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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种民族国家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包含着不同的民族国家想像和实践，它们通过对个人命运的书写，回答民族国家建构中“什么样的民族国家”、“谁的民族国家”等根本性的问题。本文以解放区文学为例，考察女性解放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一方面，民族国家实践中存在着性别盲点，甚至会给女性带来新的压抑因素；另一方面，解放区的解放运动不单纯是民族国家解放，其中还交织着女性解放、阶级解放、社会解放等议程，所以才显著地推进了女性的解放。
关键词：解放区文学；女性解放；民族国家
现代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了研究者越来越多的体认。刘禾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现代文学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替民族国家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这种“主导意识形态”就是“国家民族主义（nationalism）”{1}。无独有偶，柄谷行人在以日本现代文学为个案所作的研究中，同样洞察了现代文学的这一秘密：“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比起政治性的机构更存在于‘文学’那里”，“‘现代文学’造就了国家机构、血缘、地缘性的纽带绝对无法提供的‘想象的共同体’”{2}。相比之下，柄谷的论断更为坚决，并把文学在民族国家想象中的地位抬到了非常显要的位置。这意味着民族国家非但是现代文学研究中无法绕开的话题，而且反过来看，同一进程的文学中也记录着民族国家的“秘史”。
不过，当我们面对这些整体性的结论时，如何安置文学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尤其是不同文学流派之间的歧异？如果所有的现代文学必然体现为民族国家话语，其中是否又存在着具体民族国家想象（如什么样的民族国家、谁的民族国家等等）上的差异甚至于对立？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无论是“革命文学”还是“民族主义文学”，其创始者都是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瓜葛的作家和社团，左翼文学曾经极力批判过这些文学。因此，如果将左翼文学也归为某种民族国家话语，至少应该廓清相似的名目之下的不同实践。此外，站在今天——当民族国家成为世间常态、甚至于机构化时，来观察文学与民族国家建构间的关系，容易忽略民族国家进程中闪现出的丰富想象力，从而也易贬低文学的想象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从世界性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中得以解放，也赋予了这些反抗以世界性品格。虽然最终结局都宿命式地走向了民族国家，但在历史现场之初，并没有这一结局可以依凭，“民族”和“国家”之间也并非天然地统一于一体。这正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内部爆发出“两个口号之争”的根本原因，“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中其实寓含了对抗战的意义和走向的不同理解，这些不同并非是细枝末节性质的，不可以用文学内部的宗派斗争、争夺话语权力等等来一语涵盖。
“什么样的民族国家”、“谁的民族国家”是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不同民族国家实践及其话语的重要分水岭。在文学中，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总是寄寓在对个人命运的书写中。中国现代文学以启蒙主义文学作为先声，背后往往潜含着民族富强的美好祈愿，因此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景：它体现出对个人自由、价值的追求，却又不是个人主义的；体现为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既反抗又依存的富有张力的辩证关系。“五四”文学的典型结构——个人反抗家族、社会、极权的压抑，时常也喻写着整个民族的命运，这在郁达夫、郭沫若等寓居海外的作家那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及至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个人反抗汇声于阶级反抗的洪流中，以及抗战全面爆发后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同声歌唱”，这种辩证关系的丰富性有所削弱，但并未就此消失。在批评实践中，如果罔顾这种辩证关系，难免会顾此失彼，偏执于以个人反抗民族国家或以民族国家抹杀个人的两端。前些年由《色戒》（电影及小说）所引发的论争即反映了这两种极端，论争双方毋宁说共同强化了个人/民族国家的二元划分。
个人与民族国家的辩证关系在于其间有对立也有统一，一者对于另一者并不存在某种优先性。从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或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都无法理解这种辩证关系，因为它们即使不是弃另一者于不顾，也都预设了其中一者的优先性。许多西方理论也无法直接套用来解释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世界中的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一个核心原因就是民族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民族国家话语所遇到的真正挑战来自于以女性主义为代表的“差异政治”（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运动：第二波女性主义中的旗帜性人物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曾声称，“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不想要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就是整个世界。”