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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作家为了克服危机，纷纷开始转向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施尼茨勒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在寻找新的文学表现方式的道路上选取了“自由转述体”的艺术手法。借助于这一艺术手段，他在塑造女性形象的过程中深深地潜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让读者一起感受主人公思想的发展与变化。
关键词：阿图尔·施尼茨勒 “自由转述体” 内心世界 女性形象
面对世纪之交的种种危机，进步文人纷纷寻找合适的文学表达形式来构建自我。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1890年发表了他的《新心理学》，这被视作为“维也纳现代派”的纲领性文学理论著作。在这篇文章中，赫尔曼·巴尔提出脱离自然主义对外部社会的关注，转向展现内部的心理世界，这才是现代派应该追求的文学理念。虽然赫尔曼·巴尔提出了向“新心理学”进军这一号召，但是他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方法。这样一来，寻找合适的文学表现手段就成了“维也纳现代派”所必须肩负的任务。
作为医生，阿图尔·施尼茨勒着手研究过心理学方面的问题——他采用催眠（Hypnose）与心理暗示（Suggestion）的方法对病人进行治疗，他也密切关注着当时心理学领域的新发现。在他的小说中，在他塑造女性形象的过程中，施尼茨勒借助于他的心理学知识深刻地描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他展现了不同精神力量在人物内心的搏斗，展现了根植于人物内心深处的精神力量如何影响人物的思考与行动。为了细致而深刻地描述这些不同的心理变化与心理过程，施尼茨勒在创作过程中经常采用“自由转述体”（Die erlebte Rede）的形式。借助于“自由转述体”这种文学手段，施尼茨勒让读者直接窥视到人物形象的心灵深处，欣赏人物内心上演的精神大剧。
“自由转述体”与“内心独白”的界限相对模糊，所以常常容易被混为一谈。“内心独白”通常使用的是第一人称，时态方面通常使用现在时。而“自由转述体”则是以第三人称的形式重现没有明确阐释的意识流动。“自由转述体”作为一种叙事手法介于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之间而有别于内心自白和报道性陈述。作为一种叙事手法，它同样适用于对心理发展过程进行描写。通过这种手法特定人物形象的想法与意识内容通过第三人称的直陈形式得以表达，而且一般采用过去时进行叙述，从而打破了时态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对于作者而言，“自由转述体”是对直接引语形式上的规避。它将直接引语传递的内容变成了间接描述的内容，这样就取消了作者对叙述内容的责任。因为所发生的事件不再是通过作者描绘事件的内容，而是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形象讲述自己的所见、所历、所想。出于这一原因，所叙述的事件就不需要具有客观有效性，而作者却可以凭借置身事外的优势保证其客观视角。另外一方面，“自由转述体”可以唤起读者倾听作者叙述的渴望。在使用直接引语或者间接引语的情况下，叙述的内容总是具有言传性的特点，读者就会感觉叙述的内容更多的是与话语的讲述者有关，更多是针对他才具有有效性。而在运用“自由转述体”的情况下，如果在较长的叙述过程中既没有问答也没有出现号召或者呼唤，那么叙述内容的主观性就没有像使用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情况下那么强烈。通过“自由转述体”与报道性叙述的共性，读者会感觉叙述的内容并不是一段话语，而是作者的叙述报道。这样一来，经由“自由转述体”叙述的内容对读者而言，就会具有客观事实性的效果。
迈克·沃布斯（Michael Worbs）在《神经艺术，维也纳世纪之交的文学与心理分析》一文中，对“自由转述体”的发展动向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将这项艺术手法追溯到左拉（Emile Zola）。他指出，左拉就偏爱运用“自由转述体”从外部视角层面对人物形象的思想与感受力求进行保持客观事实的叙述。借助于这种手法意识的旋律得以舒缓，思想方面的飘移与偏离以及思维的跳跃性得以避免。19世纪末期对人物形象内心世界发展过程的刻画开始流行，讲述的视角就由讲述性报道转变为对文学人物思想变化的重现。这种情况下，叙述的话语权要么交由文本的主人公，要么通过文学人物形象与读者之间的第三方视角进行传播。沃布斯认为施尼茨勒成功继承了这一心理分析方面的艺术传统，把“自由转述体”成功应用到了作品人物形象内心生活的描绘方面。他进一步指出了“自由转述体”在描述方面的可能性：“自由转述体”深入到人物形象的意识层面，然后对其进行阐释说明。潜在的和并不总是清晰可辨的感受也得以展现。
