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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的地理区位优势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其在近代以来一直为日本所觊觎。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后，即开始在旅大地区实行殖民统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是在我国东北地区扶植傀儡政权，建立伪满洲国，并以东北为基地，进一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侵华期间，在东北的军事工业建设、城市发展、教育文化、农业科技等方面都留下了日本人的痕迹。因此，从二战结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在工业、经贸、意识形态等领域始终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因素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东北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众所周知，因获苏联在经济、武器方面的支援，以及苏联专家帮助修复东北的铁路网系统，中共率先解放东北，并以东北为基础迅速解放全国。新中國成立前后，东北乃至全国的工业恢复与发展，都离不开苏联的大规模援助。但是，苏联援助并不是唯一因素，尤其在东北地区，各类工厂、矿山、交通设施的修复运营，同样离不开留下来的日本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参与。
抗战胜利后，国内各类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工业基础较好的东北地区也同样遭到严重破坏。以铁路为例，东北地区大约有6000公里铁路在战争中遭到破坏，日军撤退时，又沿1500公里的铁路线炸毁了大量车站、机车库、桥梁、信号装置、供水设施等。当时东北“大部分的工厂、矿山停产，生产能力丧失，厂房设备破烂不堪，成为一片废墟”。中共进入东北后，对此情形一筹莫展。
中共虽有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但一直处于农村根据地之中，对于工业设施修复与建设既无人才又无经验。在东北，无论是从解放战争的战略意义出发，还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政权的现实需要出发，中共都急需大量技术与人才。而苏联在1950年以前，对中共的援助一直持审慎的态度。一方面，碍于雅尔塔体系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苏联必须承认国民党政府在中国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援助只能给予国民党政府。如果苏联公开向中共提供援助，必将受到西方的压力。另一方面，对于中共对苏联的忠诚度，斯大林还不十分确定。因而，苏联的大规模援助迟迟未到。1948年9月，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林彪致信斯大林，指出在部分恢复的工业企业中，由于缺少训练有素的干部、专门设备和材料，生产能力很低，只能部分保障战争和居民所需，而许多重要的工业部门，由于缺少专家和设备，一直处于停工停产状态。林彪提出希望苏联至少要再提供100名以上各部门专家的请求。苏联没有立即答应林彪的请求，而是以派遣东北考察小组和要求中方提供具体名单的方式一再拖延。到1949年8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之前，派增苏联专家还没有下文。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苏联派大批专家援华才真正开始。
那么，在此之前东北地区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对于自身经验不足又缺少外部援助的中共来说，伪满洲国时期积累的大量技术人员就担当了比较重要的角色。这些技术人员包括滞留在东北的日本专家、技工，当然也包括他们在伪满时期培训的大量中国技术工人。
随着解放战争中共在东北地区的优势日渐明朗，如何高效地发挥日本专家和技术人员的作用，确保东北工业迅速恢复，即被提上日程。1948年10月，由工业部、公安部、铁路总局、军区政治部、哈尔滨市政组成的东北日本人管理处成立。这个管理处的主要职责之一是调查统计滞留东北的日本人情况。据估计，到1949年9月，滞留东北的日本人仍有3.4万人左右。这些滞留的日本人主要集中在哈尔滨、沈阳和旅大等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他们中有一些是因为具备一定专业知识技能而被政府征召留用的，有一些是隐瞒身份自愿留下的。
经调查，东北日本人管理处对滞留日侨的工作部门作了统计分类。当时，在工厂、矿山、铁路、医院、学校等部门工作的日本人有16744人，可见继续留在东北的日本人大部分从事的是专业技术类工作。在完全掌握滞留东北的日本人情况后，东北日本人管理处对他们进行高效的组织和管理，通过“提高对东北日本人的教育和领导，以保证他们更好的工作”，“为东北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在航空、矿山、军工、农业、医疗等各个领域也确实发挥了作用。
东北局航空委员会领导下的东北航校，技术骨干由林弥一郎等原日本航空部队驾驶员、教练、地勤人员、机场技术人员组成。航校的飞行教官大部分由日本教练担任，负责训练从山东抗大调来的100多名航空学员，组建起新中国第一支空军编队。这些日本技术人员在东北航校工作10余年，为新中国航空事业作出了贡献，东北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寺村邦三、简井昌已、松村启介、八角敏子等16人逝世后还被安葬在中国。