{1}伍尔芙的立场基于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在随后的女性主义运动中已经受到诟病，但是在这里她将自己与她的殖民主义祖国划清界限，恰恰体现了女性主义的真谛——女性主义是一种差异政治，根本上也应该是一种反抗的政治。在反殖民主义国家中情形可能正好相反，女性追求平等、解放的运动应该与民族解放关联起来，民族压迫同样是女性需要反抗的压迫之一。当然，二者的诉求并非完全重叠，从女性的视角出发能够揭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性别盲点，而民族解放运动也不一定全是男性化的，尤其是当这种解放同时还交织着国内的阶级解放和巨大的社会结构变化时，女性完全可以成为其中的受益群体。
本文从以上思考出发，重新审视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以女性作为中心人物的作品，在具体的文本和实践中考察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解放区文学通常被认为是高度同质化、政治化的，只是简单地体现了抗战和共产党的政治需要，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双为”方针即可完全概括。这些看法本身就是某种褊狭文艺观的产物。其实，单就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而言，解放区文学也提供了丰富的文本。
一
“嗯，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
这是脍炙人口的《荷花淀》中的一段对话，出现在“村里的游击组长”水生到地区队报到前和他的女人告别的一幕中。水生交待了年老的父亲和“不顶事”的孩子，然后想到了自己的女人。在他意识中，他们一样都是需要保护的。这一点在随后的和日军遭遇战的描写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日军追击并包围了女人们的船只，由她们的男人们组成的游击队伏击了敌人，全歼日军，解救出女人们。女人们在这一场景中，到底是如水生所描述的“一群落后分子”，还是如小队长所说的客观上帮助男人们完成了伏击任务（文本中把小队长的话说成是“开了个玩笑”），不得而知。这一场景绝非偶然出现，在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中几乎可以找到它的翻版，连男人们把缴获的饼干放到女人们的船上这一细节都毫无二致。男人们把枪支、子弹归自己，而把与战争无关的饼干交给女人，强烈地传达了如下信息：战争让女人走开。 《荷花淀》的典型意义在于，它把民族解放战争浪漫化为一个（些）家庭抵抗野蛮的外来者的叙述，作家用饱蘸情感的笔触抒写了白洋淀农村田园诗般的生活，同时指出其面临着被破坏的危机。现代汉语中的“国家”一词也明显地含有“国”和“家”之间关系的喻说，“国家”时常被喻为一个大的家庭。比照丁玲的《新的信念》即可看出孙犁在《荷花淀》中所作的浪漫化的处理：在前者中，“奶奶”是在自己遭受凌辱、自己的家庭破碎后才觉醒，她鼓励自己的儿子们参加游击队，还到处作动员抗日的演讲。她清楚地意识到，参加游击队可能会被打死，但“为了大家”也值得。也就是说，小家庭的幸福与“大家享福”其实并不是简单的直接对等关系。《荷花淀》中的浪漫手法其实还有许多：例如文本中频繁出现的比喻，稍作划分就会发现，作为“本体”出现的总是当地常见的事物，苇子、荷花；而作为“喻体”出现的则是常用于战争描写的“长城”、“铜墙铁壁”和“哨兵”。在这一“草木皆兵”的隐喻背后，隐含的是孙犁更大的雄心，即抗日女性和当地常见事物间的换喻。明白这一点才能了解为什么作家在不长的篇幅里浓墨重彩地渲染苇子之多、之“洁白”，而且作为“白洋淀”记事之一的作品篇名为什么被换作了“荷花淀”（“荷花”通常用于喻写人的品质高洁）。
回到本节开头所引的段落中。“水生的女人”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持自己的贞洁，在这一问题上，她与自己的丈夫达成了高度的默契。女性身体在这里成为了意义书写的场所，正如雷雍所说，“一个不可侵犯的妇女在喻义上等同于不可侵犯的祖国母亲，这种类比毫无新意可言”{1}。有的女性主义者注意到，作为“生理学上、文化上和象征意义上实现了国家的‘再生产’的”女人，却常常“被排斥在‘民族主义’和‘国家’这些话语之外”{2}。不过在孙犁这里，在解放区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情形却并不如此武断：一方面，作为男性作家，孙犁的作品中的确表现出了性别盲点。《荷花淀》里的女人们没有自己的名字，最主要的人物“水生的女人”是依据她的丈夫来命名的（类似的情形也存在于其他的解放区文学作品中，比如《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三日杂记》等）。她们后来虽然也学会了“射击”，但最终只能“配合子弟兵作战”。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抗战之中，女人都处于附属地位——依附于男性而存在。孙犁作品中的很多女性都借用了他妻子的形象，而他的妻子“礼教观念很重”③，客观上可能也造成了作家思想上的性别盲点。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民族国家话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的文学史叙述也往往对此类性别盲点习焉不察，称颂作品“着重于表现农村青年妇女在战争中的心理变化”等等{4}，这可能是由于这些文学史叙述也出自男性之手的缘故。
