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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诗人和小说家等多重身份的叶舟，将诗人的敏感融进了小说，他的小说从纷扰的俗世中来，直观的生存状态直指人的灵魂深处。对于人性的探寻和书写是叶舟小说的内核，其小说在平静与庸常的表层下，涌动着欲望和不幸、无奈和艰辛，以及温暖和救赎。作者将视角深入一个城市的底层生活，用旁观者的冷静审视其中的人性善恶。兰州的城市记忆通过碎片化的意象潜入作者笔下，城市与欲望的勾连使得人性的幽暗再也难于遮蔽，作者以先锋者的姿态将城市伦理的混乱一一呈现，并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小说叙事成为伦理反思。然而，作者也完成了一次“痛苦的转身”，书写灵魂的救赎与自救是对人性之光的重新体悟。叶舟以时代先锋的身份认同关注着现代生活中的个体生命和生存，其中对于人性的深层拷问和书写显示出作者面对世界的态度与诚意。
本文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观照叶舟的小说创作，弥补其小说研究中整体把握的不足，并将评论界对其单个作品的解读加以整合，能够发现其小说内蕴的时代意义。作品论的形式也将更加全面地展现其小说创作的内核与关键，并进一步探索文学中的人性书写，理解人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一、城市底层的冷静书写
底层，作为一个群体性的称谓，近些年逐渐受到写作者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写实小说的勃兴带动了底层叙事的发展，作家们对小人物跌宕人生的书写使得底层逐渐浮出了水面。“在现代性神话带来的启蒙、自由、民主、发展等宏大叙事话语背后，中国现代文学关注的多是国家的、民族的、家族的、种族的话题，缺乏对个体生命意义和生存尊严的书写。”[1]因此，书写底层反映出在关乎国家、民族、种族等宏大叙事话语之外，个体生命存在也应受到重视。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开始重新定义“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意义。底层与个体的人密切相关，可以说一个社会的底层便是由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组成，这里我们不去对底层予以阶级层次上的划分，而将它视作无数为生活所累，以及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叶舟的小说就是以这样的目光观照城市底层中的平民生活、截取常态化的生活场景、在琐碎的市井生活中展现其中的人性善恶，个性化的生活折射出时代性的色彩。
底层总是与苦难相关，底层人民身上背负着沉重的生活枷锁，在孤独与重压中踽踽独行。评论家白烨说：“叶舟写小说，视点放得很低，节奏也很从容，那就是浅吟低唱，平流缓进。读叶舟的小说，感觉有如体味生活薄物细故之间，多是生活褶皱；家长里短之中，尽显人生百味。”[2]也是在这生活褶皱中，作者以一种冷静的旁观者姿态将底层生活最真实的一面解剖在读者眼前，现实的残酷与无情横陈，冲击着读者的双眼。《三拳两胜》中农民工石瓜与妻子吃饭时的拮据和摄影师乔顿多年心血的丢失令人惋惜，老板娘看似光鲜的生活背后却充满着背叛与无奈。作者将三段故事并置，通过三种声音表达，叙事时间空间化，使得原本统一的故事时间被消解而变得杂乱无章，小说叙事获得了立体的空间容量。因此，多重叙述语调在不同空间中的相互碰撞充盈了底层生活的立体感，生活于城市底层的各类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承受着生活的不幸。《两个人的车站》更是将这种不幸扩展到了极致。石华一家不仅遭遇着生活上的艰辛，女儿心惠未婚先孕更加剧了这个家庭的苦难。小说结尾乔萃喜收养了小羚羊，心惠的恋人也如约而至。作者在底层生活的不幸之外，还发现了人性的美善。