施尼茨勒在《智者之妻》、《特蕾莎，一个女人一生的编年史》、《卡萨诺瓦归乡记》等多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方面都采用了“自由转述体”的手法，而且时常是“自由转述体”与“内心独白”交叉使用对人物形象的内心活动进行描写。而在小说《贝塔夫人与他的儿子》中，施尼茨勒更是大量地引入了“自由转述体”。女主人公贝塔夫人的内心刻画一直延伸到了遥远的过去。同《艾尔泽小姐》中的“内心独白”手法相似，这部小说主要集中在女主人公的个人经历展现方面，而对于其他人物形象的刻画更多的是通过女主人公的视角完成的。
施尼茨勒在这部小说的开篇第一章当中就开始运用“自由转述体”对贝塔夫人的想法与感受进行描述。通常“自由转述体”会通过一个报道性的句子进行开首，然后展开情景内容。这部小说开篇在对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勾画方面主要通过下列一些短句的引入开始进行叙述：“在几经沉思之后，她就晓得……”；“她自己很清楚这一点……”；“她可以想象……”。通过这种短句逐渐过渡到了纯粹的使用“自由转述体”的手法进行描述。而这种叙述方式贯穿了整部小说。在女主人公大量心理断片的展现方面也常常通过“自由转述体”实现：“贝塔想，她只是雨果的一个朋友吧”；“贝塔心中觉得，他们这一点比我好……”；“她内心暗自忖度，当……”。在较长的内心独白中间有时候也会加入“自由转述体”，这样就可以明显看出思考者明确的自我觉悟：“贝塔不由自主地比平时走得更快，她走在平坦的路上。过会儿她可以拐入那条狭窄的林中小路上去，那条陡峭的直路通向那栋别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不仅兴奋地垂问自己。我是那个胜利者吗？她已经答应我了。是的。但是她自己不是也说过，女人的话不能过于轻信？不，她不敢这么做。她已经见识了我的能力。馥尔图娜藤的话在她耳边鸣响。她提到那个在荷兰的夏天真是太奇怪了！” 施尼茨勒在这部小说当中赋予了“自由转述体”以专门的女性特色。问题都是围绕着贝塔而展开的，突然迸发的情感源源不断地从她身上涌现，没有通过言语说出口的内容也借助于这种女性特色的“自由转述体”得以流露：“那经理吻了贝塔的手。他微颤着身体默默地说，无论你有什么事情，我都要知道，我会成为你的朋友。——就让我一个人独自承担好了，她也像他一样无声地回答到。”小说第二章末尾之处弗里茨对贝塔展开了爱情攻势，作者对她此时反应的描述也具有典型的女性中心特色，女主人公打破传统道德教条束缚的呼声也凭借“自由转述体”的形式得以表达：“她的唇边已经感觉到了弗里茨温暖的嘴唇，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欲望从她心底燃起，这种感觉即使在那些早就过去的日子里也没有出现过。谁能斥责我呢？她想。谁可以管教我？她用满怀渴望的手臂把那个炽热的人儿搂到了怀里。”
当贝塔在窗户下面偷听她情人与他人的对话时，两人交谈的断片与她的反应也借由“自由转述体”而融合到了一起：“突然她听到了弗里茨的声音。他问，你有必要每件事情都知道得这么详细吗？一种愤懑的心情在贝塔的心底颤动，你倒是想怎么回答呢？是的，鲁迪·蓓拉东奈尔回应到。那么你至少要说得大声一点。我想听听你要说什么，你这个无赖。你曾经侮辱了在坟墓里躺着的我的丈夫，现在你又要侵凌、诽谤你的爱人了。大点声！天啊，已经够大声了。”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施尼茨勒在运用“自由转述体”的同时又时不时的插入“内心独白”。在被偷听者的交谈与贝塔的反应评论的描述过程中，这两种艺术手法紧密结合而不可分离。借助这种方式描述逐渐深入到女主人公更深的意识层面，她对过往的记忆也被唤起：“突然她想起来……”。正是“自由转述体”的大量应用与“内心独白”的穿插使用成功勾勒出了女性人物形象内心世界的发展变化，造成女主人公命运悲剧的潜在因素也得以彰显。
施尼茨勒对“自由转述体”这一叙事手法的应用也可以看做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心理世界分析客观化的一种尝试。在使用这一手法描述人物形象思想内容的过程中，施尼茨勒一方面遵循心理学的各项原则，另一方面也充分发挥了自由想象的力量。施尼茨勒希望通过这一艺术手法展现人物形象内心深处掩藏的东西，对他而言，尤为重要的就是深刻揭示“中间意识”（“半意识”）层面的内容。“自由转述体”扩展了叙述的领域，借助于这一手法“中间意识”层面的梦境、即刻的心理反应、乃至对过往的回忆等内容都可以被读者获取。这样一来，叙述的情节本身就成为人物形象内心世界与回顾中心理加工的对象。
总之，施尼茨勒在塑造女性形象过程中充分利用了“自由转述体”这种艺术手法对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进行刻画，深刻剖析其心理变化与造成这种心路历程的主客观因素。这样，我们不但可以更加深入地把握人物形象的性格特点与故事情节的脉络变化，更可以让我们从施尼茨勒运用这两种艺术手法刻画人物心理的对象选取与描述侧重等方面看到他塑造女性人物形象的出发点与立场变化。
注：本文系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项目，项目编号：201206900002。
参考文献：
[1] 韩瑞祥：《赫尔曼·巴尔：维也纳现代派的奠基人》，《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
[2] Vgl.Achim Aurnhammer：Lieutenant Gustl，Protokoll eines Unverbesserlichen.In：Interpretationen.Arthur Schnitzler.Stuttgart 2000，S.72.