另一方面，《荷花淀》的主题并不局限于保家卫国和民族解放，和很多解放区文学作品一样，它其实也可以读作一种特别的女性成长小说——女性在特别的时代环境中成长的故事。虽然《荷花淀》的篇幅很短，但同样可以从其中感受到妇女们的成长。由于自己的男人参加了游击队，女性首先承担起了家庭中的全部责任。水生临行前嘱咐他的女人的前三件事是“进步，识字，生产”，这些内容并不直接关系到民族国家解放，而是和其平行又相辅相成的女性解放议程。正因为有了不甘落后的意识，女人们才在随后的伏击战中感受到了男人们的轻慢和居高临下，并以半嗔半怒的方式模糊地表达出了她们的平等意识，最后走出家庭投身于抗战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女人们的生活空间和主体意识获得了同步的增长。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女性的从属地位与社会生活、家庭生活的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划分有着直接关联，长期以来，由于女性的活动空间多局限于家庭，而家庭劳动又无法量化为具体的价值，导致女性的大部分劳动被忽略。解放区的抗日战争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有的家庭结构，日军扫荡和游击队抗日不同于正面的两军交锋，而是使得众多的家庭暴露在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女性不仅需要担负起男性走后留下的角色，必要的时候还要组织起来进行自卫。这种角色变化虽然含有“被迫”意味，客观上却促成了女性的成长。
民族国家解放对女性而言既带来了自身的一定程度的解放，也包含着新的潜在的压抑因素。后一方面在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若以《荷花淀》中“女性应保持贞洁”这一标准去衡量贞贞，她的行为和身份都很晦暗难辨，这也是作品中复调形成的基础。在小说中，年轻的活动分子们对她很好，马同志称她为“英雄”；年长者（甚至包括她的父母和亲人）“嫌厌她，卑视她”，“尤其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了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这多是站在传统的“贞操”立场上作出的评判，贞贞是被敌人强奸的因而更加“缺德”、“可怕”；值得注意的是，贞贞也认为自己“不干净”。这显现了传统道德和男性化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相比之下，民族主义话语似乎更为严苛一些：在其中，女性被敌人奸污，通常会被作为控诉敌人残暴、罪恶的强有力的证据。比如在吴伯箫的《一坛血》中，国民党齐子修的部队联合日军攻下了阚庄“这个善良的爱国的中国村庄”之后，主要的罪恶便是对被俘的“十二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妇女”“进行奸淫”。同时，女性的贞洁又是国家、土地凛然不可侵犯的象征。依此逻辑，女性在被敌人强暴时只有以死抗争一条路可循。
贞贞的越界行为表现在她为自己“找活路”，做了“鬼子官太太”。作品中提到了贞贞在敌人那里所受到身心戕害，却也没有讳言她意识上的拓展，她开始向往“念书”和“大地方”。当然，她为自己的越界行为付出了代价，即使她从敌人那里逃了出来，也未能改变自身的命运，成为了村民中的“异类”。结果“他们”又把她派去获取敌人的“消息”。作品里偶尔出现却又语焉不详的“他们”显示了福柯所说的话语的“禁律”（prohibition），揭示了民族主义话语“与欲望及权力的联系”{1}。无论是“鬼子”还是“他们”，都利用了贞贞的身体。就此而言，民族主义话语中的敌/我划分已经失效。小说里阿桂从自己“过去所受的那些苦难”出发，表达出了对贞贞的“无限的同情”，进而思考了女性的命运：“我们女人真作孽。”两个女性固然超越了身份、地位找到了共鸣，但一个容纳所有女人的乌托邦并不存在，就像贞贞觉得日本女人“真怪”，不明白“怎么她们那么喜欢打仗，喜欢当兵的人”一样，“女人之间的一个最重要的差别就是她们属于不同的族群”{2}。贞贞的自我救赎之路也只能是把自己重新纳入到民族主义事业之中。她的情绪也由反复无常、时而狂躁时而冷静，达到最终的平静并且表现出了“新的东西”——她找到了自己的新的身份，不是作为一个女人，而是作为民族的一分子。这透露出了民族国家实践中一个普遍性的压抑，人们除了参与其中之外，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二
由于受到后现代、解构等主流学术思潮的影响，当代研究者多表现出了对宏大叙事的刻意拒绝。民族、国家、阶级等概念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于任何群体性的建构都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女性”自然也难幸免，直至滑向原子式的个人，投入消费主义文化的怀抱。同时，以这些概念为基础的各种不同的实践也未能得到详细的甄别。其实，就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而言，很难得出一个普适性的结论，这往往取决于后者是怎样的一种实践。“女性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受到每种运动的特定的性质和语境影响”{1}。比如，同样作为民族主义，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与解放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就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女性的意义也完全不同。将沈从文抗战后的小说《长河》与解放区文学相比即可看出，在前者中，湘西的农民对于“新生活运动”要么不明就里，要么如临大敌；在后者中，同样是偏远地区的农民则被动员到解放运动之中。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解放区的解放运动不单纯是民族解放运动，其中还包含着个人解放、女性解放、阶级解放、社会解放、反封建等一系列的议程，它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乃至于家庭结构，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伦理观念。