同时，底层又与现代性话语密不可分。“现代性不仅是一场社会文化的转变，环境、制度、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转变，不仅是所有知识事务的转变，而根本上是人本身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动、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3]因此，现代性的叙事应当建立在个体生存的基础之上，将目光转向人的实际生存，探寻时代发展对人生存现状的改变，这本然地要求底层中的个体进入文学史的视野。在城市现代文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城市中涌现出一批外来打工者，他们在时代浪潮的鼓动下，以奋进者的姿態进入城市打拼，但却往往被现实吞噬。他们从未真正地融入城市，只能成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边缘人。叶舟的小说《缓期执行》深刻展现了进城打工者的生存境遇。他们住在“罐头”车厢里，得知拿不到工钱后，因误杀工友使三羊、石头和跟兄三人陷入窘境，生存上的危机和心理防线的奔溃，使得三人失去了理智，作者将三人在城市求生时所面对的苦痛与辛酸以原生态的方式展现出来，发人深省。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庞大空间结构中，作为现代城市的对立面，底层打工者的身份第一次被建构，“落后的农村人”成为其自我身份的确认。在进入城市后，他们又在“罐头”、“集装箱”的城市边缘空间中完成了第二次身份定位，城市生活的冷漠迫使他们主动建构自己“打工者”的身份，他们将“我”与“他”深刻地对立，将自己视作得不到肯定的边缘人，失落、茫然和焦虑成为他们普遍的心理状态。因此，在自己微薄的利益受到损害后，他们便不顾一切地要求偿还，甚至采取极端的行为，人性中的自私、冷漠与残酷也由此滋生，为此小说中的石头丢掉了性命。对底层打工群体生存境遇的真实再现，反映了作者对他们生存命运的高度关注，这一群体在生活面前的弱小与不安记录着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传统乡村和现代城市激烈碰撞所产生的时代转型阵痛。现代性话语将底层囊括进叙事中，但也隐含着作者对于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质疑和反思。
作者在对城市底层进行冷静书写的过程中，混迹于街头的城市少年成为体察人性的另一扇窗口。《少年行》中“坚决镇压反革命”的语录仿佛已经告诉读者属于那个时代的独有特征。船桥街上整日打架斗殴的少年让人想起了苏童笔下“香椿树街”的少年故事，但与苏童不同的是，叶舟的小说没有突如其来的血腥气息，他着意表现少年们的混乱生活，暴力与破坏背后是少年们对那个时代狂热社会革命的模仿。但作者也展现了街头少年的冷酷与邪恶，《少年行》中的苍蝇为了给死去的哥哥铁公鸡报仇，在得知凶手兔子免于死刑后，誓死要将兔子亲手了结。《丹顶鹤》中的何澎甚至冷静地想象军刺吃进对方皮肤里的残酷景象。暴力和死亡变成了独立的生存景观，少年们的邪恶成为“性本恶”人性观的替换和放大。作者通过少年的视角，以冷静的笔触书写普遍意义上人性的畸变，展示了他对于人性黑暗的洞察。小说中的少年将暴力视作证明自己地位的象征，以此确认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的自我存在感，生存的真相令人哀痛与无奈。 叶舟掀开了遮蔽生活的虚伪面纱，他将目光探进民间底层的生存现场，对底层人物的个体书写实现了“集体话语”向“个人话语”的转变，底层人物面对现实时的彷徨与挣扎在作者超乎冷静的笔触下拥有了一种直击内心的震撼力量。
二、幽暗人性的伦理反思
反观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无名”已经取代“共名”，文学由建构“理性”的人类变成展现人性的全部可能性。刘再复在《性格组合论》中这样谈到文学对人性的书写：“人性的深度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写出人性深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欲求拼搏和由此引起的‘人情’的波澜和各种心理图景，二是写出人性世界中非意识层次的情感内容。”[4]人性书写已经超越展现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间的矛盾冲突，而将触角涉及人的精神和情感维度，新生代作家们以其先锋般的精神对文学传统加以颠覆甚至反叛，其中对城市伦理混乱的展现，映照出现代文明演进中传统价值观的沦丧，以及欲望、背叛、出卖背后人性的幽暗一面。叶舟的小说对人性的复杂和深邃进行重新挖掘与审视，作者以道德伦理批判的“不在场”和刻意缺席应对人性多元化的现实状况，小说对城市伦理混乱的书写反映出作者对人性问题的深层思考，幽暗人性背后蕴含其对现代欲望社会的伦理反思。
