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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我好像从小就有离家出走的怪癖。
读小学二年级时,没有任何原因,只是一时异想天开,便策划了一次离家出走的行动。很多细节我都忘掉了,只记得那天我如常去上学,但书包里装的是两只我最爱的破布熊,还有一小块拼图——那是一幅台湾拼图中的“台中”那一块,上面只写了“合欢山”。
我还拉了我的一个喽啰一起“逃跑”。我记得他叫谢志道,糊里糊涂就被我这个玩伴拉了说:“我们去合欢山吧。”说来真是胡闹,我可能还偷了我爸妈一些钱,但我们两个小孩要如何搭车去台北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去台中,再从台中搭车去合欢山,这整个过程我完全没概念。
我们没出校园就被逮住了。某一堂课后,我们躲在了校园一处楼梯间死角的一个大箱子后面。上课许久,老师发现有两个小朋友不见了,便发动同学们出来找寻。
总之,莫名其妙地出了这件事,我被我妈揍了几下。她平日很少揍我,一般都是我爸出手,但这事儿她不敢让我爸知道,我爸知道会把我揍个半死的。但我想,我妈心中应该有一种疑惑的伤心吧——这孩子对父母有多不满,为何小小年纪就想离家出走?
很多年后,我长大了,读了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才明白可能人类潜藏着一种想去远方的无名冲动。我小时候的台湾社会相当封闭保守,或者说是我们生活的那个永和小镇过于平静,我总幻想着打破这种平静,去探求外面新奇魔幻的世界。
其实,后来在许多个放学途中,我都在蛛网状的永和小巷弄里穿绕。那时还没有起楼房,都是黑鱼鳞瓦的日式房屋以及墙头探出桂花、杜鹃花或木瓜树枝的人家。我脑海中是不是也常浮现离家出走的想法?我只要在某处拐角走跟平时相反的路线,会不会走进另一个世界?
我也常在午休时趴在教室课桌上,因睡不着而浮想联翩,幻想世界遭受外星人攻击,全部的人像木头人一样静止不动,时间被冻结了,只有我意外地成为唯一一个不受这种攻击影响的人。我可以任意进面包店拿我爱吃的放了樱桃的巧克力蛋糕。说起来,一个小孩对无限自由的想象,真是贫乏得可怜。
高中时,有一段时间,我交了一些“坏朋友”,抽烟、打架、鬼混,在我父母眼中就是學坏了。有一次,我和几个哥们儿闯了祸,勒索了一个我们觉得很“叽歪”的肥仔。这件事后来被教官发现了,教导处要给我记大过。我父亲是个很正直的人,他本身就是老师,我做这样的事他肯定觉得丢尽了我们骆家祖先的脸。于是,我就和一个哥们儿一起离家出走,我们先去找同学借了1000块钱(新台币),仓仓皇皇搭火车南下,當时想到南部找个工厂做工,有一天闯出名堂再衣锦还乡。
我们坐车到苗栗,在一间小旅馆住了一夜,钱就不够再往南走了。于是这个哥们儿打电话给他的一个笔友,向她借了1000块钱。那是个新竹女中的女孩,于是我们又搭车到新竹跟这个他从未见过面的女生拿钱,再继续南下。然后,我们在彰化投奔一个朋友的朋友,他说会帮我们找工作。但才待了一晚,我那个哥们儿就想家了。最后,我们灰头土脸地返回台北,结束了这次莫名其妙的离家出走。
那趟旅程中,我们穿着卡其布制服,背着书包,在火车站或客运站等车,那画面就像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或贾樟柯的《小武》,那么灰暗、凌乱、贫乏。
很奇怪,等长大了,真的离开家了,却又别有一番滋味。父亲10多年前过世了,母亲后来也老了,一直在逃离的那个家,最终也就变成了幻影。可能还是对不可知的世界充满憧憬和幻想,因此总想不惜流浪去看看。然而在长时间的漂流后,怕了那些随波逐流的渺小和易碎,就又渴盼有个家了。