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大型兵工厂建新公司1947年7月在大连建立。建新公司是在日军遗留厂址基础上建立的，由引信厂、炮弹厂加上苏联移交的满洲化学、大华炼钢等6家工厂合并而来。当时，旅大地区为苏联军事管制区，但苏军在旅大地区的技术人员并不多，在移交工厂时，把大批日本工程师、技术骨干也随厂移交给了中共。在恢复发展兵工生产的过程中，许多技术难题都依赖日本技术专家帮助解决。大连军工生产委员会关于军工生产报告中提到，工厂目前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还不能实现自主生产，原料、设备、设计等技术主要依靠日本技术人员。
大连是东北地区日侨较为集中的城市之一。日侨遣返前，全市80万人口，日侨占20余万，而且多数为各类技术人员及熟练产业工人，许多技术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大连市政府通过增加工资、发给技术津贴、评优授奖等方式，团结这些技术人员参与到城市接管、恢复生产的工作中。
1949年9月18日，新中国成立前夕，旅大地区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工业展览会。展览会分铁路、机械、造船等17个场馆，目的是“展示旅大解放三年来工业生产恢复、建设和发展的状况”，证明“中国人民有能力创造工业奇迹，实现工业化”。对于这次工业展览，虽然更多强调的是苏联技术专家的帮助与中国工人的努力，但不可回避的是，旅大地区拥有钢铁、机械、化工等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设施，加上日伪时期积累的大量技术工人，才使得如此规模的工业展览能在这一地区举行。 不过，新中国成立前后，东北地区对日本技术的利用和依赖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随着1950年以后大批苏联专家的到来，以及1952年中国政府再一次组织遣返大批日本人，东北地区的工业转向了完全依赖苏联的工业和技术专长，日本技术影响渐渐退出东北。
东北地区物产多样、资源丰富，加之拥有连接沿海经济与腹地经济的港口优势，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点地区。东北地区主要海外贸易对象有英国、俄国、美国、日本、荷兰、比利时、德国、印度、意大利等。一战以后，日本与东北贸易额逐年上升，到1929年，东北输出贸易额中日本占39.7%，居东北海外贸易国之首，其次是俄国、美国。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贸易完全被日本垄断。
二战以后，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次崛起，美国在經济上对日本对外贸易实行全面管制。日本是个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失去对外贸易自由，只能全面依赖美国。但是，战后日本经济遭受重创，财政连年赤字，伴随而来的是美国对日经济援助逐年上升，日本已然成为美国的巨大经济包袱。同时，冷战格局的形成，迫使美国不得不改变远东战略。为了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必须调整对日占领策略，由过去的惩罚改为扶植，以便建立远东反共前沿基地。因而，从1947年8月开始，美国宣布开放一部分日本民间贸易以复兴日本经济。美国最先开放的是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但其进展却并不尽如人意。据统计，1948 年下半年，日本从东南亚两个最主要的贸易对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进口的物资，仅占其进口总量的3.4%。日本进军东南亚市场的不顺，使美国不得不把目光重新投向日本传统贸易市场中国。
在此背景下，中日有限贸易在1948年下半年拉开序幕，而东北地区向来是日本对外贸易的传统区域，因而东北地区的中日贸易随即展开。但当时双方都处在试探性阶段。
二战后，日本因为被美国占领，没有贸易自主权，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实质上就是日本对华贸易政策。如上文所述，在1948年美国决定开启日中有限贸易政策后，在1949年3月，杜鲁门政府又批准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1号文件。此文件在分析中共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形势下，认为应将中国纳入“R”类贸易管制国家范畴，但相较于苏联可稍宽松。美国国务院此时仍寄希望于通过日中贸易一箭双雕，既拉拢中国，离间中苏关系，抵制苏联在远东的扩张计划，又可实现日本经济复兴计划。该文件还对日中贸易作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如虽然允许日中开展贸易往来，但涉及军事用途的物资一律禁运，密切关注工业、交通和通信等物资向中国的出口动向，防止这些物资通过中国转运至苏联和东欧国家。1949年9月，美国情报部门获悉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同时，国民党大势已去，美国重新调整对华经济政策，决定对中国实行严厉的贸易管制措施。
由于东北地缘政治的便利条件，抗战胜利后东北地区就广泛开展了对苏贸易活动。对于与日本的贸易关系，虽然在极小范围内存在，但东北局一直持谨慎的态度。加之旅大地区为苏军管制，无疑加深了此地区中日贸易的复杂程度。1949年5月，东北局向中共中央请示能否与日本人直接贸易，能否允许日本轮船、日本人到东北等问题，即可证明。对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从大局出发，给予的答复是，不需要拒绝对日直接贸易，可与日商直接接洽;万一日船不便至东北，可至秦皇岛卸货。但是，对于发展对日贸易的目的，中央明确提出是为了扩大中国在日本人民中的影响，从而加深日美两国的矛盾，而并不是扩大中日贸易以利东北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由此可见，中共对于东北地区的中日贸易活动也仅是试探性地进行。