解放区农村的这些变化在赵树理的小说中都有典型的表现。赵树理小说的取材通常是农村日常生活中平淡无奇的事件，诸如家庭问题、婚恋问题、婆媳关系等等，这些事件开始也循着农村固有的逻辑发展，直至解放区政权的介入，事态才急转直下、出现截然不同的结局。解放区政权在其中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体现了它在新的农村社会关系中的结构性作用。赵树理的《孟祥英翻身》特地注明了是“现实故事”，讲述的是农村中屡见不鲜的婆媳关系问题。千百年来，农村的婆媳关系只能有一种结局——“多年媳妇熬成婆”，即小说里交待的“老规矩”：“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时候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不然的话，就不像个婆婆派头；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谁没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女性的悲剧命运不仅表现为女性之间的压迫，还表现在受虐—施虐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恶性循环。如果不从根本上动摇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借助某些强大的外力作用，仅凭个人的力量很难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孟祥英算得上是媳妇中间比较坚强的，具有较强的反抗意识，但她以个人方式所进行的一系列反抗只能带来更大的虐待。她的头上被丈夫用镰刀打了个“血窟窿”，拉架的村民也“只是说打的地方不对”。这说明男权制不单体现为社会—经济结构，同时体现为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烙刻到人们的思想意识深处，即使是在被压迫者那里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形下，孟祥英只能步上女人们的老路——自杀，她能选择的只是自杀方式而已。孟祥英的命运转折点是在“工作员”的帮助下当上了村里的妇救会主任，妇救会全称“妇女抗日救国会”，但是其内容却主要是妇女解放：“妇女要求解放，要反对婆婆打骂，反对丈夫打骂，要提倡放脚，要提倡妇女打柴、担水、上地，和男人吃一样饭干一样活，要上冬学……”这些内容得以顺利进行，也是因为有解放区政权的支持。孟祥英意识上的真正升华是源于参加了一次场面壮大的“特务”斗争会，目击了群体的力量。随后她带领村里的妇女们则展示了群体的力量，度过了饥荒，成为了群体中的一个优秀分子。有了斗争和自立的经验，加上区上妇救会的帮助，孟祥英才能在被变相“分家”赶出家门后真正地生存下来。孟祥英的故事是“五四”时代“娜拉走后怎样”问题的一个并不遥远的答复，《伤逝》中知识分子女性解放的悲剧没有重演。
赋予解放区女性运动以不同特质的正是国家（政权）的介入。在三个多世纪以前，霍布斯即注意到了“国家”这一威力无比的事物的出现，并将其比作《圣经》中人力所无法制服的海怪“利维坦”（Leviathan）。霍布斯对个人欲望和激情的肯定、对理性利己主义的行为人的预设，在今人看来都有些似曾相识，但却走向了一个相当不同、甚至令人吃惊的结论：个人必须脱离自然状态，“通过把自己的政治判断让渡给一个唯一的政治权力，去追求他们的安全利益”。这样才能“达致共同的安全，追求生命中美好的事物”，“为了保护国家，必须根除危险的信仰、煽动性的团体，甚至于可疑的合作方式”。这些结论看上去似乎是在纵容国家的专制统治，但霍布斯所说的个人对国家的服从，只是基于理性的自我利益的考虑，与团结、爱国主义等常见的理由无关。事实上，霍布斯反对主权者调用这些手段，他甚至为个人改变自己的忠诚——忠诚于另一个新的、更能给予其安全的主权者预留了空间{2}。换言之，霍布斯反对的不是国家本身，而是当代国家大部分意义上的实践。在个人与国家的这种极度简单化的、契约式关系中，国家的合法性不是不证自明的，它只存在于契约关系之中。解放区政权同样是通过游击战争、生产自救、社会解放等一系列行动保障了人民的安全，为他们追求生命中的美好事物创造了条件，从而逐渐确立自身的合法性的。
此外，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解放区的阶级解放运动。除了个别作品外，解放区文学并未把女性当作一个特定的群体去看待，有时是将其当做了“被欺凌与被侮辱的”阶层的代表。这些作品中的女性也大都可以置换成底层民众，而不会影响主题。例如，新歌剧《白毛女》虽然以女性命运为线索，但周扬为其所定的主题是“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其中的“人”特指被压迫阶层。整体来看，解放区文学中阶级解放的声音或许要比民族解放的声音更为响亮。从这个角度也可以部分地理解，为何在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内阶级斗争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议题。阶级斗争话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族国家话语，尤其是自然化的民族、机构化的国家等观念和建构。由于女性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因而较之单纯的民族国家解放，阶级斗争实践为女性解放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
当然，阶级解放并不等于女性解放。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当代也遭遇了女性主义的挑战，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一篇文章的标题形象地表达二者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间的不幸婚姻”{1}。民族国家实践——即便是反殖民主义的民族国家解放，与女性解放的关系也很相似。“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存在着一个矛盾，它否定两性或种族差别，或者两者皆否定，同时它又将差别普遍化”{2}。不过，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这种关系也不能理解为一种对立，不能完全否定民族国家解放、阶级解放在女性解放过程中的作用。它们在更大程度上是“和而不同”，类似贞贞等女性的命运只是提醒我们，将要到来的并非是“黄金世界”，为了继续改造这世界，就需要各种反抗的力量联合起来，寻求更大的解放。
中国的女性解放是社会、民族解放过程中伴生出来的主题，因此，总是联系着与巨大的社会变革。白露（Tani Barlow）将之称为“革命的中国女性主义”（revolutionary Chinese feminism），她在简要回顾了中国女性解放的历史之后得出结论：“终结摧残女性生命的、不公正状况的愿望，是通过常常失败却依然特别强劲的社会革命愿景来促成的，在这种社会革命中，性别是权力和不公正的一个矢量。革命——社会主义的发展并未完全成功，但是它也没有完全失败。一种取而代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在看来正在威胁着我们所有人。”③因此，当我们忙于清理革命历史或“告别革命”之时，也不要忘了资本主义的威胁。
