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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国恢复了中断12年的研究生制度，迄今整整四十周年。40年来，我国研究生工作不断前行，成就斐然，培养的研究生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和科研工作最主要的力量，也成为其他各行业的骨干人才。一批批学子接受研究生教育，在文化建设的大潮中成为弄潮儿，作出重要贡献，谱写历史新篇章。可以预期，四十年前恢复研究生制度的举措必将永垂青史。我本人是这一制度的见证人和受益者。
我原来工作的单位是湖北大学，湖大当时还不是博士学位授权单位。2003年我由湖北大学引进到北大中文系，同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迄今已整整15年，为国内外培养了14位博士，还有多名博士生在读。已毕业的博士及博士论文依次是：李建强《来母字及相关声母字的上古音研究》（2006年，已出版），崔彦《〈全金诗〉韵部研究》（2008年，已出版），孙洪伟《上古至中古主之谓结构研究》（2008年），张忠堂《汉语变声构词研究》（2010年，已出版），廉载雄《汉语“浊上变去”研究》（2010年，韩国留学生），张冰《〈经典释文〉〈博雅音〉的音系研究及与〈切韵〉的比较》（2010年，即将出版），刘莉《汉魏音读异读字研究》（与耿振生教授合带，2012年），郑妞《上古牙喉音特殊谐声关系研究》（2012年，已获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即将出版），齐晓燕《上古歌月元三部及其他韵部的通转关系研究》（2015年），万群《〈国语〉名动关系研究》（2015年，已获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即将出版），赵团员《上古汉语变韵构词研究》（2016年），陈秀然《同义词词义发展中的平行现象研究——根据平行例证区分词义引申和用字假借》（2017年），王先云《上古汉语动作结果动词研究》（2017年），丁姝《上古幽觉部开合口研究》（2017年）。这些博士论文取得了实绩，引起学界关注。
这些博士论文贯彻的宗旨鲜明：以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为根，取世界语言学的精华而融通之，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之路，为繁荣中国语言学而奋斗。我和我的博士生们具有大致相同的学术理念，对发展中国语言学凝成高度共识，为之奋斗。2002年起，我自始至终参加国际汉语学界开展的一场汉语音韵学方法论的大论战，站在前列，展开中西学者平等对话，不俯视，不仰视，一切以求真务实为依归，力图真正服务于文化建设。这场论战，参加的人数多，国际化程度高，讨论激烈壮观，研究问题深入，波及范围广，影响深远，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前所未有。我们逐渐凝成上述宗旨，这也是中国语言学界绝大多数同仁的共识。我在多篇文章中有针对性地论述这一理念；指导研究生，贯穿了这一宗旨，得到充分认可。我与我的博士生们教学相长，彼此互相影响，令人欣慰。
在汉语史领域，这些博士论文涉及的具体领域比较宽，音义关系、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从研究对象的起止时间说，对上古到金元时期的语言史均有涉及，以先秦两汉为主。汉语史这门学科，一个重要的本土来源，是我国传统的小学。传统小学迄今有两千多年历史，著述如林。既往有很多研究成果可资吸取；理论上，人们对汉语史的认识，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角度说，都没有穷尽，也不可能穷尽，但要出新颇不容易。在我看来，我所指导的这些博士生，基本上都能涵咏古书，读书得间；其博士论文，都是真正从实践、从阅读古书中提出问题，研究的是真问题；有的题目是我帮助选定的，有的是博士生自己选题。他们不汲汲于“接轨”“换轨”“转轨”，脚踏实地，真正将汉语史问题弄清楚。我认为，这是其博士论文没有流于浮泛而真正出新的一条重要经验。
