我曾言及希什科夫元帅天真的民族主义。谢·季·阿克萨科夫是此类旧形式与30、40年代成熟信条这两者间活的联系。后者含有自由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成分，其最佳定义或许应为“保守的无政府主义”（conservative anarchism；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й анархизм）。斯拉夫派的主要原则，即道德和宗教法则、祖先的传统以及关于真理和正义的自然感觉高于国家的书面法律和规定，完整的本能理性高于低级的逻辑理性和分析理性。他们在古代俄国和东正教会中发现了他们推崇的这一切，而在西欧和罗马教会，逻辑理性和刻板法律自远古起即已战胜完整理性。他们视俄国为拯救人类的方舟，并非因为它是俄国，而是因为它接受并保存了东正教基督教之纯洁传统，因为她在其早期历史中形成了较西方更高更多的基督教社会准则。彼得大帝强使俄国脱离其纯洁传统，给她注入有害的西方影响。彼得堡的君主统治并非地道的俄国传统。它抛弃民族的理想，转而投向西方无神论专制主义的学校。它也羞辱、奴役教会，教会仅在其内心深处秘藏其纯真光亮，其表面则呈现出西欧化和世俗化特征。
最伟大的斯拉夫派是阿列克赛·斯捷潘诺维奇·霍米亚科夫（Alexey Stepanovich Khomyakov；Алексей Степанович Хомяков，1804—1860）。自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当时年方18），他在近卫骑兵军服役，参加1828—1829年间的土耳其战争。他之后的生活平淡无奇。他与诗人雅济科夫的一个姐妹成婚，妻子道德高尚，令人交口称赞，霍米亚科夫的家庭生活十分幸福（亦如几乎所有斯拉夫派）。他照看自家庄园，写作檄文，在莫斯科沙龙里与西方派争论。他多才多艺，学识渊博，样样事情都很在行。他是一个精明地主，一如他为一位出色辩手。尽管他对西方的形式逻辑理性不屑一顾，可他却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雄辩家，是当面交锋时最令人生畏的敌手。在文学史中，霍米亚科夫既是一位诗人，亦为历史哲学家和神学家。
他自20年代开始写诗，其早期诗歌冷峻晶莹，充满自负。后来他放弃这一早期手法，使其诗歌成为其政治和宗教情感之喉舌。他并非一位伟大诗人，但若不就整体诗歌而仅就诗歌之雄辩而言，他在俄国少有对手。其宗教诗歌，尤其那首美妙的《劳作者》（The Labourer；Труженик，1858），就其情感（非神秘情感）之深刻真诚、表达之高贵简洁而言，实属俄语中的最佳诗作（费奥多尔·格林卡的某些诗作或许构成例外）。其政治诗歌的主题均为斯拉夫主义，但其中的最佳之作却充满忿恨，忿恨俄国尚无法履行其伟大的历史使命和宗教使命。这些写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诗作，在俄国政治诗选中总会占居显赫位置。
霍米亚科夫有关历史哲学的论述是其伟大作品。此作未完成，这是他写作最久的一部作品。此作充满广博但不精确的学识，其意义并不仅在于它是一部饶有兴味的结构想象之文本。
作为神学家的他则重要得多。其学说体现于一系列著作，其中最重要者即《论教会之理想》（Essay on the Idea of the Church；Статья об идее Церкови），以及他与英国高教会神甫威廉·帕尔默（William Palmer；Вильям Пальмер）的通信。霍米亚科夫的主要思想即自由，即人对上帝自然的、非强制的爱，以及对上帝法则的自然接受，不将上帝的法则视为法律（law；закон），而将其当做一种自由（freedom；свобода）。在神学领域，霍米亚科夫同样反对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但他批评的锋芒更多地指向前者。与所有斯拉夫派一样，他认为欧洲新教国家胜于天主教国家。他尤其喜欢英国和英国国教徒。但是，他喜欢的英国仅为托利党人（Tories；тори）的传统英国，而非辉格党人（Whigs；виги）的进步英国。托利党人的传统英国及其对书面法律的忽略、对传统习俗和口头协议的信守，让霍米亚科夫意识到了其钟爱的保守无政府主义理想。
霍米亚科夫的神学未能获得官方教会认可，其神学著作甚至不准出版，直到1879年方才解禁。但是，自那时起的俄国所有东正教思想却均受其引导，他如今实际上更被视为教会的导师（虽未公开宣布）。
