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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儿童读经”是中国文化、中国教育的一种传统，却是不好的传统。薛涌称蒋庆的儿童读经理论是“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年轻学者刘海波等人则为蒋庆辩护。刘海波崇信至今流传在他家乡的传统教育观念“棍棒底下出孝子”，并宣称正确的是非观念、良好的习惯是灌输甚至惩戒的结果，以此为“儿童读经”辩护。刘海波虽然被称为“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学者”，但事实上他的教育观念是与哈耶克的思想完全相悖的。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改造儿童教育的传统观念，建设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
关键词 儿童读经；儿童教育；文化传统
中图分类号 G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604(2008)10－0007－05
2004年4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蒋庆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同年7月8日，薛涌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评蒋庆的读经运动》，批评蒋庆有关倡导儿童读经的言论，由此引发了刘海波、秋风等人与薛涌的激烈论辩。这次论辩其实是传统教育观念与现代教育观念的一次交锋。在论辩中，刘海波以“蒙昧的教育理念与传统观——评薛涌先生的反读经观点”为文章标题，批评薛涌反对儿童读经的言论。(本文所引刘海波言论均出自该文，不另作注释。)刘海波是在北京大学获得政治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他对待儿童读经的态度在青年学者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刘海波在儿童读经论辩中的言论进行讨论，对于认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根本区别，对于宣传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棍棒底下出孝子”
在与薛涌论辩的几篇文章中，刘海波的《蒙昧的教育理念与传统观——评薛涌先生的反读经观点》是最有锋芒的，也是最令人忧虑的。
刘海波是研究政治学的学者，自然谙熟政治史，但是他写道：“在政治史中，鼓吹解放和权利的漂亮词句，比对秩序与权威的严峻强调，更容易走向专制的道路。”我没有专门研究过政治史，但是凭借自己仅有的一点常识，我便无法信服刘海波的话。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时期，那些鼓吹解放和权利的漂亮词句确实屡屡出现，也确实在某种情况某一时段某个国家导致过专制的出现，但是从整体上看，宣传解放和权利的言论在西方确实也引发了自由、民主的思潮。所以，“鼓吹解放和权利的漂亮词句，比对秩序与权威的严峻强调，更容易走向专制的道路”，这是与事实不符的，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刘海波在谈到他在政治史上的发现后，接着说：“在教育中，对儿童自主选择、怀疑一切的讨好，比之强调服从、控制顽劣，更具有煽惑力，但却更愚昧而不自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是从教育史中得来的吗?但事实上，自从卢梭在《爱弥儿——论教育》中“发现”了儿童，康德、杜威、蒙台梭利等人都以此为基础建构了自己的教育理论，从而催生了教育中的哥白尼式革命，即从以成人为中心转变为以儿童为中心。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儿童教育实践依然受惠于这种教育思想，看不出儿童本位的教育思想“比对秩序与权威的严峻强调，更容易走向专制的道路”。
刘海波接着又说：“吾国传统经典的价值和能否在不求甚解的情况下要求儿童背诵，开明如薛涌先生的反对观点，竟建立在3－12岁儿童的喜好与否的基础上。”在这里，刘海波对薛涌的“开明”进行了针砭，因为薛涌反对儿童读经的观点竞建立在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喜好与否的理论基础之上。刘海波对此颇不以为然。刘海波自供，他的教育信念来自他家乡的教育传统：“我家乡父老至今流传的‘棍棒底下出孝子’，是话糙理不糙。”“正确的是非观念，良好的习惯，不是儿童的天性，而是日积月累的灌输甚至适度惩戒的结果。”不错，刘海波所说的确实是中国的教育传统之一，他认同并推崇这样的教育传统，自然认为薛涌的教育观念竟然以小孩子喜好与否为基础，简直是匪夷所思，所以他以为点出薛涌在这点上可笑而幼稚的“开明”，一定是点到了薛涌的死穴。然而刘海波不仅没有点到薛涌的死穴，恰恰相反，他把自己对现代教育的无知展现在世人面前。