音义关系研究是语言研究的基础工作。语言符号是音义结合体，一般来说，音义结合体是语言符号区别于世界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一种语言中，一个符号区别于另外一个符号的本质属性也在于它们的音义结合关系不同。研究汉语，首先就要确定你所研究的是不是汉语符号，并将不同的汉语符号区分开，这样才能真正科学地研究汉语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汉字史。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其实都离不开音义关系。汉语史各领域的研究，重视整体性考察，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也是我指导的论文具有统摄性的一个特点。我指导的研究生，无论喜欢文字学、音韵学、词汇学，还是语法学，都能够自觉地、有意识地关注到汉语各层面之间的有机联系，在研究方法上对汉语史研究有重要推进。例如万群《〈国语〉名动关系研究》充分吸收音变构词研究成果，将名动关系研究导向一个新高度。只有充分研究好音义关系，才能为相关学科提供基础服务。我国历代学者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反映汉语音义关系的材料，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多缺乏规整、提炼的功夫，留下深深遗憾。
专题研究音义关系的有张忠堂《汉语变声构词研究》和赵团员《上古汉语变韵构词研究》，分别是第一篇专门研究汉语变声构词、变韵构词的论著；刘莉《汉魏音读异读字研究》也在这方面做出成绩。他们较为充分占有相关材料，十分注重个案分析，绝大多数变声构词、变韵构词的考辨能自出新意，完全能站住脚；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分析，多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很有参考价值，推进了汉语音义关系研究。
汉语上古音研究，不仅语言研究需要它，而且先秦古书的正确释读离不开它，因此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有重要的作用。我国学术史上一些重要的学术推进，上古音研究都起先导作用。近几十年来，该领域人才断档现象严重，可信的成果寥寥，我发愿多指导这方面的博士论文。李建强《来母字及相关声母字的上古音研究》、郑妞《上古牙喉音特殊谐声关系研究》、齐晓燕《上古歌月元三部及其他韵部的通转关系研究》、丁姝《上古幽觉部开合口研究》都是该领域的力作。他们的选题都较小，角度新颖，针对性强；关注近几十年上古音研究的重大关切，从微觀角度切入。这些都是以前没有注意到的选题，论文作者都能深入挖掘；非常注重全面收集材料，做细密分析，将微观研究和宏观分析有机结合起来，澄清了既往的不少误解，将人们对于上古音的认识推进到新高度，对摆正上古音研究方向起到明显的作用。李建强《来母字及相关声母字的上古音研究》出版后获得高度评价，产生很大反响；郑妞《上古牙喉音特殊谐声关系研究》当年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后期资助。
崔彦《〈全金诗〉韵部研究》，廉载雄《汉语“浊上变去”研究》，张冰《〈经典释文〉〈博雅音〉的音系研究及与〈切韵〉的比较》是研究南北朝至金元时期语音演变的博士论文，关注学术界已有一定成果而研究得很不够的选题，或在材料的占有上达到新高度，或在研究方法上有新拓展，或采取新的论证角度，或兼而有之，都解决了语音史上的实际问题，推进了相关研究，获得好评。《〈全金诗〉韵部研究》2009年获得大连市政府出版资助，2014年获得大连市优秀著作奖一等奖。
词汇史研究方面，陈秀然《同义词词义发展中的平行现象研究》，借助我提出的区别古代文献语言中词义引申和用字假借的具体办法，较为详细占有语料，细致、绵密地解决了一些字到底是词义引申还是用字假借问题，对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有推进。
语法史的研究，这些年来对既往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既有成果没有多少矫正，避难趋易的现象很严重，研究对象详于今而略于古，对传世最早文献的语法研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多集中在近现代，近现代文献的释读理解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孙洪伟《上古至中古主之谓结构研究》，万群《〈国语〉名动关系研究》，王先云《上古汉语动作结果动词研究》力图弥补此缺憾，致力于研究上古语法。这三篇论文选题难度不小，是很尖端的选题，但都能做到材料翔实，角度新颖，分析较透彻，做得很出色，获得高度评价。他们论文的部分内容都发表在刊物上，得到嘉评。万群《〈国语〉名动关系研究》当年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后期资助。
回顾这些博士生的博士论文写作情况，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学术研究离不开学术碰撞。各位博士在北大学习、研究，认真阅读导师所列的必读书，继承了实事求是的学风，博士论文从选题到每一个重要结论的得出，往往由我组织，或他们自发组织论文报告会，跟邵永海等老师，以及同门师兄弟，同专业甚至相关专业的同学互相切磋，互相碰撞，绽放出奇妙的智慧花朵。这种求学的风气，对后来的同学有良好的传帮带作用，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中国训诂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音韵学会理事。）