作为一位散文作家的霍米亚科夫，其突出之处在于其俄语之纯净、饱满和优美的轻盈，他的俄语既无卡拉姆津-普希金流派的法国味，亦无19世纪末报刊文字的冷乱和庸俗。他在非叙述散文中的位置，恰如阿克萨科夫在叙述散文中之所处。
仅次于霍米亚科夫的两位最杰出老一代斯拉夫派，为伊万·基列耶夫斯基（Ivan Kireyevsky；Иван Киреевский，1806—1856）和彼得·基列耶夫斯基（Peter Kireyevsky；Петр Киреевский，1808—1856）两兄弟。他们的母亲后再嫁叶拉金先生，成为莫斯科最著名文人沙龙之一的女主人。伊万和彼得兄弟均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情怀。彼得很难被列入文学史，因为其为数不多的文章并不十分重要。但是，他或许堪称斯拉夫主义宗教圣火的持有者。他对俄国和俄国人民的崇拜是一种排斥一切的狂热激情，这使他的内心再也无法容纳其他情感。他一生中花费大量时间游历俄国，以搜集俄国民歌。他积累起大量民歌，其中大部尚未出版。
伊万较彼得更具文学天赋，但是其文学生涯却很畸形，屡遭挫折。他发表于20年代末的批评文章使他成为俄国有史以来的最佳批评家。1832年，他开始编辑大型文学期刊《欧洲人》（European；Европеец），但杂志几乎立即遭禁。此次冒险之后，他封笔多年。部分地受其弟彼得以及霍米亚科夫影响，他从一位谢林信徒转变为斯拉夫主义者和东正教思想家。他自1845年起编辑波戈金的《莫斯科公国人》，但因与波戈金不和于同年辞职。1852年，他再度发表一篇纯斯拉夫派内涵的文章，由于此内涵，该文又遭查禁。 伊万·基列耶夫斯基是位风格优美的大师，与霍米亚科夫不同，其风格非常近似卡拉姆津和普希金。他恢复了与东正教会内部那些最深刻、最鲜活的神秘流派间中断已久的联系，这在俄国世俗思想家中是第一人，就这一意义而言，他与霍米亚科夫一起，构成一切现代东正教文化之源头。
·Ⅱ·
上卷第八章第二节《陀思妥耶夫斯基（1849年之后）》节选：
《罪与罚》（1866）、《白痴》（1869）、《群魔》（1871）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这四部伟大小说，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系列。它们毫无二致，均拥有戏剧化的结构、悲剧感的观念和哲理性的内涵。它们均为异常复杂的整体，这不仅是指情节被难以分割地植入哲学，而且是说，我们在《地下室手记》中了解到的那个纯粹、实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已与《作家日记》中这一更为政论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水乳交融地混为一体。因此，这些小说至少可能拥有三种不同的阅读方式。第一种为其同时代人的阅读方式，即将这些小说与1865—1880年间俄国公共生活和生活生活的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第二种方式是将它们视为一种“新基督教”的渐进显现，在四大长篇的最后两部中，这一“新基督教”借助佐西马（Zosima；Зосима）和阿廖沙·卡拉马佐夫（Alesha Karamazov；Алеша Карамазов）的形象获得其终极体现。第三种方式是将这几部小说与《地下室手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体验的悲剧性内核联系起来。最后，我们的同时代人如今又发现第四种阅读方式，即不去关注这些小说的哲学内涵，而视它们为情节离奇的纯小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持第一种读法的同时代人，认为他是一位天赋巨大的作家，但趣味有问题，艺术修养不足，但他对普遍关注的问题有其独特看法，极具使其人物栩栩如生之能力。他趣味的缺失，他对现实生活的荒诞歪曲，他不善于营造阅读效果，这均使他们感觉遗憾，但是，他们却惊羡他对病态人格类型的洞悉，以及他强大的变态心理分析能力。他们如若为保守派，便将他描绘的虚无主义者肖像当做真实画面；他们如若为激进派，则会感到伤悲，一位因为政治殉难而变得崇高的人居然会沦落到与肮脏的反动派结盟。