【责任编辑 孟庆澍】
关键词：解放区文学；女性解放；民族国家
现代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了研究者越来越多的体认。刘禾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现代文学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替民族国家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这种“主导意识形态”就是“国家民族主义（nationalism）”{1}。无独有偶，柄谷行人在以日本现代文学为个案所作的研究中，同样洞察了现代文学的这一秘密：“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比起政治性的机构更存在于‘文学’那里”，“‘现代文学’造就了国家机构、血缘、地缘性的纽带绝对无法提供的‘想象的共同体’”{2}。相比之下，柄谷的论断更为坚决，并把文学在民族国家想象中的地位抬到了非常显要的位置。这意味着民族国家非但是现代文学研究中无法绕开的话题，而且反过来看，同一进程的文学中也记录着民族国家的“秘史”。
不过，当我们面对这些整体性的结论时，如何安置文学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尤其是不同文学流派之间的歧异？如果所有的现代文学必然体现为民族国家话语，其中是否又存在着具体民族国家想象（如什么样的民族国家、谁的民族国家等等）上的差异甚至于对立？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无论是“革命文学”还是“民族主义文学”，其创始者都是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瓜葛的作家和社团，左翼文学曾经极力批判过这些文学。因此，如果将左翼文学也归为某种民族国家话语，至少应该廓清相似的名目之下的不同实践。此外，站在今天——当民族国家成为世间常态、甚至于机构化时，来观察文学与民族国家建构间的关系，容易忽略民族国家进程中闪现出的丰富想象力，从而也易贬低文学的想象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从世界性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中得以解放，也赋予了这些反抗以世界性品格。虽然最终结局都宿命式地走向了民族国家，但在历史现场之初，并没有这一结局可以依凭，“民族”和“国家”之间也并非天然地统一于一体。这正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内部爆发出“两个口号之争”的根本原因，“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中其实寓含了对抗战的意义和走向的不同理解，这些不同并非是细枝末节性质的，不可以用文学内部的宗派斗争、争夺话语权力等等来一语涵盖。
“什么样的民族国家”、“谁的民族国家”是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不同民族国家实践及其话语的重要分水岭。在文学中，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总是寄寓在对个人命运的书写中。中国现代文学以启蒙主义文学作为先声，背后往往潜含着民族富强的美好祈愿，因此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景：它体现出对个人自由、价值的追求，却又不是个人主义的；体现为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既反抗又依存的富有张力的辩证关系。“五四”文学的典型结构——个人反抗家族、社会、极权的压抑，时常也喻写着整个民族的命运，这在郁达夫、郭沫若等寓居海外的作家那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及至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个人反抗汇声于阶级反抗的洪流中，以及抗战全面爆发后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同声歌唱”，这种辩证关系的丰富性有所削弱，但并未就此消失。在批评实践中，如果罔顾这种辩证关系，难免会顾此失彼，偏执于以个人反抗民族国家或以民族国家抹杀个人的两端。前些年由《色戒》（电影及小说）所引发的论争即反映了这两种极端，论争双方毋宁说共同强化了个人/民族国家的二元划分。
个人与民族国家的辩证关系在于其间有对立也有统一，一者对于另一者并不存在某种优先性。从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或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都无法理解这种辩证关系，因为它们即使不是弃另一者于不顾，也都预设了其中一者的优先性。许多西方理论也无法直接套用来解释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世界中的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一个核心原因就是民族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民族国家话语所遇到的真正挑战来自于以女性主义为代表的“差异政治”（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运动：第二波女性主义中的旗帜性人物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曾声称，“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不想要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就是整个世界。”{1}伍尔芙的立场基于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在随后的女性主义运动中已经受到诟病，但是在这里她将自己与她的殖民主义祖国划清界限，恰恰体现了女性主义的真谛——女性主义是一种差异政治，根本上也应该是一种反抗的政治。在反殖民主义国家中情形可能正好相反，女性追求平等、解放的运动应该与民族解放关联起来，民族压迫同样是女性需要反抗的压迫之一。当然，二者的诉求并非完全重叠，从女性的视角出发能够揭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性别盲点，而民族解放运动也不一定全是男性化的，尤其是当这种解放同时还交织着国内的阶级解放和巨大的社会结构变化时，女性完全可以成为其中的受益群体。
