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一本叫《〈红楼梦〉新证》的书问世,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该书的作者、35岁的周汝昌，从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员因此一跃成为学术界的名人和红学专家。
　　
　　为曹雪芹“鸣冤”
　　
　　1948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从胡适那里借到甲戌本《石头记》（甲戌本是胡适收藏的带有脂砚斋批注真迹的曹雪芹原著中的一部分），打开一看，惊呆了。“原来《红楼梦》的真面貌是这样的！”原著的文字风格和内涵意义与他以前所读的高鹗、程伟元补续本差异之大，给周汝昌极大震动。
　　“太悲愤了！”周汝昌这样形容当时的心情。由此，周汝昌把自己一生的红楼梦研究定义为“为曹雪芹‘鸣冤’”。
　　“200多年前，和掌握了文化大权，根据乾隆授意，把曹雪芹的80回后的真稿给割掉，毁了以后，请了一个小写作班子，续了后40回。把《红楼梦》主题引向了一个庸俗的小悲剧，因为原作后面是涉及雍正、乾隆两朝的政治事件。”
　　周汝昌认为，几乎所有《红楼梦》研究上有关重大问题的争论和麻烦，究其根源，都是由于高、程的“伪续”引起的。
　　清朝有很多人见过曹雪芹原著真本，周汝昌很留意考证，他找到十多条关于《红楼梦》结局的清人记载，一致的说法是，原著中林黛玉死后，薛宝钗先嫁了贾宝玉，但不久也去世，最终“金玉良缘”应在了史湘云身上。
　　周汝昌认为史湘云在曹雪芹生活中确有其人，即是给曹雪芹批改《红楼梦》的“脂砚斋”主人，也是曹雪芹本人的妻子。
　　他坚持曹氏原作里林黛玉并非如高鹗后续中所说，在得知宝玉和宝钗的婚事后忧愤而死，而是投身荷塘自尽。
　　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开拍时，周汝昌和另外几位红学家担任顾问，当时剧组对80回后的处理意见不一致，最后各方达成妥协，综合大家研究的结果，而不照搬高鹗后续。
　　
　　随《红楼梦》命运跌宕
　　
　　在周汝昌之前，中国的红学研究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1923年俞平伯的《〈红楼梦〉辨》。1953年，周汝昌在红学研究停滞近30年后，出版的近40万字的《〈红楼梦〉新证》，是第一部从文学、历史全方位考察分析《红楼梦》的专著，被誉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正是这部书，使周汝昌的命运随之跌宕起伏。
　　1954年，时任《人民日报》总编的邓拓主动约见周汝昌。邓拓赞扬了周汝昌的红学成就：“你考明了曹雪芹的家世所遭的变故是雍正的迫害，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这是一个大功劳……”
　　当日，邓拓还亲手给周汝昌拿烟、点烟，周汝昌为受到这样大人物的“特殊礼遇”而大惑不解。后来他才隐约知道，是他的《〈红楼梦〉新证》受到毛泽东的欣赏，才会有了“从上面而来的极大的关注和维护”。
　　到了“文革”，周汝昌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被遣送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改造，但他比别人幸运，在那里呆了一年就被调回北京。当拿到调他回京的公函时，周汝昌吓了一跳：“今奉中央周总理办公室专电致湖北军区司令部：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后来了解到，当时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指示，印行一批《红楼梦》书籍，要求年内出齐。
　　“听说周总理和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说，现在国际上的一些贵宾已经开始访问中国，到了北京都要看看书店的情况，到新华书店一看整个都是毛泽东选集，外宾很奇怪。所以要赶着出版四大名著。”周汝昌告诉记者。
　　当时的领导人对《红楼梦》的重视好像超出了一本古典小说应有的价值，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政治思想运动也是因《红楼梦》开始的，这是为什么？
　　“如果它真的仅是一部爱情小说，两女争一男，哭鼻子，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决不会因此去批判胡适和俞平伯。《红楼梦》名为小说，实际上写了中华文化的大悲剧，怎么看待它，会影响我们将来的文化问题。”周汝昌回答。
　　
　　“不认识胡适，也会研究红楼梦”
　　
　　了解周汝昌经历的人知道，是胡适引导他走了红学的道路，但他说：“我本身的条件、气质、兴趣，已经种下了种子，不认识胡适，也会研究红楼梦。”
　　周汝昌说，“我从小就多愁善感，有同情心，对孤苦的老人、无助的妇女、受委屈的孩子会怜惜。”
　　当年，他曾和黄裳开玩笑说：“将来应该为‘红学’造一个英文词，就叫Red-olegy。”现在这个词已经在红楼梦研究中被运用。
　　2006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引起很大震动，有红学界人士在批判刘心武时顺便批评了刘心武的“后台”周汝昌。
　　“我支持刘心武，他有见地，有贡献，我与他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他有些地方可能受了我《〈红楼梦〉新证》的启发。”周汝昌明确表示，“他的发现很合理，不是胡说八道，只是有些小地方（我们）意见不太一致。”
　　现在周汝昌在同时做两本书：一本是新版的《周汝昌汇校本八十回〈红楼梦〉》，其中除了脂砚斋的批注外，还加了周汝昌的批注；另一本叫《红楼脂粉英雄谱》，是周汝昌自作的一些诗词，记录他对《红楼梦》中的女性的认识和评价。他说他还有一个宏愿，就是写一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方面的书。
　　（李 祥摘自《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