(宇涵摘自《南都周刊》图/孙小片)
读小学二年级时,没有任何原因,只是一时异想天开,便策划了一次离家出走的行动。很多细节我都忘掉了,只记得那天我如常去上学,但书包里装的是两只我最爱的破布熊,还有一小块拼图——那是一幅台湾拼图中的“台中”那一块,上面只写了“合欢山”。
我还拉了我的一个喽啰一起“逃跑”。我记得他叫谢志道,糊里糊涂就被我这个玩伴拉了说:“我们去合欢山吧。”说来真是胡闹,我可能还偷了我爸妈一些钱,但我们两个小孩要如何搭车去台北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去台中,再从台中搭车去合欢山,这整个过程我完全没概念。
我们没出校园就被逮住了。某一堂课后,我们躲在了校园一处楼梯间死角的一个大箱子后面。上课许久,老师发现有两个小朋友不见了,便发动同学们出来找寻。
总之,莫名其妙地出了这件事,我被我妈揍了几下。她平日很少揍我,一般都是我爸出手,但这事儿她不敢让我爸知道,我爸知道会把我揍个半死的。但我想,我妈心中应该有一种疑惑的伤心吧——这孩子对父母有多不满,为何小小年纪就想离家出走?
很多年后,我长大了,读了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才明白可能人类潜藏着一种想去远方的无名冲动。我小时候的台湾社会相当封闭保守,或者说是我们生活的那个永和小镇过于平静,我总幻想着打破这种平静,去探求外面新奇魔幻的世界。
其实,后来在许多个放学途中,我都在蛛网状的永和小巷弄里穿绕。那时还没有起楼房,都是黑鱼鳞瓦的日式房屋以及墙头探出桂花、杜鹃花或木瓜树枝的人家。我脑海中是不是也常浮现离家出走的想法?我只要在某处拐角走跟平时相反的路线,会不会走进另一个世界?
我也常在午休时趴在教室课桌上,因睡不着而浮想联翩,幻想世界遭受外星人攻击,全部的人像木头人一样静止不动,时间被冻结了,只有我意外地成为唯一一个不受这种攻击影响的人。我可以任意进面包店拿我爱吃的放了樱桃的巧克力蛋糕。说起来,一个小孩对无限自由的想象,真是贫乏得可怜。
高中时,有一段时间,我交了一些“坏朋友”,抽烟、打架、鬼混,在我父母眼中就是學坏了。有一次,我和几个哥们儿闯了祸,勒索了一个我们觉得很“叽歪”的肥仔。这件事后来被教官发现了,教导处要给我记大过。我父亲是个很正直的人,他本身就是老师,我做这样的事他肯定觉得丢尽了我们骆家祖先的脸。于是,我就和一个哥们儿一起离家出走,我们先去找同学借了1000块钱(新台币),仓仓皇皇搭火车南下,當时想到南部找个工厂做工,有一天闯出名堂再衣锦还乡。
我们坐车到苗栗,在一间小旅馆住了一夜,钱就不够再往南走了。于是这个哥们儿打电话给他的一个笔友,向她借了1000块钱。那是个新竹女中的女孩,于是我们又搭车到新竹跟这个他从未见过面的女生拿钱,再继续南下。然后,我们在彰化投奔一个朋友的朋友,他说会帮我们找工作。但才待了一晚,我那个哥们儿就想家了。最后,我们灰头土脸地返回台北,结束了这次莫名其妙的离家出走。
那趟旅程中,我们穿着卡其布制服,背着书包,在火车站或客运站等车,那画面就像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或贾樟柯的《小武》,那么灰暗、凌乱、贫乏。
很奇怪,等长大了,真的离开家了,却又别有一番滋味。父亲10多年前过世了,母亲后来也老了,一直在逃离的那个家,最终也就变成了幻影。可能还是对不可知的世界充满憧憬和幻想,因此总想不惜流浪去看看。然而在长时间的漂流后,怕了那些随波逐流的渺小和易碎,就又渴盼有个家了。
(宇涵摘自《南都周刊》图/孙小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