本文从以上思考出发，重新审视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以女性作为中心人物的作品，在具体的文本和实践中考察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解放区文学通常被认为是高度同质化、政治化的，只是简单地体现了抗战和共产党的政治需要，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双为”方针即可完全概括。这些看法本身就是某种褊狭文艺观的产物。其实，单就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而言，解放区文学也提供了丰富的文本。
一
“嗯，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
这是脍炙人口的《荷花淀》中的一段对话，出现在“村里的游击组长”水生到地区队报到前和他的女人告别的一幕中。水生交待了年老的父亲和“不顶事”的孩子，然后想到了自己的女人。在他意识中，他们一样都是需要保护的。这一点在随后的和日军遭遇战的描写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日军追击并包围了女人们的船只，由她们的男人们组成的游击队伏击了敌人，全歼日军，解救出女人们。女人们在这一场景中，到底是如水生所描述的“一群落后分子”，还是如小队长所说的客观上帮助男人们完成了伏击任务（文本中把小队长的话说成是“开了个玩笑”），不得而知。这一场景绝非偶然出现，在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中几乎可以找到它的翻版，连男人们把缴获的饼干放到女人们的船上这一细节都毫无二致。男人们把枪支、子弹归自己，而把与战争无关的饼干交给女人，强烈地传达了如下信息：战争让女人走开。 《荷花淀》的典型意义在于，它把民族解放战争浪漫化为一个（些）家庭抵抗野蛮的外来者的叙述，作家用饱蘸情感的笔触抒写了白洋淀农村田园诗般的生活，同时指出其面临着被破坏的危机。现代汉语中的“国家”一词也明显地含有“国”和“家”之间关系的喻说，“国家”时常被喻为一个大的家庭。比照丁玲的《新的信念》即可看出孙犁在《荷花淀》中所作的浪漫化的处理：在前者中，“奶奶”是在自己遭受凌辱、自己的家庭破碎后才觉醒，她鼓励自己的儿子们参加游击队，还到处作动员抗日的演讲。她清楚地意识到，参加游击队可能会被打死，但“为了大家”也值得。也就是说，小家庭的幸福与“大家享福”其实并不是简单的直接对等关系。《荷花淀》中的浪漫手法其实还有许多：例如文本中频繁出现的比喻，稍作划分就会发现，作为“本体”出现的总是当地常见的事物，苇子、荷花；而作为“喻体”出现的则是常用于战争描写的“长城”、“铜墙铁壁”和“哨兵”。在这一“草木皆兵”的隐喻背后，隐含的是孙犁更大的雄心，即抗日女性和当地常见事物间的换喻。明白这一点才能了解为什么作家在不长的篇幅里浓墨重彩地渲染苇子之多、之“洁白”，而且作为“白洋淀”记事之一的作品篇名为什么被换作了“荷花淀”（“荷花”通常用于喻写人的品质高洁）。
回到本节开头所引的段落中。“水生的女人”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持自己的贞洁，在这一问题上，她与自己的丈夫达成了高度的默契。女性身体在这里成为了意义书写的场所，正如雷雍所说，“一个不可侵犯的妇女在喻义上等同于不可侵犯的祖国母亲，这种类比毫无新意可言”{1}。有的女性主义者注意到，作为“生理学上、文化上和象征意义上实现了国家的‘再生产’的”女人，却常常“被排斥在‘民族主义’和‘国家’这些话语之外”{2}。不过在孙犁这里，在解放区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情形却并不如此武断：一方面，作为男性作家，孙犁的作品中的确表现出了性别盲点。《荷花淀》里的女人们没有自己的名字，最主要的人物“水生的女人”是依据她的丈夫来命名的（类似的情形也存在于其他的解放区文学作品中，比如《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三日杂记》等）。她们后来虽然也学会了“射击”，但最终只能“配合子弟兵作战”。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抗战之中，女人都处于附属地位——依附于男性而存在。孙犁作品中的很多女性都借用了他妻子的形象，而他的妻子“礼教观念很重”③，客观上可能也造成了作家思想上的性别盲点。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民族国家话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的文学史叙述也往往对此类性别盲点习焉不察，称颂作品“着重于表现农村青年妇女在战争中的心理变化”等等{4}，这可能是由于这些文学史叙述也出自男性之手的缘故。
另一方面，《荷花淀》的主题并不局限于保家卫国和民族解放，和很多解放区文学作品一样，它其实也可以读作一种特别的女性成长小说——女性在特别的时代环境中成长的故事。虽然《荷花淀》的篇幅很短，但同样可以从其中感受到妇女们的成长。由于自己的男人参加了游击队，女性首先承担起了家庭中的全部责任。水生临行前嘱咐他的女人的前三件事是“进步，识字，生产”，这些内容并不直接关系到民族国家解放，而是和其平行又相辅相成的女性解放议程。正因为有了不甘落后的意识，女人们才在随后的伏击战中感受到了男人们的轻慢和居高临下，并以半嗔半怒的方式模糊地表达出了她们的平等意识，最后走出家庭投身于抗战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女人们的生活空间和主体意识获得了同步的增长。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女性的从属地位与社会生活、家庭生活的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划分有着直接关联，长期以来，由于女性的活动空间多局限于家庭，而家庭劳动又无法量化为具体的价值，导致女性的大部分劳动被忽略。解放区的抗日战争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有的家庭结构，日军扫荡和游击队抗日不同于正面的两军交锋，而是使得众多的家庭暴露在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女性不仅需要担负起男性走后留下的角色，必要的时候还要组织起来进行自卫。这种角色变化虽然含有“被迫”意味，客观上却促成了女性的成长。