薛涌文中谈到，语言大师E.B.White曾专门给孩子写书，讲一头猪和一只蜘蛛生死友谊的故事。在刘海波看来，这位老外竟然花时间给小孩子写“猫话狗话”这些骗人的东西，一定是白痴一个，正经事应当是研究“夏楚二物”(古人体罚学童的工具)以及“棍棒底下出孝子”中的棍棒，甚至应当青出于蓝胜于蓝，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将“夏楚二物”以及“棍棒底下出孝子”中的棍棒更新换代，这样才能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刘海波是研究宪政的学者，甚至还是“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学者”。既然是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学者，刘海波不至于不了解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法学家、哲学家，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的经济学、政治学、知识观、教育观，刘海波难道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话与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是多么的相悖吗?哈耶克会强迫小孩子们去死记硬背所谓经典吗?刘海波应当知道，全世界几乎都在承认以人为本的普遍价值，那么在儿童教育背景下，作为人的儿童理应成为教育的本位，教育理应以儿童为本。
二、“蔑视父母权威和厌恶背诵的儿童”
刘海波说：“薛涌文中所说的蔑视父母权威和厌恶背诵的儿童，还没有成年，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造就。”要理解其中的曲直，这里就不得不把薛涌文中相关的材料向读者作个交代。在《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一文中，薛涌提到：“笔者自己5岁的孩子在美国的幼儿园长大，从来没有背过什么，甚至没有读书识字。但是，她3岁就在问：‘如果说上帝创造了人，那么谁创造了上帝?’‘哪里是世界的尽头?’笔者鼓励她读书识字，说知识都是从书上来的。她马上反问：‘写第一本书的人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刘海波所说的“蔑视父母权威”的儿童就是指薛涌5岁的女儿。这个小孩子对她爸爸所说的知识来源于书本这种说法表示好奇，想进行研究，所以反问了一句“写第一本书的人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这是这个年龄的小孩子典型的“发生学问题”，更小的小孩子还会问“这是什么”“这是做什么用的”等问题。所以，一些哲学家，如美国的G.B.马修斯，认为儿童就是哲学家，能提出难倒成人哲学家的哲学问题。然而这些表现儿童探索天性的问题，在刘海波看来，竟然是“蔑视父母权威”。说到这里，我就想到了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提到的一件小事。
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3)
早先以为三味书屋中不喜欢小孩子提问的先生早就作古了，但现在刘海波把小孩子对她父亲的一个回问视为“蔑视父母权威”，我才知道，那位私塾先生尚未作古，他还活在有些中国年轻学者的灵魂里。所以蒋庆、秋风、刘海波所担心的中国传统失传的危机，看来并非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严重。就拿刘海波来说，他研究的是西方政治学，据说深谙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哈耶克式的学者，照蒋庆的说法，应当属于西化了的学者，属于丧失了儒学“书法”“家法”的学者，然而他却将小孩子对她父亲的一个追问视为“蔑视父母权威”，他所表现出的儒学教育传统如此纯正的“书法”“家法”和“师法”，应当让蒋庆喜开怀乐开花了吧!
薛涌在文中还提到另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被刘海波视为“厌恶背诵的儿童”。薛涌是这样介绍的：“一位友人在新加坡碰到一个华裔的孩子，那孩子直言不讳地说：‘我不是不想学中文，只是一见中文老师心里就烦。跟英文老师读书，人家循循善诱，双方平等讨论。中文老师上来就说你要记住这个，背诵那个，连为什么也不解释。谁有那个耐心?”’薛涌是通过这个小孩子来反省中国的教育传统，批评中国的儿童教育现状。这个小孩子以中西教育体验者的身份对中西教育、中西教师进行了对比，这是小孩子自己对中西教育的比较研究，同时也表明了小孩子对中西教育的选择。其实道理很简单，在儒家古代经典与E.B.White的童话《Charlotte’s Web》，(该书在中国大陆有任溶溶的中译本《夏洛的网》出版)之间，绝大部分小孩子会选择后者。