正因为双方仍处在试探性的贸易阶段，因而此时东北地区的中日贸易种类单一、额度较小，且主要采取中间商人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对共产党中国的疑惧，美国进一步限制了本来就很有限的日中贸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冻结中国在美财产，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日本追随美国步调，东北地区的中日贸易全面中断。尽管日本经济因朝鲜战争期间的美国特需订货而有所回升，但这种完全依赖美国的经济形态是扭曲的、不健康的。日本政商各界都要求重新恢复与中国的贸易联系。随着朝鲜战场停战趋势明朗，在中国政府和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日中进出口行会等民间组织的争取下，20世纪50年代中日之间缔结了四次短期的贸易协定。
总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中日贸易仍然是以易货贸易为主，而东北地区仍然在中日贸易中承担重要角色。但20世纪50年代中日贸易仅仅是短暂发展，而且贸易比重小。1956年，日中贸易仅占日本对外贸易的2.6%。中国对外贸易主要合作伙伴是苏联及东欧国家，中日贸易的经济意义几可忽略，几乎只有政治意义。随着1958年日本长崎侮辱中国国旗事件的发生，中日贸易全面中断，日本再一次退出东北海外贸易名单。
日本对中国东北40年殖民侵略史，就是一部东北人民的血泪史。日本在东北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深深的负面残暴的军国主义记忆，在战后即定格为对日本整个民族国家的否定与排斥。战后冷战格局，使新中国外交活动的空间受限。日本为美国单独占领，中国则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对立使中日之间无法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更导致了社会意识领域民众对日本整体认知的疏离与偏颇。但是，东北因地缘政治、历史遗留等问题与日本又有着牵扯不断的现实纠葛。一方面，东北地区在战后留用了相当数量的日本技术人员，作为战胜国，若要使公众在民族情感上继续接纳这些留用人员，使他们在重建东北及支援全国建设中发挥更好的作用，那就必须避免社会思想意识领域对战后日本的认知走向负面极端化;另一方面，新中国的发展需要相对稳定和平的环境，需要与日友好，以削弱美国对亚洲的控制力，减少外交阻力。因此必须在社会意识领域引导公众以客观的立场，正视战后的日本及中日关系。东北作为对日交往的前哨，更要处理好社会意识领域对日本的认知问题。基于此，虽然战后中日关系中还存在许多障碍，但在东北社会意识领域仍不乏对日本的关注。主流媒体围绕“日本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宣传日本的形象：一是指明日本在美国扶植下有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二是揭露日本人民同样遭受美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三是报道日本人民及日共代表的在野政党代表日本民主新方向。 新中国成立前后，东北主流媒体关于日本的报道不仅呈现了日本政府与美国当局遏制共产主义、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而且展示出日本民众反对美国、追求民主的斗争态度，其目的是引导公众区别对待日本政府与人民、执政党与进步在野党，力求使人们获得对日本、对中日关系的立体化认知与完整性把握。媒体对“日本向何处去”的现实关注，最终想导引出“如何与日本相处”的未来指向。
虽分属东、西两个对立阵营，是新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外交环境，与近邻日本的关系，和平是主流。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欢迎日本朋友是真诚的。……中日若不友好，亚洲和平是不可能的。”但日本政府忠实追随美国亚洲战略的政策短期内无法改变，那就要力求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尽力发展“人民外交”，在中国和日本内部建立一个支持基地，以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从东北社会实际来看，处理好与日本留用技术人员的关系，也可以看作“人民外交”的现实应用。一名观看了日本民主运动图片展的日侨就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作为东北机关内的工作人员，穿着暖和的厚棉衣，住着有暖气设备的宿舍，每天吃得饱饱的，和中国同志一起做着愉快而又光荣的工作，这和日本国内不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吗？”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中日人民只有以兄弟般的团结和友谊，才能打倒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日本反动势力。”这些在中国工作的日侨，“正在从事的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不仅有利于新中国，同时也将促进日本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而东北的工人阶级也发出“全东北人民声援日本工人，用发展生产和各种实际行动，应对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挑战”的呼声。