现代城市已经变成了欲望的聚合体，人们在欲望中生存，甚至被欲望束缚。其中对待爱情的态度揭示出现代文明中趋近于零的情感温度，现代人根据物质与利益的定位重新界定情感的意义，两性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叶舟的小说将现代城市人面临的情感困境以冷峻的笔触展示出来，作者基于城市人身份对伦理现象进行审视，小说中的男女对待感情的背叛、不忠和冷漠，以及面对性的随意使得城市伦理中的混乱与不堪真实再现。在《风吹来的沙》中，看似坚固的友谊却暗藏“杀机”，朋友对“我”表现出的友好只不过是为了报复他对自己的夺妻之恨。而“我”和朋友妻子之间的所谓感情也只是表面文章，当看到自己的姐夫也是朋友妻子的另一情人之后，我只能“像一尊雕塑那样，哑口无言了”。[5]被欲望操控的现代两性关系变成了快餐式的各取所需，背叛更成为家常便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变得岌岌可危。《目送》中作者解构了爱情原本的崇高，王力可苦苦等待的目击证人，正是丈夫的情人，而她却被蒙蔽在美满、幸福的家庭与婚姻中不自知。李小果努力经营的爱情也是情人背叛家庭的结果，情人李佛对待爱情的态度更是消极不堪。小说中的人物面对婚外恋，不仅要求得到肉体欲望的快感和满足，同时也希望获得精神上的安慰，但最后主人公只能无奈地发现灵魂的相交何其之难，爱情变成了男女双方的角力追逐，虚妄背后所能实现的只有肉体上的交流。《向世俗情爱道歉》中男主人公苦心追求的爱情不过是他人精心设置的圈套，爱情被解构甚至亵渎。现代社会中的人面对情感的选择往往陷入伦理混乱中，“由于身份是同道德规范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身份的改变就容易导致伦理混乱，引起冲突”。[6]背叛与欺骗使得个人身份发生了变化，在家人身份和情人身份之间进退两难的现代人不可避免地滑入了伦理混乱的深渊。
城市文明中的愛情伦理已经崩塌，背叛与不忠是现代人对本能生理欲望的放纵。人们在婚外恋情中寻求刺激，希望为重复和厌倦的生活寻找出路，但也表现出城市生活中现代人情感的匮乏及心灵的焦躁不安。叶舟笔下两性关系所体现出的伦理倾向是对传统情感伦理的颠覆，同时也展现了现代伦理与传统伦理在观念、思想方面的冲突。在冲破伦理禁忌的基础上，物质和欲望成为两性关系发展的前提，摆脱传统束缚的现代都市人并没有在身体的狂欢之外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自由，反倒加剧了人性的沉沦，陷入了选择与伦理的困境。
人性的幽暗一面不仅体现在都市爱情的混乱中，还体现在都市生活的迷茫与无序，甚至怀疑中。于是，《低温》中的丈夫才会在欲望的控制下，劫持妻子；《步行街》中的看似热络的老同学都以虚伪的面具伪装自己，彼此的寒暄背后是对生活本真面目被撕去的恐惧。生活在非理性的现实中，物质、欲望和金钱成为城市人的人生信条，甚至逼迫出了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告密史〉及其作者之死》中秦枝山歪曲的历史观便体现了传统伦理观念和价值体系瓦解之后人的精神迷失。作者聚焦于告密这一行为，力图揭开掩盖人性之恶的面纱，剖析生活的阴暗面。叶舟作为创作主体，主动地审视城市文明在演进过程中人们心理和精神状态的波澜变化，他的书写表达了其对物欲时代人性之变的焦虑和反思。
叶舟在其小说集代后记《街上的事物》中写道，他过的是“一种类似小说的生活，充满了市声和油烟气，带着踟蹰与隐秘的欲望”。[7]他的小说也描绘了生活中的“油烟气”，并且混杂着人内心深处的欲望。作者不吝于对身体欲望的表达，欲望成为现代城市的符号和洞察城市的窗口，其间折射出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交锋。叶舟把对人性的考察放置于情感和欲望的挣扎、道德和责任的冲突中，其小说冷酷地揭示出人性的麻木和冷漠，人性幽暗面的书写反映出现代人情感的焦虑和生存的困境。叶舟窥见了生活的本真面目，在对城市文明伦理观的审视中，进行着自己的伦理反思。
三、救赎背后的人性体悟
“作家的灵魂命中注定就是永不歇息，永远漂泊，永远在失望与希望的交织中向前行走。”[8]作家的灵魂往往在漂泊中探寻人性的意义与价值，当然，也会在漂泊中完成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建构。叶舟曾说：“小说和诗歌，在我的具体写作中并没出现过分裂，并不冲突和纠缠，也不头疼；相反，我觉得它们温润地合二为一。”“直到最近，我才开始慢慢理会到小说的真容，才开始熟悉小说的路数。这不是谦虚，因为浸淫诗歌太久，在开始侍弄小说文本时，有一次痛苦的‘转身’。”[9]“痛苦的转身”是作者对自己创作转变的一次确证，也是在“痛苦的转身”后，作者慢慢收敛了先前如先锋者般的尖锐目光，而在洞见世事时流露出温情与希望。这是作者在人性体悟中获得的全新感受，温暖的救赎背后蕴藏着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对人性的终极关怀，映照出生命的厚度。