让小孩子阅读童话《夏洛的网》而不是去死记硬背古代儒家经典，我没有歧视和贬低古代儒家经典的任何意思，更没有秋风所说的“那种彻底地、绝对地反传统的心态”。相反，蒋庆先生主张的儿童读经运动却有反传统的嫌疑。例如，先秦《学记》把“禁于未发”作为“大学之道”的内容之一，意思是不要让处于童蒙阶段的那些应当学习“小学”的儿童学习抽象难懂的学术著作。然而蒋庆主张的胎教诵读和学龄前诵读便明显违背了《学记》的主张。《学记》里甚至还有专门反对死记硬背和灌输教学的主张：“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由乎!”在这里《学记》指出了死记硬背和灌输教学的种种危害。《学记》的教育思想也是传统，而且是比刘海波、秋风所说的传统还要早的传统。为什么不继承这种优秀传统，反而非要继承蒙昧的教育传统呢?然而奇怪的是，蒋庆恰恰将反对死记硬背的《学记》收入他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中，让胎儿、学龄前儿童去反复“听读”“诵读”。蒋庆推行的儿童读经运动，从表面上看，古代经典受到推崇和弘扬，然而实际上，蒋庆的做法与古代经典的主张多有悖离。
作为从事童年研究和儿童教育研究的人员，我是赞同和支持那个华裔小孩的判断和选择的。但是刘海波却对这两个孩子的前景一眼望断：“薛涌文中所说的蔑视父母权威和厌恶背诵的儿童，还没有成年，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造就。但是，经验和历史却告诉我们，道德习惯和修养，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教化的结果。正确的是非观念，良好的习惯，不是儿童的天性，而是日积月累的灌输甚至适度惩戒的结果。要培养孩子成为有用的、品行良好的社会成员，不是使他从小就怀疑一切，以自己为中心成为裁量一切的尺度，而是不加怀疑地学习和继承一个源远流长的伟大传统。”
现代儿童观和教育观最基本的原则是：承认儿童有一个不同于成人的独立生活，儿童有自己的世界观念；承认应当尊重儿童的世界，甚至应当欣赏和珍视每个儿童的童年：儿童的成长无法离开教育，但是教育必须尊重儿童的成长，才能有效地帮助儿童成长。刘海波所谓“正确的是非观念，良好的习惯，不是儿童的天性，而是日积月累的灌输甚至适度惩戒的结果”，这大概连蒋庆都会反对，因为蒋庆是主张读经的。《孟子》就认为人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认为人(当然包括儿童)拥有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就像人拥有四肢一样。照孟子的说法，我们可以推论，儿童拥有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这四心可以像生物学的四肢一样，只要有一定的外部条件，它们会按照它们的本性而成长和成熟。而这种推论，其实是与乔姆斯基的认知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的。儿童成长的内部根据和前提是儿童的潜能或天性，教育或教化等文化条件只是儿童成长的外部因素。尽管文化条件不可或缺，但是它们恰恰是要通过儿童的天性才能发挥作用的。这就意味着，教育必须研究和尊重儿童的天性，必须研究和尊重儿童的成长规律，必须研究和尊重儿童的世界。
也正因为如此，刘海波对教育的认识几乎是完全错误的。
三、“蒙昧的教育理念与传统观”
刘海波说：“薛涌先生赞成的那种教育方式，其成绩又如何呢，有什么经验证据告诉我们效果良好?怕是以放纵开始，以浅薄甚至野蛮告终。”其实“薛涌文中所说的蔑视父母权威和厌恶背诵的儿童”，正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儿童同步地同样地接受现代教育，我不能保证他们一定有什么造就，因为决定人成功与否的因素过于复杂。薛涌赞成的那种教育方式，其实就是西方的现代教育，它的成绩如何，刘海波可以看看西方近现代以来的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的学术成就，可以看看近现代以来西方的市场经济，可以看看西方的法制文明……但是，刘海波在文章快要结束的时候更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教育观念：“儿童的家长和被家长所托付的私塾先生，可以压制儿童看动画片、打游戏的自然喜好，而诱导且并不排除强迫儿童背诵经典，引导孩子们走入正道。为达此目的，笔者甚至赞成家长和家长的代理人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实施必要的惩戒。只要惩戒只是产生了暂时的疼痛而没有造成永久的伤害。”他的这份教育宣言，说穿了，其基本原理就是至今流传在他家乡的教育观念“棍棒底下出孝子”。有这样的教育信念，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为蒋庆鼓吹的儿童读经运动辩护了!
刘海波对家乡“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观念热情唱颂，宣称“正确的是非观念，良好的习惯，不是儿童的天性，而是日积月累的灌输甚至适度惩戒的结果”。如果持这种观念和立场的刘海波是“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学者”，那么我们不禁要请刘海波以及赋予刘海波如此称谓的人士和我们一道反思：自由 主义是什么?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是什么?