我原来工作的单位是湖北大学，湖大当时还不是博士学位授权单位。2003年我由湖北大学引进到北大中文系，同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迄今已整整15年，为国内外培养了14位博士，还有多名博士生在读。已毕业的博士及博士论文依次是：李建强《来母字及相关声母字的上古音研究》（2006年，已出版），崔彦《〈全金诗〉韵部研究》（2008年，已出版），孙洪伟《上古至中古主之谓结构研究》（2008年），张忠堂《汉语变声构词研究》（2010年，已出版），廉载雄《汉语“浊上变去”研究》（2010年，韩国留学生），张冰《〈经典释文〉〈博雅音〉的音系研究及与〈切韵〉的比较》（2010年，即将出版），刘莉《汉魏音读异读字研究》（与耿振生教授合带，2012年），郑妞《上古牙喉音特殊谐声关系研究》（2012年，已获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即将出版），齐晓燕《上古歌月元三部及其他韵部的通转关系研究》（2015年），万群《〈国语〉名动关系研究》（2015年，已获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即将出版），赵团员《上古汉语变韵构词研究》（2016年），陈秀然《同义词词义发展中的平行现象研究——根据平行例证区分词义引申和用字假借》（2017年），王先云《上古汉语动作结果动词研究》（2017年），丁姝《上古幽觉部开合口研究》（2017年）。这些博士论文取得了实绩，引起学界关注。
这些博士论文贯彻的宗旨鲜明：以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为根，取世界语言学的精华而融通之，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之路，为繁荣中国语言学而奋斗。我和我的博士生们具有大致相同的学术理念，对发展中国语言学凝成高度共识，为之奋斗。2002年起，我自始至终参加国际汉语学界开展的一场汉语音韵学方法论的大论战，站在前列，展开中西学者平等对话，不俯视，不仰视，一切以求真务实为依归，力图真正服务于文化建设。这场论战，参加的人数多，国际化程度高，讨论激烈壮观，研究问题深入，波及范围广，影响深远，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前所未有。我们逐渐凝成上述宗旨，这也是中国语言学界绝大多数同仁的共识。我在多篇文章中有针对性地论述这一理念；指导研究生，贯穿了这一宗旨，得到充分认可。我与我的博士生们教学相长，彼此互相影响，令人欣慰。
在汉语史领域，这些博士论文涉及的具体领域比较宽，音义关系、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从研究对象的起止时间说，对上古到金元时期的语言史均有涉及，以先秦两汉为主。汉语史这门学科，一个重要的本土来源，是我国传统的小学。传统小学迄今有两千多年历史，著述如林。既往有很多研究成果可资吸取；理论上，人们对汉语史的认识，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角度说，都没有穷尽，也不可能穷尽，但要出新颇不容易。在我看来，我所指导的这些博士生，基本上都能涵咏古书，读书得间；其博士论文，都是真正从实践、从阅读古书中提出问题，研究的是真问题；有的题目是我帮助选定的，有的是博士生自己选题。他们不汲汲于“接轨”“换轨”“转轨”，脚踏实地，真正将汉语史问题弄清楚。我认为，这是其博士论文没有流于浮泛而真正出新的一条重要经验。
音义关系研究是语言研究的基础工作。语言符号是音义结合体，一般来说，音义结合体是语言符号区别于世界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一种语言中，一个符号区别于另外一个符号的本质属性也在于它们的音义结合关系不同。研究汉语，首先就要确定你所研究的是不是汉语符号，并将不同的汉语符号区分开，这样才能真正科学地研究汉语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汉字史。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其实都离不开音义关系。汉语史各领域的研究，重视整体性考察，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也是我指导的论文具有统摄性的一个特点。我指导的研究生，无论喜欢文字学、音韵学、词汇学，还是语法学，都能够自觉地、有意识地关注到汉语各层面之间的有机联系，在研究方法上对汉语史研究有重要推进。例如万群《〈国语〉名动关系研究》充分吸收音变构词研究成果，将名动关系研究导向一个新高度。只有充分研究好音义关系，才能为相关学科提供基础服务。我国历代学者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反映汉语音义关系的材料，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多缺乏规整、提炼的功夫，留下深深遗憾。