民族国家解放对女性而言既带来了自身的一定程度的解放，也包含着新的潜在的压抑因素。后一方面在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若以《荷花淀》中“女性应保持贞洁”这一标准去衡量贞贞，她的行为和身份都很晦暗难辨，这也是作品中复调形成的基础。在小说中，年轻的活动分子们对她很好，马同志称她为“英雄”；年长者（甚至包括她的父母和亲人）“嫌厌她，卑视她”，“尤其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了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这多是站在传统的“贞操”立场上作出的评判，贞贞是被敌人强奸的因而更加“缺德”、“可怕”；值得注意的是，贞贞也认为自己“不干净”。这显现了传统道德和男性化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相比之下，民族主义话语似乎更为严苛一些：在其中，女性被敌人奸污，通常会被作为控诉敌人残暴、罪恶的强有力的证据。比如在吴伯箫的《一坛血》中，国民党齐子修的部队联合日军攻下了阚庄“这个善良的爱国的中国村庄”之后，主要的罪恶便是对被俘的“十二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妇女”“进行奸淫”。同时，女性的贞洁又是国家、土地凛然不可侵犯的象征。依此逻辑，女性在被敌人强暴时只有以死抗争一条路可循。
贞贞的越界行为表现在她为自己“找活路”，做了“鬼子官太太”。作品中提到了贞贞在敌人那里所受到身心戕害，却也没有讳言她意识上的拓展，她开始向往“念书”和“大地方”。当然，她为自己的越界行为付出了代价，即使她从敌人那里逃了出来，也未能改变自身的命运，成为了村民中的“异类”。结果“他们”又把她派去获取敌人的“消息”。作品里偶尔出现却又语焉不详的“他们”显示了福柯所说的话语的“禁律”（prohibition），揭示了民族主义话语“与欲望及权力的联系”{1}。无论是“鬼子”还是“他们”，都利用了贞贞的身体。就此而言，民族主义话语中的敌/我划分已经失效。小说里阿桂从自己“过去所受的那些苦难”出发，表达出了对贞贞的“无限的同情”，进而思考了女性的命运：“我们女人真作孽。”两个女性固然超越了身份、地位找到了共鸣，但一个容纳所有女人的乌托邦并不存在，就像贞贞觉得日本女人“真怪”，不明白“怎么她们那么喜欢打仗，喜欢当兵的人”一样，“女人之间的一个最重要的差别就是她们属于不同的族群”{2}。贞贞的自我救赎之路也只能是把自己重新纳入到民族主义事业之中。她的情绪也由反复无常、时而狂躁时而冷静，达到最终的平静并且表现出了“新的东西”——她找到了自己的新的身份，不是作为一个女人，而是作为民族的一分子。这透露出了民族国家实践中一个普遍性的压抑，人们除了参与其中之外，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二
由于受到后现代、解构等主流学术思潮的影响，当代研究者多表现出了对宏大叙事的刻意拒绝。民族、国家、阶级等概念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于任何群体性的建构都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女性”自然也难幸免，直至滑向原子式的个人，投入消费主义文化的怀抱。同时，以这些概念为基础的各种不同的实践也未能得到详细的甄别。其实，就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而言，很难得出一个普适性的结论，这往往取决于后者是怎样的一种实践。“女性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受到每种运动的特定的性质和语境影响”{1}。比如，同样作为民族主义，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与解放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就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女性的意义也完全不同。将沈从文抗战后的小说《长河》与解放区文学相比即可看出，在前者中，湘西的农民对于“新生活运动”要么不明就里，要么如临大敌；在后者中，同样是偏远地区的农民则被动员到解放运动之中。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解放区的解放运动不单纯是民族解放运动，其中还包含着个人解放、女性解放、阶级解放、社会解放、反封建等一系列的议程，它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乃至于家庭结构，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伦理观念。
解放区农村的这些变化在赵树理的小说中都有典型的表现。赵树理小说的取材通常是农村日常生活中平淡无奇的事件，诸如家庭问题、婚恋问题、婆媳关系等等，这些事件开始也循着农村固有的逻辑发展，直至解放区政权的介入，事态才急转直下、出现截然不同的结局。解放区政权在其中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体现了它在新的农村社会关系中的结构性作用。赵树理的《孟祥英翻身》特地注明了是“现实故事”，讲述的是农村中屡见不鲜的婆媳关系问题。千百年来，农村的婆媳关系只能有一种结局——“多年媳妇熬成婆”，即小说里交待的“老规矩”：“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时候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不然的话，就不像个婆婆派头；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谁没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女性的悲剧命运不仅表现为女性之间的压迫，还表现在受虐—施虐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恶性循环。