哈耶克在其著作《自由宪章》中是以这样的话来结束全书的正文的：“我们找不到比威廉·洪堡的话更好的话作为我们的结论，而100年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就在其论文《论自由》的开头引用过：‘最重要、居于首位的原则，这些书页中阐明的每个论点所集中论证的原则，就是人类最丰满、最多样的发展具有绝对和根本的重要性。’”这位被哈耶克和穆勒共同推崇的洪堡在其著作《论国家的作用》的最后一节里表述他写作全书时的基本心态，那就是：“在这中间(引者按：指作者写作该书的过程)，我深深感到我的心灵充满着对人的内在尊严和自由的尊重，唯有自由符合这种尊严。”而“棍棒底下出孝子”是对儿童内在尊严和自由的尊重吗?刘海波对“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认同与推崇，我以为是对自由的威胁，是对宽容的威胁。
在哈耶克那里，自由是什么?“一个人不受其他某人或某些人武断意志的强制，这种状态常常被看作‘个人的’(individual)或‘人身的’(personal)自由，当我们想让读者切记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自由’一词时，我们总是使用这种表达方式。”“自由历来指人们按照自己的决定和计划去行动的可能性，与此相反的一种状况是某人不得不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在他人专断的强制下被迫以特定方式去行动或放弃行动。因此，对自由的传统解释是：‘不受他人武断意志的支配。’”“‘强制’是极其有害的，它能使你不再是一个能够思考问题、判断价值的人，而成为受人操纵的工具。”然而，刘海波却认为：“正确的是非观念，良好的习惯，不是儿童的天性，而是日积月累的灌输甚至适度惩戒的结果。”这与哈耶克的“自由”思想是相悖的。我没有看过刘海波所有的文章，所以不敢说刘海波的学术思想是反自由的。然而，单从《蒙昧的教育理念与传统观——评薛涌先生的反读经观点》这篇文章来看，刘海波可谓是自由的敌人，是哈耶克的敌人，而不是“哈耶克式”的学者。
刘海波用“蒙昧的教育理念与传统观”作为题目来批评薛涌的反读经观点，这么好的题目，如果用在评论刘海波自己的儿童教育观上面，是否才算恰当呢?我想，答案藏在读者心里。
“儿童读经”是中国文化、中国教育的-二种传统，却是不好的传统。薛涌称蒋庆的读经理论是“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年轻学者刘海波、秋风则为蒋庆辩护，这进一步说明，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是中国文化的盲点。两种不同的儿童观念，两种不同的教育学说，会造就两种不同的童年，两种不同的人生，甚至两种不同的人。这两种儿童观念和教育学说的对立，其实就是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对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儿童教育的现代化，而儿童教育的现代化需要改造儿童教育的传统观念，需要建设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
关键词 儿童读经；儿童教育；文化传统
中图分类号 G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604(2008)10－0007－05
2004年4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蒋庆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同年7月8日，薛涌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评蒋庆的读经运动》，批评蒋庆有关倡导儿童读经的言论，由此引发了刘海波、秋风等人与薛涌的激烈论辩。这次论辩其实是传统教育观念与现代教育观念的一次交锋。在论辩中，刘海波以“蒙昧的教育理念与传统观——评薛涌先生的反读经观点”为文章标题，批评薛涌反对儿童读经的言论。(本文所引刘海波言论均出自该文，不另作注释。)刘海波是在北京大学获得政治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他对待儿童读经的态度在青年学者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刘海波在儿童读经论辩中的言论进行讨论，对于认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根本区别，对于宣传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棍棒底下出孝子”
在与薛涌论辩的几篇文章中，刘海波的《蒙昧的教育理念与传统观——评薛涌先生的反读经观点》是最有锋芒的，也是最令人忧虑的。
刘海波是研究政治学的学者，自然谙熟政治史，但是他写道：“在政治史中，鼓吹解放和权利的漂亮词句，比对秩序与权威的严峻强调，更容易走向专制的道路。”我没有专门研究过政治史，但是凭借自己仅有的一点常识，我便无法信服刘海波的话。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时期，那些鼓吹解放和权利的漂亮词句确实屡屡出现，也确实在某种情况某一时段某个国家导致过专制的出现，但是从整体上看，宣传解放和权利的言论在西方确实也引发了自由、民主的思潮。所以，“鼓吹解放和权利的漂亮词句，比对秩序与权威的严峻强调，更容易走向专制的道路”，这是与事实不符的，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刘海波在谈到他在政治史上的发现后，接着说：“在教育中，对儿童自主选择、怀疑一切的讨好，比之强调服从、控制顽劣，更具有煽惑力，但却更愚昧而不自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是从教育史中得来的吗?但事实上，自从卢梭在《爱弥儿——论教育》中“发现”了儿童，康德、杜威、蒙台梭利等人都以此为基础建构了自己的教育理论，从而催生了教育中的哥白尼式革命，即从以成人为中心转变为以儿童为中心。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儿童教育实践依然受惠于这种教育思想，看不出儿童本位的教育思想“比对秩序与权威的严峻强调，更容易走向专制的道路”。
