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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夫勒充满预言的一本“未来学”著作，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潮相契合，成为中国人的思想启蒙之作
“在表面上无聊骚动和吵吵嚷嚷的底下，世界的事情实际上惊人地显示出潜在的具有希望的前景……它意味着工业化文明的末日，展示着一个新的文明正在兴起。”
“计算机的智慧正在以极高的速度到处扩散着……家用计算机的销售量将很快超过电视机。”
“电子邮政系统将取代邮局。”
“越来越多的工作可以在包括自己的起居室在内的任何地方完成。”
“21世纪的民主，将是少数派抬头，开放而又有差异的民主。”
……
——阿尔温·托夫勒 1980年，《第三次浪潮》
当美国未来学者托夫勒写下这些预言的时候，美国的个人计算机数量已经达到30万台以上，正在迅速向全社会普及，用托夫勒的描绘：“从这个州到那个州，在私人家庭的客厅、厨房、卧室，到处都有这种计算机在嗡嗡作响。”而互联网，在美国已现出雏形，其前身即由美国国防部支持的“阿帕网”，已经联接上了200余台计算机主机。
而在中国，1980年人们最常见的办公用具是纸和笔、浆糊加剪刀。通讯靠写信和公用电话与电报，复印机非常罕见，如同砖头一样笨重的盒式录音机刚刚传入，个人电脑对于中国民众则闻所未闻。
这是一个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国家，如果用托夫勒的归类方法，那就是正处在“第一次浪潮”与“第二次浪潮”之间的阶段。
但是，这时中国的国门已经打开了。自从1978年中国开始施行改革开放，外面的世界开始从各个渠道进入到这个古老并一度封闭的国度。
国门初开，迎来“新浪潮”
1979年，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代表性杂志《读书》开始创办，1980年3月，沈昌文担任《读书》主编。而《读书》的一位副主编，就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冯亦代。“冯亦代极力主张开拓海外的作者”，沈昌文回忆道，“他推荐了旅美的著名华人作家董鼎山，董鼎山又介绍了英籍的华人作家韩素音。朋友介绍朋友，我们开始与外面建立广泛的联系。”
1981年，一次沈昌文与韩素音见面，韩说，美国出了本新书很轰动，值得推荐。她特意买了这本叫《第三次浪潮》的书，送给沈昌文。沈昌文把书交给了新到三联书店的一位年轻编辑朱志炎。朱志炎又把书送到了他复旦大学外语系的老同学杨成绪手中。
当时，杨成绪刚从驻外使馆回来，在外交部西欧司担任德国处处长。他捧着这本书看了整整一夜，兴奋不已。“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两点，一点是说，人类的知识信息正在以几十倍几百倍的速度增长；第二点，人类的生产方式曾经从个体劳动到大工业生产，现在，要回到家里，个体办公了。”杨成绪回忆说。第二天，他写了一份报告给朱志炎，认为这本书非常有出版价值。
三联书店很快把出版报告批了下来，这本书由朱志炎、杨成绪的夫人潘琪(当时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和在石油部工作的张炎三人来翻译。翻译工作进行了半年多，“当时我们可是没有电脑，全是用手写的译稿”，潘琪笑道。书稿翻译出来，先在《读书》杂志上选载了一部分。读者反响相当热烈。1983年3月，《第三次浪潮》的中译本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第一版就印了10万册。
事情过去了20多年，朱志炎已去世。潘琪只记得当初翻译时，深为书中所说的，将来人们会在家里办公的预言所惊讶。她当时并没有想到，这本书会在中国引起巨大轰动，书稿完成后，她就跟杨成绪再度驻外去了。
“对中国人有思想启蒙的意义”
《第三次浪潮》进入中国，正逢其时。1980年时，安徽省小岗村20户农民在“包产到户”契约上按下指印已有两年，中国农村的改革已成燎原之势；而中国城市中，也已出现深圳和珠海这样的“经济特区”。新的事物每天都在涌现，国家一旦开放，中国人对外部信息的吸收如饥似渴，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都是如此。
《第三次浪潮》出版后，被当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确定为国务院系统司局级干部的必读书。1985年时，《中国青年报》记者杨浪去采访时任济南军区政委的迟浩田，见迟将军的案头就放着一部《第三次浪潮》，迟浩田一天的话题都是兴致勃勃地谈论这本书。这本书从“内部出版”到公开发行，三联书店一共印了4次，发行量达505000册。后来，又有一些其他出版社出版了《第三次浪潮》。
