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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在国际事务问题上还是个新手。那时，他刚刚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在“水门事件”中竭力维护理查德·尼克松。要不是尼克松辞职，他差点就当上了副总统。作为给他的安慰奖，他得到了担任美国驻巴黎或伦敦大使的美差。可他却选择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去，那时。华盛顿刚刚在那里开设了“联络处”。布什实际上是美国驻广袤神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
从1974年10月到1975年12月，布什在中国的这段经历开始让他了解国际体系的运作方式，最重要的是，他了解了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在中国期间，他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通过口述的方式录在磁带上。这些录音后来被整理成日记，将集成《乔治·H·w·布什的中国日记》一书于明年3月出版。以下是日记的部分摘录：
1974年10月21日
对于前往中国的选择，我自问道：“我是在逃避什么吗……是在逃避媒体夸大事实的无礼、‘水门事件’以及一切丑陋的事吗?我是在选择简单的方式解决问题吗?”我认为答案是“不是”，我去中国是因为它的神秘与魅力。
国务院的人似乎对我们的对华政策吓得要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过于守口如瓶……官员似乎不愿采取任何主动。我希望我能有机会结识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不论他会是谁。所有人都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的超兴奋的政治本能告诉我，这份工作的乐趣将在于进行更多的尝试。
1974年10月22日
毛主席接见了丹麦首相，对于毛身在何处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丹麦人不方便说，因为他们发誓要对此保密。有人认为毛到乡下去了，好看看北京的统治集团会怎么做。还有人认为他就在北京，毕竟他年事已高。但问题在于人们不知道他在哪儿。人们猜测、谈论着这件事。这是拥有8亿人口的国家，但保密工作却做得如此之好。至少我们听不到什么。惊人，简直太惊人了。
1974年lO月27日
周六，我和(外交官)约翰以及玛莎·霍尔德里奇一起爬了西山。沿途景色很美，但爬起来很累。西山门前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禁摘红叶”，可一路上，我们看到士兵和孩子的手里都拿着红叶。叶子是秋天的鲜红色。山路有点脏。到处都是尘土，还有冰棍包装纸。这让我想起纽约的某些地方。整个公园里到处都是宣传喇叭。喇叭开始并没有放广播。但当广播开始响起时，走在我们前面、身穿灰色毛式中山装的4个小孩彼此看了一眼，随后其中一个人用手捂住耳朵，好像要挡住广播的声音。
1974年11月1日
我前去拜访(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他个头很矮。我们到达后，先被领到了屋子中间与他合影。我和霍尔德里奇分别站在很矮的邓两边。随后，我们走进会客厅，在那里进行了长时间气氛友好的会谈……我向他表明了我的立场，即我们的对华政策必须有明显的进展。邓显得很克制，谈到了农业人口数据，对印度表示关切，还认为我们在印巴战争中没有尽力。我太客气了，没敢问他中国为印巴冲突做了些什么。
1974年11月3日
昨天，我们的一位同事在十三陵遇到了一件事。他开的车前轮刚刚越过“外国人不得越过此线”的标识后，就被一位解放军拦了下来。经过两个半小时的争吵，终于来了另外的军官，他才获准离开……这展示了友谊、宴会和礼貌的另一面。还有一件事，我要在办公室里挂张地图。一位官员把一张地图交给了一名中国人去镶框。那个中国木匠回来后大骂我们的官员，说台湾的颜色和中国其它地区的颜色不一样，因此地图不能用。他喋喋不休地骂了好长一段时间，官员没办法只好收回地图。
1974年11月17日
读“红色新闻”，看到中国攻击美国的消息真让人恼火。中国觉得它必须攻击美国，认为美国是帝国主义，是小国的剥削者，等等。我内心感觉这些中国领导人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人们如何能把这种观点与他们要坦诚交往、开诚布公以及“信守诺言”的愿望等等平衡起来?另外，中国是否明白我们是不是会在这些方面回击它呢?我们不会那么做，我认为我们不应当那么做。然而，我很纳闷，如果我们攻击他们封闭僵死的制度、完全缺乏个人自由，那他们会有何感觉?