接下来的一代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者将他的小说当作一种新基督教之启示，在这些小说中，善与恶的终极问题得到讨论，并获得非常清晰的答案，就总体而言给出一种十分完整的精神基督教新学说。拉斯科尔尼科夫（Raskolnikov；Раскольников）“脱离上帝”、声张个性的尝试以悲剧告终，梅什金公爵（Prince Myshkin；князь Мышкин）圣徒般的痴愚，《群魔》中无神论社会主义的可怕画面，尤其是“纯洁的”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形象和圣徒佐西马的布道，均被视为一种新的终极宗教形式之确切启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态度在本世纪初年占据统治地位，如今在老一代人中仍有大量拥趸。对于他们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种新的、崇高的“宇宙和谐”之先知，这一和谐超越并抚慰人类的一切纷争和悲剧。
但事实却在于（这里也蕴含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精神现象的特殊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剧是无可救药的悲剧，既无法被消解，亦无法被抚慰。他的和谐和他的解决方案较之他的冲突和他的悲剧，始终处于更低或更浅层面。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便要认同其悲剧的无可救药，而不要因为他更小自我的种种花招而试图逃避它们。比如，他的基督教便非常可疑。难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这对他而言并非最终解决方案，这并未抵达他心灵的最深处，这或多或少为一种表面的精神构成，将它等同于真正的基督教是危险的。不过，此类问题对于本书而言过于复杂，过于重大，也过于富有争议，因此只能点到为止。
上卷第五章第十三节《斯拉夫派》：
斯拉夫主义（slavophilism；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在成为一种学说之前仅为一种情感态度。狭义的斯拉夫主义由霍米亚科夫和基列耶夫斯基于30年代创建，但斯拉夫主义情感在此前很久便已存在于许多俄国人的意识。我曾言及希什科夫元帅天真的民族主义。谢·季·阿克萨科夫是此类旧形式与30、40年代成熟信条这两者间活的联系。后者含有自由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成分，其最佳定义或许应为“保守的无政府主义”（conservative anarchism；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й анархизм）。斯拉夫派的主要原则，即道德和宗教法则、祖先的传统以及关于真理和正义的自然感觉高于国家的书面法律和规定，完整的本能理性高于低级的逻辑理性和分析理性。他们在古代俄国和东正教会中发现了他们推崇的这一切，而在西欧和罗马教会，逻辑理性和刻板法律自远古起即已战胜完整理性。他们视俄国为拯救人类的方舟，并非因为它是俄国，而是因为它接受并保存了东正教基督教之纯洁传统，因为她在其早期历史中形成了较西方更高更多的基督教社会准则。彼得大帝强使俄国脱离其纯洁传统，给她注入有害的西方影响。彼得堡的君主统治并非地道的俄国传统。它抛弃民族的理想，转而投向西方无神论专制主义的学校。它也羞辱、奴役教会，教会仅在其内心深处秘藏其纯真光亮，其表面则呈现出西欧化和世俗化特征。
最伟大的斯拉夫派是阿列克赛·斯捷潘诺维奇·霍米亚科夫（Alexey Stepanovich Khomyakov；Алексей Степанович Хомяков，1804—1860）。自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当时年方18），他在近卫骑兵军服役，参加1828—1829年间的土耳其战争。他之后的生活平淡无奇。他与诗人雅济科夫的一个姐妹成婚，妻子道德高尚，令人交口称赞，霍米亚科夫的家庭生活十分幸福（亦如几乎所有斯拉夫派）。他照看自家庄园，写作檄文，在莫斯科沙龙里与西方派争论。他多才多艺，学识渊博，样样事情都很在行。他是一个精明地主，一如他为一位出色辩手。尽管他对西方的形式逻辑理性不屑一顾，可他却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雄辩家，是当面交锋时最令人生畏的敌手。在文学史中，霍米亚科夫既是一位诗人，亦为历史哲学家和神学家。