1985年2月，《炎黄春秋》杂志的执行主编徐庆全当时还在大学里读历史系。他当时写下的这段日记，表达出青年学子们初见《第三次浪潮》的欣喜之情：
“看到托夫勒的书，他说自己是‘未来学家’，这大概是个新词，是不是等同于我们的‘巫术’？先买下来看看再说。
几天读下来，大概可以认同‘未来学’这个新词。他好像在随意之间，完成了历史学家完不成的一个历史大脉络的梳理：‘农耕时代’——‘工业时代’——‘产业时代’。这实际上也就是历史文明进程的一个大脉络。联想到格里高利的‘杂交’理论，看来不是历史学家，大概也算不上学者的托夫勒，却能杂交出这样一本好书，也顺理成章。”
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的青年教师温元凯敏锐地抓住了这本书蕴含的社会激情。
温元凯属于中国改革开放后派出的第一批留学人员。1980年，温元凯被国家选派到法国巴黎大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研究所学习量子生物学。两年半的留学期间，他去了美、英、德、意、荷、比、卢等9个国家十几所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可以说是大大地见了世面。“我当时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中国需要改革，意识到中国的愚昧落后封闭。”温元凯回忆说。
温元凯1982年回到中国科技大学。他在进行科研工作的同时，也成为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科技大学所在的安徽省当时由万里任省委书记，万里曾请科技大学的教授们为省级干部讲课，其中由温元凯主讲材料科学。当时教授们讲课的内容，还包括有新技术革命、计算机、生物科学等。温元凯讲得非常生动，他讲到了人类的第一颗原子弹，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等等，都是中国听众们从来没听说过的新鲜事。
这时候，温元凯已经听说，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另一本由美国人奈斯比特写的《大趋势》，成为中央领导指定的必读书。“当时我意识到这两本书是整个人类从工业化时代开始进入信息化时代的标志性著作。对中国人有思想启蒙的意义”。
接下来，温元凯的讲演一发不可收。从1983到1984年，他在全国两三百个城市里，在各个大学里作过四五百场报告。他讲第三次浪潮和新技术革命、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国的发展趋势和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弱点：
“英国有一个技术预测专家叫詹姆斯·马丁，他曾经作过一个测算，19世纪我们人类的知识每50年翻一番；到本世纪初每10年翻一番；到了70年代，每5年翻一番；到了80年代，每3年翻一番。这样的增长速度，我们如果总是老一套就无法跟上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发展……合肥市市长张大为在安徽大学作报告，有的大学生递条子，问他怎么看待大学生毕业以后大材小用的问题。他说大学毕业根本不能算大材，只能算一般的材。毕业8年以后他百分之百的知识都需要更换。”
可以想象，这样富有煽动力的话语，在一个曾经封闭停滞了那么久的社会中，会产生怎样轰动的效果。温元凯回忆当时的盛况：“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在走廊里、讲台上，有的学生甚至趴在窗台上，一趴就是三个小时。”温元凯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托夫勒”。
1984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把温元凯报告中的内容编辑成了一本书，叫《中国的大趋势》，第一版就印了30万册。
这本书后来被深圳评为1984年全国畅销书第二名。“排第一的是一本中央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后来的年月里，我大概见过几百个人，这些人现在都是老总、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他们都说，这本《中国的大趋势》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温元凯说。
而在徐庆全的记忆中，《第三次浪潮》和《中国的大趋势》是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两本书。