救赎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母题，五四时期启蒙者企图实现对苦难民众的救赎，十七年文学则高扬革命英雄般的政治救赎。寻根文学之后，救赎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民族，根性意识的凸显反映出文化救赎的迫切要求。一直到新世纪，救赎依旧是文学的主题话语并被不断加以言说。作为新生代的作家，叶舟在对现实社会的逼视中解构了生命存在的崇高意义，但也从最初“厌恶和仇恨的情绪”中出走，对生命开始了平静的思考，对人性进行着更加深刻的体悟。救赎成为其探索人性更多可能性的关键，无论是灵魂的救赎还是自救，都蕴含着宽容与理解，体现着人性的美好与温暖。 叶舟生活在兰州，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里的“日常生活波澜不惊，与其他的城市毫无差别，但在日常生活的内里，则是湍急的宗教，是信仰的走向”。[10]于是，兰州独特的城市风貌滋养了其创作中宗教的情怀和信仰的力量。《我的帐篷里有平安》以少年侍僧的视角描写了一个祈求幸福平安的藏地故事。简短的描述充满叙事的张力，作者“在惊愕中写安详，在喧嚣中写静谧，在帐篷中写无边人间，在尘世中写令人肃然的恩典”。[11]在小说中，作者并没有对藏人的宗教仪式铺陈式的展开，反倒在充满张力的情节中刻画藏人对平安喜乐的追求和信仰的虔诚。宗教在作者笔下拥有了无限的救赎力量，藏人祈愿的背后是人对精神家园的追求，和对信仰的呼唤与渴望。宗教救赎在叶舟这里获得了普遍意义上人性的深度，不同于北村将上帝拯救作为出路的救赎书写和张承志以哲合忍耶的“清洗精神”实现灵魂的救赎，叶舟将宗教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形式融入写作中，描绘出人对于信仰的无限追求，神秘悠远的地域性书写蕴含着人性的温暖，宗教救赎拥有了全新的叙事方式。
自我救赎是人作为个体无法逃避的生存状态，人在自我救赎中冲破生存困境的束缚与阻碍，实现生命个体的升华。自我救赎在叶舟笔下是《姓黄的河流》中外国人李敦白执著的漂流，小说中李敦白的救赎之路与艾吹明陷入的情感漩涡对比鲜明，黄河也因施洗之河而具有了深刻的象征意义，作者企图为处于欲望都市中的现代人指明自我救赎的方向。无论是《兄弟我》中老人们对信念的执著坚守，《汝今能持否》中父女亲情的修复，还是《在热烈的掌声》中女主人公对自我价值与独立的确证。叶舟写处于迷茫焦灼中现代都市人的自我救赎，其中不乏对现代都市顽疾的展现，他以深刻的自省意识，体察隐藏在其中的人性温暖，小人物的自我救赎涌动着爱与理解的力量。作者在对生活投以宽容态度的同时，人性中的善意与温情也缓缓流露。
叶舟在对人性的多重探索中实现了写作的转型，无论是高扬信仰的宗教救赎还是生命个体的自我救赎，作者从书写人性落入幽暗境地转向描绘其奋力向上的姿态，以及蕴含其中的力量与希望，也开始了基于人性之美的新的写作路径。救赎向度下的生存景观为读者带去温暖与安慰，同时也具有了灵魂救赎的普世意味。
对叶舟来说，作为诗人的敏感和浪漫烛照了其小说创作，作者在一个个小人物的呢喃中审视着生活的真谛和人性的意义。对底层人物的观照与现代城市伦理的呈现是作者书写人性的基本视点，而于救赎和宽容中发现温暖，是作者对人性的更深洞见。叶舟在生活的真相中反复咀嚼个体生存所面对的威胁，他以冷静的笔触书写现代生存中的焦虑和不安，并投以伦理的反思，温暖的救赎蕴藏着巨大的人性力量。他将底层的不幸和人性的幽暗毫不掩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又向著人性的深邃处前行，努力挖掘黑暗背后的人性之光，探寻和书写着人性的更多可能。
参考文献：
[1]叶舟.叶舟小说[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2]叶舟.我的帐篷里有平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3]叶舟.兄弟我[M].上海：文汇出版社，2017.
[4]叶舟.叶舟的小说[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
[5]叶舟.漫山遍野的今天[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4.
[6]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7]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8]叶舟，杨梓.一颗诗心的转身[J].朔方（A版），2006，（第4期）.
[9]唐翰存.叶舟之页[N].中国艺术报，2014-08-18（008）.
[10]杨明巍.叶舟：底层书写的执着者[J].金田，2015，（第6期）.
[11]张懿红.甘肃小说八骏：拥有的和欠缺的[N]. 文学报，2014-09-18（007）.