专题研究音义关系的有张忠堂《汉语变声构词研究》和赵团员《上古汉语变韵构词研究》，分别是第一篇专门研究汉语变声构词、变韵构词的论著；刘莉《汉魏音读异读字研究》也在这方面做出成绩。他们较为充分占有相关材料，十分注重个案分析，绝大多数变声构词、变韵构词的考辨能自出新意，完全能站住脚；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分析，多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很有参考价值，推进了汉语音义关系研究。
汉语上古音研究，不仅语言研究需要它，而且先秦古书的正确释读离不开它，因此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有重要的作用。我国学术史上一些重要的学术推进，上古音研究都起先导作用。近几十年来，该领域人才断档现象严重，可信的成果寥寥，我发愿多指导这方面的博士论文。李建强《来母字及相关声母字的上古音研究》、郑妞《上古牙喉音特殊谐声关系研究》、齐晓燕《上古歌月元三部及其他韵部的通转关系研究》、丁姝《上古幽觉部开合口研究》都是该领域的力作。他们的选题都较小，角度新颖，针对性强；关注近几十年上古音研究的重大关切，从微觀角度切入。这些都是以前没有注意到的选题，论文作者都能深入挖掘；非常注重全面收集材料，做细密分析，将微观研究和宏观分析有机结合起来，澄清了既往的不少误解，将人们对于上古音的认识推进到新高度，对摆正上古音研究方向起到明显的作用。李建强《来母字及相关声母字的上古音研究》出版后获得高度评价，产生很大反响；郑妞《上古牙喉音特殊谐声关系研究》当年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后期资助。
崔彦《〈全金诗〉韵部研究》，廉载雄《汉语“浊上变去”研究》，张冰《〈经典释文〉〈博雅音〉的音系研究及与〈切韵〉的比较》是研究南北朝至金元时期语音演变的博士论文，关注学术界已有一定成果而研究得很不够的选题，或在材料的占有上达到新高度，或在研究方法上有新拓展，或采取新的论证角度，或兼而有之，都解决了语音史上的实际问题，推进了相关研究，获得好评。《〈全金诗〉韵部研究》2009年获得大连市政府出版资助，2014年获得大连市优秀著作奖一等奖。
词汇史研究方面，陈秀然《同义词词义发展中的平行现象研究》，借助我提出的区别古代文献语言中词义引申和用字假借的具体办法，较为详细占有语料，细致、绵密地解决了一些字到底是词义引申还是用字假借问题，对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有推进。
语法史的研究，这些年来对既往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既有成果没有多少矫正，避难趋易的现象很严重，研究对象详于今而略于古，对传世最早文献的语法研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多集中在近现代，近现代文献的释读理解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孙洪伟《上古至中古主之谓结构研究》，万群《〈国语〉名动关系研究》，王先云《上古汉语动作结果动词研究》力图弥补此缺憾，致力于研究上古语法。这三篇论文选题难度不小，是很尖端的选题，但都能做到材料翔实，角度新颖，分析较透彻，做得很出色，获得高度评价。他们论文的部分内容都发表在刊物上，得到嘉评。万群《〈国语〉名动关系研究》当年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后期资助。
回顾这些博士生的博士论文写作情况，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学术研究离不开学术碰撞。各位博士在北大学习、研究，认真阅读导师所列的必读书，继承了实事求是的学风，博士论文从选题到每一个重要结论的得出，往往由我组织，或他们自发组织论文报告会，跟邵永海等老师，以及同门师兄弟，同专业甚至相关专业的同学互相切磋，互相碰撞，绽放出奇妙的智慧花朵。这种求学的风气，对后来的同学有良好的传帮带作用，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中国训诂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音韵学会理事。）