译本的删节之争
对于《第三次浪潮》的反响，除了青年学生，也来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虽然这本书得到中共中央高层的提倡支持，但它毕竟与人们已经习惯接受的政治宣传读物非常不同，会让许多人读起来不习惯，甚至不舒服。
1986年12月，一次关于《第三次浪潮》的学术讨论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与会代表有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媒体老总以及在中国的外国专家爱泼斯坦、马海德等。发言的内容，除了肯定这本书“开拓视野、活跃思想”的“积极面”，也谈到它“用浪潮史观代替唯物史观”的“消极面”。
这次研讨会的内容，后来收进了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主编的《评〈第三次浪潮〉》一书中。
今天看对《第三次浪潮》的这些批评，许多还是当时那个年代的词语。但很耐人寻味的，是其中对该书中译本的批评，也就是说，高放与他的学生们一一指出了中译本错译漏译之处，特别是漏译。
高放指出，除了每一章中对个别段落词句做删节外，原书第二十四章内容被全部删去，而且不加声明地把书的第二十五章变为第二十四章。这样，原书共二十八章，中译本却只有二十七章。而正是在第二十四章中，托夫勒提出了他的“实托邦”的构思，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事过多年之后，回忆这段往事，高放对记者说，托夫勒的“实托邦”是针对“乌托邦”概念而来的。托夫勒认为，第三次浪潮后，世界就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区别了，都趋同一个新的社会，可以把许多前人不能实现的乌托邦理想实现，所以它叫做“实托邦”。可惜这本书的译本，没有把最关键的东西译出来。“当时这本书的不足，我今天依然认为是不足。”高放说。
于是，高放给新闻出版总署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我从学者的角度，觉得不应该这样删节。作为译者和出版者，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可以在前言后记当中注明一下。但是这样做，也不说不同意人家，而是把它删节了，也不告诉读者，这个办法不好。别人会以为全文都是这样的观点，以为托夫勒是当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会给读者一个误导。
“当时新闻出版署的负责人是王益。我不知道的是，王益后来把我这封信作为文件转发给各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说高放教授的这个意见是对的。直到前不久，三联书店的沈昌文才告诉我这件事。沈昌文对我说，我们还该感谢你呢。以后我们就有了依据，不要随便删节别人的东西。”高放说。
在高放指出这些漏译以后，《评〈第三次浪潮〉》1988年出第二版时，把这些漏译之处都一一补出，附在书后。
2006年，中信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第三次浪潮》的中译本，译者黄明坚，这个版本是28章全部译出。
“当时的预言，今天大部分都实现了”
二十多年过去，今天的中国已经跨入信息时代。走在中国的街头，电脑无处不在，中国的网民数量已达2亿多人，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今天都市中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没有电脑的生活。
然而，徐庆全认为，《第三次浪潮》这本书在今天看也一点没有过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她实际上是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并存。“《第三次浪潮》带给中国人的，并不只是一个关于新技术要到来的预言，而且是整个看历史看世界的新视角”。
托夫勒在写过《第三次浪潮》后，曾数次来过中国。但无论是《第三次浪潮》的译者潘琪，还是“中国的托夫勒”温元凯，他们都未曾见过他，他们与托夫勒之间没有建立过任何个人关系。
潘琪已经从外交部的工作岗位上退休，但她仍然常常回到办公室，参与翻译工作。《第三次浪潮》只是她翻译过的书之一，但她说，《第三次浪潮》是一本“划时代的书”。而温元凯，几经沉浮，现在的身份是北京南洋林德企业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主要业务是给企业做管理咨询。