虽然战争伤痛与国际政治阻碍了中日两国的正常交往，但基于现实因素的影响，我们会看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东北社会意识领域里对日本的评价并不完全是负面与消极的，反而呈现的是一个政府追随美国反动统治，人民生活极端困苦，而进步在野党与广大人民为摆脱美国控制、争取民主独立积极斗争的复杂多面的日本形象。通过对战后日本人民困苦生活与艰难斗争的描述，引起国内民众对日本人民的同情，并在此基础上理性看待两国关系，结束仇恨，发展“人民外交”，促进两国和平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后，东北凭借丰富雄厚的自然资源和较为完善的工业基础，在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为国家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极其重视东北的战略与经济地位，几乎是举全国之物力、财力和人力发展东北，东北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也完全体现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与政策导向。
因为战争创伤及国际政治的原因，战后中日两国关系处于敌对与不友好的状态，但是从和平与发展的政治理念出发，中国需要与近邻日本发展友好关系。从国际上来看，中国发展与日本的关系，既可以分化日美同盟，打击美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又可以促进亚洲和平，拓展新中国的外交空间。从国内来看，在大批苏联专家、设备到来之前，东北工业的恢复仍然要依靠滞留的日本专业技术人员与熟练工人的帮助;中国要突破西方封锁，除发展与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经贸关系外，也要大力发展与日、英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因而，我们看到，凭借地缘政治、自然资源等区位优势，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东北社会在经贸、技术等领域，仍与日本保持密切的关联。
为了鼓励东北日籍留用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地方政府在生活与工作上对他们予以充分的照顾与信任。解放初期的大连，生活条件极端艰苦，中国工人每月只配给22斤苞米，而日籍教授、专家每人配发210斤苞米、15斤至20斤大米，发给工资1.8万元（关东币），技术津贴5万元。解放后的鞍钢，不仅在生活上解决留用日籍人员的困难，还将60名左右日籍技术人员送到安东学习、工作，使他们成为东北钢铁领域的技术骨干。日籍技术人员在中共优待政策的感召下，不仅帮助解决技术难题，还主动把生产技术传授给中国工人，为东北工业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日本的电料、西药等物资通过釜山等港口，以转口贸易的形式转运东北。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之间突破重重阻碍的第一次易货贸易，就是以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先向中国出口海带，中国再向日本出口东北豆饼完成的。但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东北社会发展过程中日本因素的影响范围极其有限，这主要是受国际冷战格局及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等因素的制约。
1950年苏联大批援华专家到中国后，东北留用的日籍技术人员明显感到“被排挤”。 据东北日本人管理处的报告，在苏联专家到达后，日本技术人员感觉他们的技能不再被需要了。苏联专家也不愿意让日本技术人员在可能接触苏联先进技术的工厂和工业场所工作，以免他们把这些技术秘密泄露给东京或华盛顿。
在经贸方面，中日两国作为两个毗邻的经济体，在经济上存在着很强的互补与依存性，东北地区在历史上就是日本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对象，东北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原料短缺的日本战后恢复与发展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在紧张的冷战国际格局之下，出于遏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全球战略，美国主导的日本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日中贸易政策。美国严厉阻止日本出口重要战略物资、技术到社会主义阵营。1949年五六月间，美国情报组织就调查到中国贸易公司以大豆、豆饼换取日本的铜线、绝缘线及柴油引擎发动的球形轴承和履带式拖拉机等具有战略价值的物资运入东北。在这种背景下，虽然日本商界多次请愿、抗议，要求日本政府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虽然日本政府也有意在“政经分离”原则下发展与中国的有限贸易，但日中贸易仍然处在一个极低的发展水平，对日贸易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东北对外贸易中也仅占极小的份额。
东北社会发展过程中日本影响因素的变化过程，其实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中日关系的一个缩影，它展现了战后意识形态主导下东西方对立的国际局势与中日双边关系的复杂局面。
战后日本对华政策与中国对日政策是相互影响的。对于日美当局的敌视政策，中国共产党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从民间入手，积极寻找发展中日两国关系的契机。从1953年开始，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协助3万余名日侨归国，他们中大多数是战后滞留东北的日本人。从1956年开始，中国对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1000多名日本战犯宽大处理，免予起诉，释放回国。这些日侨、战犯回国以后，将自己在东北的生活及所见所闻传达给亲属。他们是中国政府以德报怨的最好宣传者。通过架构民间交往的友好平台，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往来，促进了两国人民的谅解，鼓舞了两国人民的友好信心。正如周恩来所说：“中国和日本都不是从前的中国和日本，应该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友好。”民间的往来，促进了政府间的交流，随着冷战局势的变化，中日间人民往来的涓涓细流最终导引出20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