刘海波接着又说：“吾国传统经典的价值和能否在不求甚解的情况下要求儿童背诵，开明如薛涌先生的反对观点，竟建立在3－12岁儿童的喜好与否的基础上。”在这里，刘海波对薛涌的“开明”进行了针砭，因为薛涌反对儿童读经的观点竞建立在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喜好与否的理论基础之上。刘海波对此颇不以为然。刘海波自供，他的教育信念来自他家乡的教育传统：“我家乡父老至今流传的‘棍棒底下出孝子’，是话糙理不糙。”“正确的是非观念，良好的习惯，不是儿童的天性，而是日积月累的灌输甚至适度惩戒的结果。”不错，刘海波所说的确实是中国的教育传统之一，他认同并推崇这样的教育传统，自然认为薛涌的教育观念竟然以小孩子喜好与否为基础，简直是匪夷所思，所以他以为点出薛涌在这点上可笑而幼稚的“开明”，一定是点到了薛涌的死穴。然而刘海波不仅没有点到薛涌的死穴，恰恰相反，他把自己对现代教育的无知展现在世人面前。
薛涌文中谈到，语言大师E.B.White曾专门给孩子写书，讲一头猪和一只蜘蛛生死友谊的故事。在刘海波看来，这位老外竟然花时间给小孩子写“猫话狗话”这些骗人的东西，一定是白痴一个，正经事应当是研究“夏楚二物”(古人体罚学童的工具)以及“棍棒底下出孝子”中的棍棒，甚至应当青出于蓝胜于蓝，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将“夏楚二物”以及“棍棒底下出孝子”中的棍棒更新换代，这样才能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刘海波是研究宪政的学者，甚至还是“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学者”。既然是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学者，刘海波不至于不了解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法学家、哲学家，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的经济学、政治学、知识观、教育观，刘海波难道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话与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是多么的相悖吗?哈耶克会强迫小孩子们去死记硬背所谓经典吗?刘海波应当知道，全世界几乎都在承认以人为本的普遍价值，那么在儿童教育背景下，作为人的儿童理应成为教育的本位，教育理应以儿童为本。
二、“蔑视父母权威和厌恶背诵的儿童”
刘海波说：“薛涌文中所说的蔑视父母权威和厌恶背诵的儿童，还没有成年，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造就。”要理解其中的曲直，这里就不得不把薛涌文中相关的材料向读者作个交代。在《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一文中，薛涌提到：“笔者自己5岁的孩子在美国的幼儿园长大，从来没有背过什么，甚至没有读书识字。但是，她3岁就在问：‘如果说上帝创造了人，那么谁创造了上帝?’‘哪里是世界的尽头?’笔者鼓励她读书识字，说知识都是从书上来的。她马上反问：‘写第一本书的人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刘海波所说的“蔑视父母权威”的儿童就是指薛涌5岁的女儿。这个小孩子对她爸爸所说的知识来源于书本这种说法表示好奇，想进行研究，所以反问了一句“写第一本书的人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这是这个年龄的小孩子典型的“发生学问题”，更小的小孩子还会问“这是什么”“这是做什么用的”等问题。所以，一些哲学家，如美国的G.B.马修斯，认为儿童就是哲学家，能提出难倒成人哲学家的哲学问题。然而这些表现儿童探索天性的问题，在刘海波看来，竟然是“蔑视父母权威”。说到这里，我就想到了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提到的一件小事。
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3)
早先以为三味书屋中不喜欢小孩子提问的先生早就作古了，但现在刘海波把小孩子对她父亲的一个回问视为“蔑视父母权威”，我才知道，那位私塾先生尚未作古，他还活在有些中国年轻学者的灵魂里。所以蒋庆、秋风、刘海波所担心的中国传统失传的危机，看来并非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严重。就拿刘海波来说，他研究的是西方政治学，据说深谙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哈耶克式的学者，照蒋庆的说法，应当属于西化了的学者，属于丧失了儒学“书法”“家法”的学者，然而他却将小孩子对她父亲的一个追问视为“蔑视父母权威”，他所表现出的儒学教育传统如此纯正的“书法”“家法”和“师法”，应当让蒋庆喜开怀乐开花了吧!