1974年12月16日
中国到美国举办考古文物展览。那些异彩纷呈的文物在华盛顿的国立艺术馆展出。但我们错失了一次维护新闻自由的重大机会。中国坚持要限制以色列、南非、韩国等国的记者到场采访。美国方面没有坚决捍卫新闻自由，国务院、国立艺术馆和中国方面达成了协议，有了协议，中国便我行我素。在美国，在这种根本问题上，我们不可以屈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就像苏联过去一样，极易招致抨击。毫无疑问，有朝一日国会会把注意力转向中国政策的这些方面。因此，我们不可以容许他们在美国为所欲为。
1975年2月17日
回国后，我惊讶地发现国内普遍存在抑郁、涣散和沮丧的情绪。尽管如此，我对我们的国家满怀信心。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自信——自信我们有能力应付一切。如果我们把这种沮丧和失意的情绪表现出来，那会让全世界的人看出来。人们如果发现我们无法履行承诺，就会感到疑惑。我想到了柬埔寨，想到了越南，我想，如果我们无法履行我们作出的承诺，那中国和其它国家的政府会怎么想……赢得他们的信任，真心实意、坦诚相待，对我们的关系非常重要。尽管他们跟人打交道历来很注重细节。我认为，我们与他们打交道的时候不要采取这种方式。毕竟我们是美国人。我们一定要按我们的方式行事。
1975年4月30日
我参加荷兰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在那里，从来宾的闲谈中，而不是从国务院的电报里，我听到南越投降的消息。越共的外交官也在场，三个人高兴地飞奔了出去。越南使馆立即举行庆典，红旗飘飘，鞭炮声声。……我有点儿恼火，居然是在酒会上听到南越投降的消息。
1975年5月29日
想跟中國人走得近些怎么这么难，这一再让我惊诧。这项工作太难。我自认为比别人更了解他们，与他们的私人交情比别人好，但你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打电话了解点儿情况、谈论一下东南亚、俄国或其它国家的问题，都是不可能的事。那绝对不可能。如果他们有事想跟你谈，他们会打电话给你，不过，很长时间……也没这种事发生。
1975年7月30日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声音。清晨，公园里响起了歌声——通常都是嘹亮动听的嗓音。孩子们走队列时喊着“一二一”的口令声。北京城内从不间断的喇叭声、自行车的车铃声，孩子们在附近公园玩耍时的欢笑声，还有，无论是在火车、公园、建筑工地还是其它什么地方，随处都可听到广播声。到了七八月份，还有蟋蟀声。
从1974年10月到1975年12月，布什在中国的这段经历开始让他了解国际体系的运作方式，最重要的是，他了解了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在中国期间，他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通过口述的方式录在磁带上。这些录音后来被整理成日记，将集成《乔治·H·w·布什的中国日记》一书于明年3月出版。以下是日记的部分摘录：
1974年10月21日
对于前往中国的选择，我自问道：“我是在逃避什么吗……是在逃避媒体夸大事实的无礼、‘水门事件’以及一切丑陋的事吗?我是在选择简单的方式解决问题吗?”我认为答案是“不是”，我去中国是因为它的神秘与魅力。
国务院的人似乎对我们的对华政策吓得要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过于守口如瓶……官员似乎不愿采取任何主动。我希望我能有机会结识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不论他会是谁。所有人都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的超兴奋的政治本能告诉我，这份工作的乐趣将在于进行更多的尝试。
1974年10月22日
毛主席接见了丹麦首相，对于毛身在何处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丹麦人不方便说，因为他们发誓要对此保密。有人认为毛到乡下去了，好看看北京的统治集团会怎么做。还有人认为他就在北京，毕竟他年事已高。但问题在于人们不知道他在哪儿。人们猜测、谈论着这件事。这是拥有8亿人口的国家，但保密工作却做得如此之好。至少我们听不到什么。惊人，简直太惊人了。
1974年lO月27日