考察新中国成立前后东北发展过程中的日本因素，折射出中日交往多元互动的复杂面貌，对于处理中日关系，推動东北发展振兴，当有一定的借鉴与思考意义。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建国前后东北地区文化转型研究”（L17ADJ002）〕
东北工业的恢复发展与日本技术
众所周知，因获苏联在经济、武器方面的支援，以及苏联专家帮助修复东北的铁路网系统，中共率先解放东北，并以东北为基础迅速解放全国。新中國成立前后，东北乃至全国的工业恢复与发展，都离不开苏联的大规模援助。但是，苏联援助并不是唯一因素，尤其在东北地区，各类工厂、矿山、交通设施的修复运营，同样离不开留下来的日本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参与。
抗战胜利后，国内各类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工业基础较好的东北地区也同样遭到严重破坏。以铁路为例，东北地区大约有6000公里铁路在战争中遭到破坏，日军撤退时，又沿1500公里的铁路线炸毁了大量车站、机车库、桥梁、信号装置、供水设施等。当时东北“大部分的工厂、矿山停产，生产能力丧失，厂房设备破烂不堪，成为一片废墟”。中共进入东北后，对此情形一筹莫展。
中共虽有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但一直处于农村根据地之中，对于工业设施修复与建设既无人才又无经验。在东北，无论是从解放战争的战略意义出发，还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政权的现实需要出发，中共都急需大量技术与人才。而苏联在1950年以前，对中共的援助一直持审慎的态度。一方面，碍于雅尔塔体系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苏联必须承认国民党政府在中国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援助只能给予国民党政府。如果苏联公开向中共提供援助，必将受到西方的压力。另一方面，对于中共对苏联的忠诚度，斯大林还不十分确定。因而，苏联的大规模援助迟迟未到。1948年9月，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林彪致信斯大林，指出在部分恢复的工业企业中，由于缺少训练有素的干部、专门设备和材料，生产能力很低，只能部分保障战争和居民所需，而许多重要的工业部门，由于缺少专家和设备，一直处于停工停产状态。林彪提出希望苏联至少要再提供100名以上各部门专家的请求。苏联没有立即答应林彪的请求，而是以派遣东北考察小组和要求中方提供具体名单的方式一再拖延。到1949年8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之前，派增苏联专家还没有下文。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苏联派大批专家援华才真正开始。
那么，在此之前东北地区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对于自身经验不足又缺少外部援助的中共来说，伪满洲国时期积累的大量技术人员就担当了比较重要的角色。这些技术人员包括滞留在东北的日本专家、技工，当然也包括他们在伪满时期培训的大量中国技术工人。
随着解放战争中共在东北地区的优势日渐明朗，如何高效地发挥日本专家和技术人员的作用，确保东北工业迅速恢复，即被提上日程。1948年10月，由工业部、公安部、铁路总局、军区政治部、哈尔滨市政组成的东北日本人管理处成立。这个管理处的主要职责之一是调查统计滞留东北的日本人情况。据估计，到1949年9月，滞留东北的日本人仍有3.4万人左右。这些滞留的日本人主要集中在哈尔滨、沈阳和旅大等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他们中有一些是因为具备一定专业知识技能而被政府征召留用的，有一些是隐瞒身份自愿留下的。
经调查，东北日本人管理处对滞留日侨的工作部门作了统计分类。当时，在工厂、矿山、铁路、医院、学校等部门工作的日本人有16744人，可见继续留在东北的日本人大部分从事的是专业技术类工作。在完全掌握滞留东北的日本人情况后，东北日本人管理处对他们进行高效的组织和管理，通过“提高对东北日本人的教育和领导，以保证他们更好的工作”，“为东北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在航空、矿山、军工、农业、医疗等各个领域也确实发挥了作用。
东北局航空委员会领导下的东北航校，技术骨干由林弥一郎等原日本航空部队驾驶员、教练、地勤人员、机场技术人员组成。航校的飞行教官大部分由日本教练担任，负责训练从山东抗大调来的100多名航空学员，组建起新中国第一支空军编队。这些日本技术人员在东北航校工作10余年，为新中国航空事业作出了贡献，东北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寺村邦三、简井昌已、松村启介、八角敏子等16人逝世后还被安葬在中国。
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大型兵工厂建新公司1947年7月在大连建立。建新公司是在日军遗留厂址基础上建立的，由引信厂、炮弹厂加上苏联移交的满洲化学、大华炼钢等6家工厂合并而来。当时，旅大地区为苏联军事管制区，但苏军在旅大地区的技术人员并不多，在移交工厂时，把大批日本工程师、技术骨干也随厂移交给了中共。在恢复发展兵工生产的过程中，许多技术难题都依赖日本技术专家帮助解决。大连军工生产委员会关于军工生产报告中提到，工厂目前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还不能实现自主生产，原料、设备、设计等技术主要依靠日本技术人员。
大连是东北地区日侨较为集中的城市之一。日侨遣返前，全市80万人口，日侨占20余万，而且多数为各类技术人员及熟练产业工人，许多技术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大连市政府通过增加工资、发给技术津贴、评优授奖等方式，团结这些技术人员参与到城市接管、恢复生产的工作中。