今天再来看《第三次浪潮》，他说：“当时书中的预言，今天大部分都实现了，有的还有过之呢。托夫勒和奈斯比特都是非常优秀的未来学家，他们领世界思想浪潮风气之先。而我，只是把他们的学说本土化而已。”
“在表面上无聊骚动和吵吵嚷嚷的底下，世界的事情实际上惊人地显示出潜在的具有希望的前景……它意味着工业化文明的末日，展示着一个新的文明正在兴起。”
“计算机的智慧正在以极高的速度到处扩散着……家用计算机的销售量将很快超过电视机。”
“电子邮政系统将取代邮局。”
“越来越多的工作可以在包括自己的起居室在内的任何地方完成。”
“21世纪的民主，将是少数派抬头，开放而又有差异的民主。”
……
——阿尔温·托夫勒 1980年，《第三次浪潮》
当美国未来学者托夫勒写下这些预言的时候，美国的个人计算机数量已经达到30万台以上，正在迅速向全社会普及，用托夫勒的描绘：“从这个州到那个州，在私人家庭的客厅、厨房、卧室，到处都有这种计算机在嗡嗡作响。”而互联网，在美国已现出雏形，其前身即由美国国防部支持的“阿帕网”，已经联接上了200余台计算机主机。
而在中国，1980年人们最常见的办公用具是纸和笔、浆糊加剪刀。通讯靠写信和公用电话与电报，复印机非常罕见，如同砖头一样笨重的盒式录音机刚刚传入，个人电脑对于中国民众则闻所未闻。
这是一个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国家，如果用托夫勒的归类方法，那就是正处在“第一次浪潮”与“第二次浪潮”之间的阶段。
但是，这时中国的国门已经打开了。自从1978年中国开始施行改革开放，外面的世界开始从各个渠道进入到这个古老并一度封闭的国度。
国门初开，迎来“新浪潮”
1979年，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代表性杂志《读书》开始创办，1980年3月，沈昌文担任《读书》主编。而《读书》的一位副主编，就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冯亦代。“冯亦代极力主张开拓海外的作者”，沈昌文回忆道，“他推荐了旅美的著名华人作家董鼎山，董鼎山又介绍了英籍的华人作家韩素音。朋友介绍朋友，我们开始与外面建立广泛的联系。”
1981年，一次沈昌文与韩素音见面，韩说，美国出了本新书很轰动，值得推荐。她特意买了这本叫《第三次浪潮》的书，送给沈昌文。沈昌文把书交给了新到三联书店的一位年轻编辑朱志炎。朱志炎又把书送到了他复旦大学外语系的老同学杨成绪手中。
当时，杨成绪刚从驻外使馆回来，在外交部西欧司担任德国处处长。他捧着这本书看了整整一夜，兴奋不已。“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两点，一点是说，人类的知识信息正在以几十倍几百倍的速度增长；第二点，人类的生产方式曾经从个体劳动到大工业生产，现在，要回到家里，个体办公了。”杨成绪回忆说。第二天，他写了一份报告给朱志炎，认为这本书非常有出版价值。
三联书店很快把出版报告批了下来，这本书由朱志炎、杨成绪的夫人潘琪(当时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和在石油部工作的张炎三人来翻译。翻译工作进行了半年多，“当时我们可是没有电脑，全是用手写的译稿”，潘琪笑道。书稿翻译出来，先在《读书》杂志上选载了一部分。读者反响相当热烈。1983年3月，《第三次浪潮》的中译本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第一版就印了10万册。
事情过去了20多年，朱志炎已去世。潘琪只记得当初翻译时，深为书中所说的，将来人们会在家里办公的预言所惊讶。她当时并没有想到，这本书会在中国引起巨大轰动，书稿完成后，她就跟杨成绪再度驻外去了。
“对中国人有思想启蒙的意义”
《第三次浪潮》进入中国，正逢其时。1980年时，安徽省小岗村20户农民在“包产到户”契约上按下指印已有两年，中国农村的改革已成燎原之势；而中国城市中，也已出现深圳和珠海这样的“经济特区”。新的事物每天都在涌现，国家一旦开放，中国人对外部信息的吸收如饥似渴，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都是如此。
《第三次浪潮》出版后，被当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确定为国务院系统司局级干部的必读书。1985年时，《中国青年报》记者杨浪去采访时任济南军区政委的迟浩田，见迟将军的案头就放着一部《第三次浪潮》，迟浩田一天的话题都是兴致勃勃地谈论这本书。这本书从“内部出版”到公开发行，三联书店一共印了4次，发行量达505000册。后来，又有一些其他出版社出版了《第三次浪潮》。
1985年2月，《炎黄春秋》杂志的执行主编徐庆全当时还在大学里读历史系。他当时写下的这段日记，表达出青年学子们初见《第三次浪潮》的欣喜之情：
“看到托夫勒的书，他说自己是‘未来学家’，这大概是个新词，是不是等同于我们的‘巫术’？先买下来看看再说。