周六，我和(外交官)约翰以及玛莎·霍尔德里奇一起爬了西山。沿途景色很美，但爬起来很累。西山门前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禁摘红叶”，可一路上，我们看到士兵和孩子的手里都拿着红叶。叶子是秋天的鲜红色。山路有点脏。到处都是尘土，还有冰棍包装纸。这让我想起纽约的某些地方。整个公园里到处都是宣传喇叭。喇叭开始并没有放广播。但当广播开始响起时，走在我们前面、身穿灰色毛式中山装的4个小孩彼此看了一眼，随后其中一个人用手捂住耳朵，好像要挡住广播的声音。
1974年11月1日
我前去拜访(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他个头很矮。我们到达后，先被领到了屋子中间与他合影。我和霍尔德里奇分别站在很矮的邓两边。随后，我们走进会客厅，在那里进行了长时间气氛友好的会谈……我向他表明了我的立场，即我们的对华政策必须有明显的进展。邓显得很克制，谈到了农业人口数据，对印度表示关切，还认为我们在印巴战争中没有尽力。我太客气了，没敢问他中国为印巴冲突做了些什么。
1974年11月3日
昨天，我们的一位同事在十三陵遇到了一件事。他开的车前轮刚刚越过“外国人不得越过此线”的标识后，就被一位解放军拦了下来。经过两个半小时的争吵，终于来了另外的军官，他才获准离开……这展示了友谊、宴会和礼貌的另一面。还有一件事，我要在办公室里挂张地图。一位官员把一张地图交给了一名中国人去镶框。那个中国木匠回来后大骂我们的官员，说台湾的颜色和中国其它地区的颜色不一样，因此地图不能用。他喋喋不休地骂了好长一段时间，官员没办法只好收回地图。
1974年11月17日
读“红色新闻”，看到中国攻击美国的消息真让人恼火。中国觉得它必须攻击美国，认为美国是帝国主义，是小国的剥削者，等等。我内心感觉这些中国领导人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人们如何能把这种观点与他们要坦诚交往、开诚布公以及“信守诺言”的愿望等等平衡起来?另外，中国是否明白我们是不是会在这些方面回击它呢?我们不会那么做，我认为我们不应当那么做。然而，我很纳闷，如果我们攻击他们封闭僵死的制度、完全缺乏个人自由，那他们会有何感觉?
1974年12月16日
中国到美国举办考古文物展览。那些异彩纷呈的文物在华盛顿的国立艺术馆展出。但我们错失了一次维护新闻自由的重大机会。中国坚持要限制以色列、南非、韩国等国的记者到场采访。美国方面没有坚决捍卫新闻自由，国务院、国立艺术馆和中国方面达成了协议，有了协议，中国便我行我素。在美国，在这种根本问题上，我们不可以屈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就像苏联过去一样，极易招致抨击。毫无疑问，有朝一日国会会把注意力转向中国政策的这些方面。因此，我们不可以容许他们在美国为所欲为。
1975年2月17日
回国后，我惊讶地发现国内普遍存在抑郁、涣散和沮丧的情绪。尽管如此，我对我们的国家满怀信心。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自信——自信我们有能力应付一切。如果我们把这种沮丧和失意的情绪表现出来，那会让全世界的人看出来。人们如果发现我们无法履行承诺，就会感到疑惑。我想到了柬埔寨，想到了越南，我想，如果我们无法履行我们作出的承诺，那中国和其它国家的政府会怎么想……赢得他们的信任，真心实意、坦诚相待，对我们的关系非常重要。尽管他们跟人打交道历来很注重细节。我认为，我们与他们打交道的时候不要采取这种方式。毕竟我们是美国人。我们一定要按我们的方式行事。
1975年4月30日
我参加荷兰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在那里，从来宾的闲谈中，而不是从国务院的电报里，我听到南越投降的消息。越共的外交官也在场，三个人高兴地飞奔了出去。越南使馆立即举行庆典，红旗飘飘，鞭炮声声。……我有点儿恼火，居然是在酒会上听到南越投降的消息。
1975年5月29日
想跟中國人走得近些怎么这么难，这一再让我惊诧。这项工作太难。我自认为比别人更了解他们，与他们的私人交情比别人好，但你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打电话了解点儿情况、谈论一下东南亚、俄国或其它国家的问题，都是不可能的事。那绝对不可能。如果他们有事想跟你谈，他们会打电话给你，不过，很长时间……也没这种事发生。
1975年7月30日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声音。清晨，公园里响起了歌声——通常都是嘹亮动听的嗓音。孩子们走队列时喊着“一二一”的口令声。北京城内从不间断的喇叭声、自行车的车铃声，孩子们在附近公园玩耍时的欢笑声，还有，无论是在火车、公园、建筑工地还是其它什么地方，随处都可听到广播声。到了七八月份，还有蟋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