1949年9月18日，新中国成立前夕，旅大地区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工业展览会。展览会分铁路、机械、造船等17个场馆，目的是“展示旅大解放三年来工业生产恢复、建设和发展的状况”，证明“中国人民有能力创造工业奇迹，实现工业化”。对于这次工业展览，虽然更多强调的是苏联技术专家的帮助与中国工人的努力，但不可回避的是，旅大地区拥有钢铁、机械、化工等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设施，加上日伪时期积累的大量技术工人，才使得如此规模的工业展览能在这一地区举行。 不过，新中国成立前后，东北地区对日本技术的利用和依赖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随着1950年以后大批苏联专家的到来，以及1952年中国政府再一次组织遣返大批日本人，东北地区的工业转向了完全依赖苏联的工业和技术专长，日本技术影响渐渐退出东北。
东北地区的中日贸易
东北地区物产多样、资源丰富，加之拥有连接沿海经济与腹地经济的港口优势，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点地区。东北地区主要海外贸易对象有英国、俄国、美国、日本、荷兰、比利时、德国、印度、意大利等。一战以后，日本与东北贸易额逐年上升，到1929年，东北输出贸易额中日本占39.7%，居东北海外贸易国之首，其次是俄国、美国。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贸易完全被日本垄断。
二战以后，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次崛起，美国在經济上对日本对外贸易实行全面管制。日本是个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失去对外贸易自由，只能全面依赖美国。但是，战后日本经济遭受重创，财政连年赤字，伴随而来的是美国对日经济援助逐年上升，日本已然成为美国的巨大经济包袱。同时，冷战格局的形成，迫使美国不得不改变远东战略。为了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必须调整对日占领策略，由过去的惩罚改为扶植，以便建立远东反共前沿基地。因而，从1947年8月开始，美国宣布开放一部分日本民间贸易以复兴日本经济。美国最先开放的是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但其进展却并不尽如人意。据统计，1948 年下半年，日本从东南亚两个最主要的贸易对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进口的物资，仅占其进口总量的3.4%。日本进军东南亚市场的不顺，使美国不得不把目光重新投向日本传统贸易市场中国。
在此背景下，中日有限贸易在1948年下半年拉开序幕，而东北地区向来是日本对外贸易的传统区域，因而东北地区的中日贸易随即展开。但当时双方都处在试探性阶段。
二战后，日本因为被美国占领，没有贸易自主权，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实质上就是日本对华贸易政策。如上文所述，在1948年美国决定开启日中有限贸易政策后，在1949年3月，杜鲁门政府又批准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1号文件。此文件在分析中共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形势下，认为应将中国纳入“R”类贸易管制国家范畴，但相较于苏联可稍宽松。美国国务院此时仍寄希望于通过日中贸易一箭双雕，既拉拢中国，离间中苏关系，抵制苏联在远东的扩张计划，又可实现日本经济复兴计划。该文件还对日中贸易作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如虽然允许日中开展贸易往来，但涉及军事用途的物资一律禁运，密切关注工业、交通和通信等物资向中国的出口动向，防止这些物资通过中国转运至苏联和东欧国家。1949年9月，美国情报部门获悉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同时，国民党大势已去，美国重新调整对华经济政策，决定对中国实行严厉的贸易管制措施。
由于东北地缘政治的便利条件，抗战胜利后东北地区就广泛开展了对苏贸易活动。对于与日本的贸易关系，虽然在极小范围内存在，但东北局一直持谨慎的态度。加之旅大地区为苏军管制，无疑加深了此地区中日贸易的复杂程度。1949年5月，东北局向中共中央请示能否与日本人直接贸易，能否允许日本轮船、日本人到东北等问题，即可证明。对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从大局出发，给予的答复是，不需要拒绝对日直接贸易，可与日商直接接洽;万一日船不便至东北，可至秦皇岛卸货。但是，对于发展对日贸易的目的，中央明确提出是为了扩大中国在日本人民中的影响，从而加深日美两国的矛盾，而并不是扩大中日贸易以利东北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由此可见，中共对于东北地区的中日贸易活动也仅是试探性地进行。
正因为双方仍处在试探性的贸易阶段，因而此时东北地区的中日贸易种类单一、额度较小，且主要采取中间商人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对共产党中国的疑惧，美国进一步限制了本来就很有限的日中贸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冻结中国在美财产，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日本追随美国步调，东北地区的中日贸易全面中断。尽管日本经济因朝鲜战争期间的美国特需订货而有所回升，但这种完全依赖美国的经济形态是扭曲的、不健康的。日本政商各界都要求重新恢复与中国的贸易联系。随着朝鲜战场停战趋势明朗，在中国政府和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日中进出口行会等民间组织的争取下，20世纪50年代中日之间缔结了四次短期的贸易协定。