[12]南帆.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J].文学评论，2006，（04）
[13]陈博.新世纪文学的底层书写与叙事伦理》[J].兰州学刊，2014（4）：93-97
[14]张慧.新时期婚外恋题材小说对人性书写的多维透视[D].广西师范大学，2008.
注 释：
[1]陈博.《新世纪文学的底层书写与叙事伦理》，《兰州学刊》，2014（4）
[2]白烨.《细微之处见精神》，《文艺报》，2011-12-28（005）
[3]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9页.上海
[4]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409页
[5]叶舟.《叶舟小说》，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77页
[6]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7页
[7]叶舟.《叶舟小说》，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441页
[8]王光东.《现代·民间·浪漫：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专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1页
[9]叶舟，杨梓.《一颗诗心的转身》，《朔方》，2006年，第4期
[10]叶舟.《漫山遍野的今天》，青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5页
[11]《获奖作品<我的帐篷里有平安>授奖词》，中国作家网，2014年9月22日
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4/2014-09-22/219180.html
（作者为兰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观照叶舟的小说创作，弥补其小说研究中整体把握的不足，并将评论界对其单个作品的解读加以整合，能够发现其小说内蕴的时代意义。作品论的形式也将更加全面地展现其小说创作的内核与关键，并进一步探索文学中的人性书写，理解人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一、城市底层的冷静书写
底层，作为一个群体性的称谓，近些年逐渐受到写作者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写实小说的勃兴带动了底层叙事的发展，作家们对小人物跌宕人生的书写使得底层逐渐浮出了水面。“在现代性神话带来的启蒙、自由、民主、发展等宏大叙事话语背后，中国现代文学关注的多是国家的、民族的、家族的、种族的话题，缺乏对个体生命意义和生存尊严的书写。”[1]因此，书写底层反映出在关乎国家、民族、种族等宏大叙事话语之外，个体生命存在也应受到重视。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开始重新定义“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意义。底层与个体的人密切相关，可以说一个社会的底层便是由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组成，这里我们不去对底层予以阶级层次上的划分，而将它视作无数为生活所累，以及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叶舟的小说就是以这样的目光观照城市底层中的平民生活、截取常态化的生活场景、在琐碎的市井生活中展现其中的人性善恶，个性化的生活折射出时代性的色彩。
底层总是与苦难相关，底层人民身上背负着沉重的生活枷锁，在孤独与重压中踽踽独行。评论家白烨说：“叶舟写小说，视点放得很低，节奏也很从容，那就是浅吟低唱，平流缓进。读叶舟的小说，感觉有如体味生活薄物细故之间，多是生活褶皱；家长里短之中，尽显人生百味。”[2]也是在这生活褶皱中，作者以一种冷静的旁观者姿态将底层生活最真实的一面解剖在读者眼前，现实的残酷与无情横陈，冲击着读者的双眼。《三拳两胜》中农民工石瓜与妻子吃饭时的拮据和摄影师乔顿多年心血的丢失令人惋惜，老板娘看似光鲜的生活背后却充满着背叛与无奈。作者将三段故事并置，通过三种声音表达，叙事时间空间化，使得原本统一的故事时间被消解而变得杂乱无章，小说叙事获得了立体的空间容量。因此，多重叙述语调在不同空间中的相互碰撞充盈了底层生活的立体感，生活于城市底层的各类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承受着生活的不幸。《两个人的车站》更是将这种不幸扩展到了极致。石华一家不仅遭遇着生活上的艰辛，女儿心惠未婚先孕更加剧了这个家庭的苦难。小说结尾乔萃喜收养了小羚羊，心惠的恋人也如约而至。作者在底层生活的不幸之外，还发现了人性的美善。