[3] Vgl.Helene Bissinger：Die ，，erlebte Rede，“der，，erlebte innere Monolog“und der ，，innere Monolog“in den Werken von Hermann Bahr，Richard Beer-Hofmann und Arthur Schnitzler.K？觟ln 1953，S.32-33.
[4] Vgl.Ivo Braak：Poetik in Stichworten.Literaturwissenschaftliche Grundbegriffe.Kiel 1980，S.22.
[5] Vgl.Michael Worbs：Nervenkunst.Literatur und Psychoanalyse im Wien der Jahrhundertwende.Europ？覿ische Verlagsanstalt 1983. S. 256.
[6] Arthur Schnitzler：Frau Beate und ihr Sohn.Berlin 1989，S.1-2.
[7] Werner Neuse：Geschichte der erlebten Rede und des inneren Monologs in der deutschen Prosa.New York 1990，S.340.
[8] Vgl.Horst Thomé：Die Beobachtbarkeit des Psychischen bei Arthur Schnitzler und Sigmund Freud.In：Arthur Schnitzler im 20.Jahrhundert.Wien 2003，S.63-64.
（尹岩松，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与科隆大学联合培养2011级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阿图尔·施尼茨勒 “自由转述体” 内心世界 女性形象
面对世纪之交的种种危机，进步文人纷纷寻找合适的文学表达形式来构建自我。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1890年发表了他的《新心理学》，这被视作为“维也纳现代派”的纲领性文学理论著作。在这篇文章中，赫尔曼·巴尔提出脱离自然主义对外部社会的关注，转向展现内部的心理世界，这才是现代派应该追求的文学理念。虽然赫尔曼·巴尔提出了向“新心理学”进军这一号召，但是他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方法。这样一来，寻找合适的文学表现手段就成了“维也纳现代派”所必须肩负的任务。
作为医生，阿图尔·施尼茨勒着手研究过心理学方面的问题——他采用催眠（Hypnose）与心理暗示（Suggestion）的方法对病人进行治疗，他也密切关注着当时心理学领域的新发现。在他的小说中，在他塑造女性形象的过程中，施尼茨勒借助于他的心理学知识深刻地描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他展现了不同精神力量在人物内心的搏斗，展现了根植于人物内心深处的精神力量如何影响人物的思考与行动。为了细致而深刻地描述这些不同的心理变化与心理过程，施尼茨勒在创作过程中经常采用“自由转述体”（Die erlebte Rede）的形式。借助于“自由转述体”这种文学手段，施尼茨勒让读者直接窥视到人物形象的心灵深处，欣赏人物内心上演的精神大剧。
“自由转述体”与“内心独白”的界限相对模糊，所以常常容易被混为一谈。“内心独白”通常使用的是第一人称，时态方面通常使用现在时。而“自由转述体”则是以第三人称的形式重现没有明确阐释的意识流动。“自由转述体”作为一种叙事手法介于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之间而有别于内心自白和报道性陈述。作为一种叙事手法，它同样适用于对心理发展过程进行描写。通过这种手法特定人物形象的想法与意识内容通过第三人称的直陈形式得以表达，而且一般采用过去时进行叙述，从而打破了时态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对于作者而言，“自由转述体”是对直接引语形式上的规避。它将直接引语传递的内容变成了间接描述的内容，这样就取消了作者对叙述内容的责任。因为所发生的事件不再是通过作者描绘事件的内容，而是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形象讲述自己的所见、所历、所想。出于这一原因，所叙述的事件就不需要具有客观有效性，而作者却可以凭借置身事外的优势保证其客观视角。另外一方面，“自由转述体”可以唤起读者倾听作者叙述的渴望。在使用直接引语或者间接引语的情况下，叙述的内容总是具有言传性的特点，读者就会感觉叙述的内容更多的是与话语的讲述者有关，更多是针对他才具有有效性。而在运用“自由转述体”的情况下，如果在较长的叙述过程中既没有问答也没有出现号召或者呼唤，那么叙述内容的主观性就没有像使用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情况下那么强烈。通过“自由转述体”与报道性叙述的共性，读者会感觉叙述的内容并不是一段话语，而是作者的叙述报道。这样一来，经由“自由转述体”叙述的内容对读者而言，就会具有客观事实性的效果。