总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中日贸易仍然是以易货贸易为主，而东北地区仍然在中日贸易中承担重要角色。但20世纪50年代中日贸易仅仅是短暂发展，而且贸易比重小。1956年，日中贸易仅占日本对外贸易的2.6%。中国对外贸易主要合作伙伴是苏联及东欧国家，中日贸易的经济意义几可忽略，几乎只有政治意义。随着1958年日本长崎侮辱中国国旗事件的发生，中日贸易全面中断，日本再一次退出东北海外贸易名单。
东北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日本形象
日本对中国东北40年殖民侵略史，就是一部东北人民的血泪史。日本在东北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深深的负面残暴的军国主义记忆，在战后即定格为对日本整个民族国家的否定与排斥。战后冷战格局，使新中国外交活动的空间受限。日本为美国单独占领，中国则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对立使中日之间无法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更导致了社会意识领域民众对日本整体认知的疏离与偏颇。但是，东北因地缘政治、历史遗留等问题与日本又有着牵扯不断的现实纠葛。一方面，东北地区在战后留用了相当数量的日本技术人员，作为战胜国，若要使公众在民族情感上继续接纳这些留用人员，使他们在重建东北及支援全国建设中发挥更好的作用，那就必须避免社会思想意识领域对战后日本的认知走向负面极端化;另一方面，新中国的发展需要相对稳定和平的环境，需要与日友好，以削弱美国对亚洲的控制力，减少外交阻力。因此必须在社会意识领域引导公众以客观的立场，正视战后的日本及中日关系。东北作为对日交往的前哨，更要处理好社会意识领域对日本的认知问题。基于此，虽然战后中日关系中还存在许多障碍，但在东北社会意识领域仍不乏对日本的关注。主流媒体围绕“日本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宣传日本的形象：一是指明日本在美国扶植下有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二是揭露日本人民同样遭受美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三是报道日本人民及日共代表的在野政党代表日本民主新方向。 新中国成立前后，东北主流媒体关于日本的报道不仅呈现了日本政府与美国当局遏制共产主义、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而且展示出日本民众反对美国、追求民主的斗争态度，其目的是引导公众区别对待日本政府与人民、执政党与进步在野党，力求使人们获得对日本、对中日关系的立体化认知与完整性把握。媒体对“日本向何处去”的现实关注，最终想导引出“如何与日本相处”的未来指向。
虽分属东、西两个对立阵营，是新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外交环境，与近邻日本的关系，和平是主流。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欢迎日本朋友是真诚的。……中日若不友好，亚洲和平是不可能的。”但日本政府忠实追随美国亚洲战略的政策短期内无法改变，那就要力求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尽力发展“人民外交”，在中国和日本内部建立一个支持基地，以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从东北社会实际来看，处理好与日本留用技术人员的关系，也可以看作“人民外交”的现实应用。一名观看了日本民主运动图片展的日侨就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作为东北机关内的工作人员，穿着暖和的厚棉衣，住着有暖气设备的宿舍，每天吃得饱饱的，和中国同志一起做着愉快而又光荣的工作，这和日本国内不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吗？”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中日人民只有以兄弟般的团结和友谊，才能打倒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日本反动势力。”这些在中国工作的日侨，“正在从事的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不仅有利于新中国，同时也将促进日本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而东北的工人阶级也发出“全东北人民声援日本工人，用发展生产和各种实际行动，应对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挑战”的呼声。
虽然战争伤痛与国际政治阻碍了中日两国的正常交往，但基于现实因素的影响，我们会看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东北社会意识领域里对日本的评价并不完全是负面与消极的，反而呈现的是一个政府追随美国反动统治，人民生活极端困苦，而进步在野党与广大人民为摆脱美国控制、争取民主独立积极斗争的复杂多面的日本形象。通过对战后日本人民困苦生活与艰难斗争的描述，引起国内民众对日本人民的同情，并在此基础上理性看待两国关系，结束仇恨，发展“人民外交”，促进两国和平发展。
东北社会发展过程中日本因素影响的变化过程
新中国成立前后，东北凭借丰富雄厚的自然资源和较为完善的工业基础，在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为国家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极其重视东北的战略与经济地位，几乎是举全国之物力、财力和人力发展东北，东北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也完全体现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与政策导向。