同时，底层又与现代性话语密不可分。“现代性不仅是一场社会文化的转变，环境、制度、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转变，不仅是所有知识事务的转变，而根本上是人本身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动、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3]因此，现代性的叙事应当建立在个体生存的基础之上，将目光转向人的实际生存，探寻时代发展对人生存现状的改变，这本然地要求底层中的个体进入文学史的视野。在城市现代文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城市中涌现出一批外来打工者，他们在时代浪潮的鼓动下，以奋进者的姿態进入城市打拼，但却往往被现实吞噬。他们从未真正地融入城市，只能成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边缘人。叶舟的小说《缓期执行》深刻展现了进城打工者的生存境遇。他们住在“罐头”车厢里，得知拿不到工钱后，因误杀工友使三羊、石头和跟兄三人陷入窘境，生存上的危机和心理防线的奔溃，使得三人失去了理智，作者将三人在城市求生时所面对的苦痛与辛酸以原生态的方式展现出来，发人深省。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庞大空间结构中，作为现代城市的对立面，底层打工者的身份第一次被建构，“落后的农村人”成为其自我身份的确认。在进入城市后，他们又在“罐头”、“集装箱”的城市边缘空间中完成了第二次身份定位，城市生活的冷漠迫使他们主动建构自己“打工者”的身份，他们将“我”与“他”深刻地对立，将自己视作得不到肯定的边缘人，失落、茫然和焦虑成为他们普遍的心理状态。因此，在自己微薄的利益受到损害后，他们便不顾一切地要求偿还，甚至采取极端的行为，人性中的自私、冷漠与残酷也由此滋生，为此小说中的石头丢掉了性命。对底层打工群体生存境遇的真实再现，反映了作者对他们生存命运的高度关注，这一群体在生活面前的弱小与不安记录着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传统乡村和现代城市激烈碰撞所产生的时代转型阵痛。现代性话语将底层囊括进叙事中，但也隐含着作者对于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质疑和反思。
作者在对城市底层进行冷静书写的过程中，混迹于街头的城市少年成为体察人性的另一扇窗口。《少年行》中“坚决镇压反革命”的语录仿佛已经告诉读者属于那个时代的独有特征。船桥街上整日打架斗殴的少年让人想起了苏童笔下“香椿树街”的少年故事，但与苏童不同的是，叶舟的小说没有突如其来的血腥气息，他着意表现少年们的混乱生活，暴力与破坏背后是少年们对那个时代狂热社会革命的模仿。但作者也展现了街头少年的冷酷与邪恶，《少年行》中的苍蝇为了给死去的哥哥铁公鸡报仇，在得知凶手兔子免于死刑后，誓死要将兔子亲手了结。《丹顶鹤》中的何澎甚至冷静地想象军刺吃进对方皮肤里的残酷景象。暴力和死亡变成了独立的生存景观，少年们的邪恶成为“性本恶”人性观的替换和放大。作者通过少年的视角，以冷静的笔触书写普遍意义上人性的畸变，展示了他对于人性黑暗的洞察。小说中的少年将暴力视作证明自己地位的象征，以此确认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的自我存在感，生存的真相令人哀痛与无奈。 叶舟掀开了遮蔽生活的虚伪面纱，他将目光探进民间底层的生存现场，对底层人物的个体书写实现了“集体话语”向“个人话语”的转变，底层人物面对现实时的彷徨与挣扎在作者超乎冷静的笔触下拥有了一种直击内心的震撼力量。
二、幽暗人性的伦理反思
反观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无名”已经取代“共名”，文学由建构“理性”的人类变成展现人性的全部可能性。刘再复在《性格组合论》中这样谈到文学对人性的书写：“人性的深度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写出人性深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欲求拼搏和由此引起的‘人情’的波澜和各种心理图景，二是写出人性世界中非意识层次的情感内容。”[4]人性书写已经超越展现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间的矛盾冲突，而将触角涉及人的精神和情感维度，新生代作家们以其先锋般的精神对文学传统加以颠覆甚至反叛，其中对城市伦理混乱的展现，映照出现代文明演进中传统价值观的沦丧，以及欲望、背叛、出卖背后人性的幽暗一面。叶舟的小说对人性的复杂和深邃进行重新挖掘与审视，作者以道德伦理批判的“不在场”和刻意缺席应对人性多元化的现实状况，小说对城市伦理混乱的书写反映出作者对人性问题的深层思考，幽暗人性背后蕴含其对现代欲望社会的伦理反思。