迈克·沃布斯（Michael Worbs）在《神经艺术，维也纳世纪之交的文学与心理分析》一文中，对“自由转述体”的发展动向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将这项艺术手法追溯到左拉（Emile Zola）。他指出，左拉就偏爱运用“自由转述体”从外部视角层面对人物形象的思想与感受力求进行保持客观事实的叙述。借助于这种手法意识的旋律得以舒缓，思想方面的飘移与偏离以及思维的跳跃性得以避免。19世纪末期对人物形象内心世界发展过程的刻画开始流行，讲述的视角就由讲述性报道转变为对文学人物思想变化的重现。这种情况下，叙述的话语权要么交由文本的主人公，要么通过文学人物形象与读者之间的第三方视角进行传播。沃布斯认为施尼茨勒成功继承了这一心理分析方面的艺术传统，把“自由转述体”成功应用到了作品人物形象内心生活的描绘方面。他进一步指出了“自由转述体”在描述方面的可能性：“自由转述体”深入到人物形象的意识层面，然后对其进行阐释说明。潜在的和并不总是清晰可辨的感受也得以展现。
施尼茨勒在《智者之妻》、《特蕾莎，一个女人一生的编年史》、《卡萨诺瓦归乡记》等多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方面都采用了“自由转述体”的手法，而且时常是“自由转述体”与“内心独白”交叉使用对人物形象的内心活动进行描写。而在小说《贝塔夫人与他的儿子》中，施尼茨勒更是大量地引入了“自由转述体”。女主人公贝塔夫人的内心刻画一直延伸到了遥远的过去。同《艾尔泽小姐》中的“内心独白”手法相似，这部小说主要集中在女主人公的个人经历展现方面，而对于其他人物形象的刻画更多的是通过女主人公的视角完成的。
施尼茨勒在这部小说的开篇第一章当中就开始运用“自由转述体”对贝塔夫人的想法与感受进行描述。通常“自由转述体”会通过一个报道性的句子进行开首，然后展开情景内容。这部小说开篇在对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勾画方面主要通过下列一些短句的引入开始进行叙述：“在几经沉思之后，她就晓得……”；“她自己很清楚这一点……”；“她可以想象……”。通过这种短句逐渐过渡到了纯粹的使用“自由转述体”的手法进行描述。而这种叙述方式贯穿了整部小说。在女主人公大量心理断片的展现方面也常常通过“自由转述体”实现：“贝塔想，她只是雨果的一个朋友吧”；“贝塔心中觉得，他们这一点比我好……”；“她内心暗自忖度，当……”。在较长的内心独白中间有时候也会加入“自由转述体”，这样就可以明显看出思考者明确的自我觉悟：“贝塔不由自主地比平时走得更快，她走在平坦的路上。过会儿她可以拐入那条狭窄的林中小路上去，那条陡峭的直路通向那栋别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不仅兴奋地垂问自己。我是那个胜利者吗？她已经答应我了。是的。但是她自己不是也说过，女人的话不能过于轻信？不，她不敢这么做。她已经见识了我的能力。馥尔图娜藤的话在她耳边鸣响。她提到那个在荷兰的夏天真是太奇怪了！” 施尼茨勒在这部小说当中赋予了“自由转述体”以专门的女性特色。问题都是围绕着贝塔而展开的，突然迸发的情感源源不断地从她身上涌现，没有通过言语说出口的内容也借助于这种女性特色的“自由转述体”得以流露：“那经理吻了贝塔的手。他微颤着身体默默地说，无论你有什么事情，我都要知道，我会成为你的朋友。——就让我一个人独自承担好了，她也像他一样无声地回答到。”小说第二章末尾之处弗里茨对贝塔展开了爱情攻势，作者对她此时反应的描述也具有典型的女性中心特色，女主人公打破传统道德教条束缚的呼声也凭借“自由转述体”的形式得以表达：“她的唇边已经感觉到了弗里茨温暖的嘴唇，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欲望从她心底燃起，这种感觉即使在那些早就过去的日子里也没有出现过。谁能斥责我呢？她想。谁可以管教我？她用满怀渴望的手臂把那个炽热的人儿搂到了怀里。”