因为战争创伤及国际政治的原因，战后中日两国关系处于敌对与不友好的状态，但是从和平与发展的政治理念出发，中国需要与近邻日本发展友好关系。从国际上来看，中国发展与日本的关系，既可以分化日美同盟，打击美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又可以促进亚洲和平，拓展新中国的外交空间。从国内来看，在大批苏联专家、设备到来之前，东北工业的恢复仍然要依靠滞留的日本专业技术人员与熟练工人的帮助;中国要突破西方封锁，除发展与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经贸关系外，也要大力发展与日、英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因而，我们看到，凭借地缘政治、自然资源等区位优势，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东北社会在经贸、技术等领域，仍与日本保持密切的关联。
为了鼓励东北日籍留用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地方政府在生活与工作上对他们予以充分的照顾与信任。解放初期的大连，生活条件极端艰苦，中国工人每月只配给22斤苞米，而日籍教授、专家每人配发210斤苞米、15斤至20斤大米，发给工资1.8万元（关东币），技术津贴5万元。解放后的鞍钢，不仅在生活上解决留用日籍人员的困难，还将60名左右日籍技术人员送到安东学习、工作，使他们成为东北钢铁领域的技术骨干。日籍技术人员在中共优待政策的感召下，不仅帮助解决技术难题，还主动把生产技术传授给中国工人，为东北工业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日本的电料、西药等物资通过釜山等港口，以转口贸易的形式转运东北。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之间突破重重阻碍的第一次易货贸易，就是以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先向中国出口海带，中国再向日本出口东北豆饼完成的。但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东北社会发展过程中日本因素的影响范围极其有限，这主要是受国际冷战格局及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等因素的制约。
1950年苏联大批援华专家到中国后，东北留用的日籍技术人员明显感到“被排挤”。 据东北日本人管理处的报告，在苏联专家到达后，日本技术人员感觉他们的技能不再被需要了。苏联专家也不愿意让日本技术人员在可能接触苏联先进技术的工厂和工业场所工作，以免他们把这些技术秘密泄露给东京或华盛顿。
在经贸方面，中日两国作为两个毗邻的经济体，在经济上存在着很强的互补与依存性，东北地区在历史上就是日本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对象，东北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原料短缺的日本战后恢复与发展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在紧张的冷战国际格局之下，出于遏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全球战略，美国主导的日本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日中贸易政策。美国严厉阻止日本出口重要战略物资、技术到社会主义阵营。1949年五六月间，美国情报组织就调查到中国贸易公司以大豆、豆饼换取日本的铜线、绝缘线及柴油引擎发动的球形轴承和履带式拖拉机等具有战略价值的物资运入东北。在这种背景下，虽然日本商界多次请愿、抗议，要求日本政府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虽然日本政府也有意在“政经分离”原则下发展与中国的有限贸易，但日中贸易仍然处在一个极低的发展水平，对日贸易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东北对外贸易中也仅占极小的份额。
东北社会发展过程中日本影响因素的变化过程，其实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中日关系的一个缩影，它展现了战后意识形态主导下东西方对立的国际局势与中日双边关系的复杂局面。
战后日本对华政策与中国对日政策是相互影响的。对于日美当局的敌视政策，中国共产党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从民间入手，积极寻找发展中日两国关系的契机。从1953年开始，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协助3万余名日侨归国，他们中大多数是战后滞留东北的日本人。从1956年开始，中国对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1000多名日本战犯宽大处理，免予起诉，释放回国。这些日侨、战犯回国以后，将自己在东北的生活及所见所闻传达给亲属。他们是中国政府以德报怨的最好宣传者。通过架构民间交往的友好平台，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往来，促进了两国人民的谅解，鼓舞了两国人民的友好信心。正如周恩来所说：“中国和日本都不是从前的中国和日本，应该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友好。”民间的往来，促进了政府间的交流，随着冷战局势的变化，中日间人民往来的涓涓细流最终导引出20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
考察新中国成立前后东北发展过程中的日本因素，折射出中日交往多元互动的复杂面貌，对于处理中日关系，推動东北发展振兴，当有一定的借鉴与思考意义。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建国前后东北地区文化转型研究”（L17ADJ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