现代城市已经变成了欲望的聚合体，人们在欲望中生存，甚至被欲望束缚。其中对待爱情的态度揭示出现代文明中趋近于零的情感温度，现代人根据物质与利益的定位重新界定情感的意义，两性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叶舟的小说将现代城市人面临的情感困境以冷峻的笔触展示出来，作者基于城市人身份对伦理现象进行审视，小说中的男女对待感情的背叛、不忠和冷漠，以及面对性的随意使得城市伦理中的混乱与不堪真实再现。在《风吹来的沙》中，看似坚固的友谊却暗藏“杀机”，朋友对“我”表现出的友好只不过是为了报复他对自己的夺妻之恨。而“我”和朋友妻子之间的所谓感情也只是表面文章，当看到自己的姐夫也是朋友妻子的另一情人之后，我只能“像一尊雕塑那样，哑口无言了”。[5]被欲望操控的现代两性关系变成了快餐式的各取所需，背叛更成为家常便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变得岌岌可危。《目送》中作者解构了爱情原本的崇高，王力可苦苦等待的目击证人，正是丈夫的情人，而她却被蒙蔽在美满、幸福的家庭与婚姻中不自知。李小果努力经营的爱情也是情人背叛家庭的结果，情人李佛对待爱情的态度更是消极不堪。小说中的人物面对婚外恋，不仅要求得到肉体欲望的快感和满足，同时也希望获得精神上的安慰，但最后主人公只能无奈地发现灵魂的相交何其之难，爱情变成了男女双方的角力追逐，虚妄背后所能实现的只有肉体上的交流。《向世俗情爱道歉》中男主人公苦心追求的爱情不过是他人精心设置的圈套，爱情被解构甚至亵渎。现代社会中的人面对情感的选择往往陷入伦理混乱中，“由于身份是同道德规范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身份的改变就容易导致伦理混乱，引起冲突”。[6]背叛与欺骗使得个人身份发生了变化，在家人身份和情人身份之间进退两难的现代人不可避免地滑入了伦理混乱的深渊。
城市文明中的愛情伦理已经崩塌，背叛与不忠是现代人对本能生理欲望的放纵。人们在婚外恋情中寻求刺激，希望为重复和厌倦的生活寻找出路，但也表现出城市生活中现代人情感的匮乏及心灵的焦躁不安。叶舟笔下两性关系所体现出的伦理倾向是对传统情感伦理的颠覆，同时也展现了现代伦理与传统伦理在观念、思想方面的冲突。在冲破伦理禁忌的基础上，物质和欲望成为两性关系发展的前提，摆脱传统束缚的现代都市人并没有在身体的狂欢之外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自由，反倒加剧了人性的沉沦，陷入了选择与伦理的困境。
人性的幽暗一面不仅体现在都市爱情的混乱中，还体现在都市生活的迷茫与无序，甚至怀疑中。于是，《低温》中的丈夫才会在欲望的控制下，劫持妻子；《步行街》中的看似热络的老同学都以虚伪的面具伪装自己，彼此的寒暄背后是对生活本真面目被撕去的恐惧。生活在非理性的现实中，物质、欲望和金钱成为城市人的人生信条，甚至逼迫出了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告密史〉及其作者之死》中秦枝山歪曲的历史观便体现了传统伦理观念和价值体系瓦解之后人的精神迷失。作者聚焦于告密这一行为，力图揭开掩盖人性之恶的面纱，剖析生活的阴暗面。叶舟作为创作主体，主动地审视城市文明在演进过程中人们心理和精神状态的波澜变化，他的书写表达了其对物欲时代人性之变的焦虑和反思。
叶舟在其小说集代后记《街上的事物》中写道，他过的是“一种类似小说的生活，充满了市声和油烟气，带着踟蹰与隐秘的欲望”。[7]他的小说也描绘了生活中的“油烟气”，并且混杂着人内心深处的欲望。作者不吝于对身体欲望的表达，欲望成为现代城市的符号和洞察城市的窗口，其间折射出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交锋。叶舟把对人性的考察放置于情感和欲望的挣扎、道德和责任的冲突中，其小说冷酷地揭示出人性的麻木和冷漠，人性幽暗面的书写反映出现代人情感的焦虑和生存的困境。叶舟窥见了生活的本真面目，在对城市文明伦理观的审视中，进行着自己的伦理反思。
三、救赎背后的人性体悟
“作家的灵魂命中注定就是永不歇息，永远漂泊，永远在失望与希望的交织中向前行走。”[8]作家的灵魂往往在漂泊中探寻人性的意义与价值，当然，也会在漂泊中完成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建构。叶舟曾说：“小说和诗歌，在我的具体写作中并没出现过分裂，并不冲突和纠缠，也不头疼；相反，我觉得它们温润地合二为一。”“直到最近，我才开始慢慢理会到小说的真容，才开始熟悉小说的路数。这不是谦虚，因为浸淫诗歌太久，在开始侍弄小说文本时，有一次痛苦的‘转身’。”[9]“痛苦的转身”是作者对自己创作转变的一次确证，也是在“痛苦的转身”后，作者慢慢收敛了先前如先锋者般的尖锐目光，而在洞见世事时流露出温情与希望。这是作者在人性体悟中获得的全新感受，温暖的救赎背后蕴藏着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对人性的终极关怀，映照出生命的厚度。