薛涌在文中还提到另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被刘海波视为“厌恶背诵的儿童”。薛涌是这样介绍的：“一位友人在新加坡碰到一个华裔的孩子，那孩子直言不讳地说：‘我不是不想学中文，只是一见中文老师心里就烦。跟英文老师读书，人家循循善诱，双方平等讨论。中文老师上来就说你要记住这个，背诵那个，连为什么也不解释。谁有那个耐心?”’薛涌是通过这个小孩子来反省中国的教育传统，批评中国的儿童教育现状。这个小孩子以中西教育体验者的身份对中西教育、中西教师进行了对比，这是小孩子自己对中西教育的比较研究，同时也表明了小孩子对中西教育的选择。其实道理很简单，在儒家古代经典与E.B.White的童话《Charlotte’s Web》，(该书在中国大陆有任溶溶的中译本《夏洛的网》出版)之间，绝大部分小孩子会选择后者。
让小孩子阅读童话《夏洛的网》而不是去死记硬背古代儒家经典，我没有歧视和贬低古代儒家经典的任何意思，更没有秋风所说的“那种彻底地、绝对地反传统的心态”。相反，蒋庆先生主张的儿童读经运动却有反传统的嫌疑。例如，先秦《学记》把“禁于未发”作为“大学之道”的内容之一，意思是不要让处于童蒙阶段的那些应当学习“小学”的儿童学习抽象难懂的学术著作。然而蒋庆主张的胎教诵读和学龄前诵读便明显违背了《学记》的主张。《学记》里甚至还有专门反对死记硬背和灌输教学的主张：“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由乎!”在这里《学记》指出了死记硬背和灌输教学的种种危害。《学记》的教育思想也是传统，而且是比刘海波、秋风所说的传统还要早的传统。为什么不继承这种优秀传统，反而非要继承蒙昧的教育传统呢?然而奇怪的是，蒋庆恰恰将反对死记硬背的《学记》收入他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中，让胎儿、学龄前儿童去反复“听读”“诵读”。蒋庆推行的儿童读经运动，从表面上看，古代经典受到推崇和弘扬，然而实际上，蒋庆的做法与古代经典的主张多有悖离。
作为从事童年研究和儿童教育研究的人员，我是赞同和支持那个华裔小孩的判断和选择的。但是刘海波却对这两个孩子的前景一眼望断：“薛涌文中所说的蔑视父母权威和厌恶背诵的儿童，还没有成年，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造就。但是，经验和历史却告诉我们，道德习惯和修养，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教化的结果。正确的是非观念，良好的习惯，不是儿童的天性，而是日积月累的灌输甚至适度惩戒的结果。要培养孩子成为有用的、品行良好的社会成员，不是使他从小就怀疑一切，以自己为中心成为裁量一切的尺度，而是不加怀疑地学习和继承一个源远流长的伟大传统。”
现代儿童观和教育观最基本的原则是：承认儿童有一个不同于成人的独立生活，儿童有自己的世界观念；承认应当尊重儿童的世界，甚至应当欣赏和珍视每个儿童的童年：儿童的成长无法离开教育，但是教育必须尊重儿童的成长，才能有效地帮助儿童成长。刘海波所谓“正确的是非观念，良好的习惯，不是儿童的天性，而是日积月累的灌输甚至适度惩戒的结果”，这大概连蒋庆都会反对，因为蒋庆是主张读经的。《孟子》就认为人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认为人(当然包括儿童)拥有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就像人拥有四肢一样。照孟子的说法，我们可以推论，儿童拥有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这四心可以像生物学的四肢一样，只要有一定的外部条件，它们会按照它们的本性而成长和成熟。而这种推论，其实是与乔姆斯基的认知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的。儿童成长的内部根据和前提是儿童的潜能或天性，教育或教化等文化条件只是儿童成长的外部因素。尽管文化条件不可或缺，但是它们恰恰是要通过儿童的天性才能发挥作用的。这就意味着，教育必须研究和尊重儿童的天性，必须研究和尊重儿童的成长规律，必须研究和尊重儿童的世界。
也正因为如此，刘海波对教育的认识几乎是完全错误的。
三、“蒙昧的教育理念与传统观”
刘海波说：“薛涌先生赞成的那种教育方式，其成绩又如何呢，有什么经验证据告诉我们效果良好?怕是以放纵开始，以浅薄甚至野蛮告终。”其实“薛涌文中所说的蔑视父母权威和厌恶背诵的儿童”，正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儿童同步地同样地接受现代教育，我不能保证他们一定有什么造就，因为决定人成功与否的因素过于复杂。薛涌赞成的那种教育方式，其实就是西方的现代教育，它的成绩如何，刘海波可以看看西方近现代以来的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的学术成就，可以看看近现代以来西方的市场经济，可以看看西方的法制文明……但是，刘海波在文章快要结束的时候更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教育观念：“儿童的家长和被家长所托付的私塾先生，可以压制儿童看动画片、打游戏的自然喜好，而诱导且并不排除强迫儿童背诵经典，引导孩子们走入正道。为达此目的，笔者甚至赞成家长和家长的代理人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实施必要的惩戒。只要惩戒只是产生了暂时的疼痛而没有造成永久的伤害。”他的这份教育宣言，说穿了，其基本原理就是至今流传在他家乡的教育观念“棍棒底下出孝子”。有这样的教育信念，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为蒋庆鼓吹的儿童读经运动辩护了!