他自20年代开始写诗，其早期诗歌冷峻晶莹，充满自负。后来他放弃这一早期手法，使其诗歌成为其政治和宗教情感之喉舌。他并非一位伟大诗人，但若不就整体诗歌而仅就诗歌之雄辩而言，他在俄国少有对手。其宗教诗歌，尤其那首美妙的《劳作者》（The Labourer；Труженик，1858），就其情感（非神秘情感）之深刻真诚、表达之高贵简洁而言，实属俄语中的最佳诗作（费奥多尔·格林卡的某些诗作或许构成例外）。其政治诗歌的主题均为斯拉夫主义，但其中的最佳之作却充满忿恨，忿恨俄国尚无法履行其伟大的历史使命和宗教使命。这些写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诗作，在俄国政治诗选中总会占居显赫位置。
霍米亚科夫有关历史哲学的论述是其伟大作品。此作未完成，这是他写作最久的一部作品。此作充满广博但不精确的学识，其意义并不仅在于它是一部饶有兴味的结构想象之文本。
作为神学家的他则重要得多。其学说体现于一系列著作，其中最重要者即《论教会之理想》（Essay on the Idea of the Church；Статья об идее Церкови），以及他与英国高教会神甫威廉·帕尔默（William Palmer；Вильям Пальмер）的通信。霍米亚科夫的主要思想即自由，即人对上帝自然的、非强制的爱，以及对上帝法则的自然接受，不将上帝的法则视为法律（law；закон），而将其当做一种自由（freedom；свобода）。在神学领域，霍米亚科夫同样反对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但他批评的锋芒更多地指向前者。与所有斯拉夫派一样，他认为欧洲新教国家胜于天主教国家。他尤其喜欢英国和英国国教徒。但是，他喜欢的英国仅为托利党人（Tories；тори）的传统英国，而非辉格党人（Whigs；виги）的进步英国。托利党人的传统英国及其对书面法律的忽略、对传统习俗和口头协议的信守，让霍米亚科夫意识到了其钟爱的保守无政府主义理想。
霍米亚科夫的神学未能获得官方教会认可，其神学著作甚至不准出版，直到1879年方才解禁。但是，自那时起的俄国所有东正教思想却均受其引导，他如今实际上更被视为教会的导师（虽未公开宣布）。
作为一位散文作家的霍米亚科夫，其突出之处在于其俄语之纯净、饱满和优美的轻盈，他的俄语既无卡拉姆津-普希金流派的法国味，亦无19世纪末报刊文字的冷乱和庸俗。他在非叙述散文中的位置，恰如阿克萨科夫在叙述散文中之所处。
仅次于霍米亚科夫的两位最杰出老一代斯拉夫派，为伊万·基列耶夫斯基（Ivan Kireyevsky；Иван Киреевский，1806—1856）和彼得·基列耶夫斯基（Peter Kireyevsky；Петр Киреевский，1808—1856）两兄弟。他们的母亲后再嫁叶拉金先生，成为莫斯科最著名文人沙龙之一的女主人。伊万和彼得兄弟均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情怀。彼得很难被列入文学史，因为其为数不多的文章并不十分重要。但是，他或许堪称斯拉夫主义宗教圣火的持有者。他对俄国和俄国人民的崇拜是一种排斥一切的狂热激情，这使他的内心再也无法容纳其他情感。他一生中花费大量时间游历俄国，以搜集俄国民歌。他积累起大量民歌，其中大部尚未出版。
伊万较彼得更具文学天赋，但是其文学生涯却很畸形，屡遭挫折。他发表于20年代末的批评文章使他成为俄国有史以来的最佳批评家。1832年，他开始编辑大型文学期刊《欧洲人》（European；Европеец），但杂志几乎立即遭禁。此次冒险之后，他封笔多年。部分地受其弟彼得以及霍米亚科夫影响，他从一位谢林信徒转变为斯拉夫主义者和东正教思想家。他自1845年起编辑波戈金的《莫斯科公国人》，但因与波戈金不和于同年辞职。1852年，他再度发表一篇纯斯拉夫派内涵的文章，由于此内涵，该文又遭查禁。 伊万·基列耶夫斯基是位风格优美的大师，与霍米亚科夫不同，其风格非常近似卡拉姆津和普希金。他恢复了与东正教会内部那些最深刻、最鲜活的神秘流派间中断已久的联系，这在俄国世俗思想家中是第一人，就这一意义而言，他与霍米亚科夫一起，构成一切现代东正教文化之源头。
·Ⅱ·
上卷第八章第二节《陀思妥耶夫斯基（1849年之后）》节选：