如果不从根本上动摇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借助某些强大的外力作用，仅凭个人的力量很难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孟祥英算得上是媳妇中间比较坚强的，具有较强的反抗意识，但她以个人方式所进行的一系列反抗只能带来更大的虐待。她的头上被丈夫用镰刀打了个“血窟窿”，拉架的村民也“只是说打的地方不对”。这说明男权制不单体现为社会—经济结构，同时体现为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烙刻到人们的思想意识深处，即使是在被压迫者那里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形下，孟祥英只能步上女人们的老路——自杀，她能选择的只是自杀方式而已。孟祥英的命运转折点是在“工作员”的帮助下当上了村里的妇救会主任，妇救会全称“妇女抗日救国会”，但是其内容却主要是妇女解放：“妇女要求解放，要反对婆婆打骂，反对丈夫打骂，要提倡放脚，要提倡妇女打柴、担水、上地，和男人吃一样饭干一样活，要上冬学……”这些内容得以顺利进行，也是因为有解放区政权的支持。孟祥英意识上的真正升华是源于参加了一次场面壮大的“特务”斗争会，目击了群体的力量。随后她带领村里的妇女们则展示了群体的力量，度过了饥荒，成为了群体中的一个优秀分子。有了斗争和自立的经验，加上区上妇救会的帮助，孟祥英才能在被变相“分家”赶出家门后真正地生存下来。孟祥英的故事是“五四”时代“娜拉走后怎样”问题的一个并不遥远的答复，《伤逝》中知识分子女性解放的悲剧没有重演。
赋予解放区女性运动以不同特质的正是国家（政权）的介入。在三个多世纪以前，霍布斯即注意到了“国家”这一威力无比的事物的出现，并将其比作《圣经》中人力所无法制服的海怪“利维坦”（Leviathan）。霍布斯对个人欲望和激情的肯定、对理性利己主义的行为人的预设，在今人看来都有些似曾相识，但却走向了一个相当不同、甚至令人吃惊的结论：个人必须脱离自然状态，“通过把自己的政治判断让渡给一个唯一的政治权力，去追求他们的安全利益”。这样才能“达致共同的安全，追求生命中美好的事物”，“为了保护国家，必须根除危险的信仰、煽动性的团体，甚至于可疑的合作方式”。这些结论看上去似乎是在纵容国家的专制统治，但霍布斯所说的个人对国家的服从，只是基于理性的自我利益的考虑，与团结、爱国主义等常见的理由无关。事实上，霍布斯反对主权者调用这些手段，他甚至为个人改变自己的忠诚——忠诚于另一个新的、更能给予其安全的主权者预留了空间{2}。换言之，霍布斯反对的不是国家本身，而是当代国家大部分意义上的实践。在个人与国家的这种极度简单化的、契约式关系中，国家的合法性不是不证自明的，它只存在于契约关系之中。解放区政权同样是通过游击战争、生产自救、社会解放等一系列行动保障了人民的安全，为他们追求生命中的美好事物创造了条件，从而逐渐确立自身的合法性的。
此外，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解放区的阶级解放运动。除了个别作品外，解放区文学并未把女性当作一个特定的群体去看待，有时是将其当做了“被欺凌与被侮辱的”阶层的代表。这些作品中的女性也大都可以置换成底层民众，而不会影响主题。例如，新歌剧《白毛女》虽然以女性命运为线索，但周扬为其所定的主题是“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其中的“人”特指被压迫阶层。整体来看，解放区文学中阶级解放的声音或许要比民族解放的声音更为响亮。从这个角度也可以部分地理解，为何在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内阶级斗争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议题。阶级斗争话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族国家话语，尤其是自然化的民族、机构化的国家等观念和建构。由于女性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因而较之单纯的民族国家解放，阶级斗争实践为女性解放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
当然，阶级解放并不等于女性解放。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当代也遭遇了女性主义的挑战，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一篇文章的标题形象地表达二者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间的不幸婚姻”{1}。民族国家实践——即便是反殖民主义的民族国家解放，与女性解放的关系也很相似。“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存在着一个矛盾，它否定两性或种族差别，或者两者皆否定，同时它又将差别普遍化”{2}。不过，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这种关系也不能理解为一种对立，不能完全否定民族国家解放、阶级解放在女性解放过程中的作用。它们在更大程度上是“和而不同”，类似贞贞等女性的命运只是提醒我们，将要到来的并非是“黄金世界”，为了继续改造这世界，就需要各种反抗的力量联合起来，寻求更大的解放。
中国的女性解放是社会、民族解放过程中伴生出来的主题，因此，总是联系着与巨大的社会变革。白露（Tani Barlow）将之称为“革命的中国女性主义”（revolutionary Chinese feminism），她在简要回顾了中国女性解放的历史之后得出结论：“终结摧残女性生命的、不公正状况的愿望，是通过常常失败却依然特别强劲的社会革命愿景来促成的，在这种社会革命中，性别是权力和不公正的一个矢量。革命——社会主义的发展并未完全成功，但是它也没有完全失败。一种取而代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在看来正在威胁着我们所有人。”③因此，当我们忙于清理革命历史或“告别革命”之时，也不要忘了资本主义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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