几天读下来，大概可以认同‘未来学’这个新词。他好像在随意之间，完成了历史学家完不成的一个历史大脉络的梳理：‘农耕时代’——‘工业时代’——‘产业时代’。这实际上也就是历史文明进程的一个大脉络。联想到格里高利的‘杂交’理论，看来不是历史学家，大概也算不上学者的托夫勒，却能杂交出这样一本好书，也顺理成章。”
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的青年教师温元凯敏锐地抓住了这本书蕴含的社会激情。
温元凯属于中国改革开放后派出的第一批留学人员。1980年，温元凯被国家选派到法国巴黎大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研究所学习量子生物学。两年半的留学期间，他去了美、英、德、意、荷、比、卢等9个国家十几所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可以说是大大地见了世面。“我当时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中国需要改革，意识到中国的愚昧落后封闭。”温元凯回忆说。
温元凯1982年回到中国科技大学。他在进行科研工作的同时，也成为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科技大学所在的安徽省当时由万里任省委书记，万里曾请科技大学的教授们为省级干部讲课，其中由温元凯主讲材料科学。当时教授们讲课的内容，还包括有新技术革命、计算机、生物科学等。温元凯讲得非常生动，他讲到了人类的第一颗原子弹，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等等，都是中国听众们从来没听说过的新鲜事。
这时候，温元凯已经听说，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另一本由美国人奈斯比特写的《大趋势》，成为中央领导指定的必读书。“当时我意识到这两本书是整个人类从工业化时代开始进入信息化时代的标志性著作。对中国人有思想启蒙的意义”。
接下来，温元凯的讲演一发不可收。从1983到1984年，他在全国两三百个城市里，在各个大学里作过四五百场报告。他讲第三次浪潮和新技术革命、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国的发展趋势和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弱点：
“英国有一个技术预测专家叫詹姆斯·马丁，他曾经作过一个测算，19世纪我们人类的知识每50年翻一番；到本世纪初每10年翻一番；到了70年代，每5年翻一番；到了80年代，每3年翻一番。这样的增长速度，我们如果总是老一套就无法跟上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发展……合肥市市长张大为在安徽大学作报告，有的大学生递条子，问他怎么看待大学生毕业以后大材小用的问题。他说大学毕业根本不能算大材，只能算一般的材。毕业8年以后他百分之百的知识都需要更换。”
可以想象，这样富有煽动力的话语，在一个曾经封闭停滞了那么久的社会中，会产生怎样轰动的效果。温元凯回忆当时的盛况：“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在走廊里、讲台上，有的学生甚至趴在窗台上，一趴就是三个小时。”温元凯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托夫勒”。
1984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把温元凯报告中的内容编辑成了一本书，叫《中国的大趋势》，第一版就印了30万册。
这本书后来被深圳评为1984年全国畅销书第二名。“排第一的是一本中央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后来的年月里，我大概见过几百个人，这些人现在都是老总、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他们都说，这本《中国的大趋势》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温元凯说。
而在徐庆全的记忆中，《第三次浪潮》和《中国的大趋势》是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两本书。
译本的删节之争
对于《第三次浪潮》的反响，除了青年学生，也来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虽然这本书得到中共中央高层的提倡支持，但它毕竟与人们已经习惯接受的政治宣传读物非常不同，会让许多人读起来不习惯，甚至不舒服。