《罪与罚》（1866）、《白痴》（1869）、《群魔》（1871）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这四部伟大小说，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系列。它们毫无二致，均拥有戏剧化的结构、悲剧感的观念和哲理性的内涵。它们均为异常复杂的整体，这不仅是指情节被难以分割地植入哲学，而且是说，我们在《地下室手记》中了解到的那个纯粹、实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已与《作家日记》中这一更为政论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水乳交融地混为一体。因此，这些小说至少可能拥有三种不同的阅读方式。第一种为其同时代人的阅读方式，即将这些小说与1865—1880年间俄国公共生活和生活生活的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第二种方式是将它们视为一种“新基督教”的渐进显现，在四大长篇的最后两部中，这一“新基督教”借助佐西马（Zosima；Зосима）和阿廖沙·卡拉马佐夫（Alesha Karamazov；Алеша Карамазов）的形象获得其终极体现。第三种方式是将这几部小说与《地下室手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体验的悲剧性内核联系起来。最后，我们的同时代人如今又发现第四种阅读方式，即不去关注这些小说的哲学内涵，而视它们为情节离奇的纯小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持第一种读法的同时代人，认为他是一位天赋巨大的作家，但趣味有问题，艺术修养不足，但他对普遍关注的问题有其独特看法，极具使其人物栩栩如生之能力。他趣味的缺失，他对现实生活的荒诞歪曲，他不善于营造阅读效果，这均使他们感觉遗憾，但是，他们却惊羡他对病态人格类型的洞悉，以及他强大的变态心理分析能力。他们如若为保守派，便将他描绘的虚无主义者肖像当做真实画面；他们如若为激进派，则会感到伤悲，一位因为政治殉难而变得崇高的人居然会沦落到与肮脏的反动派结盟。
接下来的一代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者将他的小说当作一种新基督教之启示，在这些小说中，善与恶的终极问题得到讨论，并获得非常清晰的答案，就总体而言给出一种十分完整的精神基督教新学说。拉斯科尔尼科夫（Raskolnikov；Раскольников）“脱离上帝”、声张个性的尝试以悲剧告终，梅什金公爵（Prince Myshkin；князь Мышкин）圣徒般的痴愚，《群魔》中无神论社会主义的可怕画面，尤其是“纯洁的”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形象和圣徒佐西马的布道，均被视为一种新的终极宗教形式之确切启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态度在本世纪初年占据统治地位，如今在老一代人中仍有大量拥趸。对于他们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种新的、崇高的“宇宙和谐”之先知，这一和谐超越并抚慰人类的一切纷争和悲剧。
但事实却在于（这里也蕴含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精神现象的特殊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剧是无可救药的悲剧，既无法被消解，亦无法被抚慰。他的和谐和他的解决方案较之他的冲突和他的悲剧，始终处于更低或更浅层面。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便要认同其悲剧的无可救药，而不要因为他更小自我的种种花招而试图逃避它们。比如，他的基督教便非常可疑。难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这对他而言并非最终解决方案，这并未抵达他心灵的最深处，这或多或少为一种表面的精神构成，将它等同于真正的基督教是危险的。不过，此类问题对于本书而言过于复杂，过于重大，也过于富有争议，因此只能点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