刘海波对家乡“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观念热情唱颂，宣称“正确的是非观念，良好的习惯，不是儿童的天性，而是日积月累的灌输甚至适度惩戒的结果”。如果持这种观念和立场的刘海波是“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学者”，那么我们不禁要请刘海波以及赋予刘海波如此称谓的人士和我们一道反思：自由 主义是什么?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是什么?
哈耶克在其著作《自由宪章》中是以这样的话来结束全书的正文的：“我们找不到比威廉·洪堡的话更好的话作为我们的结论，而100年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就在其论文《论自由》的开头引用过：‘最重要、居于首位的原则，这些书页中阐明的每个论点所集中论证的原则，就是人类最丰满、最多样的发展具有绝对和根本的重要性。’”这位被哈耶克和穆勒共同推崇的洪堡在其著作《论国家的作用》的最后一节里表述他写作全书时的基本心态，那就是：“在这中间(引者按：指作者写作该书的过程)，我深深感到我的心灵充满着对人的内在尊严和自由的尊重，唯有自由符合这种尊严。”而“棍棒底下出孝子”是对儿童内在尊严和自由的尊重吗?刘海波对“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认同与推崇，我以为是对自由的威胁，是对宽容的威胁。
在哈耶克那里，自由是什么?“一个人不受其他某人或某些人武断意志的强制，这种状态常常被看作‘个人的’(individual)或‘人身的’(personal)自由，当我们想让读者切记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自由’一词时，我们总是使用这种表达方式。”“自由历来指人们按照自己的决定和计划去行动的可能性，与此相反的一种状况是某人不得不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在他人专断的强制下被迫以特定方式去行动或放弃行动。因此，对自由的传统解释是：‘不受他人武断意志的支配。’”“‘强制’是极其有害的，它能使你不再是一个能够思考问题、判断价值的人，而成为受人操纵的工具。”然而，刘海波却认为：“正确的是非观念，良好的习惯，不是儿童的天性，而是日积月累的灌输甚至适度惩戒的结果。”这与哈耶克的“自由”思想是相悖的。我没有看过刘海波所有的文章，所以不敢说刘海波的学术思想是反自由的。然而，单从《蒙昧的教育理念与传统观——评薛涌先生的反读经观点》这篇文章来看，刘海波可谓是自由的敌人，是哈耶克的敌人，而不是“哈耶克式”的学者。
刘海波用“蒙昧的教育理念与传统观”作为题目来批评薛涌的反读经观点，这么好的题目，如果用在评论刘海波自己的儿童教育观上面，是否才算恰当呢?我想，答案藏在读者心里。
“儿童读经”是中国文化、中国教育的-二种传统，却是不好的传统。薛涌称蒋庆的读经理论是“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年轻学者刘海波、秋风则为蒋庆辩护，这进一步说明，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是中国文化的盲点。两种不同的儿童观念，两种不同的教育学说，会造就两种不同的童年，两种不同的人生，甚至两种不同的人。这两种儿童观念和教育学说的对立，其实就是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对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儿童教育的现代化，而儿童教育的现代化需要改造儿童教育的传统观念，需要建设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