1986年12月，一次关于《第三次浪潮》的学术讨论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与会代表有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媒体老总以及在中国的外国专家爱泼斯坦、马海德等。发言的内容，除了肯定这本书“开拓视野、活跃思想”的“积极面”，也谈到它“用浪潮史观代替唯物史观”的“消极面”。
这次研讨会的内容，后来收进了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主编的《评〈第三次浪潮〉》一书中。
今天看对《第三次浪潮》的这些批评，许多还是当时那个年代的词语。但很耐人寻味的，是其中对该书中译本的批评，也就是说，高放与他的学生们一一指出了中译本错译漏译之处，特别是漏译。
高放指出，除了每一章中对个别段落词句做删节外，原书第二十四章内容被全部删去，而且不加声明地把书的第二十五章变为第二十四章。这样，原书共二十八章，中译本却只有二十七章。而正是在第二十四章中，托夫勒提出了他的“实托邦”的构思，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事过多年之后，回忆这段往事，高放对记者说，托夫勒的“实托邦”是针对“乌托邦”概念而来的。托夫勒认为，第三次浪潮后，世界就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区别了，都趋同一个新的社会，可以把许多前人不能实现的乌托邦理想实现，所以它叫做“实托邦”。可惜这本书的译本，没有把最关键的东西译出来。“当时这本书的不足，我今天依然认为是不足。”高放说。
于是，高放给新闻出版总署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我从学者的角度，觉得不应该这样删节。作为译者和出版者，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可以在前言后记当中注明一下。但是这样做，也不说不同意人家，而是把它删节了，也不告诉读者，这个办法不好。别人会以为全文都是这样的观点，以为托夫勒是当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会给读者一个误导。
“当时新闻出版署的负责人是王益。我不知道的是，王益后来把我这封信作为文件转发给各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说高放教授的这个意见是对的。直到前不久，三联书店的沈昌文才告诉我这件事。沈昌文对我说，我们还该感谢你呢。以后我们就有了依据，不要随便删节别人的东西。”高放说。
在高放指出这些漏译以后，《评〈第三次浪潮〉》1988年出第二版时，把这些漏译之处都一一补出，附在书后。
2006年，中信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第三次浪潮》的中译本，译者黄明坚，这个版本是28章全部译出。
“当时的预言，今天大部分都实现了”
二十多年过去，今天的中国已经跨入信息时代。走在中国的街头，电脑无处不在，中国的网民数量已达2亿多人，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今天都市中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没有电脑的生活。
然而，徐庆全认为，《第三次浪潮》这本书在今天看也一点没有过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她实际上是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并存。“《第三次浪潮》带给中国人的，并不只是一个关于新技术要到来的预言，而且是整个看历史看世界的新视角”。
托夫勒在写过《第三次浪潮》后，曾数次来过中国。但无论是《第三次浪潮》的译者潘琪，还是“中国的托夫勒”温元凯，他们都未曾见过他，他们与托夫勒之间没有建立过任何个人关系。
潘琪已经从外交部的工作岗位上退休，但她仍然常常回到办公室，参与翻译工作。《第三次浪潮》只是她翻译过的书之一，但她说，《第三次浪潮》是一本“划时代的书”。而温元凯，几经沉浮，现在的身份是北京南洋林德企业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主要业务是给企业做管理咨询。
今天再来看《第三次浪潮》，他说：“当时书中的预言，今天大部分都实现了，有的还有过之呢。托夫勒和奈斯比特都是非常优秀的未来学家，他们领世界思想浪潮风气之先。而我，只是把他们的学说本土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