救赎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母题，五四时期启蒙者企图实现对苦难民众的救赎，十七年文学则高扬革命英雄般的政治救赎。寻根文学之后，救赎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民族，根性意识的凸显反映出文化救赎的迫切要求。一直到新世纪，救赎依旧是文学的主题话语并被不断加以言说。作为新生代的作家，叶舟在对现实社会的逼视中解构了生命存在的崇高意义，但也从最初“厌恶和仇恨的情绪”中出走，对生命开始了平静的思考，对人性进行着更加深刻的体悟。救赎成为其探索人性更多可能性的关键，无论是灵魂的救赎还是自救，都蕴含着宽容与理解，体现着人性的美好与温暖。 叶舟生活在兰州，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里的“日常生活波澜不惊，与其他的城市毫无差别，但在日常生活的内里，则是湍急的宗教，是信仰的走向”。[10]于是，兰州独特的城市风貌滋养了其创作中宗教的情怀和信仰的力量。《我的帐篷里有平安》以少年侍僧的视角描写了一个祈求幸福平安的藏地故事。简短的描述充满叙事的张力，作者“在惊愕中写安详，在喧嚣中写静谧，在帐篷中写无边人间，在尘世中写令人肃然的恩典”。[11]在小说中，作者并没有对藏人的宗教仪式铺陈式的展开，反倒在充满张力的情节中刻画藏人对平安喜乐的追求和信仰的虔诚。宗教在作者笔下拥有了无限的救赎力量，藏人祈愿的背后是人对精神家园的追求，和对信仰的呼唤与渴望。宗教救赎在叶舟这里获得了普遍意义上人性的深度，不同于北村将上帝拯救作为出路的救赎书写和张承志以哲合忍耶的“清洗精神”实现灵魂的救赎，叶舟将宗教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形式融入写作中，描绘出人对于信仰的无限追求，神秘悠远的地域性书写蕴含着人性的温暖，宗教救赎拥有了全新的叙事方式。
自我救赎是人作为个体无法逃避的生存状态，人在自我救赎中冲破生存困境的束缚与阻碍，实现生命个体的升华。自我救赎在叶舟笔下是《姓黄的河流》中外国人李敦白执著的漂流，小说中李敦白的救赎之路与艾吹明陷入的情感漩涡对比鲜明，黄河也因施洗之河而具有了深刻的象征意义，作者企图为处于欲望都市中的现代人指明自我救赎的方向。无论是《兄弟我》中老人们对信念的执著坚守，《汝今能持否》中父女亲情的修复，还是《在热烈的掌声》中女主人公对自我价值与独立的确证。叶舟写处于迷茫焦灼中现代都市人的自我救赎，其中不乏对现代都市顽疾的展现，他以深刻的自省意识，体察隐藏在其中的人性温暖，小人物的自我救赎涌动着爱与理解的力量。作者在对生活投以宽容态度的同时，人性中的善意与温情也缓缓流露。
叶舟在对人性的多重探索中实现了写作的转型，无论是高扬信仰的宗教救赎还是生命个体的自我救赎，作者从书写人性落入幽暗境地转向描绘其奋力向上的姿态，以及蕴含其中的力量与希望，也开始了基于人性之美的新的写作路径。救赎向度下的生存景观为读者带去温暖与安慰，同时也具有了灵魂救赎的普世意味。
对叶舟来说，作为诗人的敏感和浪漫烛照了其小说创作，作者在一个个小人物的呢喃中审视着生活的真谛和人性的意义。对底层人物的观照与现代城市伦理的呈现是作者书写人性的基本视点，而于救赎和宽容中发现温暖，是作者对人性的更深洞见。叶舟在生活的真相中反复咀嚼个体生存所面对的威胁，他以冷静的笔触书写现代生存中的焦虑和不安，并投以伦理的反思，温暖的救赎蕴藏着巨大的人性力量。他将底层的不幸和人性的幽暗毫不掩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又向著人性的深邃处前行，努力挖掘黑暗背后的人性之光，探寻和书写着人性的更多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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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陈博.《新世纪文学的底层书写与叙事伦理》，《兰州学刊》，2014（4）
[2]白烨.《细微之处见精神》，《文艺报》，2011-12-28（005）
[3]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9页.上海
[4]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409页
[5]叶舟.《叶舟小说》，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77页
[6]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7页
[7]叶舟.《叶舟小说》，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441页
[8]王光东.《现代·民间·浪漫：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专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1页
[9]叶舟，杨梓.《一颗诗心的转身》，《朔方》，2006年，第4期
[10]叶舟.《漫山遍野的今天》，青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5页
[11]《获奖作品<我的帐篷里有平安>授奖词》，中国作家网，2014年9月22日
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4/2014-09-22/219180.html
（作者为兰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