当贝塔在窗户下面偷听她情人与他人的对话时，两人交谈的断片与她的反应也借由“自由转述体”而融合到了一起：“突然她听到了弗里茨的声音。他问，你有必要每件事情都知道得这么详细吗？一种愤懑的心情在贝塔的心底颤动，你倒是想怎么回答呢？是的，鲁迪·蓓拉东奈尔回应到。那么你至少要说得大声一点。我想听听你要说什么，你这个无赖。你曾经侮辱了在坟墓里躺着的我的丈夫，现在你又要侵凌、诽谤你的爱人了。大点声！天啊，已经够大声了。”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施尼茨勒在运用“自由转述体”的同时又时不时的插入“内心独白”。在被偷听者的交谈与贝塔的反应评论的描述过程中，这两种艺术手法紧密结合而不可分离。借助这种方式描述逐渐深入到女主人公更深的意识层面，她对过往的记忆也被唤起：“突然她想起来……”。正是“自由转述体”的大量应用与“内心独白”的穿插使用成功勾勒出了女性人物形象内心世界的发展变化，造成女主人公命运悲剧的潜在因素也得以彰显。
施尼茨勒对“自由转述体”这一叙事手法的应用也可以看做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心理世界分析客观化的一种尝试。在使用这一手法描述人物形象思想内容的过程中，施尼茨勒一方面遵循心理学的各项原则，另一方面也充分发挥了自由想象的力量。施尼茨勒希望通过这一艺术手法展现人物形象内心深处掩藏的东西，对他而言，尤为重要的就是深刻揭示“中间意识”（“半意识”）层面的内容。“自由转述体”扩展了叙述的领域，借助于这一手法“中间意识”层面的梦境、即刻的心理反应、乃至对过往的回忆等内容都可以被读者获取。这样一来，叙述的情节本身就成为人物形象内心世界与回顾中心理加工的对象。
总之，施尼茨勒在塑造女性形象过程中充分利用了“自由转述体”这种艺术手法对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进行刻画，深刻剖析其心理变化与造成这种心路历程的主客观因素。这样，我们不但可以更加深入地把握人物形象的性格特点与故事情节的脉络变化，更可以让我们从施尼茨勒运用这两种艺术手法刻画人物心理的对象选取与描述侧重等方面看到他塑造女性人物形象的出发点与立场变化。
注：本文系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项目，项目编号：201206900002。
参考文献：
[1] 韩瑞祥：《赫尔曼·巴尔：维也纳现代派的奠基人》，《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
[2] Vgl.Achim Aurnhammer：Lieutenant Gustl，Protokoll eines Unverbesserlichen.In：Interpretationen.Arthur Schnitzler.Stuttgart 2000，S.72.
[3] Vgl.Helene Bissinger：Die ，，erlebte Rede，“der，，erlebte innere Monolog“und der ，，innere Monolog“in den Werken von Hermann Bahr，Richard Beer-Hofmann und Arthur Schnitzler.K？觟ln 1953，S.32-33.
[4] Vgl.Ivo Braak：Poetik in Stichworten.Literaturwissenschaftliche Grundbegriffe.Kiel 1980，S.22.
[5] Vgl.Michael Worbs：Nervenkunst.Literatur und Psychoanalyse im Wien der Jahrhundertwende.Europ？覿ische Verlagsanstalt 1983. S. 256.
[6] Arthur Schnitzler：Frau Beate und ihr Sohn.Berlin 1989，S.1-2.
[7] Werner Neuse：Geschichte der erlebten Rede und des inneren Monologs in der deutschen Prosa.New York 1990，S.340.
[8] Vgl.Horst Thomé：Die Beobachtbarkeit des Psychischen bei Arthur Schnitzler und Sigmund Freud.In：Arthur Schnitzler im 20.Jahrhundert.Wien 2003，S.63-64.
（尹岩松，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与科隆大学联合培养2011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