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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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文起教授编纂的《关帝文献汇编》(10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8月)多年来享誉学界,乃关帝信仰研究领域必备的基本文献.最近,濮教授的新著《关羽:从人到神》(商务印书馆,2020年10月)正式出版,实乃关帝信仰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rn关帝信仰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涉及历史、文学、戏剧、美术、建筑、民俗及宗教等多个研究领域.因此,相关研究不断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一方面,各种新观点不断推出,引发了一系列的争鸣交锋;另一方面,新观点在争鸣的同时,也加剧了关帝信仰研究领域的分歧,以至于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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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文起教授编纂的《关帝文献汇编》(10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8月)多年来享誉学界,乃关帝信仰研究领域必备的基本文献.最近,濮教授的新著《关羽:从人到神》(商务印书馆,2020年10月)正式出版,实乃关帝信仰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rn关帝信仰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涉及历史、文学、戏剧、美术、建筑、民俗及宗教等多个研究领域.因此,相关研究不断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一方面,各种新观点不断推出,引发了一系列的争鸣交锋;另一方面,新观点在争鸣的同时,也加剧了关帝信仰研究领域的分歧,以至于在一些基础问题上的裂痕愈加突出,难以达成共识.这些分歧不仅是因为脱离了文本,同时也是因为割裂地看待关帝信仰.从这个角度而言,濮文起教授(以下简称“作者”)的这部新著乃是植根于文本、以宏观而连续的眼光审视关帝信仰的范本.
其他文献
本文从巫鸿教授对中国古代灵魂观念的探索与发现、对祖先崇拜视觉话语的还原与解读,及其对“中层理论”和“空间美术史”的运用与倡说等三个层面,揭示其有关墓葬美术研究方法论中贯穿始终的宗教人类学视角和关怀.文章认为:“灵魂观念”和“祖先崇拜”这对宗教学概念,既是其墓葬美术研究的两个根本性观察目标和思维出发点,同时又是其方法论框架赖以形成的两个深层逻辑支撑点.
历史上有关隋唐佛教宗派三论宗史的撰述,主要是以吉藏等人的作品为源头,在日本逐渐得到完善,形成以《三论祖师传集》和凝然的作品为代表的文献.这些撰述不乏模糊、虚构、错误的地方,影响至今,使得当前三论宗史写作仍然存在不少误识和争议,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虚构撰述的由来、动机.从吉藏的转述来看,南朝摄山的论师至少从法朗开始就主动把关河和三论学明确关联起来,以关河旧学作为理论渊源.吉藏则疑似编造了僧诠奉命向僧朗求学以及僧朗曾授学周颙等事,并论证道安、支道林、周颙等人与三论宗持一样的学说,为此改写了僧叡对道安的负面评价,
卓新平先生的《宗教学史论——宗教学的历史与体系》为其“宗教学新论”之一.《宗教学史论》(下文简称《史论》)集中论述了“宗教学的历史与体系”,包括上编“宗教学的历史”与下编“宗教学的体系”,全面、纵深地考察了宗教学发展的历史,涵盖西方宗教学的起源与形成、历史与现状、社会层面、重要人物、中国宗教的特质及相关人物、宗教历史与社会处境的独特经验、任务使命与未来展望等内容.
在古代疾疫流行时,也是佛教信仰纾解人心并加速传播之时.大理元明时期白族墓志所刻《佛说命终已后不历冥间观音菩萨经》就反映了疾疫下民众的佛教信仰和风俗,其源头可上溯到敦煌所出《新菩萨经》《劝善经》《救诸众生一切苦难经》,具有重要文献和民俗学价值.
圣像是一种独特的宗教艺术,是东正教和天主教重要的教会传统.然而,两者对圣像的理解,圣像在各自教会传统中的作用仍具有一定的差异.东正教会较之于天主教会更为强调圣像的神学内涵,礼拜仪式的意义,因此形成了不同于天主教圣像的一套独特的艺术表现原则,以及东正教对圣像理解的理论学说.本文在众多神学家对东正教圣像崇敬阐释的基础之上,认为东正教圣像崇敬具有四点相互依存的神学依据:(1)圣传与传统的关系,圣像是再现圣传的一种视觉表现传统;(2)《圣经》诫命的内在一致性,圣像的“原型说”和圣传的批判性很好地解决了《圣经》禁止
巫鸿先生在中国佛教美术史学科中有独特的地位和贡献,先生提出的“原境”“空间”“建筑与图像程序”“原创性石窟”“绘画语言”“超细读”“礼仪中的美术”等研究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论,在佛教美术史研究中开时代新风,先生用这些理论、概念和方法论对具体佛教美术史案例的研究成果,属同类研究的范本,在方法论上有学术指导和引领意义.先生对佛教美术史一系列尝试性的研究,涉及的时代广、方向宽、问题杂、属性丰富,观察问题角度之犀利,解决问题手段之独特,得出结论之新颖,可以称之为“游戏神通”式的思考与写作,为佛教美术史的研究树立一个
伊利亚德的Hiérophanie/Hierophany意指“神圣的显现”,因汉语和其他语言的结构不同以及译者的理解不同导致中文译法众多.通过梳理hierophany的汉译情况,并以近年来使用较多的三类译法“显圣物”、“神显”和“圣显/显圣”为切入点,本文认为“显圣物”部分表达了hierophany的世俗特征,却容易被理解为专指空间上具有广延性的实体化对象;“神显”灵活地表达出hierophany非物理特性的意涵,但又容易与其他表示“神圣显现”的词语(如theophany、epiphany)相混淆,并在不经
明清时期以刘智为代表的穆斯林知识分子通过汉文译著活动推动了伊儒会通的深度和广度,对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之路产生了深远影响.清末民初,秀才出身的马启西通过研习汉文伊斯兰译著,深入开展伊儒会通实践,并将之作为一种重要的传统在他创立的西道堂中继承和弘扬.本文结合定性和量化研究方法对此进行实证考察,深入分析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产生的时代价值.
北京天主教北堂身处清代皇城禁地,亦是18世纪法国耶稣会传教团的核心.本文通过中西文献的比勘,探讨北堂平信徒善会组织的建立与变迁.北堂圣体仁爱会、圣心会及其附属善会不仅继承了明末清初天主教善会遗产,亦将同时期流行于法国的天主教敬礼引入中国.传教士与本土传道员紧密协作,制定组织文本与仪式,是天主教得以持续发展的要素.对天主教善会及其宗教生活的考察,有助于更好理解鸦片战争前中国城乡天主教社区的日常形态.
南朝170年,是佛教在中国深入传播、独立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中国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在此阶段也极为活跃.玄言诗、山水诗、永明体、宫体等诗歌实践与《诗品》《文心雕龙》等诗歌理论的总结,标示着这是一个文学繁荣的时代.南朝,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佛教走上独立发展的“自觉时代”.因此,南朝文学与佛教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陈寅恪、饶宗颐、季羡林、陈允吉、蒋述卓、张伯伟诸先生在此领域,多有耕耘创获,而普慧先生2019年出版的增订本《南朝佛教与文学》,无疑是这一领域的又一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